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杂咏四首

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

何妨赌肥头，抵当辨证法。

其　　二

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

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

其　　三

世界有文学，少女多丰臀。

鸡汤代猪肉，北新遂掩门。

其　　四

名人选小说，入线云有限。

虽有望远镜，无奈近视眼。

【评点】

据《鲁迅日记》，1932年12月29日曾为梦禅、白频写《教授杂咏》各一首。1938年出版的《集外集拾遗》中收三首。1947年许寿裳所写《鲁迅的游戏文章》中，录出四首，说“是鲁迅写给我看的”。许广平也找到了鲁迅写在彩笺上的《教授杂咏》四首。

第一首，讽刺钱玄同。

钱玄同在日本东京曾与鲁迅一起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他们是同学。后来一起参加新文化运动，共同反对国粹主义，颇有共同语言。鲁迅为《新青年》写稿，还是钱玄同鼓动的结果，《呐喊·自序》中所记与他讨论有无毁坏铁屋子希望的金心异，就是这位钱玄同。钱玄同是个激烈派，好作惊人之语。当年他年少气盛，为了反对那些复古守旧的老辈人物，竟然说：“人过四十岁，就该枪毙。”后来有了地位，渐趋保守，他反对在大学开设辩证法课程，说：“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课。”由于思想上的发展趋向不同，他与鲁迅隔阂日深。1929年鲁迅回北平探亲，曾在孔德学校遇见钱玄同，说是“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而钱玄同也坚决反对他所任教的北平师大学生请鲁迅来演讲，说是“要是鲁迅到师大来讲演，我这个主任就不再当了！”——他是该校国文系主任。可见矛盾之深。

本诗即抓住上述两句激烈言词而加以讽刺。因为此时钱玄同亦已年过四十，而仍悠然自得地生活着，故说他作法不自毙。“作法自毙”是句成语，说的是制定法律者死在自己所订的法律之下，如秦国的商鞅。而钱玄同说过的话，自己却并不照办。反正说过的话不算数，那就何妨再拿自己肥胖的头颅去与开不开辩证法课程来打赌了。

第二首，讽刺赵景深。

赵景深是北新书局编辑、复旦大学教授，自学成才，涉及面甚广，除创作、研究之外，亦从事翻译及海外文讯的介绍。当时，鲁迅与梁实秋正在进行关于文学阶级性及翻译问题的争论，赵景深所发表的谈论翻译的文章，意见与梁实秋相近，故受到鲁迅的批评。

梁实秋之攻击鲁迅的译本，除了因其所译内容是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因而为梁实秋所反对之外，他们在翻译方法上，主张也大不相同。鲁迅是主张直译的，认为它的好处是忠实于原著，而且还可将外语文法和句法的特点介绍过来。但梁实秋则讥之为“硬译”、“死译”，说是“其文法之艰涩，句法之繁复，简直读起来比读天书还难”，以为还不如曲译，“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这种曲译理论当然遭到鲁迅的反击。而这时，赵景深却发表了为曲译论张目的文章，他在《论翻译》中说：“译得错不错是第二个问题，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倘若译得一点也不错，而文字格里格达，吉里吉八，拖拖拉拉一长串，要折断人家的嗓子，其害处当甚于误译。”从这种错译理论出发，他对严复的翻译原则进行修改，说：“所以严复的‘信’‘达’‘雅’三个条件，我认为其次序应该是‘达’‘信’‘雅’。”对此，鲁迅写了《几条“顺”的翻译》加以批评。他在举了出版物上几条错译的例子之后，说：“但即此几个例子，我们就已经可以决定，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这篇文章里举的还只是别人错译的例子，接着一篇《风牛马》，就拿赵景深本人的错译开涮了。先是捉出他在介绍国外文坛消息时的两处错译：一是将“做马戏的戏子们”的故事，译成“马戏”的故事；二是将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马的怪物译成“半人半牛怪”。于是又联系到赵景深早先在翻译契诃夫的小说《万卡》时，将Milky Way（“银河”）译作“牛奶路”的事来，说他这种“遇马发昏，爱牛成性，有些‘牛头不对马嘴’的翻译”，可以叫作“乱译万岁！”

