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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毕生推崇杜甫及其作品，在杜集的整理、注释和杜诗的思想、艺术研究方面，都作出了不少贡献。然而，王安石在杜诗学上的地位，迄今却很少为杜诗研究者所重视，而这也是王安石文学思想和诗歌渊源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有鉴于此，本文特征引旧籍，对此作一简要的探讨。

李白、杜甫是唐代诗坛上双峰并峙的伟大诗人。一千二百余年来，关于李、杜的评论浩如烟海。自中唐的元稹始发抑李扬杜之论后，“李杜优劣”就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然而，终唐之世，扬杜抑李只是个别论调，李、杜在人们心目中仍是并肩称雄、不分轩轾的。诚如中唐诗人韩愈所言：“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调张籍》）

入宋以后，北宋第一个诗文成就卓著的名家王禹偁，仍是李、杜并称。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欧阳修，则更偏爱李白。其《李白杜甫诗优劣说》曰：“杜甫于白得其一节，而精强过之；至于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至于当时名噪一时的西昆体诗人杨亿，不仅不喜欢杜甫诗，而且“往往摘子美之短而陋之曰村夫子”。而王安石则是北宋诗文大家中第一个大力推崇杜甫的人。其《老杜诗后集序》云：“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其辞所从出，一莫知穷极，而病未能学也。”他对杜甫甚至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其《杜甫画像》诗云：“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言毅色不可求。……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而对于李白，王安石则不无贬词。《苕溪渔隐丛话》（以下简作《丛话》）前集卷六引《钟山语录》云：

荆公次第四家诗，以李白最下，俗人多疑之。公曰：“白诗近俗，人易悦故也。白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然其才豪俊，亦可取也。”

关于王安石的崇杜抑李，也是诗论史上的一件公案。王安石曾编过一本《四家诗选》，收录杜甫、欧阳修、韩愈、李白四家的诗作。由于这本诗选把李白排在最后，因此一时猜测和议论鹊起。宋人王直方《诗话》云：

荆公编集四家诗，其先后次序，或以为存深意，或以为初无意。盖以子美为第一，此无可议者；至永叔次

之，退之又次之，以太白为下，何邪？或者云：太白之诗，固不及退之，而永叔本学退之，而所谓青出于蓝者，故其先后如此。

黄鲁直尝问王荆公：“世谓四选诗，丞相以欧、韩高于李太白邪？”荆公曰：“不然。陈和叔尝问四家之诗，乘间签示和叔，时书史适先持杜诗来，而和叔遂以其所送先后编集，初无高下也。李、杜自昔齐名者也，何可下之。”鲁直归问和叔，和叔与荆公之说同。今乃以太白下欧、韩而不可破也。

由此可见，虽然《四家诗选》的编次原因诸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王安石崇杜抑李这一点却是事实。这可以从王安石的诗文实践中得到印证。

王安石在杜集的整理、注释方面，有着一定的贡献。

关于杜集的编校、流传过程，万曼先生的《唐集叙录》和周采泉先生的《杜集书录》等都有过详尽的考证和叙述。概括而言，虽然《旧唐书·杜甫传》载杜甫有集六十卷，但杜集在唐代流传的仅是樊晃所编的六卷小集共二百九十篇诗。入宋后，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王洙（原叔）编了一个二十卷本的杜集，其中收杜诗一千四百零五篇为十八卷，又别录杜甫的赋笔杂著二十九篇为二卷。这个本子后经王琪（君玉）在嘉祐四年（1059）重新编订，成为以后各本杜集之祖。在此前后，苏舜钦、刘敞、王安石等人也都编选过杜集。

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王安石编成《杜工部诗后集》。其《老杜诗后集序》云：

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诗世所不传者二百余篇。观之，予知非人之所能为，而为之实甫者，其文与意之著也。然甫之诗其完见于今者，自予得之。……自《洗兵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发焉。

