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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1021—1086），一生留下了丰富的著述。早在16岁时，他就开始了诗文创作，其《忆昨诗示诸外弟》云：“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乘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现存王安石最早的一批诗文，是作于庆历二年（1042）的《送孙正之序》和次年的《读镇南邸报癸未四月作》、《忆昨诗示诸外弟》、《伤仲永》等。这些诗文在内容的深度和艺术的表现方面，都已斐然可观。从这时直至逝世为止，王安石始终没有停止过诗文创作。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创作了诗1500余首、文300余篇，以及大量的学术著作和内外应制文等。在北宋诸家中，王安石的创作数量是名列前茅的，内容也是极其丰富的。

时间跨度如此漫长、作品内容如此丰富的创作历程，必然呈现出阶段性。而探讨和研究其创作分期，必将有助于对其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深入理解。为此，前人在这方面已经有所探索。宋人叶梦得云：

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如“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又“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平治险秽非无力，润泽焦枯是有材”之类，皆直道其胸中事。后为群牧判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石林诗话》卷中）^①

叶氏把王诗的发展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主要着眼于其诗的风格变化，比较符合王安石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因此多为后人论王诗者所本。然而，诗人的风格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作品是生活和思想的形象反映，创作精神不能不制约于生活道路的发展变化。叶氏的评论注重了艺术借鉴对诗人风格发展的作用，但却忽视了生活道路对诗人风格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其分法也颇为粗疏简略。也有的论者根据王诗的题材变化，联系他的政治活动，把王诗分为前后两期，以熙宁九年（1076）再度辞相之前为前期，以最后十年的隐退生活为后期；认为前期诗富有思想性，后期艺术成就虽高，但内容上可取者不多。这种观点在建国后发表的有关研究论文中，是很有代表性的。这种观点注意到了王安石作为政治家的特点，注意到了生活道路对作家风格发展的重要作用，但却机械地割裂了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这两方面的发展，忽视了作家在艺术借鉴和创新方面的努力。王安石诗文风格的发展并不是突变性的，而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因此，两分法同样失之粗疏简略。建国后对王安石诗文的研究，与同时的欧阳修、苏轼诸家相比并不活跃，探讨其诗文分期的论文寥若晨星，其诗文系年尚付阙如^②，这与王安石作为一个诗文大家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而且，由于受政治思潮的影响，尤其是在“批儒评法”运动中，王安石被戴上了“法家”的桂冠，其诗文也受到歪曲和片面的理解。因此，我们有必要全面考察王安石的诗文，对其诗文的发展及其文学成就作出比较合理的解释。

通过对王安石生平事迹及其全部诗文的考察，我认为探讨王安石诗文分期及其文学成就，首先要有一个前提，即认识到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是第一位的，其次方是作为文学家的王安石。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几乎一直是十分密切的，但是，几乎没有一个文学家如王安石那样与政治的关系如此密切。自青年时代踏上仕途开始，他就把自己的一生同宋王朝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为了挽救当时由于内外矛盾深重而处于积贫积弱境地的宋代社会，王安石倡导了震动北宋中叶的变法运动，并倾全部精力投身于其中。他在政治上的进退，此后也随变法运动的发展而变化。有意味的是，当新法被推翻时，王安石也走完了他的一生。这位政治改革家的生命是与他倡导的新法一起结束的。九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多把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来看待，为他的政绩而聚讼纷纭，争论不休，建国以来研究王安石政治、经济思想等的论著远多于研究其文学成就的论著，也说明了这一特点。

王安石本人也以政治家自命，而耻以文士立名。其父王益，做过几任地方官吏，为官清廉。王安石尝言：“盖先君所存，尝欲大润泽于天下，一物枯槁，以为身羞。”（《答韶州张殿丞书》）王益并为其陈“古今存亡治乱之所以然”（王安石《先大夫述》）。在父亲的影响下，他从小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思想，立下了建功立业的大志，自言“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除此之外，他还想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力图“文章事业望孔孟”（《赠寄胡先生》）。他很推崇孟子，以孟子不惑杨墨、韩愈不惑释老并称“孟、韩之心”，表示要“以孟、韩之心为心”（《送孙正之序》）。需要指出的是，王安石推崇的韩愈，是作为儒家道统维护者的韩愈，而不是作为文学家的韩愈。其《上人书》以为韩愈于文虽千百年中卓绝，但徒语人以其词，失文之本意；其《韩子》诗则讥韩愈“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其《奉酬永叔见赠》一诗，颇能代表他对文学与政事、学术关系的看法。诗云：

诗中把诗文成就视作“虚名”，而置“道义”于文章之上，立志经邦济世，步武孟子。其《次韵信都公石枕蕲簟》诗中所云“天方选取欲扶世，岂特使以文章鸣”，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关于王安石的志向，陆九渊概括得十分明确：“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义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荆国王文公祠堂记》）

