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　　夜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

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他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胡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

枣树，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尽了。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他简直落尽叶子，单剩干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几枝还低亚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

鬼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着许多蛊惑的眼睛。

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

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不多久，几个进来了，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他们一进来，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叠痕，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红色的栀子。

猩红的栀子开花时，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青葱地弯成弧形了……。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

我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

【评点】

《秋夜》是《野草》的第一篇，1924年12月1日在《语丝》第三期上发表时，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高长虹发表评论道：“当我在《语丝》第三期看见《野草》第一篇《秋夜》的时候，我既惊异而又幻想。惊异者，以鲁迅向来没有过这样的文字也。幻想者，此入于心的历史，无从证实，置之不谈。”（《1925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虽然，高长虹的议论引起鲁迅的反感，因而在《海上通信》里公开表示：“至于《野草》，此后做不做很难说，大约是不见得再做了，省得人来谬托知己，舐皮论骨，什么是‘入于心’的。”但这时，鲁迅因受到高长虹的人身攻击，关系正在交恶，反感是难免的。平心而论，我们不能不承认，高长虹还是很有艺术感悟力的。至少，他看出了《秋夜》与鲁迅以往文章的迥异处，它在艺术风格上的独特性，虽然，“入于心”的表述未必准确，但总还是说出了它侧重于表现内心世界的特点。《野草》当然有很强的战斗性，《秋夜》自然并不例外，但毕竟与杂文的表现方法不同，它的战斗性往往是与心灵解剖联系在一起的。

此后对于《秋夜》的评论还很多。比如对于它的首句，就有不同的看法。

《秋夜》开篇云：“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为何不直接说出墙外有两株枣树，却要拐个弯来说，而且还要重复叙述呢？有说是按照视觉顺序的自然表达，有说是用这种不寻常的笔法是为了引起人家的注意，有说是作者故意设置的“障眼法”，也有人指责说这是“故作闹剧”，甚至说是“简直堕入恶趣”。其实，作家总是不断地追求思想内容的新颖和叙述方式的独特的，唐人韩愈说：“唯陈言之务去”，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则提出“陌生化”的原则。此情此理，古今中外一也。《秋夜》首句，不正是陌生化的叙述吗，其吸引人之处，亦正在此，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当然，这个句子的价值，不仅在于叙述的陌生化，而且还在于通过陌生化的叙述，突出了枣树的形象，而枣树的形象，则是全篇命意的中心所在。引人注意之说，庶几近之。

《秋夜》通篇写景，但充满了隐喻。

枣树是战斗者的形象。而在正面描写枣树之前，却先描写它的生存环境，写枣树上面“奇怪而高”的夜的天空。对于这天空，也不是纯客观地描写，而是从作者的主观感受出发，说是“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同时，还将这“天空”拟人化了：“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

这“奇怪而高”的天空，是现实中黑暗势力的象征。它将繁霜洒在野草花上，带来一片肃杀之气。小粉红花就在它的打击下萎靡了，剩下的只是对于未来的梦想：“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胡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

作者很同情小粉红花的命运，但他显然不赞成这种在繁霜打击下瑟缩的态度，也不赞成它们脱离现实的梦想。鲁迅是执著于现实的斗争的。

这里写小粉红花，是一种铺垫，意在衬托出枣树的战斗姿态。枣树比小粉红花阅世广，见识深。“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既然肃杀的秋气总会再度来临，那么，单靠对于春天的梦想是无济于事的，只有立足于现实的斗争才有出路。现实虽然凄凉，但也可以转化为积极的因素。枣树向人们奉献出他的果实，连剩下的几个枣子也被一两个孩子来打尽，现在不但一个果实也不剩，而且连叶子也落尽，单剩干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枣树虽然身上带着疮伤，但它仍然顽强地与夜的天空展开斗争。他的树干“有几枝还低亚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

枣树的身影是孤单的，但它有着顽强的韧性战斗精神。这种精神，正是鲁迅自身的特点，可以说，枣树的形象正是作者性格的外化。鲁迅经过长期的战斗，深知黑暗势力的强大，认识到中国太难改变，“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所以他提倡一种韧性的战斗精神，说：“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娜拉走后怎样》）

中国的改革虽然艰难，但有了这种韧性战斗精神，也足可使黑暗势力丧胆。“鬼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这后一层意思甚妙。夜的天空在逃离时，不顾自己的伙伴，将月亮剩下，而月亮也暗暗地避开。这既写出夜的天空在顽强的战斗者面前的慌张情况，也表现出一种世情：在溃败时，各自逃避，不顾他人。

而战斗的枣树，却并不因小小的胜利而高奏凯歌，并不因对手的想要离去而讲“费厄泼赖”，他仍以顽强的精神继续战斗：“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着许多蛊惑的眼睛。”这也是体现了作者彻底的不妥协的战斗精神。

接着，就出现了“恶鸟”的形象：“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

对于“恶鸟”，评论家也有着截然不同的解释：有说是恶势力的同伙，发出的是不祥的声音；也有说是给旧时代报丧的猫头鹰，而猫头鹰正是鲁迅喜欢之物。这是由于原文言词简约，给读者留有较大的想象空间之故。但作者还是以一“恶”字，为此鸟作出界定，要说是他的喜欢之物，恐怕不合情理；但一定要说是恶势力的同伙，似乎也缺乏依据。我倒觉得把这叫了“哇”的一声而飞去的夜游之鸟，看作为增添秋夜的阴森气氛而写的说法，倒还比较说得通些。

这阴森的气氛首先感染了作者，“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周的空气都应和着笑。”而这时，“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笑声就在我嘴里”。这段描写使得秋夜的气氛更加阴森了。“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这是叙事过程的转折，很自然地过渡到扑火的小青虫身上去。

“我”回进自己的房之后，将灯火的带子旋高了，窗外的小青虫就从窗纸的破孔进来，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但文章并没有马上从小青虫身上做下去，却由纸罩上所画的一枝猩红色的栀子，联想到“猩红的栀子开花时，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青葱地弯成弧形了……”。这很有意识流的味道，但也并非随意而流，它使得后半篇对于小青虫的描写不至与描写枣树的前半篇脱节，而这种连接，是以作者的思绪为线索的，所以也由作者的思绪转回到小青虫身上来。“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我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由于这里将小青虫称为英雄，而且喷出烟来默默地敬奠，人们较多地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它们的扑火行动，有的甚至将它与后来发生的三一八惨案的烈士们相比。但细品本文，再联系鲁迅的一贯主张，似乎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

鲁迅是主张“壕堑战”的，他对许广平说：“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两地书·二》）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后，鲁迅一面谴责镇压者的凶残，提出血债要用同物来偿还，同时，也一再希望停止徒手请愿的行动，说是“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我对于这回的牺牲者，非常觉得哀伤。”（《空谈》）这些虽然都是后话，但鲁迅的思想是一贯的。所以，这里的默默敬奠，不会是赞赏，而多少包含着惋惜的意思；但也不会是有的评论者所说的“讽刺”。

两年多后，鲁迅在《厦门通信（二）》中说：“然而荷叶却早枯了；小草也有点萎黄。这些现象，我先前总以为是所谓‘严霜’之故，于是有时候对于那‘凛秋’不免口出怨言，加以攻击。然而这里却没有霜，也没有雪，凡萎黄的都是‘寿终正寝’，怪不得别个。”这是对厦门深秋景象的感悟，也是对《秋夜》意象的超越。他把萎黄的原因转向了生命内在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