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野先生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在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在东京弘文学院读书时的鲁迅

仙台医学专科学校教授藤野严九郎。此照片系鲁迅离校时藤野所赠，并在背面手题“惜别”二字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十月十二日。

【评点】

本文是作者在日本留学生活的回忆。鲁迅从1902年4月4日抵达横滨，到1909年8月回国，一共在日本留学七年有余，可记之事当然很多，但他却一概从略，独对藤野先生加以集中描写，而且以此作为本文的篇名。但本文也不是藤野先生的人物特写，还是从作者自己的生活出发，以“我”的经历为线索，只是较多地集中在与藤野先生有关的事情上。这是本文构思独特的地方。

鲁迅到日本之后，先进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凡两年。但本文对这两年的生活，却没有怎么涉及，只写了两件使他见之不愉快之事：

其一，是上野公园樱花烂漫时节，花下缺不了成群结队的“大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这些人“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在鲁迅看来，求学必须循序渐进，不能速成，但当时“大清国留学生”中进速成班的人很多，这些人其志不在求学，而是想尽快混得一种资格，回国去做官，所以不肯将辫子剪去，就出现了上面所说的那种怪现象。在清朝，有无辫子可不是一件小事情，鲁迅在《病后杂谈之余》里说：“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有无辫子就成为归顺还是反抗的标志，没有辫子可有杀头之罪，鲁迅在小说《风波》里，还描写过张勋复辟时期江南水乡因辫子问题而引起的风波。赵七爷就威胁被剪去辫子的七斤道：“没有辫子，该当何罪，书上都一条一条明明白白写着的。”可见问题的严重性。鲁迅等热血青年到日本之后，很快就剪去了辫子，表示出革命的决心，他们当然对那些留着辫子准备回国去做官的人看不惯，而加以讽刺了。

其二，是有些留学生到日本去不是专心求学，而是寻欢作乐。但鲁迅没有像《留东外史》那样多方渲染，全面揭露，而只抓住学跳舞这一件事，略加讽刺：“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跳舞当然不是什么坏事，但鲁迅以为，留学生之出国，是应该去寻求新学问的，而不应该把时间化在娱乐上，所以他对于不学之徒就有本能的反感。在另一篇文章里，他还说过：“现在的留学生是多多，多多了，但我总疑心他们大部分是在外国租了房子，关起门来炖牛肉吃的，而且在东京实在也看见过。那时我想：炖牛肉吃，在中国就可以，何必路远迢迢，跑到外国来呢？虽然外国讲究畜牧，或者肉里面的寄生虫可以少些，但炖烂了，即使多也就没有关系。”（《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类似的情况，在当时的留学生界大概相当普遍，不但日本如此，欧洲似乎也并不两样。有人说，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中，只有陈寅恪和俞大维两个人是用功读书的。这里所说的时间虽然略晚一些，但也可以与鲁迅的话相印证。

略一接触背景材料，就可以看出，《藤野先生》开头这两段平实而含讽的文字，其实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

而且，这两段也决不是无关紧要的闲文，它与后文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因为出于对此类“大清国留学生”的厌恶，所以鲁迅在弘文学院卒业以后，不愿意留在东京这个大都会读书，——正如开头一句所说：“东京也无非是这样”，——而要跑到仙台这个偏僻而寒冷的小城去进医学专门学校，原因就在于那边没有这些令人看得生厌的“大清国留学生”。

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了一年半，可记之事当然不少。他在刚入学不久的1904年10月8日致蒋抑卮的信中，就诉说了对故国的思念，对学校功课安排的不满，以及对日本学生思想的观察心得；但是，这一切，他都没有写，或者没有直接写。在本文中，作者只着重写了两件事：一是学校对他的优待，先生对他的关心，特别是教解剖学的藤野先生，还亲自为他审阅和订正笔记；二是他考试名次列于中等，日本同学就怀疑是藤野先生泄漏试题给他，写了封托尔斯泰式的信给他，并要检查他的笔记。这后一件事是与前事相关联的，所以总题目还是离不开“藤野先生”。藤野先生的精神是博大的，他对于鲁迅热切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并非出于私情，而是出于公心：“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但是，在军国主义和大和民族优越感的熏陶下，有些同学却把中国人看作是低能儿，认为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在鲁迅和几个熟悉同学的诘责下，谣言总算是消灭了，但这件事对鲁迅的刺激很大。不久又在课堂上看到了日俄战争的时事片，其中写到中国人因给俄国人做侦探，而被日本人枪毙，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这就促使鲁迅离开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决定弃医从文。

这一段经历，作者在《呐喊·自序》里说得更详细，可以参看：

……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大概因为这件事在《呐喊·自序》里已经写得较多，所以本文就只须约略提及。而且两者的重点也有所不同：《自序》重在说明弃医从文的经过，而《藤野先生》则只是借此说明他离开仙台医专的原因，而重点还在于藤野先生的反应，和作者对藤野先生的感情。所以接着写的是藤野先生的惜别之情，和作者对他的思念和所受到的精神鼓舞。

《藤野先生》是一篇深情的文字，其中不但表现出对于异国老师的敬仰之情，而且随处流露出爱国情怀。只是这种感情不是用强烈的语言直接说出，而是隐藏在平静的描写和叙述中。但这，也正是作者文字水平的高超处：于无技巧中见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