王安石以政治家自命，其文学思想也表现出政治家的色彩。因此，在探讨其诗文分期和文学成就之前，有必要先简略地探讨王安石的文学思想。王安石文学思想的核心，一言以蔽之曰：经世致用，重道崇经。这一思想一直贯穿于其一生的文论之中。《上人书》是他早年的一篇有系统的文论。王安石在文中明确指出：“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又说：“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王安石在这里，已就文学的内容和作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等方面作了阐述，他把文学内容囿于“礼教治政”之范围，或曰之为“治教政令”（《与祖择之书》）。这一观点显然发展了儒家传统的“诗言志”说而又有所不同。其《上张太博书》换了一种说法：“夫文者，言乎志者也。”但王安石所说的“志”则指“致君下膏泽于无穷”（《先大夫集序》），仍囿于经邦济世之范围，和“礼教治政”并无二致。他晚年著《字说》，解释“诗”字曰“诗者寺言也，寺为九卿所居，非礼法之言不入，故曰思无邪”，仍坚持这一观点。王安石强调“文章合用世”（《送董传》），但并不抛弃形式，同时强调“文贵自得”（《上人书》），以尽言其志。

王安石经世致用文学观的基础则是重道崇经。“道”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含义颇为复杂，并常同各种哲学概念联系在一起。道的本义是道路，但经后人引申转化后，就有了不同的涵义。道或指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如《易》之“一阴一阳谓之道”；或指某种政治主张或伦理道德观念等，如先王之道、圣贤之道等。韩愈的《原道》云：“博爱之谓仁，仁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以后人们也常以道统来指孔孟以来的儒家正统观念。宋代作为理学先驱的石介，就极其强调自周公、孔孟以至扬雄、王通、韩愈以来的儒家道统，其《怪说》中指斥杨亿为代圣的西昆体“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语，破碎淫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就是从攘斥异端的角度出发的。王安石也主张“文贯乎道”（《上邵学士书》），自称“安石不为通乎道者，曰有志乎道可也”（《与杨蟠推官书》）。但他指的道，并不同于理学家标榜的心性之道，也不是儒家的道统。其《周礼义序》指出：“惟道之在政事。”这个道指的是安邦治国之道，也就是所谓的“礼教治政”。这充分表现了王安石作为政治家的特色。重道必然崇经，自荀子以来，中经刘勰等的大力宣扬，“明道、征圣、宗经”三者综合成为儒家文论的传统。王安石继承了这一传统，而且加以独创性的发展。其《答吴孝宗书》云：“若欲以明道，则离圣人之经，皆不足以有明也。”他对儒家经典下过很大的功夫^③，认为“经术正所以经世务”（《宋史·王安石传》）。在变法期间，他主持修订了《诗经》、《尚书》和《周礼》这三部儒家经典。其《三经新义》发掘儒家经典中的革新思想，或用附会的方法赋予儒家经典原未有的革新内容，以对付反对派的攻击，为革新寻找理论依据。

王安石重道崇经的目的正是为了经世致用，这是他与历代经术派文论的不同之处。王安石对汉儒以来的经学注重章句注疏的繁琐学风深感不满。他在《书洪范传后》云：“孔子没，道日以衰熄，浸淫至于汉，而传注之家作。……学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于传注之学也久矣。”在《答姚辟书》中，他又指出：“夫圣人之术，修其身，治天下国家，在于安危治乱，不在章句名数焉而已。”作为一个政治家，王安石把这一思想付诸实践。他执政不久，即上《乞改科条制劄子》，建议“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在宋神宗的支持下，不久便罢诗赋，以及不能阐发经术的贴经墨义，而改试经义。带有现实的实践色彩，具有广泛的现实内容，这是王安石文论的一个特色。

王安石重道崇经，却不囿于儒家经典之范围，而是博采众家，兼收并蓄。他认为：“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因此，他“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当友人指责他读佛经时，他辩解道：“方今乱俗不在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答曾子固书》）儒道佛合流是中唐以来士大夫中流行的一股思潮，王安石对释老的议论正反映了这种思潮。他认为佛经中有可以为儒家经典所吸收的东西，他以儒家标准来称赞佛教徒“不忮似仁，无求似义”；认为“道之不一久矣”，而“博闻该见有志之士，补苴调胹，冀以就完而力不足，又无可为之地，故终不得。盖有见于无思无为，退藏于密，寂然不动者，中国之老庄，西域之佛也”（《涟水军淳化院经藏记》），即认为释老与儒学有相合之处，佛教徒的一些品性可为士大夫所发扬。其目的虽在维护儒学，但却对其人生观以及诗文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故全祖望称：“荆公欲明圣学而杂于禅。”（《宋元学案》）

