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已集》题辞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以上的八句话，是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夜里，编完那年那时为止的杂感集后，写在末尾的，现在便取来作为一九二七年的杂感集的题辞。

一九二八年十月三十日，鲁迅校讫记。

【评点】

本诗原是1926年10月14日夜编完该年杂感集《华盖集续编》时所写，就附在这本集子的末尾。

所谓“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是指他在三一八惨案中所见的惨相，和其后所引发的种种事态而言。事情的起因是出于一次爱国行动。1926年3月，倾向革命的冯玉祥国民军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发生战争，奉军失利，日本帝国主义出面干涉，派军舰驶进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开炮还击，日本帝国主义以此为借口，联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国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津沽间的军事行动，并撤出防务。爱国人士闻之群情激昂，北京各界群众于3月18日在天安门集会，抗议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帝国主义行为，会后并赴执政府前请愿。段祺瑞执政府竟下令卫兵开枪射击徒手请愿群众，并用大刀铁棍追杀，打死四十七人，打伤一百五十多人，造成震惊中外的血案。鲁迅闻之，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并陆续写了《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空谈》、《如此“讨赤”》等文章加以揭露和声讨。

软刀，语出明末清初作家贾凫西《木皮散人鼓词》中句：“软刀子割头不觉死”，此处所说“用软刀的”，是指一些帮着虐杀群众的当权者说话的文人，犹言他们以文章杀人，手中拿的是软刀子。如陈西滢在1926年3月27日出版的《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八期上发表的《闲话》中，就嘲笑请愿群众“没有审判力”，盲目被人引入“死地”，并指责“群众领袖”“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对于此种言论，鲁迅在《“死地”》一文中抨击道：“但各种评论中，我觉得有一些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者在。这就是几个论客，以为学生们本不应当自蹈死地。那就中国人真将死无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悦诚服地充当奴子，‘没齿而无怨言’。不过我还不知道中国人的大多数人的意见究竟如何。假使也这样，则岂但执政府前，便是全中国，也无一处不是死地了。”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本诗在不长的篇幅中重复出现这一诗句，表明了文人的无奈，也表明了作者文艺观点的变化。鲁迅早年曾经相信文艺有改造人心的力量，所以决心弃医从文，后来在实践中却深感文艺的无力。还在三一八惨案之前，他便在课堂上说过：“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征象。正在和运命恶战的人，顾不到这些；真有实力的胜利者也多不做声。譬如鹰攫兔子，叫喊的是兔子不是鹰；猫捕老鼠，啼呼的是老鼠不是猫……”这话就摘收在《华盖集·后记》中。经过三一八惨案之后，他的感触更深。1927年4月8日在广州黄浦军官学校的演讲中，就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加以这几年，自己在北京所得的经验，对于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讲的文学的议论，都渐渐的怀疑起来。那是开枪打杀学生的时候罢，文禁也严厉了，我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本诗第二次出现本句时，“杂感”二字已打上引号，更说明其无用。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讽刺陈西滢，兼及徐志摩。他们在《晨报副刊》上一搭一档地攻击鲁迅，鲁迅则在《无花的蔷薇》加以摘录，予以揭露：

志摩先生曰：“鲁迅先生的作品，说来大不敬得很，我拜读得很少，就只《呐喊》集里两三篇小说，以及新近因为有人尊他是中国的尼采他的《热风》集里的几页。他平常零星的东西，我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没有看进去或是没有看懂。”（《晨副》一四三三）

西滢教授曰：“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构陷人家的罪状。……可是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说句体己话，我觉得它们就不应该从那里出来——手边却没有。”（同上）

虽然抄得麻烦，但我总算已经被中国现在“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协力踏倒了。

可见“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即是说，连这无用的抗争文学也要被“软刀子”砍掉了，那“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后来，北洋军阀虽然被国民革命军的炮火打走了，但中国并没有因此变得光明起来，而是更加黑暗；新军阀的压迫、虐待、杀戮的手段更加变本加厉。鲁迅在广州目睹了新军阀的“血的游戏”，感触更深，所以又将这首诗作为1927年杂感集的题辞，而且就以诗中多次提到，特别强调，描写其无奈心情的“而已”二字，作为新杂感集的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