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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史上，曾巩是一位以主要精力从事散文创作并卓有建树的作家，不仅在北宋文坛上名扬一时，而且被后人列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可见影响深远。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北宋建昌军南丰（今江西南丰县）人。嘉祐二年（1057）登进士第，开始步入仕途，官至中书舍人。卒后追谥文定，后人称为南丰先生。

曾巩出生在一个世代书宦的家庭，家世奉儒。他的祖父曾致尧，以直言进谏闻名于世；其父曾易占留心国事，著有《时议》十卷，所议“皆天下事，古今之所以存亡治乱”（王安石《太常博士曾公墓志铭》）。父祖辈之学问、风范给曾巩以极大的影响。

曾巩从事政治、学术和文学创作的年代，在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当时正是北宋王朝开始由盛入衰转变的时期，国家积贫积弱的形势已经形成，诚如曾巩的好友王安石所言：“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为了扭转这种局面，统治集团中有抱负远见的政治家们纷纷力图革新朝政。从庆历新政到熙宁变法，朝野上下充满着革新与守旧的矛盾和斗争。从青年时代走上文坛起，曾巩就以主张革新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为师，并与改革派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尔后步入仕途，在地方官任上，曾巩也总是励精图治，为民尽力。然而，曾巩为世人所羡称的主要还在于他的文学创作，尤其是散文创作。

曾巩在政治上主张革新，认为“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战国策目录序》）；在学术上崇尚儒学，认为世之“大贤者”，要“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下”；“口讲之，身行之，以其余者又书存之，三者必相表里”（《上欧阳学士第一书》）。这种思想倾向也必然决定了他的文学思想和散文创作的倾向。曾巩的散文继承、发扬了我国古代散文“文以载道”的传统，倡导“文道合一”，强调要“蓄道德而能文章”（《寄欧阳舍人书》），为文要做到不虚美，不隐恶，“议之不徇”而“文章兼胜”。他认为：“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南齐书目录序》）曾巩的文学观，与其师欧阳修“文与道俱”、“事信言文”、“文以明道”的观点是十分接近的。因此，他和欧阳修一起成为我国古代文论中“义法说”的奠基人。由于曾巩对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即文与质）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因而他的文章皆因事而发，有为而作，“其言古今治乱得失、是非成败，人贤不肖，以至弥纶当世之务，斟酌损益，必本于经”（曾肇《亡兄曾巩行状》），并且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自从青年时代步入文坛，在数十年创作生涯中，曾巩创作了大量的散文，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结合曾巩的生平和创作发展的轨迹，可以将他的散文创作分为青少年时代的求学和求仕、中年耕读、初入仕途、转宦七州和晚年的京官生活五个时期来加以考察。以下就曾巩在各个时期的散文创作的内容及其风格变化，作一简要的阐述。

一、求学和求仕时期

这一时期从曾巩青少年时代求学起，到庆历二年（1042）他第二次入京应试落第南归时讫。曾巩青少年时期，除随父在如皋任所住过一段时间外，基本上是伴随祖母在家乡南丰及附近的南城、抚州等地度过的。宋代的江西，是一个文化昌盛、人才辈出的地方。在家乡，曾巩开始了求学生涯，五岁时就和兄长入学诵经。他记忆力很强，读书过目辄通，很早就善作文，“年十有二，日试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也”（曾肇《亡兄曾巩行状》）；“十六七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知好之，锐意欲与之并”（《学舍记》）。家学的渊源和乡邦文化的熏陶，使曾巩早谙世事，早立大志。他十分关心国家社稷的存亡，关注历史兴衰的教训，自谓“嗟予计真不自料，欲挽白日之西颓。……龙潭瀑布入胸臆，叹息但谢宗与雷”（《冬望》），不愿像南朝时人宗炳和雷次宗那样去做无意于国事的人。因此，曾巩和当时大多数士子一样，走上了科举求仕的道路。景祐三年（1036），他十八岁时首次应试，却名落孙山。庆历元年（1041），他再次入京应试。这次入京，曾巩认识了两位对他终身产生影响的人士：一位是同来应试的青年士子王安石，另一位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曾巩和王安石两人客庖同食，携手共行，纵论古今，砥砺文章，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曾巩还投书拜见了欧阳修，欧阳修读其文后大加赞赏，认为“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对他“不以众人待之”（《上欧阳学士第二书》）。次年，曾巩落第南归，欧阳修作《送曾巩秀才序》，希望他“广其学，坚其守”。从此，曾巩把欧阳修奉为师长，“言由公诲，行由公率”（《祭欧阳少师文》），以致前人有欧、曾并称之说。

