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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江西，文化昌盛，人才辈出。即以唐宋八大家而论，宋代六大家中江西就占了三位。北宋中叶，庐陵欧阳修主盟文坛，倡导诗文革新；南丰曾巩、临川王安石一时并起，羽翼欧阳（修），各以杰出的文学成就著称于世。他们三人的政治倾向和文学活动，是密切相关的。然而，长期以来，学者比较注重对欧阳修和王安石的研究，而对曾巩的研究却甚少涉及。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曾巩与王安石的交往史实作一番考索，并就两人的学术思想与文学成就作一些概括的比较。

曾巩（1019—1083），字子固，江西南丰人。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江西临川人。曾、王两人年岁相若，南丰和临川两地相近，而且曾巩少时亦居临川^①，因此两人受到同一乡邦文化的熏陶。然而，由于王安石家在临川“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②，所以他少时随父亲王益转宦各地，早涉时世，其间虽也回临川多年，却未能与曾巩结识。

庆历元年（1041），王安石入京师应礼部试，曾巩游太学^③，两人始相识。清人顾栋高所撰《王荆国文公年谱》谓景祐三年（1036）王安石随父入京时与曾巩相识，这是不可靠的。盖曾巩“始冠游太学”^④，景祐三年尚在南丰，年方十八，亦不得谓“始冠”，且曾、王两人集中均无早年交游的文字。曾巩的《寄王介卿》一诗，生动地记载了两人初识时的情景。诗云：“忆昨走京尘，衡门始相识。疏帘挂秋日，客庖留共食。纷纷说古今，洞不置藩域。……始得读君文，大匠谢刀尺。周孔日以远，遗经窜墙壁。倡佯百怪起，冠裾稔回慝。君材信魁崛，议论恣排辟。如川流浑浑，东海为委积。如跻极高望，万物著春色。寥寥孟韩后，斯文大难得。嗟予见之晚，反覆不能释。”曾巩在诗中充分表达了他对王安石文章才能钦敬之情。两人相见恨晚，一见如故。后来，曾巩又写了《怀友》一首寄王安石，追述了自己和王安石的结交情形，表达自己对王安石的渴慕。同样，王安石对曾巩也十分敬佩。其《赠曾子固》诗云：“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挟才乘气不媚柔，群儿谤伤均一口。吾语群儿勿谤伤，岂有曾子终皇皇？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王安石在诗中将曾巩比作汉代的班固与扬雄，评价很高。

曾、王相识后的次年即庆历二年，王安石高中进士，签书淮南判官，开始了仕途生涯。从这时至嘉祐八年（1063），王安石又先后出任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群牧判官、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三司度支判官和知制诰等职。而曾巩是年再次落第，迟至嘉祐二年（1057）才中进士，为太平州司法参军，后入京召为编校史馆书籍，历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兼判官告院等职。相异的仕途生涯，并未影响两人的友谊。这一时期，两人交往甚密，相互唱酬。庆历四年（1044），王安石回临川时，曾顺道过访曾巩；嘉祐二年，安石知常州时，曾巩亦来小住。今存两家集中的来往书信和唱酬诗文十余首，也多作于这段时间。两家兄弟也互相来往唱酬。同时，曾、王两人还相互揄扬。王安石青年时鲜为人知，而曾巩虽屡试不第，却因深得欧阳修的奖掖而声誉鹊起。庆历四年（1044），曾巩多次上书欧阳修等当世名人，荐引王安石。其《上欧阳舍人书》云：“巩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甚称文。虽已得科名，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其人。”曾巩还将王安石之文进呈欧阳修，欧阳修见之，对王安石大为赏识。当曾巩遭人毁谤时，王安石则为之辩护。其《答段缝书》云：“巩文学议论，在某交游中不见可敌。其心勇于适道，殆不可以刑祸利禄动也。”其《答王景山书》亦云：“足下又以江南士大夫为无能文者，而李泰伯、曾子固豪士，某与纳焉。”李觏字泰伯，江西南城人，是北宋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在政治上主张改革，曾巩曾从李觏学。王安石将曾巩与李觏并称江南豪士，当然也受到他们的一定影响。

