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　　评

《野草》是鲁迅的散文诗集，1924年9月至1926年4月间写于北京，共二十三篇。1927年4月26日在广州整理编集完毕时，又写了一篇《题辞》，7月由北新书局出版。

关于这本书的写作背景，作者在《枙自选集枛自序》里回忆道：“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就是说，鲁迅在创作《野草》和《彷徨》时期，五四运动的战斗高潮已经过去，新文化阵营明显地产生分化，鲁迅处于“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境地。但是，鲁迅的彷徨，不是停滞，更不是后退，而是上下求索着，寻找前进的道路。如果说，在《呐喊》里，鲁迅是猛烈地向旧礼教开火，并提出他长期思考着的国民性改造问题，那么，在《彷徨》里，除了继续批判旧礼教之外，他更多地探索着知识分子的道路问题，并且在探索中前进。与《彷徨》写于同一时期的《野草》，同样表现出探索与思考，只是思考的侧面有所不同而已。《彷徨》是小说，主要通过人物的命运来探索一些现实的社会问题；《野草》是散文诗，主要通过诗的意象来表达自己对人生哲理的思考。

鲁迅的老友许寿裳在《我所认识的鲁迅》里说：“至于《野草》，可说是鲁迅的哲学。”鲁迅自己也曾对别人说过：在《野草》中包含了他的全部哲学（章衣萍：《古庙杂谈（五）》，转引自孙玉石《现实的与哲学的》）。这是点题之语。

一谈到哲学，人们马上会联想到康德、黑格尔那样具有完整体系、以专门理论术语来表述的思辨哲学，认为除此之外都不是哲学。其实，哲学内容原是多种多样的，而哲学思想的表述方式更是五花八门。柏拉图的哲学观点就喜用对话录的形式来表达，尼采的哲学书籍多用形象和隐喻，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郭尔的著作，更是形式独特，有时用日记体写作，有时干脆在自己的日记里发表他的哲学思想。所以，诗人、作家寄哲理于诗情，也就并不奇怪了。

那么，鲁迅的哲学思想是什么？虚无主义，还是战斗哲学？

有些人以为鲁迅既然是一位英勇的战士，就不应该有虚无思想，即使有消沉和颓唐的情绪，评介时也要回避，这叫做为贤者讳，或者说是突出主要特点，放弃次要的东西。但鲁迅自己是不赞成这种做法的。他曾经批评过社会上广泛流行的那种“所注意的是特别的精华，毫不在枝叶”的片面性观点：比如，给名人作传的人大抵一味铺张其特点，而忽略其平凡的一面；报纸上教导人们，在吃西瓜时，也该感念时局，由西瓜的分切而想到我们的土地被割碎。鲁迅认为这是很不切实际的做法，他说：“其实，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这也是生活”……》）

鲁迅从不讳言自己的消极面。他在1925年3月18日给许广平的信中就说过：“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他说这话时，正是写作《野草》期间。而在1934年10月9日给萧军的信中，则直接针对这本散文诗而言：“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鲁迅虽然是一个英勇的文化战士，但当时的社会实在太黑暗，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一个战士在这种时候产生消沉的情绪其实并不奇怪，特别是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意志的思想者，面对如此艰难复杂的情况，不能不有深沉的思考，在经受挫折之后，也难免会有些颓唐。他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实有，也正是他敢于正视现实，不肯盲目乐观的结果。鲁迅把这些消极情绪和深沉的思考如实地表达出来，是真诚的态度的表现，这才是他深刻的地方。

但是，有些人把鲁迅看作虚无主义者，也是片面的。因为鲁迅毕竟不能证实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而且还要向黑暗与虚无作绝望的抗战。所以他还是对前途寄托着希望。他惊骇于青年的消沉，引用了匈牙利诗人裴多斐的话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也不相信黑暗能够长存，在自己被迫离开北京时，还对学生鼓励道：“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记谈话》）所以他还是为希望而战。

任何哲学都是现实的产物，鲁迅的哲学更是与现实社会紧密相连。当鲁迅对前一阶段的战斗生活进行深刻的哲理思考时，实际上，新的斗争已经开始了。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斗争；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北京发生了女师大事件；1926年，北京又发生了三一八惨案。鲁迅积极支持北京的学生运动，投身于新的革命斗争。《华盖集》及其续编，还有《坟》的一部分，就是1925—1926年这两年的战绩。这种战斗性同时反映在《野草》里，就有许多批判性的篇章。

由于写作背景的复杂，也就给作品的内容带来相应的复杂性。在《野草》里，我们既看到消沉的一面，也看到战斗的一面；既看到失望的一面，也看到希望的一面。不能因为鲁迅是英勇的战士，就忽略他思想上的消沉和颓唐，也不能因为他有消沉思想和颓唐情绪，而把他定为虚无主义。《野草》所表现的是在强大的黑暗势力面前，有着沉重压抑感的反抗思想。只有思想深刻、感觉敏锐、具有独立思考的战士，才是真正的战士，那些头脑简单，只会听从号令而冲锋的人，其实只不过是政治工具而已。

文学史家和哲学史家们都喜欢将他们的研究对象进行简单的分类，贴上一个醒目的标签。这样做当然便于课堂讲授，但未必能准确地反映事物本来的面貌。与其将鲁迅的哲学归于某种主义，倒不如细心地去体会其复杂的内容。柏拉图在《大希庇阿斯篇》里讲了一大堆美不是什么之后，始终不下“美是什么”的定义，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野草》中的散文诗写于北洋军阀黑暗统治时代，作者自称为“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枙野草枛英文译本序》）。但《野草》的难懂，又不仅仅是“难于直说”的关系，同时，还由于作者大量地运用了象征主义的写作方法，也使得意象的表现不是那么显豁和直捷。然而，这正是《野草》的艺术性所在。

鲁迅执著于现实，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但也很喜欢象征主义的方法，并且认为象征主义方法的运用，能够增强现实主义的力量。他很赞赏安特来夫“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的方法，他认为：“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他的著作是很有象征印象气息，而仍然不失其现实性的。”对于鲁迅的《野草》，亦要作如是观。只是，这样的表现方法，需要读者更加细心地体会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