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邬其山

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

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

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

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

【评点】

本诗条幅落款处，写有“辛未初春书请邬其山仁兄教正”字样。辛未为1931年，日期不详。

邬其山，即内山完造。内山是姓，日语读音为“邬其亚马”（Wujiyama），鲁迅取其内字的日语读音“邬其”，山字的汉语读音“山”，合成一个中国式名字：邬其山，带有几分幽默感。

内山完造于1911年到中国，先是自己贩卖药品，妻子摆设书摊，后由书摊扩展成内山书店。鲁迅于1927年10月到上海后，因住处相近，常到内山书店买书，由是相识，成为朋友。鲁迅在遇到危险时，曾多次得到内山完造的帮助。1930年3月，鲁迅因参加中国自由大同盟，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即在内山书店避居了一个多月；1931年1月，柔石等被捕，危及鲁迅，经内山介绍，他们全家在日本人开设的花园庄旅馆避居三十九天；1932年一·二八战事爆发时，鲁迅居所陷于火线之下，他们一家先到内山书店避居，后又搬至英租界内山支店。鲁迅几次搬家，都离内山书店不远，除买书外，他亦常至书店漫谈、会客，并请书店收转信件。还有一些鲁迅译著或编辑的作品，在当时不能公开发行的，亦常在内山书店出售。

内山完造不但与鲁迅接近，而且还帮助过当时受压迫的其他左翼文人，如郭沫若、茅盾等，故遭右翼文人的忌恨，因而受到攻击，说他是“日本浪人”，“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而与内山完造的来往，也成为鲁迅的一条罪状。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中，批驳这种言论道：“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

内山完造是日中友好人士，帮受压迫的中国文化人做过不少好事。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回到日本，仍积极从事日中友好工作。1959年9月，他以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身份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来中国访问，因脑溢血逝世，按照他生前意愿，葬于上海。

关于本诗的写作缘起，据银絮《鲁迅的诗和邬其山》（1961年3月3日《新民晚报》）文中所引许广平的话说：“在当时，鲁迅先生每天都到上海的内山书店去与内山先生欢谈。一天，内山先生感慨地说：‘我在上海居住了二十年之久，眼看中国的军阀、政客们的行动，和日本的军阀、政客们的行动，真是处处相同，那就是等待时机，一朝身就要职，大权在握时，便对反对他们的人们，尽其杀害的能事。可是，到了局势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又像一阵风似地消声敛迹，宣告下野，而溜之大吉了。’鲁迅先生听了这番话以后，颇感兴趣，在第二天便根据内山先生的谈话，写成一首诗赠给他。在这首诗里，巧妙地用了‘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的警句来讥讽那些干燥无味的政客、军阀，令人感到痛快。”许广平又说：“当鲁迅先生把这幅立轴赠给内山先生的时候，内山先生笑着指出署名的下面没有盖章。鲁迅先生便随手用身旁的印泥，按了一个指印。这大概是鲁迅先生所遗留下的唯一指印了。”

“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从1911年到1931年，内山完造刚好在上海居住了二十年，每天都看到中国形形色色的故事。下面所写，就是他所见中国政客们的表演。

“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政客们在政治斗争中失利，只得借着出洋考察或生病疗养之名，暂时下野。他们生的是政治病，自然不用求医吃药；本来忙于勾心斗角，是些不学无术之辈，下野之后，才装模作样地读起书来。鲁迅后来在《查旧帐》中说：“今之名人就又不同了，他要抹杀旧帐，从新做人，比起常人的方法来，迟速真有邮信和电报之别。不怕迂缓一点的，就出一回洋，造一个寺，生一场病，游几天山；要快，则开一次会，念一卷经，演说一通，宣言一下，或者睡一夜觉，做一首诗也可以；要更快，那就自己打两个嘴吧，淌几滴眼泪，也照样能够另变一人，和‘以前之我’绝无关系。”即指这种现象。

“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指这种人一旦得势掌权，就要大开杀戒，以人血来染红自己的顶子，巩固自己的权力。如他在《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所指责的国共合作时代的阔人：“那时颂苏联，赞共产，无所不至，一到‘清党’时候，就用共产青年，共产嫌疑青年的血来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阔人，时势变了，而不变其阔”。

“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是说他们的上台，也是暂时的，所以又会忽而失势下野。“南无阿弥陀”是礼拜念佛声，用在这里，可有两种解释：一是指有些军阀、政客下野后自称佛徒，念经拜佛，如北洋军阀孙传芳；一是用江浙民间口头禅中以“南无阿弥陀佛”表示“谢天谢地”之意，来表示对这些杀人军阀忽而又下野的庆祝。从本诗手迹中“南无阿弥陀”几个字写得特别大的样子看来，应是庆祝之意。

本诗借日本商人在华所见，写出中国政客的丑态，在讽刺的笔调中表现出对此类人物的高度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