王安石的文学思想必然会影响其诗文批评及其创作倾向。他步入文坛时，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以雕章丽句的绮靡风格著称的西昆体已流行一时，王安石对此十分反感。他在《张刑部诗序》中指斥“杨、刘以其文词染当世，学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颠错丛庞，无文章黼黻之序，其属情籍事，不可考据也”；在《上邵学士书》中指出：“某尝患近世之文，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事，以襞积故实为有学，以雕绘语句为精深，譬之撷奇花之英，积而玩之，虽光华馨采，鲜缛可爱，求其根柢济用，则蔑如也。”这与石介指斥杨亿的议论有相近之处。与此相反，王安石作诗极力推崇杜甫。杜甫自比稷、契，立志致君尧、舜，这也是王安石的志向。王安石着眼的是杜甫身处离乱之中仍忧国忧君的热忱，以及他推己及人的博大胸怀；同时，王安石也为杜甫巨大的艺术成就所倾倒。他在《杜甫画像》诗中云：“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他是入宋后第一个大力推崇杜甫的诗人，并编选过《杜工部诗后集》和以杜甫为第一的《四家诗选》，在杜诗的搜集整理、校勘注释上下过不少功夫。而更重要的是，他以自己丰富的诗文创作，成为北宋中期以欧阳修为领袖的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一员。

王安石的文学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思想中“兼济天下”的一面以及“尚用”的传统，成为古代文论中政治伦理批评的代表。他着眼现实，注重内容，强调“自得”，对于改变当时的绮靡文风，强调文学创作的独创性，固然有着积极的作用。然而，正如这派文论所有的通病一样，他夸大了文学的社会作用，缩小了文艺反映生活的范围，对于文学的健康发展却有着阻碍作用；尤其是他借助于行政手段，统一道德思想，束缚了学术的自由发展，从这一点来说，他的文论不自觉地充当了道学家文论的同调。道学家文论强调文以载道，甚至把文道对立，认为作文害道，完全否定文艺的作用。王安石的文论毕竟和道学家文论存在着距离，在当时和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古文家文论却有相近之处。欧阳修为文继承韩愈，主张“事信言文”，重道以充文，赢得了一大批追随者，王安石就是其中之一。但是，王安石的文论却有着其独特性，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先于王安石的范仲淹、李觏，与王安石同时的祖无择、曾巩、王令等，其文学思想和王安石有着一致或相近之处，而成为北宋文论史上重要的一环。

王安石的诗文创作实践，虽然与其文学思想之间也存在着一些矛盾，但总的说来还是其文学思想的具体表现。通过对王安石生平事迹的全面考察，以及对其诗文系年的考证，可以发现其诗文创作的题材和数量，随着其政治活动的发展变化而呈现出相应的发展变化。因此将王安石诗文的发展分为早、中、晚三期或前、后两期，不如按其政治活动的五个时期来分，即初入仕途、入京为官、居丧讲学、执政变法和隐居钟山五期，更能比较清晰地看出王安石诗文发展的轨迹。兹就其在各个时期的诗文内容及其风格发展作简略的阐述。

一、初入仕途时期

这一时期从庆历元年（1041）入京应试起，至至和元年（1054）入京为官讫。庆历二年，王安石高中进士，开始步入仕途。在这一时期，他转宦州县，先后担任过签书淮南节度厅判官公事、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务。他步入仕途之际，正值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为代表的革新派为了缓和宋王朝面临的危机，在宋仁宗的支持下改革弊政，提出“明黜陟”、“均公田”、“抑侥幸”、“精贡举”等十事作为改革纲领，史称“庆历新政”。然而，由于遭到同一阶级中保守派的反对，这次改革不到一年就告失败。但是改革思潮仍在继续发展，对于改革的内容和方法等问题的认识也逐步深化。改革已成为社会上的普遍要求，如陈亮所云：“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④王安石深受改革思潮的影响，并与范、欧等改革派领袖交往。初入仕途的王安石，勤于学习，敏于政事。他不愿做“猎取名位”的官，而希望能“不矜宠利，不惮诛责，一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国之疵”（《上田正言书》）。在地方官任上，他就力图有所作为，如在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宋史》本传）。长期的地方官生活锻炼了王安石的才干，也为他赢得了政声，为执政后推行新法积累了经验。

这一时期也是王安石诗文创作的发轫期。他这时期的诗作不多，可考者近百首；而散文创作则相当活跃，他的20多篇记叙文中的大半都作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文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反映了他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揭露现实黑暗，抨击弊政，是王安石这时期诗文的重要内容。长期担任地方官，使他对下层人民的生活有了切身体会。在他的笔下，展现了在天灾人祸打击下的农民的悲惨生活，揭露了地主、酷吏的巧取豪夺的丑恶嘴脸，抨击了祸国殃民的种种弊政。在淮南，他记录了“淮蝗蔽天农久饿，越卒围城盗少逸”的严峻现实，抒发了“春风生物尚有意，壮士忧民岂无术”（《次韵和中甫兄春日有感》）的胸怀。在鄞县，他抨击了官府禁止私人煎盐的弊政，揭露了渔民“不煎海水饿死耳，谁肯坐守无亡逃”（《收盐》），势必官逼民反的严酷现实。在舒州，他目睹这块昔日土沃人耕之地，由于酷吏“掊克”和地主兼并，变成“百室无一盈”的悲惨情景，写出了“三年佐荒州，市有弃饿婴”（《发廪》）这样触目惊心的诗句，痛斥了厚颜无耻的“肉食”者（《舒州七月十一日雨》）。作为一个地方官吏，王安石对自己无力改变现状感到惭愧和内疚，其《感事》诗云：“竭来佐荒郡，懔懔常惭疚，昔之心所哀，今也执其咎。”因此他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状况。

