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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著名文学家秦观（少游），向以凄清妍丽的词和清新妩丽的诗著称于世；其文则为其诗词盛名所掩，而多为论者所忽视。建国以后出版的多部文学史著作和文学作品选，几乎都不提及或选录秦观之文。实际上，从秦观的作品来看，其文章创作数量并不逊于其诗词创作。以《淮海集》四十卷为例：赋一卷7首，诗十卷240余首，进策、进论、表启、记序、墓志铭等二十八卷共180余篇，挽词一卷20余首。《淮海后集》六卷，其中诗四卷110余首，杂文二卷30余篇。《淮海居士长短句》所收词仅80余首。当然，数量的多寡并不能说明质量的高低。秦观的文章在当时也是颇负时誉的。他的老师苏轼称赞其赋“雄辞杂今古，中有屈宋姿”（《太虚以黄楼赋见寄作诗为谢》），其文“议论锋起，词采绚发”（《辨贾易弹奏待罪札子》）。他的友人黄庭坚称赞他道：“东南淮海惟扬州，国士无双秦少游。欲攀天关守九虎，但有笔力回万牛。”（《送少章从翰林苏公余杭》）又云：“至于议论文字，今日乃当付之少游及晁（补之）、张（耒）、无己（陈师道）。”（《与秦少章书》）《宋史》本传亦称“观长于议论，文丽而思深”。明人张$对秦观之文更是推崇备至，其《淮海集序》云：“盖其逸情豪兴，围红袖而写乌丝，驱风雨于挥毫，落珠玑于满纸，婉约绮丽之句，绰乎如步春时女，华乎如贵游子弟，此特公之绪余者耳。至于灼见一代之利害，建事揆策，与贾谊、陆贽争长，沉味幽玄，博参诸子之精蕴，雄篇大笔，宛然古作者之风，此则其精华也。”近年来，秦观的文章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注目，周义敢的《苏门四学士》、马积高的《赋史》等著作对秦观的文章都作了论述。本文拟步往哲时贤之后尘，对秦观之文作一概观的研究，力图作出公允的评价。

秦观之赋，今存有《浮山堰赋》、《黄楼赋》、《寄老庵赋》、《汤泉赋》、《叹二鹤赋》、《郭子仪单骑见虏赋》和《和渊明归去来辞》等七篇。此外，如《吊%钟文》、《掩关铭》等韵文，亦可归于辞赋之属。

秦观早年对赋颇下过一番功夫，自言：“吾少时用意作赋，习惯已成……不畏磨难，然自以华弱为愧。”（《师友谈记》）他所作的赋，或论史，或咏物，或记游，或述志，题材颇为广泛。《浮山堰赋》是他熙宁二年（1069）二十一岁时的作品。赋以梁武帝天监十三年用魏降人王足计，欲以淮水灌寿阳，乃兴兵二十万作浮山堰于钟离，而淮流湍驶漂疾，将合复溃，以致堰坏人死一事为题材，批评梁武帝好大喜功，轻举妄动。当时新法初起，一时大兴水利，秦赋可能有感而发。赋中描写了淮河暴涨及堰坏人死的情景：

惟长淮之湠漫兮，自桐柏而发源。贯江河以下骛兮，拉泗沂而左奔。走狞雷以赴海兮，驾扶摇而薄山。……倏鲸吼以奔溃兮，与苍苍而俱东。若燃犀之照渚兮，旅百怪而争遒。%马怒而嘘蹀兮，虎蛟咆而相纠。哀死者之数万兮，孤魂逝其焉游……

秦观以将门之后而自诩，其《送少章弟赴仁和主簿》云：“我宗本江南，为将门列戟。中叶徙淮海，不仕但潜德。”又云：“往吾少时，如杜牧之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乃与意合，谓功誉可立致，而天下无难事。顾今二虏有可胜之势，愿效至计，以行天诛，回幽夏之故墟，吊唐晋之遗人，流声无穷，为计不朽，岂不伟哉？于是字以太虚，以导吾志。”（陈师道《秦少游字序》，《后山集》卷十一）《郭子仪单骑见虏赋》就是他熙宁五年（1072）所作的一篇言兵之作。赋中认为只要胜略过人，并输之以诚，就能克敌制胜，对于郭子仪敢于在回纥入寇时单骑见虏，临戎示情的壮举表示仰慕。赋中写子仪见虏时的一段，写出了郭子仪大义凛然的气概和威风：

