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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中的苏洵，是一位以主要精力从事议论文写作，并以议论见长的散文大家。其杰出的议论才能，不仅独步于时，影响巨大，而且沾溉后世，历久不衰。

今存苏洵《嘉祐集》中所收的文章，除了为数不多的几篇杂记、祭文和一些书信以外，其余皆为议论文。以十五卷本《嘉祐集》为例，其中议论文八卷，书信四卷，谱例、杂记、祭文等二卷，杂诗一卷。就议论文在其集中所占的比例而言，苏洵在唐宋八大家中是首屈一指的。

苏洵的议论文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他精心撰写的系列文，包括《几策》二篇（《审势》、《审敌》）、《权书》十篇和《衡论》十篇等，反映他对宋朝当时内外形势的分析及其对策，是苏洵政论文的代表。另一类是他的学术著作，包括《六经论》、《太玄论》、《史论》、《谏论》、《管仲论》和《明论》等十数篇，其内容或是对第一类文章的某一论点的理论发挥和补充，或是对某个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评论，反映了苏洵的思想倾向。这两类文章充分显示了苏洵的论说艺术。

除了议论文之外，苏洵的其他各体文章也显示着强烈的议论色彩，打破了文体的界限。《上皇帝书》一文，是苏洵在嘉祐三年（1058）居家辞召赴试而上宋仁宗的。在这篇上书中，他把自己治国的意见“条为十通，以塞明诏”。这十条意见是重爵禄、罢任子、严考课、尊小吏、复武举、信大臣、重名器、专使节、停郊赦和远小人。可以看出，这些意见主要涉及政治改革，其核心是吏治改革，这和他在《几策》等文章中的一些论点是相一致的，是苏洵关于改革的一系列议论的概括和总结。这篇上书各自为段，段段自为一意，条分缕析，说理透辟，文长五千余言，实际上是一篇议论文的巨制。

苏洵的许多书信也颇具议论色彩。嘉祐元年（1056），他率两子轼、辙入京应试，给当时的名公贵人写了不少要求荐引的信。在这些信中，苏洵大量陈述自己的观点，以求得到重视。在给宰相富弼的《上富相公书》中，他总结了宋兴以来寇准和范仲淹等改革的几次经验教训，希望富弼能有所作为，俨然是一篇史论。在给枢密使韩琦的《上韩枢密书》中，他论述了养兵和用兵之道，实质上是一篇兵论。他写给宰相文彦博的《上文丞相书》，则阐述选用人才要“略于始而精于终”的观点，是一篇人才论。这些观点也是和他在政论文中阐述的观点相一致的。其他如写给枢密副使田况、翰林学士欧阳修的《上田枢密书》、《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的论散文部分，则纯然是一篇散文史论。他在嘉祐八年（1063）写的《上韩昭文论山陵书》，批评韩琦主持为宋仁宗修陵园厚葬一事，则是一篇诤谏之论。

苏洵杂记文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同样表现出强烈的议论色彩。《张益州画像记》是一篇记体文，叙述成都太守张方平治绩显著，百姓为其画像之事。苏洵在文中并不罗列张之治绩，而是借自己与当地百姓的对话，发表了一番议论：“未乱易治也，既乱易治也。有乱之萌，无乱之形，是谓将乱。将乱难治。”《木假山记》是苏洵托物咏怀的一篇名作。他在文中首先假设了树木的种种不幸遭遇：“或蘖而殇，或拱而夭”，或“任为栋梁则伐”，或“为风之所拔，水之所漂”，而在“漂沉汩没”、“激射啮食之余”，被人发现后制成木山，置于堂上，其间经过了多少艰难的过程。然后，他把笔锋转到描述自己家中所蓄的木假山三峰，由此借物寓慨，抒发了自己郁郁不得志而又不愿与世浮沉、力图自立的感情，在议论中包含了自己求仕不成的隐痛。《仲兄字文甫说》和《名二子说》，是两篇题材相近的文章，都是解释起名的缘由，但是写得各有千秋。苏洵在前文中一反自己文章古朴的特征，而是铺张华丽，他由读《易》，“至涣之六四，曰‘涣其群元吉’”，发现其兄苏涣字公群之义有异，遂为其兄改字文甫；并从“风行水上曰涣”之义出发，以风水相激自然成文为喻，阐述不能不为之文才是天下至文的道理，是一篇形象的文论。后文仅八十余字，从轼、辙的不同功用及其结局的议论出发，说明给两子命名的缘由，深刻地表现了他对两子不同性格的理解以及对其前途的希望和担忧，语言凝练而内涵丰富，是一篇精悍短小的议论文。