关心国事，要求改革，是王安石这时期诗文的又一重要内容。长期的地方官生活，也使他对宋王朝的内外形势及其政策有了深刻的认识。他欢呼庆历新政的实行：“赐诏宽言路，登贤北陛廉。相期正在治，素定不烦占。众喜夔龙盛，予虞绛灌!。太平讵可致，天意慎猜嫌”（《读镇南邸报癸未四月作》），同时也担忧改革的命运。事实证明了青年王安石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庆历革新促使他对宋代社会进行了广泛的思考，并反映在其诗文中。财政、吏治和教育科举是他尤为注目的问题。王安石认为，当时财政困难的症结在于国家不能控制经济生活，即“失所以生财之道”（《与马运判书》）；而造成这一系列弊病的核心乃是大地主、大官僚的土地兼并，由于兼并，导致“礼义日已偷，圣经久湮埃。……利孔至百出，小人利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兼并》）。他认为君主应主宰社会经济生活，使国家具有“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营”（《寓言》）的经济职能。《秃山》这首寓言诗，形象地揭示出宋王朝所处的困境。诗中通过描述一群猴子在海中孤山上生活繁殖，“攘争取一饱，岂暇议藏收”，导致坐吃山空的情景，辛辣地讽刺了官僚、地主之流挥霍无度，忽视生产，陷国家于贫弱局面的行径，警告这样下去会使国家变成“秃山”。而这也是其《省兵》一诗的出发点。针对当时宰执要求省兵的建议，王安石认为，由于军队缺乏战斗力，一旦胡骑入寇，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兵省非所先”；只有当民丰官勤、兵强将良时，方可以省兵。吏治是王安石感受颇深的一个问题。《越州余姚县海塘记》、《信州兴造记》和《通州海门兴利记》，是他在这时期写的三篇关于吏治的记叙文。他在文中赞扬了“能亲以身当风霜氛雾之毒，以勉民作而除其灾”的清官廉吏，痛斥了那些不学无术、不知为政只知害民的贪官酷吏。他认为吏治的不善在于选才和用人的不当，一再强调“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材论》），“取人之道，世之急务也”（《兴贤》）。因此他对当时的科举制度深感不满，认为“大抵所以治天下国家者，不复皆出于学，而学之士，群居、族处，为师弟子之位者，讲章句、课文字而已”（《慈溪县学记》）。在任地方官时，他就力求有所改革，把自己的这些思想付诸实践，其诗文也记录了他这方面的活动。如为令鄞县时，他兴修水利，“属民使浚渠川”（《鄞县经游记》）；上书上司，要求改革盐政（《上运使孙司谏书》）；兴办县学，推荐人才等。他在鄞县“贷谷于民，立息以偿”，就是其经济思想的部分实践，尔后执政时所实行的“青苗法”等即滥觞于此。

王安石这时期的诗文，也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其诗在体裁上多为古体，偏重白描和议论，已出现了以文为诗的倾向，如《兼并》、《寓言》等诗议论虽颇深刻，却欠含蓄，风格显得峭直但乏韵味。不过上乘之作也有不少，如《壬辰寒食》抒写客思之情，“风神跌宕，笔势清雄”（《唐宋诗举要》）；《和平甫望九华山四十韵》二首，则代表了他这时期诗作所达到的成就，它描绘了九华山雄奇的景色，极铺陈排比之能事，熔写景、抒情和议论于一炉，风格上力摹杜甫、韩愈，显示了驾驭题材的能力。其散文则以传统的叙述、描写为主，记体文则偏于议论。这些文章叙事简略，文字朴素，说理透辟，风格上与其诗相近，显得峭直简洁。《游褒禅山记》是他这时期所作的一篇著名散文。作者从游山感受到的“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的现象，提倡要深入探索、百折不回，反对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又从所见残碑引出议论：“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文章写得脉络分明，从记叙到议论的转折十分自然，简洁而富有哲理，充分表现出长于议论的特色。同时，依经立论、博引史实的特点，在这时期的散文中也有所表现，如《上相府书》请求安葬亡父一事，作者先引经据典，后方点出主旨。

二、入京为官时期

这一时期从至和二年（1055）入京为群牧判官起，至嘉祐八年（1063）母丧离京丁忧前讫。这一时期除嘉祐二年出知常州、三年调为江东提刑外，王安石一直在京为官，先后担任过群牧司判官、三司度支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诰等职务。中央和地方的为官生活，使他对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有了更深入广泛的理解，同时也使他十多年来关于改革的思考得以更加成熟。嘉祐三年（1058）冬，在由江东提刑调为三司度支判官前的日子里，他系统地思考了多年来心中萦绕着的种种问题，“俯仰换春冬，纷纷空百忧”（《解使事泊棠阴》），写成了一篇洋洋洒洒、长达万言的雄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即《万言书》）。书中明确提出了“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的主张，表明他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改革思想。他的改革方案虽未被仁宗采纳，仅仅引起他的瞩目而已，但从此王安石便在北宋政坛上崭露头角。