匹马雄趋，方传呼而免胄；诸羌骇瞩，俄下拜以投兵。……子仪乃外弛严备，中输至诚，气干霄而直上，身按辔以徐行。于是露刃者胆丧，控弦者骨惊。

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对苏轼极为推崇。他曾有诗云：“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徐州英伟非人力，世有高名擅区域。”（《别子瞻》）元丰元年（1078），时任徐州知州的苏轼在领导百姓治理河决之变，修缮城池后，建造了一座黄楼，秦观为此撰写了《黄楼赋》。赋中首先以简劲的笔触，描写了徐州的形势和历史：

列千山而环峙兮，交二水而旁奔。冈陵奋其攫拏兮，溪谷效其吐吞。览形势之四塞兮，识诸雄之所存。

接着，以主要篇幅表彰苏轼善处苦逸的思想境界，并表达了自己对苏轼的景仰之情：“正余冠之崔嵬兮，服余佩之焜煌。从公于斯楼兮，聊裴回以徜徉。”与同时苏辙所作的《黄楼赋》铺陈苏轼守徐时遭遇水患的情景和水退后登黄楼所见的风光相比，秦观之赋显得简练，巧于立言，富于议论，因而主题显明突出。

《吊%钟文》是一篇抒情之作。作者从古乐器%钟长期被埋没，出土后又被无知的县佐毁弃，冶为兵器一事有感而发，不仅借%钟的遭遇慨叹人才的被毁弃，而且更由此引出议论，设想了冶铸%钟的铜的其他用途：或为乐器，或为农具，或为炊具，或为塑像，或“为干越之剑，气如虹霓，扫除妖氛于指顾之间乎？”或“为百炼之鉴，湛如止水，别妍丑于高堂之上乎？”作者认为：“新故相代，未始云毕；纷然殊途，必有一出。决不泯泯，草亡木卒。”即认为真正的杰出人才是很难泯灭的，表现出作者当时具有的积极进取的精神。

如果说秦观早年好功名，那么，由于屡次参加乡贡和进士考试均未成功，他已深知功誉难致，于是效仿汉人马少游，归老邑里，改字为少游。元丰初，他退居高邮时所作的《掩关铭》，颇可反映他这时期的思想生活。铭云：

门有衡衢兮蹄踵联，世不我谋兮地自偏。浑沌是师兮机械焚，何以玩心兮有讨论。插架万轴兮星宿悬，口

目披兮游圣贤，偶与意会兮欣忘餐。植芳树美兮亦既蕃……掩关自娱兮解忧患，啜菽饮水兮颜悦欢，优哉游哉兮聊永年。

这种退隐思想在他熙宁十年（1077）所作的《寄老庵赋》中也有所表现。到了晚年，由于受苏轼的牵连，秦观接连遭到新党的打击迫害，他的思想日趋消极。元符三年（1110），即秦观逝世前不久，他被诏复宣德郎，对此他并无欣喜之情，在这时所作的《和渊明归去来辞》中，他这样写道：

归去来兮，眷眷怀归今得归。念我生之多艰，心知免而犹悲。……省已空之忧患，疑是梦而复非。及我家于中途，儿女欣而牵衣。望松楸而长恸，悲心极而更微。……归去来兮，请逍遥于至游。内取足于一身，复从物兮何求？荣莫荣于不辱，乐莫乐于无忧。

陶渊明委运随化、顺应自然的作品，对于苏轼、秦观这些身遭贬谪、处在流放之地的人，产生了思想的共鸣，使他们得到心灵上的慰藉。然而，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是以喜悦的心情回归自然，与黑暗的世俗社会决裂之言，而秦观之作则是饱尝仕途不幸后的退缩之语。在这之前所作的《自作挽词》中，他以凄惨的口吻诉说：“奇祸一朝作，飘零至于斯。弱孤未堪事，返骨定何时？……荼毒复荼毒，彼苍那得知！”思想显得非常消极。相比之下，苏轼的《和陶诗》富有社会内容，显示出旷达的胸襟，这是秦观所无法达到的境界。

秦观的赋在当时颇为引人注目。赋兴起于先秦，而大盛于两汉。汉赋尚铺叙，魏晋赋则代之以抒情为主。唐赋则渐变以议论，后人因名之以文赋，宋赋更大畅此体。秦观赋写得简练精致，善于议论，正反映出宋赋的特点。至于律赋，原为科举而作，专尚对偶，至宋时已日趋枯燥，以至王安石变法后便罢诗赋。秦观的《郭子仪单骑见虏赋》虽为律赋，但并不是为入试而作，因此能以意发挥，在宋代程式化的律赋中脱颖而出，堪称优秀之作。

