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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北宋一代伟人，范仲淹不仅以卓越的政治实践和高尚的人格操守影响当时并垂范后世，而且还以杰出的文学创作记录了一代伟人的心路历程，抒发了一代伟人的胸襟怀抱而为人们所传诵不已。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为政治家的盛名所掩，范仲淹作为文学家的一面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即使对范仲淹文学作品的研究，也往往集中在《岳阳楼记》等几篇传世名作上。以诗而论，范仲淹留下的作品有三百余首，数量上仅次于其文章^①，而论者多集中在其绝句《江上渔者》一篇。近年来，这种现象已有所改变，开始出现了一些对范仲淹诗作整体研究的论文^②。本文拟在前哲时贤研究的基础上，续加探讨，对范仲淹诗作一概观的评述。

作为一个政治家，范仲淹有着明确的文学主张，对文学与政治、文与道的关系有着清楚的认识，主张“文辞贯道”（《举丘良孙应制科状》，《范文正公集》卷一八，以下仅标卷数），认为“文与学者，道之器也”（《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卷六），诗文应能“烛治乱兴亡之机，度法度教化之伦”（《朝贤送定惠大师诗序》，卷六），“劝学之要，莫尚宗经”（《上时相议制举书》，卷九），学者“当于六经之中，专师圣人之意”（《与欧静书》，卷九）。其《谢黄!太博见示文集》（卷一）诗中称赞黄诗道：“孜孜经纬心，落落教化辞。上有帝皇道，下有人臣规。愿此周召风，达我尧舜知。颂声格九庙，王泽及四夷。自然天下文，不复迷宗师。”同时他也强调宗经教化。概括地说，范仲淹的文学思想的核心是重道宗经，经世致用，具有鲜明的政治家文论的特色。

范仲淹的诗歌主张是其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范文正公集》卷六中，有一篇系统的诗论《唐异诗序》，作于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范仲淹时年38岁，已经形成了明确系统的诗歌主张。唐异为作者友人，能诗善画，又能琴，隐居不仕，范仲淹有《赠余杭唐异处士》（卷三）一诗：

从诗中可以想见唐异是闲云野鹤一般人物。在《唐异诗序》中，范仲淹评价其诗云：

观乎处士之作也，孑然弗伦，洗然无尘，意必以淳，语必以真。乐则歌之，忧则怀之，无虚美，无苟怨。隐居多志，多优游之咏；天下有道，无愤惋之作。骚雅之际，此无愧焉。览之者有以知诗道之艰，国风之正也。

在对唐异诗的评价中，范仲淹提出了衡量诗歌优劣的两条标准，即“意必以淳，语必以真”，诗人必须忠实于生活真实，要有真情实感；由这两条标准出发，社会生活中值得肯定的就加以歌颂，需要否定的就加以针砭，即“乐则歌之，忧则怀之，无虚美，无苟怨”。

由唐异诗的特点，范仲淹在文中上溯唐以来的诗坛风尚，系统地提出了他的诗歌主张：

诗之为意也，范围乎一气，出入乎万物。卷舒变化，其体甚大。故夫喜焉如春，悲焉如秋，徘徊如云，峥嵘如山，高乎如日星，远乎如神仙，森如武库，锵如乐府，羽翰乎教化之声，献酬乎仁义之醇，上以德于君，下以风于民。不然，何以动天地而感鬼神哉！而诗家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辞苦，得意之人其辞逸，乐天之人其辞达，觏闵之人其辞怒。如孟东野之清苦，薛许昌之英逸，白乐天之明达，罗江东之愤怒，此皆与时消息，不失其正者也。五代以还，斯文大剥，悲哀为主，风流不归。皇朝龙兴，颂声来复，大雅君子，当抗心于三代。然九州之广，庠序未振，四始之奥，讲议盖寡，其或不知而作，影响前辈，因人之尚，忘己之实。吟咏情性而不顾其分，风赋比兴而不观其时。故有非穷途而悲，非乱世而怨，华车有寒苦之述，白社有骄奢之语，学步不至，效颦则多，以至靡靡增华，愔愔相滥，仰不主乎规谏，俯不主乎劝诫。