这一时期可说是王安石诗歌创作的丰收期，可考者有270余首，占全部可考诗作的三分之一；而这时期的散文创作相对来说则不够活跃，但在艺术风格上仍有发展。

这一时期的诗文题材广泛，内容仍和前期那样密切联系现实，关心国事，要求改革，富于战斗性。诗文涉及的题材有水利（《送宋中道通判判州》）、漕运（《和吴御史汴渠诗》）、茶法（《酬王詹叔奉使江东访茶利害见寄》）等。在《议茶法》一文中，王安石历陈榷茶法之弊，要求罢除。在他的建议下，江南东路的榷茶法在一个时期内得到了改变。集中体现这一特点的是他这一时期所作的一组“使北诗”和一组“试院诗”以及《万言书》等文章。嘉祐五年（1060）春，他伴送契丹使回国，一路上因语言不通遂寄情翰墨，写下了近40首诗。诗中描绘了边塞风光，反映了边境人民的痛苦生活，指责了宋王朝委曲求全的对外政策。可怜边境人民“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河北民》），“戈甲久已销，澶人益憔悴”（《澶州》），但是辽、夏统治者并不以此为满足，还时常来侵扰，而将相对此却无动于衷，视为儿戏。王安石对此颇为忧虑，所谓“蕃使常来射狐兔，汉兵不道传烽燧。……棘门霸上从儿戏，李牧廉颇莫更论”（《白沟行》）；并进而对宋王朝的对外政策发出了疑问。其《澶州》诗用周文王事昆夷这一典故，来讽刺宋王朝“能将大事小，自合文王意”。嘉祐六年（1061）春，王安石担任了进士考试的详定官。阅卷期间，他写下了不少对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表示不满的诗歌，甚至视之为“倡优等”（《详定试卷》），要求加以改革。而在《万言书》中，他更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改革教育、科举和官僚制度的方案，成为后来推行新法的理论根据。

纵观古今，讨论学术，是王安石这时期诗文的一个突出内容。他的不少咏史诗和学术论文（包括一些书信）多作于这一时期。他对历史有着独特的看法，而不盲从于前代史书（《答韶州张殿丞书》），并由此阐明历史教训。如其《读江南录》根据亲身所闻，指出徐铉所撰《江南录》述及南唐大臣潘佑直谏被杀一事之妖妄，认为徐铉厚诬忠臣，感慨道：“大凡毁生于嫉，嫉生于不胜，此人之情也。”显然，他的感慨寄寓了自己的宦途感受。他的两首《明妃曲》，在传统的歌咏昭君出塞的题材上自出新意。古来的昭君诗，不是把昭君的不幸归咎于画工的丑化，就是描写昭君的孤凉凄惨的生活。王安石则云：“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把昭君怨的根源直接归咎于昏庸无能的汉元帝；而“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和“人生乐在相知心”，则充分表达了对历史的熟谙和政治家的识见。鉴古在于知今，早在《答曾子固书》中，王安石就指出：“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在《万言书》中，他进一步指出：“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因此，博引史实，借古喻今，成了王安石这类诗文的一大特色。如《兴贤》篇列举商、周、西汉历代兴衰的史实，说明君主只有知人用贤，才能“跨两汉轶三代，然后践五帝三皇之涂”；《委任》篇中引用苏秦“不信天下，为燕尾生”的史实，说明“人主以狗彘畜人者，人亦狗彘其行，以国士待人者，人亦国士自奋”，要求君主善于使用人才、珍惜人才。在王安石的这类诗文中，还有不少是评骘历史人物的。他赞颂了田单、张良、诸葛亮等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对司马迁、陆贽等怀才不遇、坎坷多艰者寄予同情。而其中不少评价学术人物的作品，表现了王安石作为哲学家的一面。王安石推崇孟子、扬雄，并以孟子自况：“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孟子》）而对扬雄的歌咏尤多，并在与友人书中为扬雄仕莽事辩护（《答龚深父书》），反映了他的哲学观点。

叙述亲朋之情，是王安石这时期诗文中经常出现的内容。这一时期，由于入京为官，结识了不少朋友，特别是见到了他心仪已久的欧阳修，因而写了不少与亲朋唱和的诗篇。这些诗中，虽然也有一些应酬之作，但多写得感情真挚。他使北前写给长妹的《示长安君》诗云：

这首诗不事藻饰，不用典故，写得朴素自然，真切感人。写给亲人的诗如此，寄给朋友的亦如此。王令是北宋中期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与王安石为布衣之交。在几年的交往中，王安石写给王令不少信，平易近人，表现了他对后进的关怀之情。当他得到王令去世的噩耗时，十分悲痛，写了不少悼念诗，并撰写了《王逢原墓志铭》。文中回顾了与王令交友的经过：

始予爱其文章，而得其所以言；中予爱其节行，而得其所以行；卒予得其所以言，浩浩乎其将沿而不穷也，得其所以行，超超乎其将追而不至也。于是慨然叹以为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助于天下者，将在于此。余将友之而不得也。