议论文是秦观文章中的主要部分。其《淮海集》中有进策三十篇、进论二十篇，均写于元丰初年，而修改于元祐初年他去京师应制科时。这些文章反映了秦观的政治见解和议论文风格。

北宋知识分子为了进身考试的需要，多写有这类文章。如苏轼考制科时就写有《进策》一组，包括《策略》、《策制》、《策断》诸篇。这些文章可以见出作者的才能。秦观的《进策》亦为此而作。他的文章援古以证今，探究历代治乱得失，“知当世利病之所以然者”，“条其意之所欲言者为三十篇”，对当时社会的任吏、财用、法律、治安、边防、贡举等重大国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所谓“以意寓言，以言寓文，示变化之所终始，使天下晓然知之”（《序篇》）。《主术》篇阐述任吏的重要性，以为“人主之术无他，其要在乎能任政事之臣与议论之臣而已”，两者一为人主的“股肱”，一为人主的“耳目”，两者不可短一。《任臣》篇指出：“明君之御臣也不致疑，忠臣之事君也不避嫌。嫌疑之事，皆出于奸臣庸君度量狭隘，心意颇僻，不能以致诚相欺而已。”《朋党》篇指出：“人主御群臣之术，不务嫉朋党，务辨邪正而已。”显然，秦观的这些议论皆有感于汉唐以及宋代庆历党争的历史教训，针对当时新旧党争之事而言。《官制》篇主张“以资待天下有常之士，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材”；《将帅》篇认为：“夫庙堂议边事，则王体不严；将帅之权轻，则武功不立”，建议应将进退赏罚之权尽付将帅等等。这些议论是针对宋代高度的中央集权统治造成了冗官冗兵的现实而言，也是切中时弊之论。在政治见解方面，秦观的观点和苏轼相接近。《治势》篇提出“御天下之术，必审天下之势”的论点，认为神宗即位之始大讲法度，是“以猛政救缓势之术也”；而“元丰之后，执事者矫枉过直”，以至“上下胁迫，民不堪命”，故当前应“以宽政解急势”。这种看法显然是比较客观和辩证的。和苏轼一样，秦观对新法并非全盘否定，而是采取比较折中的看法。对于理财，他并非如旧党中的司马光等人耻言之，而认为“耻言财利之事，是晋人而已矣”；但在具体措施方面，却与新党不同，主张“理财之术，莫若尽地力、节浮费二者而已”（《财用》）。《议论》篇认为，新旧两党采用的差役、免役法都有弊病，主张“无牵于故新之论，毋必于差免之名。悉取二法之可用于今者，别为一书，谓之元祐役法，则嘉祐、熙宁之臣皆默然而心服矣”。然而，秦观毕竟是个书生，空有着美好的想法而已，因此他只能感叹道：“若夫酌民情之利病，因五方之所宣，条轻重之目，此则有司之事，臣所不能知之。”

秦观的进论二十篇皆为史论，反映出他对史事的熟稔以及卓越的史识。苏轼曾称赞秦观“博综史传”（《上荆公书》），此言不虚。秦观对历史确实下过不少功夫，他曾“取经传子史之可为文用者，得若干条，勒为若干卷，题曰《精骑集》”。其进论评骘汉唐人物，一人一题，皆有为而发，不尚空言。如《韦元成论》，讥汉元帝时韦元成等议宗庙之事“乃不达时变”的腐儒之论，从而指出“上古之事不可尽行于中古，中古之事岂可尽行于后世哉”，表现出他的变革思想。《石庆论》分析汉武帝时宰相多非善终，而石庆却能终于相位，是因为汉武帝精明强毅，不愿为臣下所制，石庆“在位九岁，无能有所正言”，正是武帝所需要的。这种对君臣关系的剖析十分深刻，在历史上具有普遍意义。《袁绍论》认为袁绍之败在于不能用人，指出“天下之祸莫大于杀士”，《王俭论》认为：“君子之论人，观其终身之大节”，《李训论》批评唐文宗用人不当等，都强调知人用人，具有现实意义。至于《鲁肃论》为鲁肃借荆州地与刘备一事辩护，《诸葛亮论》认为“诸葛亮虽天下之奇材，亦霸者之臣耳”等观点，也都是独具史识之论。

