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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诗文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在当时已获盛名。其诗在当时与欧阳修、苏轼等并称大家。宋人张表臣云：“近时欧阳公、王荆公、苏东坡号能诗。”（《珊瑚钩诗话》）严羽《沧浪诗话》以人而论，列举“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王荆公体”等。以后，从元代的袁桷、方回，一直到清人宋荦，论及宋代诗派，无不把荆公体作为独立于欧苏之外的一个诗歌流派，肯定其在宋诗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甚至有“推为宋诗中第一”（《载酒园诗话》）之语。其散文在生前就得到欧阳修的称赞，被选入其自编的《文林》^①；身后列名于唐宋古文八大家之列，被后世奉为学习的楷模。然而，建国以来对于王安石诗文艺术的整体研究较少，不少文章局限在个别名篇的赏析方面。本文不揣%陋，拟在这方面做一些抛砖引玉的工作，从诗文两方面来分述其诗文成就及其影响。

王安石诗的成就，概括地说，是题材广泛，体裁多样，长于议论，精于修辞，风格由峭直入深婉，与其文有相近之处。

依题材分，王安石诗有现实题材、历史题材，以及大量的田园风景诗和禅言诗等。有些论著将其诗分为政治诗、咏史诗、咏物诗等几个方面；其政治诗不仅包括与现实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的题材，而且还包括一些寓有政治寄托的咏史诗、咏物诗等。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其诗多有着明显的政治背景，往往不拘题材，表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固然不必像汉代的今文经学家释《诗》那样牵强附会，但也不能忽视“知人论世”的说诗传统。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不把政治诗划作一类，因为没有确定的界说，还是依现实诗、咏史诗、咏物诗和田园风景诗等几类来论述。

王安石的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的诗，是其诗中最富于政治色彩的部分，突出地表现了其诗议论风生的特点。他的现实诗中，固然不乏如《河北民》、《感事》一类描写生动、语言质朴之作，但更多的是如《兼并》、《省兵》一类以文为诗、不甚注意修辞的作品，多作于他的前期。相比之下，他的咏史诗的艺术成就似略高一筹。他曾感叹：“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读史》）因此，他的一百多首咏史诗，通过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述，总结历史经验，努力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他推崇贞观、开元之治（《开元行》等），赞美“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桃源行》）的理想社会。尤可称许的是他的一些咏史绝句，无疑受到杜牧的影响，议论精警，独具只眼，可以作为“二十八字史论”来读。其《乌江亭》诗云：“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这首诗针对杜牧《题乌江亭》诗中的议论，提出了民心向背的问题，比杜牧认为项羽不能“包羞忍耻”的议论更为深刻。再如其《宰嚭》诗云：“谋臣本自系安危，贱妾何能作祸基。但愿君王诛宰嚭，不愁宫里有西施。”诗中一反“女祸亡国”之论，议论极为精警。其《商鞅》诗推崇“商鞅能令政必行”，表现了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的向慕之情。故前人称其“咏史绝句极有笔力”（《麓堂诗话》）。

王安石的咏物诗中，也有不少托物言志、借物议论之作，写得颇有情致。他曾云“强将诗咏物，收拾济时心”（《东阳道中》），可见他是将“济时”与咏物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并非如一些文人那样嘲风弄月。其《促织》诗云：“金屏翠幔与秋宜，得此年年醉不知。只向贫家促机杼，几家能有一

丝。”诗中借促织之名痛斥了贫富不均的现象，立意新颖。再如其《和农具诗十五首》，从农具的功用展开议论。其中《耰锄》一诗以秦末农民起义军以耰锄作武器的史实，对宋王朝发出了警告。其咏物诗中，还有不少歌咏古松、孤桐、翠竹、芳草，寄托自己的怀抱，如《孤桐》、《北陂杏花》等诗，都是托物言志的佳篇。

