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　　评

文化史上的拓荒者，往往有筚路蓝缕之功，却难以营造华屋。鲁迅则不然，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开拓者，他在每一涉足的领域都建造了巍峨的大厦。小说、杂文、散文诗、回忆散文，还有小说史研究，都是巅峰之作，就连他偶尔涉笔的诗歌创作，也成一代之杰作。

鲁迅对自己的诗作并不重视，许广平在复许寿裳信中说道：“迅师于古诗文，虽工而不喜作。偶有所作，系应友朋要请，或抒一时性情，随书随弃，不自爱惜，生尝以珍藏请，辄遭哂笑。”许寿裳评曰：“斯言诚确。”（见许寿裳《枙鲁迅旧体诗集枛序》）

鲁迅虽不常作诗，也不重视自己的诗作，但他在本质上却是个诗人。正如他的老友许寿裳所说：“鲁迅是诗人，不但他的散文诗《野草》，内含哲理，用意深邃，幽默和讽刺随处可寻。就是他的杂感集，依罗膺中（庸）看法，也简直是诗，因为每篇都是短兵相接，毫无铺排。至于旧诗，虽不过是他的余事，偶尔为之，可是意境和音节，无不讲究，工夫深厚，自成风格。”（《怀旧》）

鲁迅的诗歌创作，有一个明显的发展过程。大体说来，在留学之前的作品，思想虽然高洁，但在情调上却受古诗影响太深，喜写离愁别绪，颇多伤感之作。至《自题小像》出，则境界大开，爱国情怀，远大抱负，于沉郁中勃发青春英气。此乃鲁迅人生宣言，也定下了他此后诗作的基调。鲁迅诗作有这样大的转变，当然并非偶然，这与当时东京华人中的革命气氛有关，也是鲁迅深受新思潮影响的结果。

鲁迅也尝试过白话诗的写作，而且有两次：一次是在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中，另一次是在三十年代初期文艺大众化潮流中。不过我以为这两次尝试都并不成功。五四时期鲁迅所写的白话诗，有《梦》、《爱之神》、《桃花》、《他们的花园》、《人与时》、《他》，其长处是思想新，意境也新，比胡适的放脚诗有所发展，但是诗味不足，难称佳作。这一点，鲁迅自己也很明白，他在《集外集·序言》中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三十年代初期提倡文艺大众化时，他写了几首歌谣体的作品，如：《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谣》、《“言词争执”歌》，一则是实践大众化的文学主张，二则也是一种面向大众的政治揭露，当时虽然还未展开大众语运动，但是他在诗中已用了一些上海方言大众语，如“耶耶乎”、“括括叫”、“勿容易”、“阿拉”之类，这是一种新的尝试。这些新歌谣体的作品，在文艺大众化的实践上是有价值的，但同样由于诗味不足，难以称为好诗。这种尝试，由于登载的刊物《十字街头》被迫停刊而中止了。即使不停刊，我想鲁迅也未必会长期写下去，因为这种写作与他一贯的文风不相称，不能充分发挥他的创作才性。

鲁迅真正的诗歌佳作，还是他所写的一些旧体诗，而且愈到后期，写得愈好。特别是《题枙呐喊枛》、《题枙彷徨枛》、《无题（烟水寻常事）》、《秋夜有感》、《亥年残秋偶作》等抒怀之作，字里行间所透出的那种孤独感、苍凉感，把他的诗歌推到一个很高的境界。论者往往从某种理论概念出发，认为鲁迅后期已是共产主义战士，不会再有这种情调，所以对那些诗句总要别作解释。但我却特别欣赏这种孤独感和苍凉感，以为它决不是内心软弱的表现，却正是强者的情怀。陈子昂在唐初唱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襟怀何其开阔，海明威的《老人和海》、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其主人公虽然在现实生活中都深受挫折，遭遇失败，但在精神上却都是顽强的斗士，他们的孤独感和苍凉感，正是强者的表现。鲁迅并未标榜自己是什么战士，而共产主义者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者”。鲁迅后期处于两面夹攻的处境中，即一方面受到国民党政权的压迫，另一方面又要随时提防同一营垒中人从背后射来的暗箭，他怎能不产生孤独感和苍凉感呢？诗者言志，鲁迅所写的是他真实的心声。其实，这种情绪同样表现在其他诗篇中，如《自嘲》、《悼杨铨》、《无题（一枝清采妥湘灵）》、《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等。所可贵者，他始终不屈地战斗，而且对前途满怀信心，这在他的诗歌中也随处可见的。

鲁迅的旧体诗，受屈原的影响很大。鲁迅爱读屈赋，但也并非一味推崇，而是作出具体分析。他在《摩罗诗力说》里曾追溯中国文学史，认为自古向有“诗言志”的好传统，但自从孔子用“思无邪”来评定诗三百篇的题旨之后，就将人们的思想束缚住了。“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繇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所以后代多有“颂祝主人，悦媚豪右”的拍马之作，“心应虫鸟、情感林泉”的“拘于无形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之作，还有那些“悲慨世事，感怀前贤”的可有可无之作，独独缺少反乎常俗的作品。只有屈原突破了这种局限。“惟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汨罗，返顾高丘，哀其无女，则抽写哀思，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这就是屈原的可贵之处，也是他的价值所在。但是，鲁迅认为，屈原仍有他的局限，这就是：“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

屈原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影响是很大的，但各种层次的人所接受的影响却是很不相同。鲁迅引《文心雕龙》中的评语而叹曰：“刘彦和所谓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皆著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函深哀焉。”鲁迅所受屈原的影响，不仅在诗歌里借用了许多词汇和意象，更主要的是继承了他的“内质”，即“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而且还向前推进，终篇充满挑战反抗之声，这就是鲁迅超越屈原之处，也是他接受西方摩罗诗人影响的结果。

当然，鲁迅诗歌的继承是广泛的。比如，就意境上看，人们就从中读出了李商隐和龚自珍的意味，虽然鲁迅自谦曰：“玉溪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鲁迅并不看重自己的诗作，一方面固然是谦虚，如说：“来信于我的诗，奖誉太过。其实我于旧诗素未研究，胡说八道而已”；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站得很高，用历史的眼光来加以衡量的缘故：“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太圣’，大可不必动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诌几句，自省殊亦可笑。”（1934年12月20日致杨霁云信）鲁迅是文学史家，他深知“时运推移，质文代变”的道理，这种“代变”，不但表现在文学思想和作品内容上，而且也表现在文学形式，包括文学体裁的变化上。正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自序》中所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鲁迅也是因为看到这一点，所以对于写旧诗虽有“积习”，而仍作余事，因为在杂文、小说等领域内更能发挥他的创造性和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