熙宁元年（1068），宋神宗诏时任翰林学士的王安石越次入对，次年以为参知政事，三年拜相。王安石执政后，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了震惊北宋的变法革新运动。由于对改革的内容和方法等的理解不同，曾巩和王安石之间产生了分歧。前人所说曾、王“始合终暌”就是指这一时期，其证据就是曾巩熙宁初在京写的《过介甫归偶成》一诗。诗云：“结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直道讵非难，尽言竟多迕。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这首诗显然是曾巩在自己的忠告未被王安石采纳后的怅然而归之作，诗中并没有反对新法之言。不久，曾巩便出朝外任，熙宁二年通判越州，历知齐、襄、洪、福、明、亳等州，至元丰三年（1080）回朝，留判三班院，进史馆修撰、中书舍人；而王安石这时已辞相回江宁隐居。在整个新法推行期间，曾、王两人分处异地，两人没有直接交往的文字，但这并不能说明两人的友谊陷于破裂。王安石为人固执刚愎，正如曾巩所言“勇于有为，吝于改过”（《宋史·曾巩传》）。他对于反对或不赞成新法之人，即使如师友欧阳修、曾巩之人，也是一概斥之，时人“既尝忤王荆公，无复荐引之者”^⑤。曾巩深知王安石的个性与为人，其《答袁涉书》云：“辱书说介甫事，或有以为矫者，而叹自信独立之难。然介甫者，彼其心固有所自得，世以为矫不矫，彼必不顾之，不足论也。”曾巩自己为人亦傲忽，不为矫伪，自言“不知苟曲以取容，但信朴愚而自守”（《齐州谢到任表》），因此他也不屑于在官场钻营。这也是曾、王两人晚年交情日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应该指出，曾巩并非是新法的反对者，他也主张革新朝政，只是不赞成王安石的革新方案而已。在外州任上，曾巩也曾积极推行新法，并尽可能减少新法之流弊，对利用新法而行私欲之人，曾巩深恶痛绝、嗤之以鼻。如他“在齐，会朝廷变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民用不扰。使者或希望私欲有所为，公亦不听也”^⑥。这一时期，曾、王两人虽无直接交往，但两家交情未断。曾巩之弟曾布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助手。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长子王雱（元泽）卒，曾巩写了《祭王元泽文》。文中云：“天生相君，典领斯文。笃生我公，达观博闻。……昔者孔孟，子实克嗣。韶向被凿，自为问异。问时述作，惟我公是。道德之泽，遂及后然。”文中对王安石父子作了高度评价。

综观曾、王两人的交游史实，可见他们之间有着十分深厚的友谊，晚年的失和并没有影响一生的友谊，因此，曾、王“始合终暌”之说只是一种皮相之论。曾、王的友谊，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某于子固，亦可以忘形迹矣”（王安石《与孙侔书》），“非子世孰吾相投”（曾巩《发松门寄介甫》）。他们之间这种诚挚深厚的友谊，是建立在共同的思想基础上的。