文中对王令作了高度评价，充满了对天才早夭的惋惜之情，写得非常情真意切。王安石哀祭亲朋的诗文，很多都作于这一时期，本文可说是这类文章的代表作。

王安石这一时期的诗文，在艺术风格上有显著的发展。他和欧阳修、梅尧臣等著名诗人唱酬。梅、欧之诗，学习韩愈而又自出机杼，一扫西昆体之余风，对确立宋诗的基本风格起了奠基作用，对王安石不无影响。同时王安石还广泛涉猎唐人诗集。嘉祐五年（1060），他与宋敏求同为三司判官^⑤，从宋氏家藏唐诗百余编中择其精者，编选了一部20卷收诗1100余首的《唐百家诗选》。入选诗中，初盛唐诗为5卷300首，中晚唐诗15卷800余首，而其中多为近体诗，从中可以看出王安石诗歌趣味的变化。在体裁上，他从前一时期的多为古体，转变为古体、近体诗创作并驾齐驱；风格上也从直陈其事、唯意所向，开始渐趋含蓄。这一时期所作的“使北诗”和“试院诗”，现实性很强，但并不像前期的《兼并》等诗，纯然以议论为诗，而代之以比较平婉、含蓄的表达。如《白沟行》一诗展现了边界的危险局势：“万里"#接塞垣，幽燕桑叶暗川原。”不着评论，却耐人寻味。故李壁注云：“词不迫而意则深切。”在描写上则更趋精细，但也开始表现出工于对偶、精于用典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其近体诗中。如《和吴御史临淮感事》中云：“黄尘欲碍龟山出，白浪空分汴水来。澄观有材邀味陋，霁云无力报奸回。”两联对偶工整，以人名对人名，地名对地名，同时又运用典故，显示了高度的修辞技巧。但推之过甚，亦流入其所指责的西昆体诗“獭祭鱼”的窠臼。这时期的散文虽然不多，但却保持了前一时期文章说理周详、议论风生的特点且又有所发展。如《度支副使厅壁记》指出理财须有善法，守法须有良吏，即“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借题发挥，虽名为记，实是一篇论述经济问题的专论，笔力豪悍，气势逼人。而代表这一时期散文成就的，仍应推被梁启超誉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王安石评传》）的《万言书》。

三、居丧讲学时期

这一时期从嘉祐八年（1063）秋母丧回江宁丁忧起，至治平四年（1067）秋被召为翰林学士入京前讫。治平二年（1065），王安石居丧服阕，潜心于著述，其《淮南杂说》和《洪范传》等重要的著作，可能都完成于这一时期。服阕后，他因病未能应召赴阙，遂在江宁设幄讲学。通过讲学，宣传他的改革思想，并在周围聚集了一批知识青年，形成以他为代表的新学学派，为后来推行新法准备了舆论和人才。治平四年正月，年仅20岁的神宗皇帝继位。他锐意进取，启用王安石，由此揭开了熙宁变法的帷幕。

王安石这时的诗文创作不甚活跃，诗可考的有50余首，内容主要是咏怀和唱酬之作；散文主要是一些书信和几篇学记，讨论学术，要求改革为其主要内容。金陵是六朝故都，曾掀起过多少历史风云。“江南佳丽非一日，况乃故国名池台”（《和王微之登高斋》）。王安石在此写下了不少咏史吊古之作，“高论历抵秦以来”，“登高一曲悲亡国”，回顾历代兴衰，总结历史经验。“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金陵怀古》四首之一），便是他对历史深刻反思后得出的结论。由于讲学，王安石写了不少和友生讨论学术的书信，以认真的态度、平易的口吻回答友生的提问。如《答韩求仁书》论《诗经》和《周易》，《答陈柅书》谈《庄子》等，其中的观点和他的《庄周》、《荀卿》等学术论文相一致，反映了王安石的哲学观。

王安石这一时期的诗文虽然不多，但却不乏上乘之作。其诗仍是古体、近体并进。古体诗如《和王微之登高斋》三首，历咏六朝以来金陵的兴衰史实，描写和议论、抒情相结合，笔致酣畅，较之前期的同类诗作，诗艺显得更为纯熟。其近体诗更注重对偶和用典，而且还尝试排律的创作，如《送江宁彭给事赴阙》一诗达32联。这时的散文，议论色彩更趋强烈，风格上由峭刻拗折渐趋平婉温醇，更善于依经立论，引经据典。如《虔州学记》、《太平州新学记》等文，较之前期的《慈溪县学记》等文，不但议论更加深刻，而且风格也有不同。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这时还尝试词的创作。著名的咏史词《桂枝香·金陵怀古》就作于这时。他的词作虽然不多，但风格独特，在词的发展史上有一席之地^⑥。