王安石为鄞县县令在庆历七年（1047）至皇祐二年（1050）。这个集子，自然指他令鄞时客所授“世所不传者”而言。由于这个集子已佚，我们仅知道溢出《洗兵马》以下二百余篇而已。不过，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温陵宋宜序陈应行（浩然）所编杜诗，言曾见过王安石所编之集。其序云：“顷者处士孙正之得所未传者二百篇，而荆公继得之，又增多焉。及观内相王公（洙）所校全集，比于二公互有详略。”孙正之即孙侔，为王安石的好友。可惜，陈书也已佚，无从知其端倪。至于王安石所编的《四家诗选》，则还有蛛丝马迹可寻。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吴若校刊杜集时曾参用过《四家诗选》。其《杜工部集后记》云：“称荆者，介甫《四选》也。”吴若本在宋代未见公私藏家著录，后为钱谦益所得，视为秘籍。其族孙钱曾《述古堂书目》著录有“《杜工部集》，吴若本，二十卷，四本”，并注云：“宋本影钞。”钱谦益笺注杜诗，即据此为底本。绛云一炬以后，此书已成灰烬。幸而钱笺时有引及吴若本之注，尚能得其仿佛。如《钱注杜诗》卷十二《远游》“迷芳著处家”句，“芳”字下云“荆作方”；卷十四《刈稻了咏怀》“寒风疏落木”句，“落”字下云“荆作草”等。此外，影宋本《杜工部集》、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等，亦引有王安石的杜诗注。宋人蔡宽夫《诗话》也有这方面的记载。今存两宋诗话中辑录的王安石评注杜诗的议论，尚有数十条之多。周采泉先生据此认为：“今所存吴若本（即《宋本杜工部集》中之一部分）、《九家集注》、《草堂诗笺》等所引‘荆者’，皆属于文字之异同，无标出王氏所辑之佚诗，如‘裴煜本’、‘卞圜本’，益可证实荆公之《后集》所辑，由于未见王洙本，仅据当时之《小集》及蜀本等以外之诗，遽以为佚诗也。”（《杜集书录》内编卷六）这一论断是翔实可信的。不过，仅从王安石辑注杜诗的残简遗文中（参见拙作《王安石著述考》，《复旦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1期），我们仍可以窥见王安石在杜诗研究方面的劳绩了。

王安石是杜甫及其作品的崇拜者，也是杜诗艺术的步趋者。他推崇杜甫，首先是出自对杜甫人格的钦敬。在《杜甫画像》一诗中，他这样写道：

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尝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我所羞。

在这首诗中，王安石着眼的是杜甫身处离乱之中仍忧国忧君的一腔忠诚和他推己及人的博大胸怀；同时，对于杜甫一生坎坷多艰的遭遇，则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宋人胡仔评曰：“李、杜画像，古今诗人题咏多矣。若杜子美，其诗高妙，固不待言，要当知其平生用心处，则半山老人之诗得之矣。”（《丛话》前集卷十一）

王安石之所以能深刻地理解杜甫，正是因为杜诗使他产生了心灵的共鸣。与杜甫一样，王安石也早蓄大志，自言“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示诸外弟》），以经邦济世为己任。不过，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毕竟只是一位诗人的理想；而王安石却是一个身体力行的政治改革家，他把诗人的理想变为具体的实践。需要指出的是，王安石对杜甫的这些议论，正是其经世致用、重道崇经的文学思想的体现。王安石深受儒家诗教传统的影响，主张“文贯乎道”（《上邵学士书》），强调“惟道之在政事”（《周礼义序》），继承并发展了儒家传统的“诗言志”说，而成为古代文论中政治伦理批评的代表。作为宋代文论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宋代杜诗学，也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多从杜诗得儒家诗教之正统着眼，大力提倡他对统治者愚忠的“忠君”思想，把杜诗比作儒家“六经”，把杜甫尊为“诗圣”。与王安石同时代的苏轼、黄庭坚等人，论杜也从此点着眼，如苏轼所谓“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生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王定国诗集叙》），黄庭坚所谓“臣结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书摩崖碑后》）。将苏、黄的这些议论与王安石《杜甫画像》所咏相比较，可以说，王安石对杜诗思想意义的强调这一点，开了宋代杜诗学的先声。

其次，使王安石为之倾倒的还有杜诗巨大的艺术成就。现存有关王安石校注、评论杜诗的材料，也多围绕这一方面。王安石在这些评论中详细阐述了杜诗的艺术特色，是很有见地的。他曾区别李、杜、韩三家诗的特色，指出：

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此韩愈所得也。（《丛话》前集卷五）

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绮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酝藉若贵介公子者。盖其诗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者所能窥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元稹以谓兼人所独专，斯言信矣。（《遯斋闲览》，《丛话》前集卷六）

杜甫是唐诗艺术的集大成者。他在诗歌艺术方面进行了大量成功的创新，尤其是在律诗艺术上的创新，为后人开启了无数法门。王安石抓住了杜诗“大而能变”的这一特点，可以说是别具只眼。

王安石还比较注重杜诗在字法、句法、结构、格律、法度等方面的特点，对此作了深入的探析。这一点对黄庭坚及其江西派诗人注重学习杜诗的技巧手法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杜甫为诗注重推敲，自谓“晚节渐于诗律细”，达到了“精深华妙”的境界。王安石为诗亦是如此，现存宋人诗话中记载了不少他在这方面学杜的轶事。如《石林诗话》载道：

蔡天启言荆公每称老杜“钩帘宿鹭起，丸药流莺转”之句，以为用意高峭，五字之楷模。他日，公作诗得“青山扪虱坐，黄鸟挟书眠”，自谓不减杜诗，以为得意。

临川王介甫曰：“老杜云：‘诗人觉来往’，下得‘觉’字好；‘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大好。若下得‘见’字、‘起’字，即小儿言语，足见吟诗要一字两字工夫也。”