秦观的议论文，是其文章中成就较高的部分。他认为：“文以说理为上，序事为次。”（《通事说》）他的议论文就以说理和叙事相结合为特点。其文论证时善于旁征博引，如《任臣》篇列举古人荐引之事说明君臣之间不应有嫌疑，云：“古之人有自举其身者，有举其子者，有举其弟者，有举其侄者，有举其内外之亲旧者，而其君不以为疑，其臣不以为嫌者，何哉？以其所举者当而已矣。”随后，文章各引一史实加以论证，层层照应，回绾往复。在论证时，秦观文章也往往运用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以达到文章形象生动的艺术效果，并造成文章的气势。如其《进策序篇》开篇即用了一组比喻：“臣闻春则仓庚鸣，夏则蝼蝈鸣，秋则寒蝉鸣，冬则雉鸣。此数物者微眇矣，然其候未至，则寂寞而无闻；既至，则日夜鸣不已。何则？阴阳之所鼓动，四时之所感发，气变于外则情迫于中，虽欲不鸣，不可得也。”随后才引回到自己献文一事。其《人材》一文则以木匠因各种不同的木材质地而派不同的用处，来比喻用人亦应因其材而用。《奇兵》一文则以“万物莫不有奇”起笔，列举骥马、卢犬、鹰隼、虎等禽兽之奇，“莫邪奇于刀剑，云为山奇，涛为海奇”等一系列比喻，随后归结为“兵之道，莫难于用奇，莫巧于用奇，莫妙于用奇”的论点。值得称道的是秦观的议论文都比较精练，长者不超过千字，最短者如《通事说》一文仅六十字，阐述了文章说理和序事的关系，指出：“盖能说理者始可以通经，善序事者始可以修史。”

秦观的议论文，是他善于向前辈作家学习的结果，其《韩愈论》云：

夫所谓文者，有论理之文，有论事之文，有叙事之文，有托词之文，有成体之文。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发天人之奥，明生死之变，此论理之文，如列御寇、庄周之所作是也。别白黑阴阳，要其归宿，决其嫌疑，此论事之文，如苏秦、张仪之所作是也。考同异，次旧闻，不虚美，不隐恶，人以为实录，此叙事之文，如司马迁、班固之作是也。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骇耳目，变心意，此托词之文，如屈原、宋玉之作是也。钩列、庄之微，挟苏、张之辩，摭班、马之实，猎屈、宋之英，本之以《诗》、《书》，折之以孔氏，此成体之文，韩愈之所作也。

秦观和他的老师苏轼一样，对韩愈推崇备至。他称赞韩愈之文的话，也正是他作文所步趋的。

前人多称秦观文从苏轼文来，如吕本中云“如秦少游之才，终身从东坡步骤次第，上宗西汉，可谓善学矣”（《童蒙诗训》），其实只说出了秦观文章渊源的一个方面。相比之下，秦观文与苏洵文更为接近。苏洵的《几策》、《权书》、《衡论》等文，与秦观的《进策》、《进论》等，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方面，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苏氏父子为文俱有战国纵横家风格。苏洵的《谏论》就认为，致君之道要用“术”，“机智勇辩，如古游说之士而已”，表示：“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秦观亦称道：“美言可以市三寸之舌，胜百万之师。”（《序篇》）其《辩士》篇认为不能因苏秦、张仪而“以辩为纵横之术，讳问而耻言之，则所谓因咽而废食也”，与苏洵的观点如出一辙。苏洵好言兵，重权谋。其《心术》篇云：“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秦观也好论兵法，其《兵法》篇云：“古之论兵者多矣，大率不过有四，一曰权谋，二曰形势，三曰阴阳，四曰技巧。然此四术者，以道用之则为四胜，不以道用之则为四败。……所谓道者何也？治心养气而矣。”这也与苏洵的观点相一致。苏氏父子文章的一些艺术特点，诸如行文开阖变化、语言平易自然等，在秦观文中亦可见到，然而相比之下，苏氏父子的文章更为气势雄放，纵横恣肆，挥洒自如；而秦观文章在这点上显然是略逊一筹的。