四、执政变法时期

这一时期从治平四年（1067）秋入京为翰林学士起，至熙宁九年（1076）第二次辞相回江宁隐居讫。这一时期是王安石在北宋政坛上大显身手的时期。熙宁元年（1068）四月，入京不久的王安石向宋神宗上《本朝百年无事劄子》，揭露了当时“民不富”、“国不强”、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说明变法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指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从经济、政治、军事和教育科举制度几方面，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熙宁二年（1069）他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从此，他开始处于北宋的权力中心，倾全部精力于变法运动。因此，与前一时期一样，他这一时期的诗文创作皆不多，诗可考的仅70余首，且多为近体。其诗文内容多与变法运动密切关联，反映了变法运动的进程，为变法运动制造舆论，同时也表现了他处于急风骤雨的政治风云中的复杂感情。在变法过程中，充满着激烈而复杂的斗争，新法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围攻，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与反对派展开了斗争。其《众人》尤其表现了这种精神。诗云：

诗中引用周公（姬旦）和王莽的典故，隐然以周公自比，充满了自信心，同时也体现了他执拗的个性。为维护新法，他写了一些论战性的作品，保持着峭折刚劲、锋芒毕露的风格。《答司马谏议书》一文，针对保守派代表司马光的四点责难，逐一加以批驳，指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痛斥司马光之流“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词锋犀利，气势迫人。其散文风格中平婉温醇的经学味，则有更明显的发展。为了给新法寻找理论根据，王安石这时期的文章更注重依经立论，如《上五事劄子》、《答曾公立书》等。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是《三经义序》，序言用词简洁，概括经义大旨，叙述撰修缘起，依经立论，词藻多取之经典。故方苞云：“三经义序，指意虽未能尽于义理，而辞气芳洁，风味邈然，于欧、曾、苏氏诸家外别开户牖。”（《古文辞类纂》卷十引）

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王安石的心情颇为复杂。他一方面义无反顾地投入改革，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功成身退的思想。其《雨过偶书》诗云：“谁似浮云知进退，才成霖雨便归山。”这种思想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是有传统的，但出现在王安石身上却是颇有意味的。熙宁三年（1070）他拜相，面对京城群僚的祝贺，毫无欣喜之情，写下“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欲寄此生”^⑦的诗句，以终老江湖为归宿。随着变法的深入进行，王安石要应付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包括变法派内部的分歧，这使他感到非常疲倦，感叹“经世才难就，田园路欲迷”（《秣陵道中口占》）。这种身在魏阙、心系江湖的苦闷和挣扎也体现在熙宁五年（1072）所作的《壬子偶题》诗中。诗云：“黄尘投老倦匆匆，故绕盆池种水红。落日欹眠何所忆，江湖秋梦舻声中。”这些诗可以说预示着后期诗在思想内容上的转变。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因遭攻击而罢相，次年春复相，赴京途中写了《泊船瓜洲》一诗。诗云：“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诗中明确表达了他对江湖生活的依恋和对政治生活的厌倦。这次复相不到二年，王安石再次上疏乞退，从此开始了其生活和创作的最后阶段。

五、隐居钟山时期

这一时期从熙宁十年（1077）王安石回到金陵起，至元祐元年（1086）他逝世为止。这一时期王安石一直在钟山过着隐居生活。由于脱离了繁重的政治活动，他便致力于诗歌创作，创作数量以这一时期为最多，今存其绝句400余首中，大部分是他这时期的作品。除了大量创作近体诗外，他还致力于古体诗，间或尝试集句、填词；同时，散文创作则日见稀少，主要是一些序文和书信。综观王安石创作的五个时期，这一时期的创作情形与第二期相似，是诗歌创作的丰收期。

王安石这一时期诗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描写田园风景及隐居生活；二是宣扬佛教禅理，以求得到精神上的解脱。这时期他常与友生、寺僧一起览赏山水，诵诗谈佛，所谓“聊为山水游，以写我心悁”（《与望之至八功德水》）。他在诗中热情赞美了新法给农村带来的丰收景象，描绘了“虽非社日长闻鼓，吴儿踏歌女起舞”（《后元丰行》）的欢乐场面。但他更多的田园诗是表现自己闲适的心情，或说是寻求一种达到禅悦的境界。“禅宗宣讲的‘悟’，有长久追寻和执著之后突然扔下的解脱快感。……而它所达到最高境界的禅悦，也是一种似乎包括愉悦本身在内都消失溶化了的那种异常淡远的心境”^⑧。乍离政坛的王安石，其心情也正符合这种“突然扔下的解脱快感”。这时他由前期的“以佛济儒”转变成试图向佛教寻救解脱，所谓“寄公无国寄钟山，垣房青松晻霭间，长以声音为佛事，野风萧飒水潺湲”（《次韵朱昌叔》）。因此，他“问义曹溪室，捐书阙里门”（《与宝觉宿僧舍》），“愿临真觉之道场，亲受云门之法印”（《请秀长老疏》），由以儒为主兼采佛老，转变为佛教的信徒。他这时期创作了不少充满佛教意味的诗文，表现了一种命定论的倾向，带有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色彩，诗中常有枯木之喻、梦幻之语，如“此身已是一枯株”（《谢微之见过》），“是身犹梦幻，何物可攀缘”（《宿北山示行详人上》），“壤壤生死梦，久知无可拣”（《车载板》）等。这些诗明显受到佛经思想的影响。王安石晚年以维摩诘自居，诗中也多用《维摩诘经》语。《维摩诘经》认为，世间一切烦恼的根源，在于人们思想认识上的“虚妄分别”，“色即是空”，世上万物皆性空，无差别，无需分别，更无需消灭。王安石的《拟寒山拾得二十首》之十四亦云：