综上所述，可见苏洵的议论几乎是无处不施的。然而，奠定苏洵作为散文大家地位的并不仅在于其议论文数量之多，而主要在于他杰出的论说艺术。大体说来，苏洵的议论文“博辨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具体地分析一下，苏洵的议论文有着多方面的特色。

文以意为主，立意贵在新颖和深刻。苏洵的文章皆有为而发，“议论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欧阳修《荐布衣苏洵状》）。他的文章或扩前人所已发，或阐前人所未发。《管仲论》、《六国论》、《项籍论》等都是历代文人探讨的话题，苏洵之作却能自出机杼，选择独特的角度来加以论述。对于管仲这样一位千古称颂的贤相，苏洵却能指出其不足之处。他在《管仲论》一文中，从本与末的角度出发，指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则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牙；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因为管仲为相乃出于鲍叔牙之荐举，而管仲病危时却没有荐贤以自代，仅告诫齐王不可用竖刁等三人，所以，苏洵认为“仲可谓不知本者矣”。文章主题深刻，发人深省，虽为惊人之笔，“而又特袅袅百折，情态不穷”（《古文辞类纂》引刘大櫆语）。

苏洵的议论文论点集中，往往围绕一个中心展开，具有较强的逻辑性。这一特点在他的几组系列文章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作者往往在标题中就展示文章的中心内容，如《审势》、《审敌》、《心术》、《攻守》、《任相》、《重远》和《养才》等。他的议论文往往开头就提出论点，然后层层推进地加以论证；在论证时，善于围绕论点提出设问，以醒人耳目，并形成文章的波澜。《六国论》的论证特点就是如此，文章开头提出论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文章接着提出设问，分别从“赂秦”与“未尝赂秦”两类国家的情况来分析论证，从一个方面探讨了六国灭亡的原因。《心术》一文的论证特点也是如此，文章也是开头便提出论点：“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这种开门见山的论述方法，可谓深得作文“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的妙诀。

苏洵的议论文在论证时，善于引用大量史实，“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加强论点的说服力。苏洵的议论文中不少是史论，如《六国论》等。作者谙熟历史，善于从历史的角度来纵论现实。除了在这些史论中大量引用史实外，苏洵的其他议论文也多如此。在《谏论》一文中，苏洵首先指出游说之术可以作为谏法者有五条，即理喻之、势禁之、利诱之、激怒之、隐讽之五条；随后他分层论述，在每条“说之术”后都列举了三件史实来作为引证。在论述时，他还善于作贴切的比喻，使抽象的议论得以形象的表现，而不致给人以枯燥乏味的感觉。在《审势》一文中，苏洵以中医诊病必须先分阴阳来比喻六国不可赂秦。在《六国论》一文中，他引用战国游士“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之说，来比喻审时度势。在《仲兄字文甫说》等文中，苏洵更是极尽铺陈排比、夸张形容之能事。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他用了一大段文字来形容孟子、韩愈、欧阳修三人的散文风格：

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间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

这段评论准确而又形象地把握住了三家散文的风格特征，故长久以来被评论家奉为圭臬。

苏洵的议论文还善于注意结构的安排。他的三组系列文章，有着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几策》两篇是他对宋朝内外形势的分析及其对策，作者认为治国必须先“定所尚”，即制定带有根本性的指导方针，而“定所尚”须先“审势”；《权书》、《衡论》各篇就是他针对当时政治、军事、经济等形势而提出的应对策略。这些文章主题鲜明，基本上是一题一意；综合而论，则每篇又是一部巨制中的一个段落。他的一些单篇文章，如《上皇帝书》、《心术》、《谏论》上篇等，也采用了这种结构方式。这种结构方式，脉络分明，层次清楚，使人一目了然。苏洵的议论文还有一种结构方式，即在单篇文章中注意首尾照应，周匝谨严。《审势》、《六国论》、《项籍论》等，都采用了这种结构方式，体现出苏洵文章曲折多变的特点。