宋人朱弁的《曲洧旧闻》载苏轼与子苏过云：“秦少游、张文潜，才识学问为当世第一，无能优劣二人者。少游下笔精悍，心所默识，而口不能传者，能以笔传之。然而气韵雄拔，疏通秀朗，当推文潜。”这些话颇说出秦观杂文的特点。这里说的杂体文，包括记传、书简、序跋和墓志铭等。这些文章在秦观文中也占了不少的比重，理应引起注目。

秦观记现存十余篇，其中有不少为记游之作，如《游汤泉记》可与其《汤泉赋》相参看；《龙井记》中写西湖形胜的一段非常贴切，其云：“西湖深靓空阔，纳光景而涵烟霏。菱芡荷花之所附丽，龟鱼鸟虫之所依凭。漫衍而不迫，纡徐以成文。阴晴之中各有奇态，而不可以言尽也。”其《五百罗汉图记》一文学韩愈《画记》，而几可以与韩作相媲美。文中记述画面上所画五百罗汉等的不同形状，按画中顺序一一记述，眉目清楚，层次分明，有条不紊。同时叙述时有详有略，在句法上力求活泼，避免板滞单调，在单调中见变化，板滞中起波澜。全文不满千字，却能将画中五百罗汉以及佛、菩萨、童子、鸟兽等的不同形状描绘得生动传神，显示出秦观驾驭文字的高度技巧。

秦观的书简多为与师友谈论学术、叙述交谊之作。如《答傅彬老简》云：“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又分析说：苏轼之道“如日月星辰，经纬天地，有生之类皆知仰其高明”，苏辙之道“如元气行于混沦之中，万物由之而不知也”。这些议论虽不免有溢美之处，但对苏氏兄弟的分析十分贴切。他如寄苏轼、苏辙、黄庭坚、孙觉、参寥等师友的信，也都写得亲切自然。

宋代文人画的兴起，促进了题跋这一样式的发达，苏轼、黄庭坚的题跋更将这一样式推到极致。秦观的题跋虽不多，但也不乏佳作。其《书晋贤图后》论大画家李叔时（公麟）题一画曰《醉客图》之非，云：“此画旧名《晋贤图》。有古衣冠十人，惟一人举杯欲饮，其余隐几杖策，倾听假寐，读书属文，了无沾醉之态。”秦观认为李叔时名《醉客图》是“出奇以眩俗耳”。他举了江南一僧每当人问经答不出时便谓人醉的传闻，归结为：“叔时好古博雅君子，其言宜不妄，岂评此图时方在酩酊邪？”批驳好友之论，却写得委婉风趣。其他如《书辋川图后》等文，亦都粲然可观。

秦观所作的墓志铭、行状等文仅十余篇，传主亦多为秦观的师友。秦观的这些文章，往往能抓住传主的生平大事叙述，突出传主的性格特点。如《葛宣德墓志铭》从墓主熙宁间兴修两浙水利时坚持己见，不人云亦云；知长垣时判定伪书地契等事，写出了一个正直刚毅的廉吏形象。《李状元墓志铭》从墓主李常宁得元祐三年状元后三月便病逝一事，感叹士人困于科举，得功名之艰辛，显然寄寓了自己的身世之感，在当时社会中是颇有典型意义的。

综上所述，秦观的各体文章都具有一定的成就，在当时及后代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南宋陈亮编选的《苏门六君子文粹》就选了不少秦观的文章。然而，明清以降，秦观的文章渐为人忽视，有感于“世人多震淮海之诗及词，而不及其文”，近人林纾曾选评秦观的散文，其《林氏选评名家文集·淮海集》序云“实则学东坡之似者，无若少游，此少游之所以不及东坡也”，即认为秦观的文章酷似苏轼而独创性不够，因而笼罩在苏轼文章的巨大光影之中。然而，林纾所说，仅是秦观文章受后世忽视的一个主观原因。客观地说，在两宋作者中，秦观的文章亦可跻入二三流之列。由于中国文学向来崇尚传统，复古主义思潮盛行不衰。自明初朱右《八先生文集》倡“唐宋八大家”之说后，长期以来，论者的研究范围集中在八大家上，即使在八大家中，也只是集中在韩柳欧苏（轼）四大家上。以至于在宋代散文研究中，重北宋而轻南宋；即使在北宋作家中，甚至如曾巩、老苏、小苏之文也长期受到忽视，使散文史的研究出现空白。因此，秦观之文受忽视也是不难理解的了。为了全面、完整地了解散文发展的脉络，我们有必要对秦观以及秦观一类的散文作家进行研究，以补上散文史长链上应有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