曾、王两人受到同一乡邦文化的熏陶，又有着相近的家学渊源。曾巩的祖父曾致尧，“性刚率，好言事，前后屡上章奏，辞多激讦”（《宋史》本传），“其在朝廷，疾当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忧怜百姓、劳心万事之意，而推大臣从官执事之人观望怀奸、不称天子属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难言，则人有所不敢言者。虽屡不合而出，其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祸福动其意也”（曾巩《先大夫集后序》）。曾巩的父亲曾易占，亦留心国事，著有《时议》十卷，对当时治国方略多所建明^⑦。王安石的父亲王益，亦为官清廉，留心国事，好议论“古今存亡治乱之所以然”（王安石《先大夫述》）。他俩的父祖之学给曾、王两人以极深的印象。同时，他们两人少时家庭都比较清寒，对下层生活有亲身体验，因此都有改革弊政的要求，他们都欢呼庆历新政的实施。曾巩称之为“一切欲整齐法度，以立天下之本，而庶几三代之事”（《上杜相公书》）；王安石则欢呼：“赐诏宽言路，登贤壮陛廉。相期正在治，素定不烦占。”（《读镇南邸报癸未四月作》）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了他对宋代社会改革的比较完整的方案。曾巩的《本朝政要策》一文，也系统地考察了宋朝的考课、训兵、贡举、学校、钱币、赋税、南蛮、契丹、边籴、漕运等五十项事，涉及政治、军事、财政、教育等各个方面。吏治问题是曾巩尤为注意的中心。他的不少文章都论及“养士”，即如何培养吏才。曾巩认为，吏治应清明，官吏要敢于直言进谏。这些观点与王安石的看法也是比较一致的。在长期的地方官任上，曾、王两人都重视民生疾苦，发展生产，力所能及地为民消灾弭难，皆有政绩可述。两相比较，所不同的是曾巩更注意吏治问题，王安石则更注重理财。而在理财问题上，曾巩的观点与欧阳修等人比较接近，强调节用；王安石则强调生财。在改革的看法上，曾巩主张比较稳妥，王安石则比较急于求成。笔者认为这些也是导致曾、王晚年失和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王两人还有着相近的学术渊源。他们都推崇孟子、扬雄和韩愈等历代大儒，以继承孔、孟正统为己任。曾巩认为：“仲尼既没，析辨诡词，骊驾塞路。观圣人之道者，宜莫如于孟（轲）、荀（况）、扬（雄）、韩（愈）四君子之书。”（《上欧阳学士第一书》）王安石也表示要“以孟、韩之心为心”（《送孙正之序》）。值得注意的是，曾、王两人都极其推崇扬雄，并为扬雄出仕王莽新朝作辩护。曾巩称颂“扬雄纂言准仲尼”（《扬颜》），认为：“巩自度学每有所进，则于雄书每有所得，介甫亦以为然。则雄之言不几于测之而愈深、穷之而愈远者乎。故于雄之事有所不通，必且求其意。”（《答王深甫论扬雄书》）王安石对扬雄更是推崇备至，称颂“儒者陵夷此道穷，千秋止有一扬雄”（《扬子三首》），认为：“扬雄者，自孟轲以来未有及之者，但后世学士大夫多不能深考之尔”，“扬雄亦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不修廉隅以侥名当世”，“扬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奈何欲非之乎？”（《答龚深父书》）当时学者多不把扬雄仕莽视作失节。不过，曾、王为扬雄辩护，并非为了顺乎时议，而是出于思想上的共鸣。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扬雄‘少不师章句’，正是冲破当时章句笺注经学而务明儒道的一位学人，他的‘明道’、‘征圣’、‘宗经’的思想，他的道‘可则因，否则革’的观点，都可以在曾巩身上找到踪迹。这是他为扬雄仕莽辩护的深刻的思想根源。”^⑧同样，这也是王安石为扬雄仕莽辩护的重要原因。