曾巩的散文创作发轫于这一时期。他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文章虽然不多，但从《南丰先生集外文》和其他零星的记载中，还是可以窥见他这一时期的创作趋向的。庆历元年，曾巩入京时曾“稿其文数十万言”，以游于太学。《国体辨》、《邪正辨》、《问尧》、《论习》、《说用》、《说言》等一组议论文，可能就包括在其中。这些文章多效法先秦诸子和孟轲、韩愈的文章风格，写得慷慨任气，纵横奔放，显示出曾巩散文长于议论的特点。然而，这些文章往往气势外露而欠蕴藉深厚，多模拟前人而少独创精神。欧阳修初读其文，就觉察到曾巩文章的这种不成熟之处，对他加以指点和疏导。欧阳修有诗曰：

这一时期从庆历三年（1043）至嘉祐元年（1056）。这十四年，曾巩大部分时间是在家乡度过的。落第南归后不久，曾巩便染上肺病，几年间一直是疾病缠身。病愈不久，庆历七年（1047）九月，曾巩失官十余年的父亲曾易占在进京等待朝廷任用的途中暴病身亡，曾巩扶灵回乡，历尽辛苦。本来已日见窘困的家境经此劫难更趋衰落。皇祐五年（1053），曾巩的长兄曾晔又因病去世。从此家庭的重担全部落在曾巩的身上。十余年间，曾巩不得不终日为一家老小的生计奔忙，挑起了抚育九妹四弟成长的重担，如他所言“十年万事常坎#，奔走未足供藜羹”（《初夏有感》）。这一时期是曾巩人生道路上最为困苦与凄凉的时期。

就在这种窘境中，曾巩开始了他艰苦的耕读生活。他率诸弟躬耕垄亩，耕作之余则尽力于学，“用心于载籍之文，以求古人之绪言余旨。以自乐于环渚之内，而不乱于贫贱之中”（《与杜相公书》）。自谓“我身今虽落众后，我志素欲希轲卿”（《初夏有感》），立志成为如孟轲一样的儒学大师。数年之间，他博览群书，六艺百家、史籍笺疏、兵权历法、方言地志，乃至佛老所传，靡不毕读。涉猎虽广，但“一正以孔孟，其挥乃韩庄”（《读书》），以儒家圣贤之道作为鉴别与择取的准则。尽管困处乡邑，曾巩对国事仍十分关心。庆历新政开始时，他给范仲淹、蔡襄等改革派人士写信，反复申说自己的政治见解，表达对庆历革新的热情与期望。庆历新政失败后，曾巩“感愤痛切，废食与寝，不知所为”，痛斥奸险小人的卑劣行径，以“启告觉悟天下之可告者”，“发于天子视听，有所开益”（《上欧蔡书》）。由于身居下层，对民生疾苦有真切的体验和了解，曾巩的政治主张也渐臻成熟，他更明确改革势在必行，写下了《本朝政要策》五十首等文章，系统地阐述了对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君臣关系等各个方面的看法。可以说，这一时期也是曾巩的思想和学问趋向成熟的重要阶段。