苏洵议论文纵横恣肆、气势雄放的风格的形成，还得力于其文章语言的古劲简切。苏洵文章中固然也有几篇词采华赡的文章，然而这些不是他的笔墨用力所在。苏洵文章主要通过凝练简切的用词造句，形成论点集中、论断斩截的特点。上文提到的《名二子说》这篇短文，颇能体现苏洵文章的这一特点。其文曰：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总之，苏洵文章的论说艺术，正如宋代另一位散文大家曾巩所概括的那样，其文“少或百字，多或千字，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见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苏明允哀词》）。苏洵的议论文风格，在当时是独具一格的，既不同于欧阳修的纡徐婉转、唱叹有情；也不同于王安石的峭刻拗折和曾巩的平易温醇，而自是一家面目。他的议论文，是对我国源远流长的古典散文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苏洵文章强烈的议论色彩，是同他长期浸淫于历代论说文名家名著分不开的。其子苏辙曾称道：“先君博观古今议论。”（《历代论》）苏洵也曾自述：

数年来退居山野，自分永弃，与世俗日疏阔，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诗人之优柔，骚人之精深，孟、韩之温醇，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投之所向，无不如意。（《上田枢密书》）

可见苏洵用力之深。比较而言，苏洵受《战国策》一书的影响最深。前人评论其文，或如张方平所说：“左丘明《国语》，司马迁善叙事，贾谊之明王道，君兼之矣。”（《文安先生墓表》）或如朱熹所说：“司马迁文雄健，意思不贴贴，有战国文气象。贾谊文亦然。老苏文亦雄健。”（《朱子语类》）其实，司马迁和贾谊文章的渊源也有部分来自《战国策》，如清人刘熙载所说：“《国策》文有两种：一坚明约束，贾生得之；一沉郁顿挫，司马子长得之。”（《艺概》）所以，还是苏洵同时的王安石的评论最为直截了当：“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邵氏闻见后录》）

《战国策》一书，记叙了当时一批以应对辩难、纵横游说为业的策士的生平言行。在这些号称“天下骏雄弘辩之士”中，固然有苏秦、张仪那样为个人利禄而不惜朝秦暮楚之徒；然而，平心而论，他们大多明于形势，熟于兵法，长于图谋策划、应对辩难，不乏富国强兵之术；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们以布衣身份平交君侯，不计名利为天下奔走，如鲁仲连之类千古称颂的人物。苏洵对战国策士这种以布衣之尊行天下的行径极为羡慕，认为“夫士之贵贱，其势在天子；天子之存亡，其权在士”（《上王长安书》）。即使如苏秦、张仪之类，他也表示“吾取其术不取其心，以为谏法”（《谏论》）。《战国策》一书，对于苏洵文章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苏洵好权术，就是这种影响的表现。

权术，这是指权宜机变的谋略，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内容，探讨如何利用各种形势来处理各种矛盾，以达到稳固的统治等。早在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就有申不害的论“术”，慎到的论“势”，以及孙武、吴起等兵家的战略战术论，更出现了一批以行“纵横之术”为业的策士，形成了“权术”这门学问。今存第一部目录学著作《汉书·艺文志》的“兵家略”，就专设了“权谋”一类。降及后世，随着儒家学说的统治地位的确立，历代统治者一方面仍需钻研权术以维持统治，另一方面却装模作样地视权术为“邪道异端”。尽管如此，权术千百年来仍是学者研究不衰的课题，苏洵就是一位以研究权术著称的散文大家。

苏洵的著作中，有许多是关于权术方面的论述。在《几策》、《权书》、《衡论》和《上皇帝书》等主要著作中，苏洵集中地论述了自己的政治、军事思想等内容，而这些内容往往是从权术的角度来立论的。《审势》篇提出：“天下之势有强弱，圣人审其势而应之以权”，所谓“善养身者先审其阴阳，而善治天下者先审其强弱，以为之谋”。这就是苏洵权术论的根据。他的一系列文章，都是从这个角度来阐述论点的。《权书》十篇和《审敌》等文，是苏洵的“言兵”之作，他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系统论述了军事问题。《心术》篇探讨的“心术”，就是主将的自我修养。作者在文中，从“战之道”、“将之道”等方面来论述这一问题，提出了“知理、知势、知节”的观点，以及根据敌我形势，用“长短之术”等战术策略，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再如《法制》篇论“将战必审知其将之贤愚”，《强弱》篇论“智者轻弃吾弱而使敌轻用其强，忘其小丧而志于用大得”，《攻守》篇论攻守之道，《明间》篇驳孙武用间谍之术等，也都从战略战术的角度立论。《权书》中的几篇史论，如《六国》、《项籍》、《高祖》等，通过对历史上兴亡盛衰的分析，论述了战略战术上值得深思的问题，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衡论》十篇，是为了补充和发挥《权书》而作的，论述范围比《权书》更为广泛。除了法制、兵制、田制等问题外，这组文章主要论述的是吏治问题。从《远虑》、《御将》、《任相》、《重远》、《广士》、《养才》这些篇名中，就可以窥见这些文章的大旨。《远虑》篇指出：“圣人之道，有经，有权，有机。是以有民，有群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经者，天下之民举知之可也。曰权者，民不得而知矣，群臣知之可矣。曰机者，虽群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矣。”苏洵把“权”、“机”也看作是君王治天下之道的组成部分。宰相当然应该是君王的腹心之臣，所以择相非常重要，《任相》篇着重论述了这一问题。苏洵认为：“任相之道，与任将不同”，“御相以礼，御将以述”，“人君御臣相易而将难”。《御将》篇指出：“将有二，有贤将，有才将，而御才将尤难”，“御贤将之术以信，御才将之术以智”。《广士》、《养才》等篇论君主举用人才应不拘一格，因人而异，也是从权术的角度立论的。