在这篇文章中，范仲淹提出有关诗歌创作的几个重要命题，其一是诗贵尚意，以气为主。此诗之意气“其体甚大”，包容宇宙万物，而主旨仍在于“教化之声”，“仁义之醇”，“上以德于君，下以风于民”，即创作要有明确的目的，要有益于世道人心。其二是诗情非一，要“与时消息”。诗人应从生活实际出发，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体现不同的艺术风格。由此，作者肯定了唐代孟郊、薛能、白居易和罗隐的不同诗风，而对五代以来诗人无病呻吟的卑劣诗风提出了批评。

在《大清宫九咏序》（卷六）中，范仲淹称赞石曼卿所作九咏：

观其立意，皆凿幽索秘，破坚发奇，高凌虹!，清出金石，有以见诗力之雄哉！文以气为主，此其辨乎！矧夫人托文而志深，物乘文而名远。

在这篇文章中，范仲淹明确提出“文以气为主”，欣赏石曼卿诗“气雄而奇”（《祭石学士文》，卷十）的风格。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范仲淹的诗歌主张相当明确，在北宋诗学史上应当占有重要的地位。

范仲淹主张诗贵尚意，以气为主，要有明确的创作目的，有益于世道人心。从他的诗歌创作来看，是实践了这一主张的。

范仲淹的诗歌内容广泛，有表达对时政的看法，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怀抱，有记录自己的仕途经历，体现自己的人格操守，有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表达对故乡山水的思念之情等，无一不是有为而作，可与其文赋相印证。

作为一个政治家，范仲淹对国计民生极为关心，对社会风尚极为敏感，其诗中有不少论政之作，表达他的政治主张，可以看出其不凡的识见。如《四民诗》四章（卷一）分论士、农、工、商四民的作用及地位，充分表达了他对社会现实的思考。范仲淹非常重视道德建设的作用，张扬士大夫的道德风尚。《士》一章开篇即揭出为士之宗旨：“前王诏多士，咸以德为先。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对世风日下的现状深感不满：“此道日以疏，善恶何茫然。君子不斥怨，归诸命与天。术者乘其隙，异端千万惑”，以至于“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末路竞驰骋，浇风扬羽翼。昔多松柏心，今皆桃李色。愿言造物者，回此天地力”。正是有鉴于此，范仲淹以他的道德和人格魅力，为转移宋代士风作了不懈的努力，起了巨大的作用。朱熹评价道：“祖宗以来……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朱子语类》卷一二九）《宋史·范仲淹传》亦云：“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四民诗·农》一章用真挚的笔调写道：

诗中反映了作者对当时农民生活状况的清醒认识，表达了他对农民的深切同情。这种认识和同情，在范仲淹诗作中是一以贯之的。如《依韵和提刑太博嘉雪》（卷二）云：“南阳风俗常苦耕，太守忧民敢不诚。”《依韵答贾黯监丞贺雪》（卷二）云：“今之刺史古诸侯，孰敢不分天子忧。……常愿帝力及南亩，尽使风俗如东邹。谁言吾子青春者，意在生民先发讴。”他的名作《江上渔者》（卷二）写渔人的艰辛：

景祐元年（1034），他出守睦州途中所作的《赴桐庐郡淮上遇风三首》（卷三）其三云：

这与上诗一样，均体现出由己及人的仁人之心。正因如此，他才安于做地方官，可以直接为民尽力，乐道“岂辞云水三千里，犹济疮痍十万民”（《依韵酬吴安道学士见寄》，卷四）。这种关切民瘼的精神，与唐代大诗人杜甫是一致的。以至清人吴乔评论这首诗道：“直是杜诗。余谓是子美之人，方可作子美之诗，于希文验之矣。”（《围炉诗话》卷五）范仲淹不仅在诗中这样表达，在实践中也是如此。他在地方官任上重视农业生产，为民排忧解难，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拥戴。