广博深厚的知识和生活的积累，为曾巩文学上的成功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尽管这一时期为生计所迫，“不得专力尽思，琢雕文章”，但他对创作依然是“为之有不暇”（《学舍记》），因而作品相当丰富。这一时期是曾巩散文创作的第一个丰收期。他的不少优秀作品，如《寄欧阳舍人书》、《与孙司封书》、《墨池记》、《学舍记》、《南轩记》、《宜黄县县学记》、《抚州颜鲁公祠堂记》等，都写于这时期。曾巩这一时期的散文，较之前一时期已有长足的进步。庆历三年所作的《分宁县云峰院记》，辞采铺张，工于刻画，气势奔放，体现了曾巩早期散文的特点；而叙事有条不紊，议论纡回曲折，则显示了曾巩散文风格的演进。庆历七年所作的《醒心亭记》，虽然是规摹欧阳修文之作，但在艺术上也有独到之处。文章在结构上层层推进，先叙作文的缘起，次记登亭远眺的所见所感及亭名的由来，再论欧阳修之“贤”和“难遇”。这样，由构亭到记景，由记景到题名，由题名到论人，步步深入，称颂了欧阳修作为百千年间“难遇”的“大贤”的广阔襟怀。文章写得俯仰慨然，摇曳生姿，极富情感，有反复唱叹之妙，深得欧阳修散文的风神。而庆历八年（1048）写的《墨池记》一文，则标志着曾巩散文的风格从奔放粗率向雍容典雅的转化。这篇短文由记墨池而论及治学和为人，借事立论，即事生情，写得纡徐百折，婉曲从容。文章因小及大，小中见大，表现出作者思路的开阔和识见的高超，蕴藉尤为深厚。当然，这一时期的散文有时还呈现出风格不稳的状态，表现为笔力的不足，在纡徐婉曲之中还不时流露出率直粗放，格式和气象还有规摹前人的痕迹之处。但是，这种不稳定的情形正显示出曾巩散文风格的演变轨迹，是一个散文大家在多方取法、转益多师并逐渐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情形，曾巩的文章风格也由此趋于成熟。

三、初入仕途时期

这一时期从嘉祐二年（1057）曾巩及第起，到熙宁二年（1069）他出任越州通判前讫。嘉祐二年，时为翰林学士的欧阳修奉命知贡举，他一革场屋之弊，而倡导诗文革新，尽黜为文雕琢、险怪、奇涩者。在这次科举考试中，曾巩偕其弟辈及妹夫一门六人同时及第。同科及第的还有苏轼、苏辙兄弟。当时苏洵与王安石也已闻名于世。这次科考使唐宋古文八大家中的宋代六大家同时活跃于文坛，成为宋代文坛的一大盛事。对于曾巩来说，这次科考使他的生活和创作也产生了根本的变化。

曾巩及第后，于嘉祐三年（1058）出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附近）司法参军。三年后，他因欧阳修的举荐，入京充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兼判官告院。八年馆职期间，曾巩从事编校书籍的工作，一度还参与修史。他以严谨的态度整理古籍，为保留和挽救文化遗产做出了贡献，同时也因此受到传统文化的深一层的浸润。

踏上仕途，尤其是八年的馆阁生活，使曾巩对北宋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认识更趋深刻，因而作文的底蕴更加深厚。当时他文名正盛，创作力也极其旺盛，除了应人之求作记、赠序等之外，曾巩还结合编校书籍，写下了不少目录序。大量的创作，使曾巩确立不久的雍容典雅的散文风格趋向稳定和成熟。这一时期是曾巩散文创作的第二个丰收期。他这一时期创作的优秀作品有《战国策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南齐书目录序》、《筠州学记》、《苏明允哀辞》、《赠黎安二生序》、《王深父文集序》等。曾巩在这些文章中或总结历史兴废的经验教训，或剖析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弊端，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抒写自己的人生志趣和亲友之思等。他这一时期的散文，在艺术手法上也更趋娴熟，表现为依经立论，说理透彻，行文纡曲，运笔柔婉。最能体现这些特色的是曾巩这一时期所作的目录序。如《列女传目录序》一文，首先概述《列女传》的流传及整理情况，揭明刘向作《列女传》的本旨是“以谓王政必自内始，故列古女善恶所以致兴亡者以戒天子”，然后围绕着“王政必自内始”这一论题，广泛征引经典，展开深入酣畅的议论。文章考述详核，叙述明净，结构精严，甚得校书作序之体。再如《战国策目录序》一文，作者在引出刘向的评论之后，便从正反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作者首先以孔、孟二人“独明先王之道”为例，阐明“法以适变，不必尽同；道以立本，不可不一”这一“不易”之理，为全文的议论奠定了基础；接着又列叙战国游士苟且欺诈的行为，说明他们“为世之大祸明矣”；从而进一步阐明，只有先王之道是“因时适变”、完善无弊的，因而也是不可改易的。文章至此再拓开一层，说明不应因《战国策》有邪说而“灭其籍”，而应“明其说于天下”，使人皆知邪说之不可从，由此说明了《战国策》得以保存之故和校书之必要。文章“节奏从容和缓，且有条理，又藏锋不露”（吕祖谦《古文关键》）。全文谋篇布局谨严，转折呼应自然，在遣词造句方面，骈散结合，对比、设问手法交叉运用，造成抑扬起伏、说理透辟的效果。清人方苞评曰：“南丰之文，长于道古，故序古书尤佳，而此篇及《列女传》、《新序》目录序尤胜，淳古明洁，所以能与欧、王并驱，而争先于苏氏也。”（引自《唐宋文举要》）正因如此，曾巩的目录序，才能和欧阳修的史论序、王安石的经义序，同被誉为序体之名作。