王安石的田园风景诗，多数是他晚年的作品，是其诗中艺术成就较高的部分。他的这类诗中也有一些早年作品，写得颇出色，为人所羡称。其《郊行》诗云：“柔桑采尽绿阴稀，芦箔蚕成密茧肥。聊向村家问风俗：如何勤苦尚凶饥？”诗中即景生情，由情而感，体现了作者对穷苦人民的关怀。其《若耶溪归兴》则写得精致盎然：“若耶溪上踏莓苔，兴罢张帆载酒回。汀草岸花浑不见，青山无数逐人来。”作于熙宁元年（1068）的《题西太一宫壁二首》，其一云：“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诗中描景细致，注重色彩，风格妩媚，已经昭示了他晚年这类诗的风格。他晚年的这类诗，善于体察大自然的细微变化，细致地描绘出大自然的美丽景色，如“静憩鸡鸣午，荒寻犬吠昏”（《即事》），“雨过梅柳净，潮来蒲稗深”（《奉酬约之见招》）等，风格清新，明净空灵。他的这类诗，还善于将一己融于大自然之中，如“南浦随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无觅处，日落画桥西”（《南浦》），“因脱水边屦，就敷岩上衾。但留云对宿，仍值月相寻”（《定林》）等，前人称之为具有“闲澹”的意境。

从体裁看，王安石诗诸体皆工。近人庄尉心云：“自有宋以来，能够诸体皆工的，就要算他第一了。”^②其中，王安石的古体诗和绝句尤为人所称道。

王安石的古体诗中，大半是七言古诗。在古体诗中，七古比起五古来，更富于流利、开阖、曲折、顿挫这样一些笔法、章法，和古文相近。因而以文为诗，就可以使这些特点更加突出。韩愈的古诗就是以文为诗的范例。王安石虽对韩愈在文学上的努力不无讥意，但其“诗语之自昌黎沾丐者，不知凡几”，其“五七古善用语助，有以文为诗、浑灏古茂之致，此秘尤得昌黎之传”^③，以至人称“宋人学退之诗者，以王荆公为最”^④。王安石的古体诗有四百余首，几占全部诗作的百分之三十。其古体学韩愈，以文为诗，风格奇崛，表现为一方面以古文的章法、句法入诗；另一面以古文中常见的议论入诗，以形象的语言发表议论，以议论的方法补充形象。他前期的七古《虎图》一诗在结构气格上就已显示出这一特点。他晚年的五古《游土山示蔡天启秘校》等诗，在结构、句法上更是力摹韩愈的《南山诗》，排比铺陈，奇险兀傲。而《用前韵戏赠叶致远直讲》一诗，更是步武《南山》之作。诗中不仅生动地描摹了观棋者的神态：

而且更以十二个“或”字句，形象地描写了弈棋者的神态和弈棋过程：

王安石的绝句，前人评价更高，严羽称：“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沧浪诗话》）杨万里云：“五七绝句最少而难工，晚唐人与介甫最工于此。”（《读唐人及半山诗》）《艇斋诗话》亦称：“绝句之妙，唐则杜牧之，本朝则荆公，此二人而已。”如果说其早年的绝句，如庆历六年（1046）作的《丙戌五日京师作二首》等，艺术上还比较粗糙的话，那么随着其诗艺的渐进，晚年则达到了精深华妙、炉火纯青的境界，尤其是他的那些描绘田园风景的小诗。五绝如“日净山如染，风喧草欲熏。梅残数点雪，麦涨一溪云”（《题齐安壁》），七绝如“小雨轻风落楝花，细红如雪点平沙。槿篱竹屋江村落，时见宜城卖酒家”（《钟山晚步》）等，皆平易自然，潇洒活泼。其绝句还有一个特点，即多用对句。如《木末》诗云：“木末北山烟冉冉，草根南涧水冷冷。缲成白雪桑重绿，割尽黄云稻正青。”诗中不仅用了借代手法，以“白雪”代丝，“黄云”代麦，而且对偶工整，形象鲜明。故陈衍谓：“荆公绝句，多对语甚工者，似是作律诗未就，化成截句。”（《宋诗精华录》）