如果说《几策》、《权书》、《衡论》等篇论述的主要是君主的统治之术，那么，《谏论》等篇论述的则是为臣之术。在封建社会中，君主实行专制统治，“君为臣纲”是千百年来不可动摇的信条。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君主一方面要求臣子对自己绝对服从；另一方面，也要臣子殚精竭虑地为自己效力，允许臣子尽忠进谏、直言谠论。然而，这两方面的要求是极难同时做到的。君主往往刚愎自用，连唐太宗这样以善于纳谏著称的开明君主也免不了对谏臣意气用事，何况一般平庸之主呢。因此，历史上有不少为进谏而掉脑袋的臣子，如被儒家奉为臣子尽忠的楷模的龙逢、比干等。苏洵对此却认为：“夫臣能谏，不能使君必纳谏，非真能谏之臣；君能纳谏，不能使臣必谏，非真能纳谏之君。”他对儒家宣扬的进谏之说提出异议，认为：“古之论谏，常与讽而少直，其说盖出于仲尼。吾以为讽直一也，顾用之之术何如耳……仲尼之说，纯乎经者也；吾之说，参乎权而归乎经者也。”苏洵所说的“用之之术”，就是“机智勇辩，如古游说之士而已”。他认为，游说之术可以作为谏法者有五条：

理而喻之，主虽昏必悟；势而禁之，主虽骄必惧；利而诱之，主虽怠必奋；激而怒之，主虽懦必立；隐而讽之，主虽暴必容。悟则明，惧则恭，奋则勤，立则勇，容则寡。致君之道，尽于此矣。

他认为，要掌握这种“术”，就必须向战国策士学习；唐代魏徵之所以能直谏，又能使唐太宗纳谏，这是因为他曾钻研纵横之术，因此以谏臣著称。苏洵还指出：“夫游说之士以机智勇辩济其诈，吾欲谏者以机智勇辩济其忠。”他认为：

龙逢、比干不获称良臣，无苏秦、张仪之术也；苏秦、张仪不免为游说，无龙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龙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术；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以为谏法。

苏洵的《六经论》，也表现出“善识变权”的特点。对于《易》、《礼》、《乐》、《诗》、《书》和《春秋》这些儒家经典，苏洵从“机权”的角度探讨了圣人作经的用意。《易论》云：“圣人之道，得礼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废，尊之而不敢废。故圣人之道所以不废者，礼为之明而易为之幽也”，“圣人惧其道之废而天下复于乱也，然后作易”，“此圣人用其机权，以持天下之心，而济其道于无穷也”。苏洵在这里把《易经》也视作权术论，显然是和儒家之说异趣，所以有人指责道：“机权两字诬圣人矣。”（王文濡《古文辞类纂校注》卷三）《乐论》分析乐之产生，认为“礼之始作也，难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难久”，圣人“于是观之天地之间，得其至神之机，而窃之以为乐”。因为“用莫神于声，故圣人因声以为乐”，音乐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所以“为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礼也。礼之所不及而乐及焉，正声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苏洵在这里把乐也看作一种权变的手段。他的这种“权变”说，在《书论》中表现得更为透彻，他说：

风俗之变，圣人为之也。圣人因风俗之变，而用其权。圣人之权用于当世而风俗之变益甚，以至于不可复反。幸而又有圣人焉，承其后而维之，则天下可以复论。不幸其后无圣人，其变穷而无所复入则已矣……及观《书》，然后见尧舜之时与三代之相变如此而亟也。