论述曾、王两人的学术思想，就必然要涉及两人与欧阳修的关系。曾巩是欧阳修的得意门生。庆历元年，欧阳修初识曾巩，“见其文奇之”（《宋史·曾巩传》）。次年，曾巩落第南归，欧阳修作《送曾巩秀才序》，称：“曾生之业，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弃之，可怪也。”他还认为：“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曾巩）为喜。”（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曾巩对欧阳修极为崇敬，称颂欧阳修“其文章、智谋、材力之雄伟挺特，信韩文公以来一人而已”（《上欧阳学士第二书》）。欧阳修之学“以经为正，而不汩于章读笺诂”（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即本于早期儒学，注重经世实用。这正是曾巩一生奉行不懈的指导原则，他“言由公诲，行由公率”（《祭欧阳少师文》），一生以欧阳修为表率。曾巩读书颇为广泛，“六艺百家史氏之籍，笺疏之书；与夫论美剌非、感微托远、山镵冢刻、浮夸诡异之文章，下至兵权、历法、星官、乐工、山农、野圃、方言、地记、佛老所传”（《南轩记》），均有涉猎。这一点与王安石相似，王安石也“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答曾子固书》）。王安石对欧阳修也早就倾慕，“尝与巩言，非先生无足知我也”（曾巩《上欧阳舍人书》）。在曾巩的荐引下，王安石与欧阳修引为神交。至和元年（1054），王安石入京为群牧判官，与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相识，欧阳修以“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赠王介甫》）之句赠王安石，对他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王安石对此十分感激，自言“蒙恩不弃，知遇特深”（《上欧阳永叔书》）。在学术思想上，两人都受到欧阳修的影响，对汉儒以来的章句训诂之学极为不满。曾巩指斥汉儒“传记百家”之学“其弊至今尚在”（《新序目录序》），认为：“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战国策目录序》）王安石也认为：“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答曾子固书》）他还认为：“孔子没，道日以衰熄，浸淫至于汉，而传注之家作……学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于传注之学也久矣。”（《书洪范传后》）因此，王安石执政后，便重新训释儒家经典，作为自己变法的思想武器。以王安石为代表的“荆公新学”，在宋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它的形成，正是在包括欧阳修在内的北宋中期出现的哲学思潮影响下的结果，以致有人认为王安石是“庐陵门人”（《宋元学案》）。

然而，曾、王两人的学术思想也有相异之处。例如对于佛教，曾巩与乃师欧阳修一样，继承了韩愈的传统，以排佛为己任。其《梁书目录序》就是一篇著名的辟佛之作，文中以萧梁王朝溺佛致亡的历史教训，说明崇佛对于国家的危害。他的不少佛院记，如《分宁县云峰院记》、《鹅湖院佛殿记》、《兜率院记》等，按题应是阐扬佛理之作，但在曾巩笔下却无一例外都是辟佛之作。王安石则认为佛教中有可以为儒家所吸收的东西。针对曾巩指责他读佛经一事，王安石辩解道：“方今乱俗不在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答曾子固书》）故人称“荆公欲明圣学而杂于禅”（《宋元学案》）。王安石晚年由于政治活动的失意，希望从佛教中寻求解脱，因而耽于禅悦，由早期的以儒为主、兼采佛老，变为佛教的信徒，被苏轼称为“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王安石赠太傅敕》）。比较而言，曾巩是一个以继承儒家道统为己任的醇壹的儒者；王安石则是一个“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为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苏轼《王安石赠太傅敕》）的一代学术的开创者，其学术思想更带有现实的实践色彩。

从总体来看，曾、王两人的学术思想是基本一致的。宋人黄震云：“南丰与荆公俱以文学名当时，最相好，且相延誉。其论学皆尊古，其师尊皆主扬雄，其言皆纤悉于制度，而主《周礼》。”（《黄氏日抄》）正因为曾巩“不是拘执不化的泥古迂儒，而是双目注视现实、知权达变的通儒”^⑨，所以他才能被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引为知交。

曾、王两人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倾向，也是十分接近的。曾巩为文，与乃师欧阳修一样，继承了韩愈的文学思想，主张重道以充文，提出“蓄道德而能文章”（《寄欧阳舍人书》）的观点。他称赞欧阳修之文：“其根极理要，拨正邪僻，掎挈当世，张皇大中，其深纯温厚，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无半言片辞踳驳于其间，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祖师也。”（《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不过，曾巩所指的道，并非性理之道，而是“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国家天下而已，非汲汲乎辞也”（《答李讼书》）。曾巩很重视文章的社会作用，认为：“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南齐书目录序》）同样，王安石为文也主张重道崇经、经世致用，认为：“文者，礼教治政云尔。……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上人书》）王安石明确地把文辞看作“器”，即视为政治工具。王安石也主张“文贯乎道”（《上邵学士书》），自称“安石不为通乎道者，曰有志乎道可也”（《与杨蟠推官书》）。他指的道，与曾巩一样，指的是治国安邦、经世致用之道，其《周礼义序》明确指出“惟道之在政事”，这正是重道崇经的目的。正因为曾、王两人的文学思想如此接近，以致不少研究批评史的学者，把曾巩的文论引为以王安石为代表的经术派文论的同调⑩。