四、转宦七州时期

这一时期从熙宁二年（1069）曾巩出任越州通判起，到元丰三年（1080）他移知沧州途中留京师勾当三班院讫。这十二年间，曾巩转宦七州，先是通判越州，二年后调知齐州，之后又移知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这十二年是曾巩与现实政治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时期。曾巩转宦七州之始，正值北宋政坛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刻。熙宁二年，曾巩的好友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次年拜相。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从经济、政治、军事和教育科举制度等方面，开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由于对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实施方法等的理解不同，曾巩和王安石这两位相交数十年的挚友之间产生了分歧，从此交情日疏。然而，曾巩并非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他也主张革新朝政，只是不赞成王安石的一些革新方案而已。在外州任上，曾巩也曾认真地推行新法，并尽可能减少新法之流弊；对利用新法而行私欲之人，曾巩是深恶痛绝的。如在越州，曾巩革除“免役法”实行中的弊端，下令禁止逾期摊派，在大旱之年组织灾民生产自救，以度过饥荒。“在齐，会朝廷变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民用不扰。使者或私欲有所为，公亦不听也”（曾肇《亡兄曾巩行状》），在齐州，曾巩还组织力量兴修水利，疏浚渠道，肃清盗贼，开设学校，以致齐州大治。这十二年间，曾巩转宦七州，所至皆有治绩，这多少有点使他聊以自慰：“自知孤宦无材术，谁道京师有政声。”（《亲旧书报京师盛闻治声》）

曾巩转宦七州的这十二年，是他仕宦生涯中政绩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他散文创作的又一个丰收期。这一时期，他的散文作品数量极为可观。如在齐州和福州任上，他就各作有散文十余篇。在作品的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曾巩这一时期的散文也有新的发展。他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与他的政治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是他仕宦生活的真实记录，从中反映了曾巩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如《越州鉴湖图序》一文，是他在越州通判任上，考察了鉴湖的沿革和现状，重新绘制鉴湖图后所作的序。曾巩在文中记述了鉴湖的各种水利设施及对当地农业生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复田为湖以保证农业生产发展的正确主张，从而反映出他着眼于长远利益的政治眼光。再如《齐州北水门记》一文，记录了他在齐州知州任上兴修水利的业绩；《徐孺子祠堂记》一文，则是他在洪州知州任上建造东汉名士徐孺子祠堂后所作，体现出曾巩表彰先贤、推行教化的精神。他这一时期所作的《襄州宜城县长渠记》、《越州赵公救灾记》等名篇，也都着眼于吏治，藉记录为民兴利的清官事迹，为后人树立为官的榜样。曾巩这一时期的散文，在艺术表现方面也达到了纵笔自如、无意不达的地步。他这一时期的散文，叙事则细密周详而不冗繁，如《齐州北水门记》、《襄州宜城县长渠记》、《越州赵公救灾记》等；描景则生动具体，用字精严，如《道山亭记》等；志人则真切自然，充满感情，如《亡妻宜兴县君文柔晁氏墓志铭》、《二女墓志》等；议论则曲折顿挫，含蓄茹咽，如《范贯之奏议集序》、《王平甫文集序》等。由于对儒家经典用力甚深，曾巩的文章带有浓厚的经学色彩，因而显得温醇雅洁。这一风格特点在曾巩这一时期的散文中显得尤为突出。如他在福州任上所作的《福州上执政书》一文，是为请求辞免福州太守任移官京师或近京一便郡，以便能奉养在京的老母而作的。文章的叙述与议论完全是以经义为准则，仅开头就引了十余处《诗经》中关于“先王养士之法”的诗句。文章征引经义，随引随释，从阐释“先王养士之法”转到自己求请归养高堂的意图，以引释经典为委曲陈情奠定基础，显得庄重典雅。明人茅坤评曰“本风雅以为陈情之案，而其反复咏叹，蔼然盛世之音”（《唐宋八大家文钞》），就指出了曾巩文章依经立论的特点。