苏洵从对夏商周三代“忠之变而入于质，质之变而入于文，其势便也”的分析，得出结论：“夫固由风俗之变，而后用其权；权用而风俗成，吾安坐而镇之。夫孰知夫风俗之变而不复反也。”苏洵在这里更把“权”的作用，提高到移风易俗、稳定天下的地位了。

当然，苏洵论权术有时也表现出谲诳变诈之弊。其《心术》中说：“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听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这显然是一副玩弄权术的口吻。又如《衡论引》中所说：“事有可以尽告人者，有可告人以其端而不可尽者。尽以告人，其难在告；告人以其端，其难有用。”《明论》中说：“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愚，有所及，有所不及……从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约而成功博也。”如果说这些话还含有一些人生哲理的意味，那么，《明论》中的这种话就带有一些变诈的色彩了：

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举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历数之至于九，而不知其一，不如举一之不可测也，而况乎不至于九也。

苏洵的好权术与其长议论是互相联系的，有着深刻的个人和社会历史的原因。苏洵处在北宋积贫的社会环境之中，颇想有所作为，“喜言兵，慨然有志于功名者也”（曾巩《苏明允哀词》）。苏洵少年游荡不学，自言“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对现实人生有一定的认识。他“年二十七始大发愤……闭户读书为文辞”（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然而他仕途不遇，举进士及茂才异等俱不中；同时，宋对辽、西夏的战争的接连失败，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新政的很快夭折，这一切使苏洵对社会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他决定“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上韩丞相书》），“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精粹，涵蓄充溢，抑而不发久之”，直到“脑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时，才发而为文（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苏洵的一些议论也颇切中时弊，他提出的一系列治国强兵的策略也是切合实际的，因而被时人誉为“真王佐才”。苏洵就是想通过议论权术，来达到以布衣之尊行天下的理想。

苏洵讲权术，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儒家学说。除上述《六经论》外，他的其他著作也表现出这种倾向。其《利者义之和论》，根据《周易》乾卦、文言所言“利者义之和”、“利物足以和义”之论，阐述治理国家需要“利义相为用”的道理，这就和孔子所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点相左。这种思想倾向固然是苏洵独特的生活经历的表现，也是他所处时代的思潮的反映。早在隋末唐初，随着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被改变，在儒学上反映这个阶层利益的“章句之学”也开始受到排斥。自初唐王通以来的主通变的学说，中经刘知几等一批史学家的疑经思想的发展，在中唐形成了啖助、赵匡、陆淳一派讲《春秋》学的疑经学派。陆淳学派在政治上主张通权达变，认为“通其变以亦不失其正”（《春秋微旨》卷中），已表现出儒学异端的色彩。以章句注疏为主的汉学，也在这时开始了向好谈性理的宋学的过渡。这种疑经思想，在北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关于《易》、《春秋》和《周礼》的研究成为显学。学者借《易》发挥哲理，以论证现实的社会秩序；借《春秋》倡导尊王，以维护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借《周礼》以申述改革积弊的政见（参见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七册）。与苏洵同时代的欧阳修，不仅是倡导诗文革新运动的旗手，而且也是一个“不惑传注”、敢于疑古的勇士，正如朱熹所云：“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欧阳修）、原父（刘敞）、孙明复（孙复）诸公，始自出议论。”（《朱子语类》）苏洵的这种颇具儒学异端色彩的权术论，也正是这一思潮影响下的产物。

苏洵的长议论与好权术，在当时就曾耸动朝野，并且沾溉后世。苏轼、苏辙兄弟，无论在思想倾向还是在文章写作方面，都深受其父影响，善于议论，颇有父风。“一门父子三词客”，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苏洵上继韩、欧，下启轼、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降及明、清，苏洵文章更成为士人学习的榜样。

然而，建国以来对于苏洵的研究进展甚微。究其原因，恐怕是与对古代散文概念的不甚明确和思想不够解放有关。我国古代有大量脍炙人口的议论文，出现过不少著名的论说文大家。如果用现代文学理论中的散文概念去要求古代作家，势必会把大量的议论文划出散文领域之外，这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态度。因此，我们应从中国古代散文的具体情况去研究议论文的文学性；而加强对苏洵文章的研究，会有助于我们对古代散文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并为今天的议论文写作提供借鉴。再以权术而论，作为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权术的研究也不容忽视。权术中包含的辩证法、方法论等方面的合理内核，理所当然地可以为我们所继承。同时，苏洵这样一个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在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中是颇有典型性的。因此，对苏洵及其作品的深入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了解学术发展，都是大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