作家的文学创作必然受到其文学思想的影响，曾、王两人亦是如此。他们两人在当时皆以古文名世。时人韩维称：“自唐衰，天下之文变而不善者数百年。欧阳文忠公始大正其体，一复于雅。其后公与王荆公介甫相继而出，为学者所宗，于是大宋之文章炳然与汉唐侔盛矣。”曾、王两家的古文皆长于议论。两人对儒家经典都用力很深，因此文中都带有浓厚的经学色彩，显得温醇雅洁。这一特点在两家的序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曾巩的目录序与王安石的经义序并为后世学者所推重。方苞云：“南丰之文长于道古，故序古书尤佳”，“目录序尤胜，淳古明洁，所以能与欧、王并驱”（引自《唐宋文举要》）；而王安石的“三经义序，指意虽未能尽于义理，而辞气芳洁，风味邈然，于欧、曾、苏氏诸家外别开户牖”（引自《古文辞类纂》）。两家的文章都善于引经据典。如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一文，引用的经典有《诗经》、《尚书》、《易经》、“三礼”和《孟子》等。曾巩的《福州上执政书》一文，仅开头就引了十余处《诗经》中关于“先王养士之法”的诗句，不啻是一篇《诗经》论“养士”的资料汇编。两家的散文风格都有简洁峻爽的特点。茅坤曰：“南丰之文深于经，而濯磨乎《史》、《汉》。深于经，故确实而无游谈；濯磨乎《史》、《汉》，故峻而不庸、洁而不秽。”（《唐宋八大家文钞·曾文引》）这也正是王安石文的一个特点。据说，欧阳修有次曝书得王安石所作《许氏世谱》，忘其谁作，竟说：“介甫不解做得凭地，恐是曾子固所作。”（引自《朱子语类》卷一三九）由此可见曾、王两家古文风格之接近。比较而言，两家相异处在于曾文纡徐平和，接近于欧阳修；而王文则趋向于拗折峭刻的一面。

王安石诗文兼长，并有少量词作名世。曾巩集中有存诗四百余首，虽数量远逊于王安石，但论内容的广泛和现实性，却与安石差堪比肩。曾巩与王安石一样，早年多作古体诗。其《追租》一诗，反映了农民的痛苦生活，揭露了官吏的横暴和地主的贪婪，与王安石的《感事》等诗不惟思想内容一致，而且造语也颇相近。曾诗云：“内外奔气势，上下穷割剥。奈何呻吟诉，卒受鞭棰却。”王诗则云：“原田败粟麦，欲诉嗟无赇。间关幸见省，笞扑随其后。”再如，王安石的《河北民》等诗，指责北宋王朝用“岁币”厚赂辽、夏统治者，以乞得边陲的暂时苟安之局，给边境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曾巩的《胡使》一诗也表达了相同的主题。至于曾巩的七言绝句，如《城南》、《西楼》等，“更有王安石的风致”。可以说，曾巩和王安石在文学成就上也是可以相伯仲的，这一点已为文学史所证明。

①曾巩《上齐工部书》云：“巩世家南丰，及大人谪官以还，无屋庐田园于南丰也。祖母年九十余，诸姑之归人者多在临川，故祖母乐居临川也。居临川者久矣。”（《曾巩集》，中华书局版，以下引曾巩诗文均出自该书）

②王安石《上相府书》（《临川先生文集》，以下引王安石诗文均出自该书）。

③曾巩《王君俞哀辞》：“庆历元年，予入太学，始相识，馆余于家，居数月，相与讲学，会余归，遂别。”

⑧王水照先生《曾巩散文的评价问题》（载《唐宋文学论集》，齐鲁书社版）。

⑨王水照先生《曾巩散文的评价问题》（载《唐宋文学论集》，齐鲁书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