五、京官生活时期

这一时期从元丰三年（1080）曾巩移知沧州途中留京师勾当三班院起，到元丰六年（1083）他病逝于江宁为止。元丰三年秋，曾巩移知沧州，途经京师时，蒙神宗召对，曾巩就改革官制、紧缩费用等问题陈述了自己的见解，很为神宗所赏识，诏留三班院供事。次年，曾巩被任命为史馆修撰，编撰《五朝国史》。元丰五年四月，他升任中书舍人，不久便因母丧解职回江宁居丧。元丰六年四月，曾巩病逝于江宁，享年六十五岁。晚年的京官生活，是曾巩创作生涯中的最后一个时期。在这短短的几年中，曾巩虽然在仕途上遂了心愿，如他所言：

他这一时期值得可述的就是编撰国史。曾巩熟稔史实，以史学见称当时，编撰国史是他倾全力之事。然而，当他刚撰写了作为国史首篇的《太祖皇帝总叙》进呈神宗后，便因不称上意而罢修国史。可想而知，曾巩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的心情是失望的。他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不多，比较著名的还是这篇《太祖皇帝总叙》。曾巩在文中概括了宋太祖的历史地位与业绩，对他作了高度的称颂。文章叙述简明，概括精炼，议论纵横，气势磅礴，显示了曾巩高度的叙事艺术和卓越的史识，是一篇成功的史论文章。然而，宋太祖禅位给其弟宋太宗一事是北宋社会一个敏感的话题，作为太宗后代的宋神宗，对曾巩如此称颂太祖有不悦之意，也是可以理解的了。这样，曾巩便没有可能继续撰写国史了，中国历史上也就遗憾地少了一个史学家，他还是主要以一个散文家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作为一个散文家，曾巩在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为后人留下了《元丰类稿》等著作，其中包括了四百余篇散文。曾巩的散文内容丰富，体裁多样，在写作上有着多方面的特色。概括而言，曾巩散文的艺术特色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长于议论，精于说理。曾巩是一个以主要精力从事议论文写作的作家，他的文章大多为议论文。需要指出的是，议论文是中国古典散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代散文家注重议论文的表现手段，使议论文也富于艺术性。曾巩也正是围绕着长于议论、精于说理而形成自己的散文风格和写作特色。