综观王安石诗，长于议论和精于修辞是其艺术上的主要特点。前者主要表现为以文为诗，后者主要表现为对偶和用典，并贯穿在其整个的创作历程之中。先论第一点。这一特点在其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的诗中，表现尤为突出。在他最早的一批诗作《忆昨诗示诸外弟》、《读镇南邸报癸未四月作》等诗中，已表现出以文为诗的特点。如上所述，以文为诗，有助于增强诗歌的表现能力，获得浑灏古茂的艺术效果。如《葛蕴作巫山高爱其飘逸因亦作两篇》其二起笔云：“巫山高，偃薄江水之滔滔。水于天下实至险，山亦起伏为波涛。”气势横绝，笔力雄健。采用古文的章法、句法入诗，有助于造成曲折、顿挫的艺术效果，但也往往导致诗的散文化。如《和吴冲卿’树石屏》诗云：“嗟哉混沌死，乾坤生，造作万物丑妍巨细各有理。……人于其间乃复雕镵刻画出智力，欲与造化追相倾。……吾又以此知妙伟之作不在存世后，造始乃与元气并。”诗句短则三字，长至十四字，错落有致，排(奇绝。但是，将以文为诗推之极端，一味以议论行之，毫无形象可言，则成了押韵之文。王安石诗在这方面也有不少失误。如“谁为尧舜徒，孔子而已矣。退之嘲鲁连，顾未知之耳”（《读墨》），“今尊子云者皆是，得子云心亦无几”（《扬雄》）等诗，多用语助，与古文几无二致，以致不免“押韵之文”之诮。其《白鹤吟示觉海元公》一诗，干脆以文代诗，将北山道人之语入诗。王安石晚年的不少禅言诗以禅语入诗，味同嚼蜡，损害了诗的美感。这种情况在宋诗中也是很有代表性的。

次论第二点。精于修辞是王安石诗刻意追求的艺术效果。他的诗善用比喻、借代等修辞手法，尤重对偶和用典，后两者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关于对偶，他尝云：“用汉人语止可以汉人语对。若参以异代语，便不相类。”（《石林诗话》）其“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岸排闼送青来”（《书湖阴先生壁》）之诗，便是一个著名的例子。“护田”、“排闼”之语都从《汉书》中来，所谓“史对史”，同时，用事又不使人觉，贴切自然。晚年他精研佛典，更以梵语对梵语，如“周颢宅在阿兰若，娄约身随窣堵波”（《与道原游西庄过宝乘》），“阿兰若”、“窣堵波”皆为梵语。虽然他也主张“作诗不可泥于对偶”（《王直方诗话》），但有时也不免削足适履。如“移柳出门何啻五，穿松作径适成三”（《移柳》）句，将“五柳”、“三径”拆开，颠倒成对，显然有牵强之感。其诗在对偶方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好用人名作对。如“子猷怜水竹，逸少惬山林”（《奉酬约之见招》），“额黄映日明飞燕，肌粉含风冷太真”（《次韵徐仲元咏梅》），“已成白发潘常侍，更似青衫杜拾遗”（《酬王太祝》）等，不胜枚举。关于用典，他亦尝云：“诗家病使事太多。盖皆取其与题合者类之，如此乃是编事，虽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情态毕出，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蔡宽夫诗语》）王安石读书渊博，用典取材无所不有。有取自经书者，如“千枝孙峄阳，万本母淇奥”（《招约之职方并示正甫书记》）。前者代桐，典出《尚书》“峄阳孤桐”；后者指竹，典出《诗经》“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取自史书者，如上引“护田”、“排闼”句。其《次韵朱昌叔》干脆)括《论语》入诗：“点也自殊由与求，既与春服更何忧？”用典和对偶是我国诗歌的艺术传统，可以增强诗歌的表现深度，具有一种含蓄的美和韵律的美。但用典过甚，如掉书袋，以炫耀才学，则似作谜，和读者隔了一层，反而影响了诗的表现力。同样，一味追求对偶工整，而不顾及诗的内容，同样也会影响诗的表现力。王安石的诗在修辞方面有成功，也有失败。故张戒曰：“王介甫只知巧语之为诗，而不知拙语亦诗也。”（《岁寒堂诗话》）

王安石诗取得的成就，固然是他在艺术道路上努力探索的结果，同时也是与他在艺术上转益多师、博采众长分不开的。其诗初学杜、韩。杜诗着眼现实、反映民生疾苦的倾向固然给王安石以影响，杜诗大而能变的艺术成就也使王安石受到启迪。其题画诗数首，如《纯甫出释惠崇画要予作诗》等，尤得杜甫诗艺之秘。他后又博观唐人诗集，尤致意于中晚唐诗人工巧精新的绝句。晚年他隐居钟山，潜心于诗歌艺术，视野更为宽阔，力摹陶、谢和王维之诗，认为陶诗有奇绝不可及之语（《遯斋闲览》）。王安石诗中，模仿前人诗句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前代诗歌对他的影响。我们固然反对那种一味追寻某句出于某句的研究方法，但也不能因此而忽视诗歌传统的影响作用。

