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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

我大概老了。我的头发已经苍白，不是很明白的事么？我的手颤抖着，不是很明白的事么？那么，我的魂灵的手一定也颤抖着，头发也一定苍白了。

然而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

我早先岂不知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了？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星，月光，僵坠的胡蝶，暗中的花，猫头鹰的不祥之言，杜鹃的啼血，笑的渺茫，爱的翔舞……。虽然是悲凉漂渺的青春罢，然而究竟是青春。

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我放下了希望之盾，我听PetÖfi Sándor（1823—49）的“希望”之歌：

这伟大的抒情诗人，匈牙利的爱国者，为了祖国而死在可萨克兵的矛尖上，已经七十五年了。悲哉死也，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诗至今没有死。

但是，可惨的人生！桀骜英勇如PetÖfi，也终于对了暗夜止步，回顾着茫茫的东方了。他说：

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漂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因为身外的青春倘一消灭，我身中的迟暮也即凋零了。

然而现在没有星和月光，没有僵坠的胡蝶以至笑的渺茫，爱的翔舞。然而青年们很平安。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但暗夜又在那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关于本文的写作因由，作者在《枙野草枛英文译本序》中说：“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

但是散文诗与思想杂谈不同，它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不是自以为是的指责，而是在抒发作家自己的感情中表达出一种复杂的思绪。

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希望》也正是从解剖自己开始的：

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

这“平安”，是由于寂寞而生出的麻木状态，对于爱憎、哀乐、颜色和声音都失却了感觉。所以，他感到自己老了，虽然当时他还不满44岁。

我大概老了。我的头发已经苍白，不是很明白的事么？我的手颤抖着，不是很明白的事么？那么，我的魂灵的手一定也颤抖着，头发也一定苍白了。

这里所说的，不仅仅是体态外表的苍老，更主要的，还是魂灵的苍老。体态的苍老，出于生活的磨难；魂灵的苍老，则由于精神的打击。鲁迅是有着长期奋斗经历的革命者，事业的失败，使他在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他在《呐喊·自序》中曾记叙他早年提倡文艺运动，筹办《新生》杂志失败后的心情道：“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纠缠了我的灵魂了。”后来又在《枙自选集枛自序》中说到他此后的经历：“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些生活经历和由此而来的心情的变化，现在都用诗的语言表述在《希望》中：

鲁迅自己虽然已经耗尽了青春，陷入失望之中，但他觉得身外的青春尚在，以为青年们还抱着希望，所以他“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他说：

这身外的青春，已非灿烂辉煌的青春，而显得悲凉漂渺。这里，对于身外青春的描写，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秋夜》里经过肃杀的繁霜打击过的后园景象。当然，它并不是《秋夜》的重复，但同样显得暗淡、无力、不祥、悲凉、渺茫……其实早已失去了青春的活力。但即使如此，也还能给人以希望。所以说：“虽然是悲凉漂渺的青春罢，然而究竟是青春。”

可惜，连这样的青春也要消逝了：

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

这就是鲁迅所谓“惊异于青年之消沉”的意思。对于“青年之消沉”这一判断，研究者颇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当时的青年并不消沉，只是鲁迅自己的感觉而已。但从时间上推断，鲁迅的感觉是不错的。《希望》写于1925年1月1日，那时，五四运动已经退潮，而以五卅运动为标帜的新的革命高潮则尚未到来，北京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也都在这之后，感应着时代脉搏的知识青年，陷入消沉的情绪之中，也是必然的。对于这种情形，鲁迅在《枙中国新文学大系枛小说二集序》里，有着进一步的表述。当他论及成立于1924年的浅草社时，曾说：“但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

对于青年们的消沉，鲁迅当然是不满的。虽然他自己也处于“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境地，但作为一名战士，他始终仍在上下求索。所以说：“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这意思，在3月31日给许广平的信里，说得更明白：“但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

对于希望，鲁迅有着极其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觉得希望的渺茫；另一方面，他又不甘心于绝望，对绝望也产生怀疑。于是他引用了他所喜爱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山陀尔对于希望和绝望的两种不同意义的句子。一是《希望》之歌：

这无疑是对希望的彻底否定和嘲讽。但是，鲁迅又不甘心放弃希望，不愿意使自己陷入绝望，所以他又引用了裴多菲的另一句话：

据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这句话出自裴多菲1847年7月17日致友人弗里杰什·凯雷尼的信：“……这个月的13号，我从拜雷格萨斯起程，乘着那样恶劣的驽马，那是我整个旅程中从未碰见过的。当我一看到那些倒霉的驽马，我吃惊得头发都竖了起来……我内心充满了绝望，坐上了大车，……但是我的朋友，绝望是那样不足信，正如同希望一样。这些恶劣的驽马用这样快的速度带我飞驰到萨特马尔来，甚至连那些靠燕麦和干草饲养的贵族老爷派头的马也要为之赞赏。我对你说过，不要只凭外表作判断，要是那样，就会看错了的。”鲁迅把裴多菲通信中的散文语言，抽取出来，翻译成诗一般的哲理性句子，显得特别有力。他曾在不同场合加以引用，又在本文中重复引用。

可见鲁迅并不甘心于绝望，而且始终没有放弃希望。他还是将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倘使我还得偷生在这不明不暗的“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漂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因为身外的青春倘一消灭，我身中的迟暮也即凋零了。

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说：“我现在还要寻找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他之创办《莽原》周刊和支持其他社会批评刊物，其意即在于此。他在《华盖集·题记》中说：“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在别的刊物上，倒大抵是对于反抗者的打击，这实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

这情况，当然使鲁迅感到失望，感到迷惘：

然而现在没有星和月光，没有僵坠的胡蝶以及笑的渺茫，爱的翔舞。然而青年们很平安。

不过，鲁迅还是对青年寄托着希望，并以对于未来的希望来鼓励青年。一年零八个月之后，在即将离开北京之前，他在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会举行的毁校周年纪念会上说：“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