在《四民诗·工》中，范仲淹批评了竞相奢侈的世风，并对不事生产的佛老之徒加以抨击：

而对于为一般士大夫所不齿的被列为“四民之末”的商人阶层，范仲淹却能给予平等的对待，并为他们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鸣不平：

范仲淹的诗生动记录了作者的仕宦经历，抒发了作者不凡的襟怀，体现出高尚人格的光辉。作者曾多次因直言进谏而遭贬，但并不因此而稍易其志，始终坚持其人格操守，如其所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灵乌赋》，卷一）；“直道岂求安富贵，纯诚惟欲助清光”（《依韵答青州富资政见寄》，卷四）。其名作《岳阳楼记》（卷七）所展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抱负，“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襟怀，同样体现在他的诗中。景祐三年（1036），时知开封府的范仲淹因上《百官图》，指斥宰相用人失当，第三次遭贬，落职知饶州，对此他依然毫不畏惧，把个人进退荣辱不放在心上。在《酬叶道卿学士见寄》（卷二）诗中，他自豪地写道：“一入谏诤司，鸿毛忽其身。可负万乘主，甘为三黜人。”好一个“甘为三黜人”，一时为士林所羡称（见释文莹《续湘山野录》）。同作于贬饶时的《和谢希深学士见寄》（卷二）诗，更表达出作者坚持原则、不改初衷的精神：

好一个“可裂不可夺”，大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的气概，真是金石之声，具见作者铮铮铁骨。值得一提的是，范仲淹诗作中，大部分作于他贬职时期。这不仅是因为“不平则鸣”，对于范仲淹来说，是有意要表明一种生活态度，展示一种精神，如他所言：

南宋名臣李纲《书范文正公事》所记的轶事，正可以作为“不学尔曹向隅泣”的注脚：

文正范公为谏官时，以言事左迁者屡矣。方其在朝，自奉简俭；及谪居于外，则务为丰腆。或问其故，答曰：“夫进退者，士之常。而比年以来，士风颓靡，进则穷奢极侈，以事富贵；退则愀然有憔悴可怜之色者，皆是也。”观公之所以自处者如此，可谓深达进退之理矣。

夫进而简俭，则无所恋著，而去就轻；退而丰腆，则有以自适，而志气自若。（《梁溪集》卷一六〇）

这种迥异于常人的处世方式，正见出范仲淹不同于常人的精神境界，也正是范仲淹的不凡之处。

范仲淹有不少咏物诗，托物咏怀，同样是其高尚人格的生动体现。范仲淹爱咏梅、咏松、咏竹，还喜欢咏瀑布。他把松树称为“君子树”，并作诗赞道：

作者赋予松树以人的性格，赞美其“清德”，欣赏其岁寒不凋的品格。

他笔下的竹也是如此：

作者把竹子当作“圣贤”的化身，要像竹子那样：“素心直拟圭无玷，晚节当如竹有筠。”（《酬李光化见寄二首》之一，卷四）他赞美竹子的“耿耿金石性，雪霜不能老”，及“高节见直清”的品性，正是作者人格精神的象征。他描写的瀑布也是不同凡响：

