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　　辞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鲁迅记于广州之白云楼上。

【评点】

1927年4月26日，鲁迅在广州白云楼上为《野草》写《题辞》的时候，正是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不久。

政变是4月12日在上海发动的，三天之后，广州也开始了“血的游戏”，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鲁迅深恶北洋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对于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原是抱着欢迎态度的，这从他在厦门时写给许广平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提早离开厦门大学，应聘至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一方面是对厦门大学的失望，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革命策源地”和革命学校的好感。但是到广州之后，却大失所望。他敏锐地感觉到：“原来往日所闻，全是谣言。这地方，却正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通信》）；“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在钟楼上》）。所以，对反革命的默默进行，他不是毫无觉察。但是，对于眼前的残酷虐杀，他还是没有料到，而所杀的又都是进步的青年，有些还是他的学生。鲁迅在中山大学系主任紧急会议上提出要营救这些青年学生，但是无效，他于是愤而辞职。这时，鲁迅自己也处在危险的境地中。有一家报纸造谣说，因为“清党”，鲁迅逃到汉口去了，意在把他也“做成”共产党，可以加害于他。鲁迅索性在广州暂住下来，整理旧作。他在《朝花夕拾·小引》中记载这时的生活情况道：“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夕阳从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

鲁迅首先编集的旧稿，便是这本《野草》。本书的《题辞》，正是在这种愤懑的心境中写下的。

《题辞》的首句是很富有哲理性的话语：“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每读此句，总使我联想到古书上的言意之辨，如《易经·系辞》上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所说的“得鱼而忘荃”、“得意而忘言”，还有禅宗的“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等语。

“言不尽意”是魏晋玄学的重要命题，这层意思出现在研究魏晋风度和文章的鲁迅笔下，是很自然的。但是，《题辞》中的话，却又不是玄学命题的演绎，不是形而上的探讨，它自有其现实的内容，来自作者切身的感受。这层意思，作者在另一篇文章《怎么写》里有所表述：“记得还是去年躲在厦门岛上的时候，因为太讨人厌了，终于得到‘敬鬼神而远之’式的待遇，被供在图书馆楼上的一间屋子里。白天还有馆员，钉书匠，阅书的学生，夜九时后，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楼里，除我以外，没有别人。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莫非这就是一点‘世界苦恼’么？我有时想。然而大约又不是的，这不过是淡淡的哀愁，中间还带些愉快。我想接近它，但我愈想，它却愈渺茫了，几乎就要发见仅只我独自倚着石栏，此外一无所有。必须待到我忘了努力，才又感到淡淡的哀愁。”

这段话是《题辞》首句极好的诠释，它形象地描绘出了言辞无法表达的复杂心情。但也可见这句话的意思并不完全是指四一二政变后的白色恐怖环境中的禁言。否则，就难以解释，将要开口时，何以会感到“空虚”。但鲁迅无论是讲玄学的“有无”，还是佛家的“空有”，都不是为了感受世界的空虚，而恰恰显示了当时白色恐怖的无所不在。

“淡淡的哀愁”是看透世情，有所醒悟的知识分子的特有心态。踌躇满志者，麻木状态者，自然不会有什么哀愁，而真正把世界看得“四大皆空”的虚无主义者，也就没有了这些哀愁。只有悟透了生与死，存在与朽腐，实有与空虚，而又执著于现实斗争的人，才会产生出这种淡淡的哀愁。

多年以后，鲁迅在《枙野草枛英文译本序》中说：“后来，我不再作这样的东西了。日在变化的时代，已不许这样的文章，甚而至于这样的感想存在。”其实，这种变化的感觉，在写作《题辞》时就已经有了。鲁迅的思想，在厦门时就有变化，到广州后变化更大，而四一五“血的游戏”则给他以极大的震动，轰毁了原来的思路。他知道，“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他已不可能再写《野草》式的文章了。但他对生存和死亡有着透彻的感悟，把两者看作互相依存的事物。他并不为死亡悲哀，因为既然有死亡，借此就知道它曾经存活；他也并不为腐朽而伤感，因为既然死亡的生命会腐朽，借此也知道它并非空虚。正由于这种辩证的思维，使他对于死亡和腐朽都有大欢喜。许多评论者指出，这“大欢喜”的用语来自佛典，其实，不但用语，而且这种辩证的思想，也与“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佛教生死观和存在观不无关系。鲁迅在民国初年曾经认真地钻研过佛经，他在杂文里也常常吸取佛经的意境和用语，如“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等等。

正因为悟透生灭，境界高远，所以他对于自己这些“技术并不坏”的散文诗，并不看得很了不得，而把它说成是“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的野草。但是，他也不妄自菲薄，因为这些野草是“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而生长起来的切实的存在。而且，“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因此，他说：“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这“地面”，自然是指激发他写作的黑暗的现实。

这时，鲁迅已经看到新的社会革命即将来临，而且预感到这场革命将要摧毁一切旧物。他欣喜地说：“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虽然他自己的旧作和旧的生命也在焚烧之列，但他仍欢迎“地火”的到来。“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鲁迅在上一年曾将他从1907—1925年的杂文加以结集，取名为《坟》，意在埋葬生活的陈迹，现在坦然、欣然地歌唱这丛野草的将要被烧、将要朽腐，也出于同样的意思。他笑着与昨天告别，但并不简单地否定过去。因为他的过去是工作过来、战斗过来的实实在在的生活。这一丛将要朽腐的野草，就是他曾经存在过的明证。所以他说：“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在这里，他把对立的两面都概括进来，不仅是为了作品的张力，文字的弹性，也表现出一种开阔的视野。

正因为他看到生与灭的依存和转化关系，所以他并不害怕死亡与朽腐，反而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他留在广州整理旧作，也是想把过去的工作告一段落，以便向着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冲进去，迎接新的生活和新的战斗，准备写出新的作品。

《题辞》虽然用的是诗的语言，通篇都是象征性的辞句，但是，文中对于地火的预言，对于死亡的欢欣，却使统治者感到害怕。国民党政府中从事书报检查的文人们终于嗅出了其中激烈的情绪，在1931年北新书局印刷第七版时，这篇《题辞》被抽去了。鲁迅在1936年2月19日致夏传经的信中指出：“《竖琴》的前记，是被官办的检查处删去的，……《野草》的序文，想亦如此，我曾向书店说过几次，终于不补。”

但是，这篇《题辞》的意义，却不仅在于对“地火”的呼唤，还有更深层的对于过去和未来，生存和死亡的感悟。这往往被当时和后来的许多读者及评论家们所忽视的。因为大家对这篇《题辞》的诠释，都过于紧扣四一二政变的现实的缘故。所以对“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一句的解释，一定要与当时的现实联系起来，往往显得很牵强。的确，鲁迅的作品总是从现实出发，但是有时也常常会从现实层面而进入哲理的遐思和艺术的追求。他曾经说过，他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报章，见了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攻击情诗的文章，心里很不以为然，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虽然他止不住自己这样做，但又觉得这是“油滑”的开始，“不但不必有，且将结构的宏大毁坏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同样，《野草》的思绪都是由现实斗争激发起来的，但也不能处处比照现实的情况来解读，因为有些地方，已上升到了哲理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