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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的散文发展到北宋，进入了一个创作上的高峰时期。在北宋的一百多年间，集中地出现了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等这样一些在中国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杰出作家和一大批优秀的散文作品，从而使北宋散文成为继先秦散文、中唐散文之后，我国古代散文的又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纷争动乱的局面。北宋统治者鉴于五代军人专制的弊端，加强中央集权，消除军阀割据，采取了包括广立学校、扩大科举、优待文人、提高文官地位等一系列开明政策，从而广开言路，一大批知识分子得以入仕，从而使北宋一朝不仅名臣辈出，而且学者辈出，文化学术全面繁荣。名臣和学者合而为一，这在北宋一朝知识分子中是不鲜见的，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等著名散文家都是一代名臣，有的还官至宰执。北宋一朝长期稳定的环境，和朝廷上下重视文章学术的气氛，是北宋散文得以繁荣发展的客观条件。

北宋散文的发展，几乎是与北宋古文运动同步发展的。北宋散文的辉煌成就，是在北宋古文运动取得重大胜利的基础上取得的。北宋古文运动，可以说是中唐由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新的时代环境下的继续和发展，是文学上的一场复古和革新运动。《宋史·文苑传》序云：“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复古而力弗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合之，宋文日趋于古矣。”这段话简括地指出了北宋古文运动的发展的几个阶段。根据北宋散文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北宋古文运动的发展进程，可以把北宋散文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北宋开国至宋仁宗即位前的六十年间，即太祖、太宗、真宗三朝，这一阶段倡导古文和取得创作实绩的作家主要有柳开、王禹偁等；第二阶段为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的六十年间，这一阶段是北宋散文创作最为繁荣的阶段，欧阳修主盟文坛，领导北宋古文运动取得了胜利，曾巩、王安石和三苏先后登上文坛，以自己杰出的创作成就为北宋古文运动的胜利作出了贡献；第三阶段自宋哲宗即位至北宋灭亡的四十年间，即哲宗、徽宗、钦宗三朝，这一阶段，苏轼继欧阳修之后主盟文坛，使北宋古文运动圆满完成，这一阶段的散文作家主要是苏轼、苏辙兄弟和苏门后学。在这之后的整个南宋时期的散文，从艺术上来说，基本上不脱北宋散文的范围，可以说只是北宋散文的余波而已。

中唐由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文风、文体和文学语言的改革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由于后继乏人，除了韩、柳的天才之作外，甚少创作实绩，末流则不免堕于尖新艰涩，所以没有最终取得古文运动的胜利。唐末五代文坛上仍是骈文盛行，文风的浮艳柔弱，正和世风衰颓相适应。宋朝初年，适应于新朝统治者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等的需要，文坛上承袭的仍是唐末五代浮艳柔弱的文风。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记载道：“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宋真宗时，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一批诗人，作诗追求词藻华丽和声律谐美，讲究对仗，堆砌典故，而内容浅薄空泛，其骈文与诗风一致，号称“昆体”，广泛流传，盛行于文坛多年。“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以取科策、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这种文风蔓延下去，必然对统治者宣扬政教无益。因此，宋真宗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下诏，指斥“近代以来，属词多弊，侈靡滋甚，浮艳相高”，告诫“今后属文之士，有辞涉浮华，玷于名教者，必加朝典，庶复古风”（《徂徕石先生文集·祥符诏书记》）。同时，这种现象也引起了一批清醒地了解宋代社会现状，要求改革的知识分子的不满，他们继承韩愈、柳宗元的古文传统，写作反映现实的文章，由此揭开了北宋古文运动的序幕。

柳开是北宋最早提倡写作古文的作家。《宋史·尹洙传》云：“自唐末五代，文体卑弱，至宋初，柳开始为古文。”他在《应责》一文中明确表示：“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文中还对于“古文”提出了明确的规定：“古文者，非在词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但是，柳开的创作成就不高，所作未免“词涩言苦”。因此，北宋第一个倡言革新复古且有创作实绩的散文作家还得推王禹偁。王禹偁为文，也以宗经复古为旗帜，推崇韩愈散文“文从字顺”的一面，主张写“传道明心”的古文，“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答张扶书》）。其文多言事论政之作，语言平易自然，风格简雅古淡，对后世欧阳修、苏轼等人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随着北宋社会矛盾的逐步激化，要求改革朝政和文风的人不断涌现，北宋古文运动出现了活跃的局面。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穆修、张景、范仲淹、尹洙、石介、孙复、苏舜钦和欧阳修等。范仲淹是当时革新派的领袖，在要求改革朝政的同时也主张改革文风。早在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提出的改革时弊的政纲中，他就要求“敦谕词臣，兴复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台阁，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也”（《奏上时务书》）。范仲淹一生业绩虽然主要在于政事、军事，但是他的文章写得也很有特色。

欧阳修是这一阶段文章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家。他在政治上积极参与庆历初年由范仲淹领导的朝政革新，在文学上积极倡导古文，提出了明确的理论主张，并以自己卓越的创作实践树立了一种平易自然的典范，积极援引人才，改革不良文风，从而奠定了北宋古文运动胜利的基础。嘉祐二年（1057）是北宋古文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一年。这年，欧阳修受命主持礼部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宋史·欧阳修传》）。欧阳修利用行政手段，彻底改变了“险怪奇涩”的不良文风，同时又积极援引人才，团结、培养了大批古文作者如曾巩、王安石、苏洵父子等，曾巩、苏轼、苏辙兄弟等就是在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时考中进士的。欧阳修在北宋古文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占的地位，与韩愈在中唐古文运动所起的作用和所占的地位几乎是一样的。正如苏轼所云：“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固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六一居士集序》）

