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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诗系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时期的同学沈瓞民所提供，见于他在1961年9月23日《文汇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断》。据此文所说，本诗写于1903年4月至1904年4月之间，写作缘由是对因清政府的措施而造成的留学生界某种现象的不满：“东京成城学校是中国留学生学习陆军的预备学校，进成城读书的，一定要经中国留学生陆军监督审查批准，因此革命派的学生较少，保皇派很多，在东京满街乱跑，学成后，回国给反动的清朝政府效劳。鲁迅看了很生气，在自修室，曾写了些打油诗。”宝塔诗即其中之一。

本诗虽属打油，但可看作鲁迅讽刺艺术之始，从这个意义看，仍有相当的重要性。

同时期鲁迅还写了另一些讽刺打油诗，可惜已经散失，只留下一些残句。其中有一首是讽刺王惕斋的，沈瓞民还记得两句：“钦差唤过王爷叫，忙煞新桥独臂翁。”据沈解释云：“惕斋，是浙江慈溪人，人极顽固，竭力反对革命，住东京新桥，一臂为马车碾断，自称独臂翁。喜交接官场，凡清朝官吏到日本时，他必欢迎欢送。钦差指那桐，王爷指戴振。”

另有一首是讽刺蒋观云的，周遐寿（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记有残句云：“敢云猪叫响，要使狗心存。”蒋观云，名智由，属于当时的新党，当初颇有革命豪情，鲁迅与他有过交往，后来他与梁启超组织政闻社，主张君主立宪，引起鲁迅的不满。在徐锡麟案发时，蒋观云在绍兴籍留学生会议上主张发电报给清廷，要求不再滥杀党人，为主张排满的青年们所反对。据周作人回忆：“蒋辩说猪被杀也要叫几声，又以狗叫为例，鲁迅答说，猪才只好叫叫，人不能只是这样便罢。当初蒋观云有赠陶焕卿诗，中云：‘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鲁迅常传颂之，至此时乃仿作打油诗云：‘敢云猪叫响，要使此心存’，原有八句，现在只记得这两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