瀑布“迥与众流异”的品格，“下山犹直在”的方式，“势斗蛟龙恶”的精神，无一不是作者人品、处世方式和不惧安危、敢于直言进谏的精神的形象体现。

范仲淹历经宦海风波，一生转宦各地，留下了许多记载各地风土人情的诗作，表达了他对祖国河山的热爱和对故乡山水的怀念之情。范仲淹的故乡苏州是一座美丽的江南水城，他后来还出知过苏州。其集中描写故乡山水、表达怀念之作不少，如《天平山白云泉》（卷二）、《苏州十咏》（卷四）等。《天平山白云泉》赞美家乡的泉水道：“挹之如醍醐，尽得清凉心。”以至于作者“徘徊不拟去，复发沧浪吟”。对故乡山水的依恋之情跃然纸上。《苏州十咏》依次吟咏了泰伯庙、木兰堂、洞庭山、虎丘山、阊门、灵岩寺、太湖、伍相庙、观风楼、南园等十处名胜。其中有“万顷湖光里，千家橘熟时”（《洞庭山》），“吴郡十万户，烟瓦亘西南”（《虎丘山》），“碧寺烟中静，红桥柳际明”（《观风楼》）诸句，表达出作者对故乡山水的熟稔和怀念。故乡的灾情使他忧心忡忡：

上文已述，范仲淹不以进退得失为怀，在贬所安然自若，贬任外官之时往往也是其诗作丰收之时。景祐元年（1034），他因直言进谏被贬睦州（辖今浙江桐庐一带）。睦州有东汉名士严光（子陵）钓台。范仲淹到后，主持重修严光祠堂，并写下了《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卷七）这篇名作，表彰严光的高尚品格，以“使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于名教也”。文末“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四句脍炙人口，充分表达了范仲淹对严光的钦敬之情。范仲淹在睦州任上写下了大量诗作，其中有《谪守睦州作》、《出守桐庐道中十绝》、《潇洒桐庐郡十绝》、《桐庐郡斋书事》（卷三）等。遭贬睦州，作者安之若素，觉得真可以借此机会亲近大自然，所谓“一枝巢隐自逍遥”（《桐庐郡斋书事》）。在《出守桐庐道中十绝》中，作者这样写道：

作者为自己挣脱“尘缨”、远离“京洛风尘”而庆幸，希冀以“沧浪清水”洗濯自己的心灵。在《潇洒桐庐郡十绝》中，作者满怀喜悦之情，对自己在桐庐的生活深表满意，并热情称颂桐庐的风土人情：

范仲淹此后还曾出知过饶州、润州、越州、邓州等地，所到之处也俱有描写当地名胜之作。值得一提的是，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后兼知延州，戍边三年，写下了不少边塞诗，如《依韵和延安庞龙图柳湖》、《依韵答梁坚判官见寄》、《城大顺回道中作》（卷四）等。《依韵和延安庞龙图柳湖》一诗描绘了北宋时期延安风光：

与这首诗中展现的塞上江南的风光不同，《城大顺回道中作》则展现了边塞生活的艰辛：

这些诗与他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词等一样，令人耳目一新，是北宋前期边塞诗词中的优秀之作。

范仲淹以“君子之交淡如水”待人，交友之道是“唯德是依，因心而友”（《淡交若水赋》，别集卷三）。其集中有不少与友人唱酬的诗篇，其中寄赠较多的是同年好友滕子京、魏介之、西湖处士林逋等，展现了他笃于友情的风范。他的不朽名作《岳阳楼记》就是庆历六年（1046）应滕子京之约而作的。其集中《和延安庞龙图寄岳阳滕同年》（卷四）一诗，以简练的笔墨描写了岳阳的风土人情：

这首诗可以与《岳阳楼记》参看，有助于理解《岳阳楼记》的写作情况。

范仲淹存诗三百余首，论数量，在北宋诗人中虽然比不上欧（阳修）、梅（尧臣）、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等大家，但也可以与同时的林逋相颉颃；论艺术成就，范诗内容广泛，题材多样，有自己的风格，在北宋政治家与诗人合一的群体中是毫不逊色的。

范仲淹诗以题材论，有论政、感怀、咏史、咏物、纪游、唱酬等，各种题材都不乏佳作。以体裁论，古近体诗兼长，其中古体诗有70余首，约占四分之一，其中既有《江上渔者》这样仅四句二十言的绝句，也有《和葛闳寺丞接花歌》这样长达八十余句近六百言的七古之作；近体诗中以绝句为多，而五绝尤多。