曾巩是一位深受儒学熏陶的作家，他的议论文往往以儒家经典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明人茅坤就曾指出曾巩散文的这一特点：“其议论必本于六经，而其鼓铸剪裁，必折衷之于古作者之旨。”（《唐宋八大家文钞》）这特点，在曾巩的几篇“目录序”和“学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宜黄县县学记》一文论述立学的重要性，便从探述儒家礼乐教化之意，叙述古代学校的教学内容、方法及其培养人才的成绩写起，“说得古人教学意出”（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九），“非深于经术者不能”（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文章依经立论，气势浑雄博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曾巩文章中的议论，往往与叙事、写景、抒情结合在一起。他的不少论说文是夹叙夹议、以叙出论的。如《唐论》一文，通过对唐太宗为政得失的分析比较，慨叹圣君子难得，士人之不遇。文章先列举三代至隋的治乱分合的史实，说明“成、康殁而民生不见先王之治”的论点；然后再列举唐太宗虽“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仍“不得与先王并”，至于“有天下之志”而“天下之材不足”的汉文帝就更不足议了。作者溯古论今，指出像唐太宗这样的君主已是周文王、周武王之后千年一遇的贤君了，但是还比不上“先王之治”，从而在叙述史实中重申了文章的论点。曾巩的《先大夫集后序》是一篇别具一格的人物传论。文章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在反复称述其祖父曾致尧本忠君爱民之心，不为利害祸福所动而“勇言得失”、“切论大臣”的事迹的同时，对其“屡不合而出”，“卒以龃龉终”的悲剧流露出深沉的感慨。特别要指出的是，除了论说文之外，曾巩的其他体裁的散文也多以议论行之，突出地体现了议论与叙事、写景、抒情相结合的特点。如《寄欧阳舍人书》一文，本是一封感谢信，作者却没写多少感谢之言，而从推究铭志的原本落笔，论述只有“畜道德而能文章”之人，才能写出“公与是”且“文章兼胜”的墓志，从而将感谢之意蕴含于议论之中，阐发了一大篇做人为文的大道理。再如《墨池记》、《抚州颜鲁公祠堂记》等文，俱是在记叙中阐述作者的人生见解，议论风生，令人寻味。

第二，注重布局，结构谨严。曾巩散文受乃师欧阳修的影响很深，在风格上偏于“阴柔”一面。曾巩为文喜欢敛气蓄势，藏锋不露，表现在结构上往往是纡徐婉曲，包蕴密致。如其《先大夫集后序》一文，对其祖父曾致尧的悲剧命运寄寓了深沉的感慨。曾巩采用层层迭转、娓娓而谈的结构形式来曲折地传达内心深沉的悲哀。他在文中把造成其祖父悲剧命运的根源归咎于当时朝臣的非难，而把其祖父尽忠直言的品格归美于天子的纳谏，即所谓“主圣臣直”，措辞极有分寸。文章藏锋不露，委婉周匝，而意在言外，足见作者的良苦用心。再如《寄欧阳舍人书》一文，抓住“畜道德而能文章”这一论题反复论证，由古及今，层层推进，条分缕析，最后才回到感谢欧阳修作铭的题旨。明人茅坤评曰：

此书纡徐百折，而感慨呜咽之气，博大幽深之识，溢于言外。（《唐宋八大家文钞》）

曾巩散文在谋篇布局方面颇具匠心，其文章的结构安排与文章的立意相得益彰，不落常套。如《墨池记》一文，因临川墨池传为书圣王羲之的故迹，而其地现为州学舍，而求曾巩作文记之者为州学教授，教授的目的又是“欲推其事以勉学者”。故文章在结构上采取双线交错递进，将探讨王羲之书法成功的原因与勉学主题结合起来，推而论之，“能与学两层到底”（何焯《义门读书记》），从学习书法推及道德修养，从王羲之推及天下的仁人志士，认为“欲深造道德”，就须努力于学，从而深化了文章的立意。再如《徐孺子祠堂记》一文，将徐孺子与“直道正言”、“趋死而不避”的东汉党人作比较，认为“忘己以为人，与独善于隐约，其操虽殊，其志于仁也”，对徐孺子在“大木将颠”时的行藏进止予以赞赏。文章开头首先叙述徐孺子所处的东汉后期的政治形势，对东汉党人予以高度评价，乍看似乎离题，其实正是为引出下文对徐孺子的评价和对比作了铺垫和陪衬。