继欧阳修之后写作古文并取得显著成就的有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曾巩作为欧阳修的得意门生，一生以欧阳修为表率，“言由公诲，行由公率”（《祭欧阳少师文》）。曾巩为文，与欧阳修一样，主张重道以充文，提出“蓄道德而能文章”（《寄欧阳舍人书》）的观点，重视文章的社会作用。曾巩对儒家经典用力颇深，其文带有较浓厚的经学色彩，温醇雅洁，易为后代古文家所仿效。与曾巩一样，王安石也很早就受到欧阳修的赏识，自言“蒙恩不弃，知遇特深”（《上欧阳永叔书》），在学术思想上受到欧阳修的影响。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和创作更多地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色彩。王安石为文主张重道崇经、经世致用，明确指出：“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上人书》）他指的道，就是经世致用之道，所谓“惟道之在政事”（《周礼义序》）。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在文学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他的散文题材广泛，体裁多样，结构谨严，析理透辟，语言简洁，笔力雄健，具有独特的风格，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苏轼继欧阳修之后主盟北宋文坛，他的散文代表了北宋散文的最高成就。嘉祐初年，苏轼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登上文坛，他的天才之作引起了文坛领袖欧阳修的瞩目。欧阳修初读苏轼的文章，就惊喜地说：“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可喜，可喜！”（《与梅圣俞》）他把领导北宋古文运动胜利完成的重任放心地交给了苏轼。苏轼为文，主张“文必与道俱”，在继承和发扬欧阳修散文平易自然、流畅婉转风格的基础上，语言更为明快，笔墨愈加酣畅。所有的题材，到了苏轼笔下，经他随意挥洒，就成了自然高妙的文章。如他所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文说》），他把中国古代散文的艺术价值和实用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也正因此，苏轼的散文标志了北宋古文运动的胜利完成。

苏轼之后，北宋文坛上没有再出现欧、曾、王、苏那样的大家。诚然，像苏轼这样的文章高峰是难以企及的。北宋后期的文坛由于受激烈的党争影响，与前一阶段相比显得不够景气，活跃在文坛上的主要是苏门后学。与欧阳修一样，苏轼也以奖掖后进、援引人才为己任。黄庭坚、秦观、张耒、晁无咎四人，被称为“苏门四学士”，加上陈师道、李廌，又合称为“苏门六君子”。他们的成就虽不全在散文，但在当时都颇有文名，其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都毫无例外地受苏轼的影响。苏轼曾对他们宣称：“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李廌《师友谈记》）这种代代相传的文学结盟，也正是北宋古文运动不同于中唐古文运动的后继无人，而能取得最终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北宋散文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与现实政治密切联系，是北宋散文在题材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北宋散文作家大多入仕，直接参与了当时的政治斗争，他们以散文作为影响政治的有力手段。北宋的不少散文名作，如欧阳修的《朋党论》、王安石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答司马谏议书》，乃至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都与北宋先后两次著名的朝政改革有关。与此相联系的是，北宋散文与历朝散文相比更多议论之作。北宋作家几乎在所有体裁的散文，包括政论、史论、奏议、书序、传记、游记、杂说、随笔、书简、题跋和赋等之中，都发表议论，或论国家大事，或谈历史教训，或议人情习俗，或评学术异同，广泛而又深入。

北宋散文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宋散文题材丰富，体裁完备，形式多样，风格各异，长于议论而又善于抒情，继承了前代散文的优良传统而加以独创性的发展，丰富了散文的表现技巧和手法，在散文样式上也作了新的开拓和改革。北宋散文大家虽然各有其独特的风格特点，例如欧阳修散文的平易自然、委婉曲折，苏洵散文的纵横驰骤、雄辩滔滔，曾巩散文的温醇雅洁、纡徐委备，王安石散文的简洁明净、峭折刚劲，苏轼散文的姿态横生、自然高妙，苏辙散文的汪洋淡泊、一唱三叹等；但是他们的散文风格也有相一致的地方，这就是以欧阳修、苏轼为代表的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风格，这也就是北宋散文的主体风格。北宋散文的这一风格特点，奠定了北宋之后直至近代散文健康发展的基础。南宋之后，北宋散文大家与中唐古文大家韩愈、柳宗元一样，为人们所推崇、效仿。南宋前期，苏轼文大为盛行，以至学者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之说，形成“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宋赠苏文忠公太师制》）的盛况；而南宋中期的文章大家朱熹则以曾巩作为学习的榜样。明代初年朱右编《八先生文集》，把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的文章汇为一集；明代中叶，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为代表的散文作家，因极力推崇唐宋散文而被称为唐宋派，唐顺之所纂《文编》的唐宋部分也仅选以上八家，茅坤根据朱右和唐顺之的选本又编了这八家的文选，定名为《唐宋八大家文钞》，此书广泛流传，从此“唐宋八大家”就成了中国散文史上的一个特称。明代的公安派、竟陵派，以及清代的桐城派作家等，对北宋散文都极其推崇。直到今天，北宋散文仍为广大读者所喜爱，成为我国古代散文宝库中璀璨的珍宝。

（本文为拙编《北宋散文》一书的前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