本诗即是在这背景中写成。织女是牛郎的配偶，两个星座遥遥相对，现在碰到“牛头不对马嘴”的翻译，于是就变成马郎妇了。传说中两星被银河相隔，只有到了七月七日夜，乌鹊在银河上搭起鹊桥来，让他们通过，才能相会一次。现在银河变成了牛奶路，乌鹊疑心是别的什么东西，不敢再来，牛郎织女也就相会不成了。

第三首，讽刺章衣萍。

章衣萍曾在北京大学听过鲁迅的课，向《语丝》杂志投过稿，早年与鲁迅有过联系，后因志趣不同，而渐阻隔。章衣萍以《情书一束》闻名，还在《枕上随笔》中写过这样的名句：“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曾为北新书局编过“世界文学名著”，并宣传道：“我们应该老实承认自己的文学艺术以及一切东西多不如人。”故鲁迅讽刺道：“世界有文学，少女多丰臀。”

章衣萍在北新书局拿到大笔稿费之后，得意地说：“钱多了可以不吃猪肉，大喝鸡汤。”故有“鸡汤代猪肉”之句。至于“北新遂掩门”的原因，倒不在章衣萍，而是因为出版了朱扬善的民间故事《小猪八戒》，而引起回族人的抗议。鲁迅把此事放在这里一起说，是对北新书局办事态度的不满。意思若曰，北新能倚重章衣萍这样无聊的人，难免就会出现《小猪八戒》之类的事件。他在1932年11月3日复许寿裳信中，论及此事道：“此次回教徒之大举请愿，有否他故，所不敢知。其实自清朝以来，冲突本不息止，新甘二省，或至流血，汉人又油腔滑调，喜以秽语诬人，及遇寻仇，则延颈受戮，甚可叹也。北新所出小册子，弟尚未见，要之此种无实之言，本不当宣传，既启回民之愤怒，又导汉人之轻薄，彼局有编辑四五人，而悠悠忽忽，漫不经心，视一切如儿戏，其误一也。及被回民代表诘责，弟以为惟有直截爽快，自认失察，焚弃存书，登报道歉耳。而彼局又延宕数日（有事置之不理，是北新老手段，弟前年之几与涉讼，即为此），迨遭重创，始于报上登载启事，其误二也。此后如何，盖不可知。”

第四首，讽刺谢六逸。

谢六逸是复旦大学教授，曾与朱应鹏等在1931年10月发起“上海文艺界救国会”。朱应鹏是国民党上海市区党部委员、上海市政府委员、《先锋月刊》主编，该刊迎合国民党政权的政治需要，提倡“民族主义文学”，参加这个“救国会”的也大都是该派人物，故谢六逸亦为鲁迅所不满。

谢六逸在1933年编选了一本《模范小说选》选录了鲁迅、茅盾、叶绍钧、冰心、郁达夫五人的作品。他在序言中说：“翻开坊间出版的中国作家辞典一看，我国的作家快要凑足五百罗汉之数了。但我在这本书里只选了五个作家的作品，我早已硬起头皮，准备别的作家来打我骂我。而且骂我的第一句话，我也猜着了。这句骂我的话不是别的，就是‘你是近视眼啊’，其实我的眼睛何尝近视，我也曾用过千里镜在沙漠地带，向各方面眺望了一下。国内的作家无论如何不只这五个，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不过在我所做的是‘匠人’的工作，匠人选择材料时，必要顾到能不能上得自己的‘墨线’，所以我要‘唐突’他们的作品一下了。”

诗中用语，都来自这篇序言。“入线”者，即上得自己墨线之谓；“望远镜”即“千里镜”也。只是此处却反其意而用之，遂形成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