曾巩散文在结构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谨严有序，层次分明。这一特点在他的记叙文中，尤有明显的体现。其记叙文往往叙事细密，条理清晰。《越州鉴湖图序》、《襄州宜城县长渠记》、《越州赵公救灾记》等文，都善于将纷繁杂乱的事件交代得一清二楚。《越州鉴湖图序》先叙鉴湖的地理环境，《襄州宜城县长渠记》一文先叙宜城长渠的历史沿革，均征引历史记载，或纵或横，面面俱到，详赡周匝而无冗繁之弊。《越州赵公救灾记》一文，更以实录手法，从赵抃的灾前调查和准备、救灾措施、工作作风和救灾取得的成就等方面逐一写来，详尽周匝地记叙了赵抃救灾的全过程。明人茅坤评曰：

赵公之救灾，丝理发栉，无一遗漏；而曾公之记其事，亦丝理发栉，而无一不入于机杼，及其髻总。（《唐宋八大家文钞》）

第三，善于剪裁，文字峻洁。曾巩为文，简而有法，即能抓住中心，围绕论题而选择材料，予以剪裁，使得文章论点集中，不枝不蔓，文体爽净，文字峻洁。因此，其文议论时虽纡徐委婉，周匝详严，却无松散、繁芜之弊。如《先大夫集后序》一文，因已有欧阳修等写的曾致尧的神道碑等文详细记述了其生平事迹，故曾巩此文就择取其祖父“勇言当世之得失”这一点来逐次叙述其宦迹，而省略了对其生平事迹的介绍，避免了雷同。《范贯之奏议集序》一文也是如此，对序主的世次、州里、历官、行事等一笔带过，以突出重点。在叙述时，曾巩往往择要而写，详略得当。如《抚州颜鲁公祠堂记》一文，作者选取了一个新的视角，在颜真卿“捍贼”与“忤奸”这两件生平大事中，着力写其“忤奸”的刚直，而辅之以“捍贼”的威勇，相辅相成，突出了颜真卿百折不挠、威武不屈的形象，从而表现出曾巩关心吏治、砥砺臣节的一贯思想。曾巩集中的不少短文，尤能体现曾巩文章简而有法的特点。如《送傅向老令瑞安序》一文仅百余字，寥寥数笔便写了一位学古守道、贫贱不移的儒士的形象，笔墨极其省俭，而内容又如此丰厚。再如《送赵宏序》、《送王希序》、《赠黎安二生序》等文，也是语简义丰之作。

曾巩文章的简而有法，还得力于其文字的简练峻洁。曾巩为文善于引经据典，文章底蕴深厚，因而能做到语虽简而意颇丰的艺术效果。如《移沧州过阙上殿劄子》一文，其间论历代兴废一节仅二百余字，就历数了自夏至五代数千年的历史，清人沈德潜赞之为“用笔简练，居然史法”，而又尤为推重其中“魏之患，天下为三；晋宋之患，天下为南北”一语，认为“省语简古”（《评注唐宋八家古文》）。曾巩为文，好用短句，用字尖新，因而显得峻峭。如《道山亭记》一文，描摹闽中山行之奇和水行之险一段，就是如此，颇有柳宗元文章峻洁峭刻的特点。其文章结句往往也近于峻峭，显出笔力的矫劲，使文章免于流入拖沓平庸的境地。如《墨池记》一文中两段文章的结句，一则云：

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

两节文字收束全文，起到了峻而不庸、洁而不秽的艺术效果。茅坤评曰：

夫文不确实，则不足以发挥事理；不峻洁，则其体裁繁蔓、字句瑕累，亦不足以成文矣。南丰之文深于经，而濯磨乎《史》、《汉》。深于经，故确实而无游谈；濯磨乎《史》、《汉》，故峻而不庸、洁而不秽。（《唐宋八大家文钞》）

确是深中肯綮之语。

曾巩散文取得的成就，是对我国悠久的散文传统继承的结果。他的散文在当时就获盛名，得到当时文坛巨擘欧阳修的高度评价；身后更被置于唐宋古文八大家之列，成为后世学习的榜样，尤其在明清两代，更是盛誉不衰。只是到了现代以来，由于对中国古代散文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以致曾巩的散文颇遭冷落。随着对中国古典散文的深入研究，以曾巩散文为典范的实用性的古典散文，也正在为越来越多的读者所正确认识，从而显现出其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原裁《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八卷第四期，1995年12月；

又载拙编《曾巩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