其古体诗多以议论行之，有散文化的倾向，如《四民诗》等，已有宋人以议论为诗的倾向；但古体诗中也有描写生动、议论酣畅之作，如《和葛闳寺丞接花歌》、《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卷二）等。《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一诗作于睦州，描写当地斗茶习俗，其中有“林下雄豪”斗茶的情景：

全诗融叙事、描写和议论于一体，一气呵成，自然生动，极富生活情趣。

其近体诗中佳作更多，尤其是写景纪游之作。如《野色》（卷三）一诗，向为人所称道：

这首诗描写笼罩在朦胧氛围中的郊外景色，犹如中国画中的水墨淡彩，着色不多，而意境顿出。作者自比晋代的征南将军山简携酒出游，沉醉在大自然的美好享受之中。《林下偶谈》将此诗与时人司马池（司马光之父）的七绝《行色》相提并论^③，称“此诗不下司马池《行色》之作，梅圣俞所谓“写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也”。再如《登表海楼》（卷四）诗：

表海楼故址在青州（治今山东青州）。这是范仲淹于皇祐三年（1051）知青州时作，时距他去世仅一年。在生命之旅的最后一程，范仲淹仍充满着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尽情地欣赏大自然的美景。这种精神与唐人李商隐表达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登乐游原》）的情绪截然不同，而更接近于刘禹锡高扬的“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的精神。范仲淹在《述梦诗序》（卷六）中，能一反旧史家之传统观点，对刘禹锡参加王叔文倡导的“永贞革新”予以肯定。倡导“庆历革新”的政治家范仲淹，其人生态度与主张革新的思想家刘禹锡相接近，无怪乎他们诗中表达出的精神也是相近的。这首诗景中有情，富有哲理，不仅是范仲淹诗中的佳作，求之北宋前期诗坛亦不多见。

在前代诗人中，范仲淹推崇杜甫^④，肯定孟郊、白居易、薛能、罗隐等中晚唐诗人的诗风。他的这一倾向，是与宋初倡言革新复古的著名诗人王禹偁推崇杜甫、白居易的倾向一致的。在当代诗人中，他与欧阳修、尹洙（师鲁）等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倡导者关系密切，共同反对盛行一时的西昆诗诗风，其诗联系现实，言之有物，不重藻饰，不讲究用典，均与西昆体诗异趣。他为诗推崇“格清而意远”的风格^⑤，其诗也以清远为宗旨，有论者统计其诗歌中“清”字凡九十四见^⑥，正说明了其诗的显明特点。在北宋前期由晚唐体、白（居易）体向宋诗风格“宋调”确立的进程中，范仲淹诗是不应也不能忽视的。前人称：“庆历以来，六一公欧氏（阳修）未变体之际，王黄州（禹偁）、范文正诸公充然富赡，宛乎盛唐之制，亦其天姿之夐，已脱去五季琐俗之陋。”（赵孟坚《彝斋文编》卷三《凌愚谷集序》）无疑，对于范仲淹的文学创作包括诗歌创作在宋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一评价是十分公允的。

①《全宋诗》收录范仲淹诗305首，尚有佚诗、佚句10余首；《全宋文》收录范仲淹文、赋共493首；而传世范仲淹词仅5首。见方健著《范仲淹评传》第五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②见《范仲淹研究文集》之二（香港新亚洲文化基金会，2001年）。

③《行色》诗曰：“冷于陂水淡于秋，远陌初穷到渡头。赖是丹青不能画，画成应遣一生愁。”

④范仲淹《祭石学士文》称赞石曼卿“大爱杜甫，独能解之”。

⑤见韩琦《安阳集》卷五〇《崔公行状》，参见方健《范仲淹评传》第五章。

⑥见《范仲淹诗歌的镜像——“清”》，《范仲淹研究文集》之二。

（原载《范仲淹研究文集》之三，香港新亚洲文化基金会编印，

2003年2月；又载《古典诗学会探》，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