此外，王安石还以自己的创作经验，指出了学习杜诗的门径。宋人蔡宽夫《诗话》载道：

王荆公晚年亦喜称义山诗，以为唐人学老杜，而得其藩篱，惟义山一人而已。每诵其“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与“池光不受月，暮气欲沉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战场”之类，虽老杜亡以过也。

杜诗各体均工，而尤长于近体，他是七言律诗的集大成者。杜甫之后，学其律诗而成就辉煌者当推晚唐诗人李商隐。李商隐诗长于比兴，精于对偶，然好用典故，与杜诗犹隔一层。王安石作诗亦好用典故，他指出的学杜（甫）先学李（商隐）的门径，实是他的夫子自道。王安石还曾向人传授杜诗成功的经验，认为杜诗之所以“妙绝古今”，正在于“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东皋杂录》，《丛话》后集卷五）。当然，这不免有片面之感。杜甫的成就固然有来自继承传统的一面，但是主要还是来自他独特的生活经历。然而，王安石对杜诗这一点的强调，对黄庭坚及其江西派诗人的创作方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黄庭坚等人为诗强调用典，在书本上找根据，所谓“无一字无来处”（《答洪驹父书》）。后来江西派诗人更将此总结为“脱胎换骨”的艺术手法，其末流则陷于一味抄袭。当然，这是不能归咎于王安石的。

王安石不仅在理论上总结了杜诗在思想艺术上的巨大成就，指出了学习杜诗的方法门径；而且更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为后人学习杜诗作出了榜样。在王安石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受杜诗影响的印迹。王安石早年诗作多与现实密切相关，关怀民生疾苦，抨击黑暗弊政，抒发忧国忧民、经邦济世之怀抱，与杜诗的思想倾向一脉相承。在艺术形式上，王安石也是力摹杜诗，他在诗体方面也是诸体皆工的。王安石的古体诗，从学韩愈诗入手，议论风生，开阖自如，如《游土山示蔡天启秘校》等。韩愈为诗，正是继承并发展了杜诗善于变化的一面。王安石也正是由学韩诗而上追杜诗。他的几首题画诗，在结构和风格上都和杜诗相近，不仅精于画理，而且妙得原画之神。如其《题燕侍郎山水图》、《纯甫出释惠崇画要予作诗》等作，从造句遣词到谋篇布局，都和杜甫《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戏为韦偃双松图歌》等诗相近。其《阴山画虎图》诗，气格更和杜甫的《画鹘行》相仿佛，论者所谓从杜诗“夺胎换骨”者（《艇斋诗话》）。至于王安石诗在句法和字面上步趋杜诗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王安石晚年也多作律绝，注重炼字，讲究推敲。其“绿搅寒芜出，红争暖树归”（《宿雨》），“绿稍还幽草，红应动故林”（《欲归》），便是从杜诗“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五）之句变化而来；其“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书湖阴先生壁二首》之一），亦和杜诗“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放船》）之句异曲同工。前人称：“老杜《秋兴》云：‘红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荆公效其错综体，有‘缲成白雪桑重绿，割尽黄云稻正青’，言缲成则知白雪为丝，言割尽则知黄云为麦矣。”（俞弁《逸老堂诗话》）再如，王安石的集句诗也多用杜甫诗句。据有人统计，王安石的六十四首集句诗共五百九十八句诗中，用杜诗的就有十一首二百十四句；其中《胡笳十八拍》一百五十四句中，用杜诗的就有三十九句；杜甫的七律名作《登高》中“百年多病独登台”一句，王安石更是三用。王安石自称对杜诗的熟悉到了这样的程度：“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为，而为之者惟其甫也，辄能辨之。”（《老杜诗后集序》）足见他对杜诗的用力之勤和浸淫之久。

如上所述，王安石在杜诗研究的许多方面做出了贡献。王安石在杜诗学上的地位，主要就在于他以一个诗文大家的地位，起而大力倡导崇杜之风，并以自己步趋杜诗的实践，尤其是在艺术形式方面的创作理论和实践，直接影响了黄庭坚及其江西派诗人的创作理论和实践，从而对于确立宋代诗风有很大的影响。诚如宋代佚名的《豫章先生传赞》所云：

自李、杜殁而诗律衰，唐末以及五季，虽有兴比自名者，然格下气弱，无以议为也。宋兴，杨文公（亿）始以文章莅盟，然至于诗，专以李义山为宗，以渔猎掇拾为博，以俪花斗叶为工，号称西昆体，嫣然华靡，而气骨不存。嘉祐以来，欧阳公（修）称太白为绝唱，王文公（安石）称少陵为高作，而诗格大变。（《丛话》后集卷八）

的确，这是一段极为简要的概括，正确地肯定了王安石在杜诗学以及宋代诗史上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