他认为只有忘却好恶爱恨等种种差别，才能求得彻底的解脱。王安石这类诗在内容上充满了宗教的说教意味，在形式上模仿佛教偈颂、禅歌，袭用佛经语，运用佛典，把“以议论为诗”的特点推到了“以禅语为诗”的极端。但毋庸否认，王安石对佛教的信仰，尤其是对禅悦境界的追求，使他和大自然更加接近，心物契合，在自然中得到观照，因而写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写景小诗，这是他这时期诗在内容和艺术上的主要成就。

王安石隐居钟山，诵诗谈佛，览赏山水，似乎和唐代王维、白居易等诗人相仿。王维、白居易等诗人，在政治上受到挫折后就趋于消极、颓唐，从佛教中寻求解脱，如王维诗云：“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晚年惟好净，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等。作为一个曾经执著于世事的政治家，王安石毕竟和王、白等人不同，他未能纯然地遗世独立。在“万事黄粱欲熟时，世间谈笑谩相随。鸡虫得失何须算，鹏$逍遥各自知”（《万事》）的超脱态度后，却蕴藏着多少不平和悲慨。与他在朝时正相反，这时他却身在江湖，心忧魏阙，所谓“尧舜是非时入梦，固知余习未全忘”（《杖藜》），因此，他“长恐诸侯客子来”，“每逢车马便惊猜”（《偶书》）。在他隐居生活的初期，王安石还继续修订《三经新义》，撰写《字说》，为新法提供理论根据。元丰五年（1082），他写了这样一首诗：“六年湖海老侵寻，千里归来一寸心。西望国门搔短发，九天宫阙五云深。”（《六年》）诗中充分表现了他这时的复杂心情。这时期，他还写了不少咏物诗。他笔下的孤桐，“凌霄不屈已”；他歌咏的古松，“高入青冥不附林”。其《梅花》诗云：“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诗中的梅花既是咏梅，也是自况。而《北陂杏花》诗云“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则表现出作者为理想不惜献身的精神。故清人吴之振云“安石遣情世外，其悲壮即寓闲澹之中”（《宋诗钞》），确实是颇有眼力的评论。

这一时期，王安石的诗风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他更注重艺术推敲，讲究修辞技巧，重视诗的韵味，激赏“清新妩丽，与鲍、谢似之”（《回苏子瞻简》）的风格。前人称“荆公平生，文体数变，暮年诗益工，用意益苦”（《后山诗话》）；又称“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石林诗话》）。其诗风从“逋峭雄直之气”已逐步转变为“深婉不迫之趣”^⑨。历代诗论家多从此着眼，而对这时期诗赞不绝口。建国后的不少论著则有不同的评价，一方面承认这时期诗在艺术造诣上“更加精湛圆熟”；另一方面则认为这时期诗陷入了“巧且华”的泥潭，与其诗文主张背道而驰，思想价值远不如前期诗。笔者则认为，内容和形式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不能割裂两者的联系而给予片面的评价；同时，风格有本身的发展过程，王安石这时期诗中工于对偶、精于用典的修辞艺术在前期诗中早露端倪。再就诗的内容来看，这时期诗对于认识一个政治家的思想发展，同样有着不可缺少的意义。从诗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王安石这时期诗的影响无异大于前期诗。

王安石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不多，其内容同样反映了他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化。在与友人的信中，他畅谈佛学，表达“一切如梦”（《与沈道源书》）的思想。这时期颇可注意的是其《字说序》一文，在内容和风格上和《三经义序》相接近。这一时期的文章风格，进一步发展了委婉周至的一面。具有代表性的是他的《答吕吉甫书》。吕惠卿字吉甫，是王安石在熙宁变法时的主要助手，但在变法后期却与王安石产生了严重分歧。当吕惠卿在元丰中来信解释前嫌时，王安石写了这封回信。书中既有欲一捐前嫌的含蓄措辞，又有坚持自己观点的明确表达，充分表现出王安石晚年惆怅悲凉的心态。作为一个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对现实政治的关注，一直贯穿到他生命的结束；而他的笔耕生涯，也是与他的生命一起终止的。

①叶氏所引诗，第一、三两句分别出自王安石《龙泉寺石井二首》（之一）和《次韵和甫咏雪》；第二句，《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四引《遯斋闲览》云为唐人诗，“介甫亲书此句于所持扇上，或以为介甫自作，非也”。

②本文及拙编《王安石诗文系年》完成于1986年3月，并于同年6月在复旦大学以本文及拙编《王安石诗文系年》通过硕士论文答辩。李德身编著的《王安石诗文系年》，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

③如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所云：“先左丞言：荆公有《诗正义》一部，朝夕不离手，字大半不可辩。世谓荆公忽先儒之言，盖不然也。”

⑥参见拙作《王安石词简论》，载《争鸣》（江西南昌）198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