王安石诗对确立宋诗风格具有重要的作用。宋诗自欧阳修、梅尧臣等人起，始矫西昆体之弊，与唐诗分途，至苏轼、黄庭坚等，已形成“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沧浪诗话》）的特点，而王安石诗则是这一进程中的重要一环，突出地表现了这些特色。梁启超云：“荆公之诗，实导江西派之先河，而开有宋一代之风气。”（《王安石评传》）被推为江西诗派创始人的黄庭坚，对王安石的文章道德都十分推崇，称赞“荆公六艺学，妙处端不朽”（《奉和文潜赠无咎》）；而尤推崇王安石诗，认为“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觉沆瀣生牙颊间”^⑤。他还特别欣赏王安石《春晚半山即事》中“春风取花去，酬我以清阴”之句，自言从中得古诗句法，其集中亦不乏模仿安石之诗。概括地说，王安石诗对江西诗派的影响，一是以杜甫作为学习的楷模；二是修辞技巧，主要是用典和化用前人诗句。以用典而言，黄庭坚及江西派诗人亦好用人名作典，致有“点鬼簿”之诮；同时又“多用释氏语”^⑥。以化用前人诗句而言，王安石诗的例子也是很多的。如“地偏人罕至，心远境常寂”（《次韵约之谢惠诗》），化用了陶诗“心远地自偏”句；“一水碧罗裁缭绕，万峰苍玉刻孱颜”（《和曾子翊授舒掾之作》），则化用了韩诗“江作青罗带，山为碧玉簪”句；其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亦和李白诗“东风已绿瀛洲草”暗合^⑦。对于这种情况，不能一概指责为剽窃抄袭，而要作具体分析，叶梦得谓：“读古人诗，意所喜处，诵忆久之，往往误用为己语。”（《石林诗话》）确实，诗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即以沿袭而言，亦有袭而愈工若出己意者。至于后来江西诗派诗人将此总结为“脱胎换骨”的创作手法，其末流则陷于一味抄袭，这是不能归咎于王安石的。总之，王安石诗在诗史上的地位，正如全祖望概括的那样：“庆历之后，欧、梅、王数公出而宋诗一变。坡公之雄放，荆公之工炼，并起有声。”（《宋诗纪事序》）

王安石在散文艺术上的成就，大致说来，是结构谨严，析理透辟，语言简洁，笔力雄捷，风格亦由峭直刚劲渐趋深婉温醇。

王安石的散文，依题材可分为谈史论政的议论文，写人叙事纪游的记叙文，以及书札、序跋、杂著和大量的哀祭文，后两者按内容亦接近于议论文和纪传文。

王安石的议论文，按其内容又可区分为政论文、史论文和学术论文。如上所述，其政论文题材广泛，触及宋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论辩色彩。其史论文纵论古今，善于将历史和现实联系在一起，探讨兴亡治乱的原因，同样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其学术论文则不囿于前人旧说，而自出己意，逻辑谨严，议论滔滔。他的不少书信和杂记也都以议论行之。如《答曾公立书》解释为何要贯彻青苗法，青苗法为何要收二分利息，论证谨严周密，无虚言浮词，直是一篇议论文之作。再如《虔州学记》，除去首末两小段记事外，其中心则详论教育，以至相传苏轼讥曰：“介甫《虔州学记》，乃学校策耳。”^⑧

王安石的记叙文，往往熔叙事和议论于一炉。《游褒禅山记》、《伤仲永》等，都是其记叙文中的名篇。《伤仲永》通过记叙金溪民方仲永幼能作诗，被视为神童，长大却“泯然众人矣”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了教育和学习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芝阁记》一文则从灵芝在真宗、仁宗两朝不同的遭遇引申开来，把灵芝的逢时与士大夫的进退遇合联系在一起，抒发了作者的人生感慨。哀祭文在其散文中占了不少的比重。王安石的哀祭文有其特点，即抓住传主的突出事迹，着重阐述传主的文章道德，并往往加以议论，而对传主的家庭、仕历则很少叙述，在哀祭文中别具一格。因此，其文往往可以作为史传之补。

