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民之病，治国之疵
——庆历新政对王安石的影响

王安石步入仕途后不久，就遇庆历新政的实行。庆历二年（1042），年仅二十二岁的王安石进士及第，赴扬州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简称“签判”），开始了仕途生涯。初入仕途的王安石，充满了理想和锐气。他到扬州赴任后不久，就给时任谏官的田某上书，指责他在“国之疵，民之病亦多矣”之时，未能“建一事寤主上”。王安石认为，做官不应“猎取名位”，而应“不矜宠利，不惮诛责，一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国之疵”（《上田正言书》）。庆历新政的推行，正符合王安石的心愿。

庆历三年癸未（1043）三月，前后执政长达二十年的保守派代表吕夷简罢相，宋仁宗遂欲更改弊政，增谏官员，以闻名天下的刚正之士欧阳修、王素、余靖等为谏官。四月，又任命蔡襄为谏官，以享有很高声望的名臣韩琦、范仲淹为枢密副使。八月，以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九月，范仲淹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覃思信、重命令、减徭役”十事作为改革纲领。仁宗下令将此颁行全国，开始了史称的“庆历新政”。庆历新政得到了朝野上下正直之士的极大欢迎。如当时的著名学者石介就著有《庆历圣德颂》，欢呼：“众贤之进，如茅斯拨；大奸之去，如距斯脱。”

这年四月，王安石在旅途中读到邸报，得知韩、范为枢密副使时，十分兴奋，写下了《读镇南邸报癸未四月作》一诗：

赐诏宽言路，登贤壮陛廉。

相期正在治，素定不烦占。

众喜夔龙盛，予虞绛灌"。

太平讵可致，天意慎猜嫌。

王安石一方面为仁宗开放言路、任用贤才而高兴，期望能出现大治的局面；另一方面又担心新政的命运，生怕有奸臣进谗，使君主不能始终如一地支持改革。事态的发展，证明王安石的忧虑是有道理的。庆历新政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庆历四年（1044），枢密使夏竦诬告富弼指使石介草诏，阴谋废立。富弼、范仲淹闻讯后十分恐惧，请求外出按边。这年六月，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八月，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次年正月，范仲淹又以“朋党”的罪名被罢职，富弼、韩琦、欧阳修等均被牵涉。庆历新政实际实施不到一年，至此便告终。甫入政坛的王安石，凭借自己对现实政治生活的深入观察和对历史经验的深刻体悟，在新政还未推行时就有如此清醒的认识，显示出青年王安石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冷静的政治家的素质。

庆历新政虽然告终，然而，改革思潮仍在继续发展，对于改革的内容和方法等问题的认识也逐步深化，主持庆历新政的改革派领袖在社会上的威望更加提高，改革已成为社会上的普遍要求。正如宋人陈亮所云：“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铨选资格》，《龙川文集》卷十一）王安石深受改革思潮的影响，并与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派领袖开始交往，刻苦学习，深入思考有关改革的一系列问题。他在当时已经被视为改革派人士，如时人王景山就以欧阳修、尹洙、蔡襄与王安石相提并论（见王安石《答王景山书》）。这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改革派人士，其中欧阳修、尹洙、余靖曾与范仲淹一起被时人合称“四贤”。经过十多年的思考，王安石终于写成了被近人梁启超誉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王安石评传》）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这篇长达万余言的文章中，王安石明确提出了变法革新的主张和具体步骤，强调了变法改革的迫切性。文章显示出他当时已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改革思想，为以后执政时进行变法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因此，十年后的熙宁二年（1069），当王安石也如二十多年前的范仲淹一样，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时，他就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着手进行变法。王安石改革的步子比他的前辈范仲淹迈得更大更快，时间也更为持久，对社会的影响也更为强烈，当然遇到的阻力也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