从艺术上具体分析，王安石散文有着多方面的成就。

第一，注重结构的安排，论证谨严周密，富于逻辑性，其散文的谋篇布局，颇具匠心。以议论文而言，往往先提出论点，然后博引史实层层论证，环环紧扣，顺递直下，最后重申论点，全篇首尾完整，周匝谨严。其《三圣人》、《大人论》、《夫子贤于尧舜》等篇，都是这样的结构。而《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最能体现这一特色。文章首先概括了当时存在着的内忧外患问题，指出其患在于“不知法度”；接着指出当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法先王之政当法其意，而当今所以不能者，在于“天下之才不足故也”，而人才之不足，则在于“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至此，作者才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陶冶人才之道有“教养取任”四条。每条之下又按内容分为若干点，如“养之之道”的内容可分为“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三点。全篇以人才为中心，论述面极为广泛。万余言的文章，安排得井然有序，无丝*之感。方苞评曰：“欧苏诸公上书，多条举数事，其体出于贾谊《陈政事疏》。此篇上言一事，而以众法之善败经纬其中，义皆贯通，气能包举，遂觉高出同时诸公之上。”（《古文辞类纂》卷二十引）

第二，不拘成法，自出机杼。黄庭坚曾记载道：“荆公评文章，常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尝观苏子瞻《醉白堂记》戏曰：‘文词虽极工，然不是《醉白堂记》，乃是《韩白优劣论》耳。’”（《书王元之竹楼记后》）王安石之文固然不如苏轼那样纵横恣肆，变化多端，然亦非千篇一律之作；其文在笔法、章法和体制上，往往亦能不拘成法而自出机杼。以笔法而言，有以虚就实者。如《宝文阁待制常公墓表》为悼念友人常秩而作。因常无宦绩可记，王安石便以其行谊、出处、历职等方面入笔，用排偶的手法，写得古劲刚健，充满感情。茅坤评曰：“通篇无一实事，特点缀虚景百数十言，当属一别调。”（《唐宋八大家文钞》）亦有借客形主、衬托照映者，如《处士征君墓表》一文。文为记叙征君事迹，但先叙杜君、徐君事迹，似是三人合志，然而由于三人皆为淮南善士，杜、徐又与征君为友，故写杜、徐，即衬托出征君行事。以章法而言，其议论文多是开篇立论，但亦有先辩证旧说再提出论点者，如《鲧说》、《子贡》等；有从驳论入笔提出论点者，如《周公》、《勇惠》等；还有从分析各家评论中提出论点者，如《庄周》（上篇）等。以文章体制而言，王安石的记叙文等往往是变体之作，其记叙文多熔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如《游褒禅山记》等；而尤重议论色彩，甚至有几乎通篇以议论行之者，如《虔州学记》等。其哀祭文中，如《许君墓志铭》、《王深父墓志铭》等，亦是以议论行序事，而感叹深挚，跌宕昭朗，所谓“以绝无仕迹可纪，家庭庸行又不足列也”之故而不得不为“变体”^⑨。此正可以看出王安石善于安排材料的本领。

第三，运用多种修辞手法，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和形象性。“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是古代论说文的传统，王安石是深谙此道的。他博览经史，并善于运用在文中。其《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一文，引用的经典就有《诗经》、《尚书》、《易经》、“三礼”和《孟子》等。其《上时政疏》一文，为证明“自古人主享国日久，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虽无暴政虐刑加于百姓，而天下未尝不乱”的论点，历引晋武帝、梁武帝和唐明皇三帝史实为例，从而告诫统治者：“夫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可以侥幸一时，而不可以旷日持久。”在引用史实时，其文往往采用古今对比的手法。如《周秦本末论》以“周强末弱本以亡，秦强本弱末以亡”这一相反的史实展开对比；《进论》则以古之取士与今之取士的方法、古之标准与今之观念等展开对比，从而引出历史教训。

王安石文章中的对比往往又与比喻结合在一起。《原教》一文以“善教者”与“不善教者”的方法、效果等一一比较。为了获得形象的表达，作者在比较了“善教者以道扰民”和“不善教者以道强民”这一不同效果之后，用了一段形象的比喻，云：

扰之为言，犹山薮之扰毛羽，川泽之扰鳞介也，岂有制哉？自然耳。强之为言，其犹囿毛羽、沼鳞介乎，一失其制，脱然逝矣。

《材论》一文在论述选拔人才、使用人才时，用了两组比喻。第一组用骥骐与驽骀作比喻，认为“驽骥杂处，其所以饮水食刍，嘶鸣啼啮，求其所以异者盖寡”；而只有当“引重车，取夷路”时，方能看出两者的区别，意谓要在使用中选拔人才。第二组比喻云：

夫南越之修簳，镞以百炼之精金，羽以秋鹗之劲翮，加强弩之上而#之千步之外，虽有犀兕之捍，无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决胜觌武之所宝也。然而不知其所宜用，而以敲扑，则无以异于朽槁之梃。是知虽得天下之瑰材桀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

王安石文章在使用对比和比喻时，还往往采用排比的手法，喻体和被喻体，参照物和被参照物，都是成双成组地出现，句式整齐，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如《荀卿》篇中先用了一组排比句，指出：“夫能近见而后能远察，能利狭而后能泽广，明天下之理也”；接着用了两组比喻来说明：

今有人于此，不能见太山于咫尺之内者，则虽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察秋毫于百步之外。盖不能见于近，则不能察于远，明矣。

今有人于此，食不足以厌其腹，衣不足以周其体者，则虽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以赡足乡党也。盖不能利于狭，则不能泽于广，明矣。

第四，论点集中，不枝不蔓，语言简洁明净。王安石集中不少议论短制，最能体现这一特点。这些短文往往就一事一题论难驳辩，以小见大，洞幽析微，又很讲究布局结构，婉而成章。其《鲧说》、《太古》、《知人》、《闵习》、《龙说》、《答李资深书》、《读孟尝君传》等文，都在二百字左右。《知人》一文不满一百二十字，却引了王莽、杨广、郑注三个历史人物，来证明“贪人廉，淫人洁，佞人直，非终然焉，规有济焉”的论点。《答李资深书》抓住如何“待物”这一问题，三言两语就说清了观点，体现出作者的人生哲学和精神面貌。历代传诵的《读孟尝君传》，全文仅四句九十字。首句言：“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引用他论，不加褒贬，文势平稳以引出下文：“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次句似石破天惊，顿起巨澜，力诋首句所谓“得士”之论。紧接着一句云：“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再一句反问，以证实次句所破孟尝君得士之论。最后云：“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呼应次句“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之论，再破所谓“得士”之论。文章到此，戛然而止，寥寥数言，而文势如悬崖断堑，无一句闲语，令人咀嚼不尽。刘熙载谓：“半山文善用揭过法，只下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是何简贵。”（《文概》）

王安石散文的艺术表现，构成了其文独特的风格。对此，前人多有评说。茅坤称其书“行文处往往遒以婉，镵以刻，譬之入幽谷邃壑，令人神解而兴不穷”；其志表序事“独自出机轴，多巉画曲折之言。其尤长者，往往于序事中一面点缀著色，隽永远出，令人览之如走骏马于千山万壑中，而层峦叠嶂，应接不暇，序事中之剑戟也”（《唐宋八大家文钞》）。张裕钊则曰：“尝谓半山之峻，破空而来，意取直上，陡然险绝，如峭壁悬崖，故文境特瘦峭。”（《评点古文法》引）这些议论都正确地指出了王安石散文峭直刚劲的一面。从中，我们亦可看到前代散文对他的影响。王安石为文，推崇孟子、扬雄，以及韩愈、柳宗元，同时又博览先秦诸子及《史记》等。孟子为文，长于论辩，文气充沛，笔锋犀利。韩愈为文，力在陈言务去。柳宗元为文，则以峻洁凝练著称，而这又深受《史记》的影响。王安石曾撰《孟子解》，自言“以孟、韩之心为心”（《送孙正之序》）；其《读柳宗元传》称许柳宗元为“天下之奇材”。他们的文章当然也给王安石以影响。王安石以自己杰出的散文成就，终于和韩、柳并称，而跻名于唐宋古文八大家之列。

⑦钱钟书《宋诗选注》，此类诗例又详钱钟书《谈艺录》七四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