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数字城市对政府管理的影响

数字城市是融合多种高新技术的计算机网络信息系统，它不仅能改变城市政府的生态技术环境，而且，数字城市构筑的虚拟空间将推进城市政府管理权能的嬗变。

（一）数字城市使城市政府功能输出输入发生位移

数字城市给城市带来无限的发展空间和机遇，同时也将伴随着社会结构调整而促进政府角色的转换。

（1）数字城市使城市政府具有更强的信息获得与控制能力，从而使政府职能向新的领域扩展，可以更集权、更有效地实现对社会的控制。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数字城市使得城市政府能有效地将国家或国家级组织提供的信息和自身的需求结合起来，寻求有效的解决方案；第二，公共服务成为城市政府的核心职能；第三，促进社会公平将成为城市政府的重要职能；第四，建立灵敏的公共安全预警保障机制成为城市政府的当务之急；第五，城市政府必须投入更大的力量致力于人力资源的开发，为市民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

（2）数字城市的建立和发展，导致城市政府的部分功能流失。在工业技术时代，城市政府的社会职能具有不对称性。这主要是由于信息传递工具的欠缺和信息传递渠道中人为因素造成的。而数字城市的建立，使市民、家庭和社区组织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因为，数字城市在更广泛意义上实现了信息资源的共享，通过网络和信息传播媒介，市民更了解政府的运作过程，一些缘由政府提供的服务，市民可通过其他渠道获得。此外，数字城市的发展使社区组织与公众在信息的交流与享用方面相对自由，亦即数字城市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政府，使政府能摆脱琐务，专司社会运行规则的设置及运转监控职责。

数字城市使大量共享信息流通于互联网，并且信息不会因传递渠道障碍而失真，信息的公开性、共享性、保真性使信息占有上的不对称现象大量减少。信息的对称性发展决定了政府某些方面的职能范围适当收缩，即政府因信息不对称而具有的协调作用要减小，某些权力要归还社会。

换言之，数字城市为城市政府职能输出准备了条件，政府可以将社会性、公益性、自我服务性的事务从政府职能中剥离出来，交给第三部门（民间社团或社会中介组织等）承担，将本属市场的生产、分配、交换的经济职能归还市场。数字城市使城市政府部门职能收缩或流失，必然打破旧的权力平衡，从而导致城市政府管理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

（二）数字城市将使城市政府管理民主化趋势取得突破性进展

（1）数字城市弱化了政府官僚集权机构的社会控制能力。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认为，权力质量层次逐渐增高的三种形式是暴力、财富和知识。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打破了知识和信息被传统官僚机构所垄断的局面，带来了知识和信息的社会化。21世纪作为财富和知识主体的社会，市场、公众的权力得到不断强化。美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出现了诸如以“社区记忆”为代表的民用局部网络雏形，其创意者的核心观念就是打破政府的信息垄断，竭力分享和传播信息。主张“社区记忆”观点的人认为信息不仅是一种工业必需品或者商品，由于各种形式的权力包括公众的生计都一天比一天更加依赖于信息，对信息的了解与掌握就成了民主参政的生命线。

（2）数字城市所独具的媒介作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使城市政府传统的管理方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①刺激城市社群的分化。与传统媒体电视相比，电脑网络更富个性。数字城市具有的网络异步传输与交互式沟通使得个人和城市社区组织能从容地选择和吸纳信息，它弱化了市民对政府和社团的依附，迫使城市政府放弃固有的权力运作方式，从而强化个人和群体的自主权。

②促进了城市政府与市民交流的平等。顺畅通达的电子访问大大削弱了严格的层制等级观念，市民通过网络访问市长变得十分容易，数字城市无中心散布式的网络结构使平等自由的思想交流成为可能。

③提高了市民参与政府管理的能力。比特（Bit）能以光速无障碍传播这一特质，结合网络高效便捷的设计原则，开创了信息多元传递和自由交流的全新格局。由于传播成本低廉，使得城市社区组织和市民通过网络传播其参政思想、表达参政意愿的能力大大增强。

可见，数字城市在削弱政府集权控制的同时拓宽了民主管理的内涵，提高了民意在政府运作中的分量，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未来政府管理的结构与模式。网络信息传递不受时空阻碍乃至政府控制的互动方式，使人们在感知与介入世界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痛快淋漓的感觉，它将极大地提高人们参与政府管理的兴趣。

（三）数字城市影响政府的决策品质和程序

数字城市作为高新技术手段，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数字城市能提升城市政府决策信息的品质。首先，数字化网络技术大大提高了信息保真率，从而改变城市政府现行的信息传递模式与组织结构。社区或市民借助网络多渠道地将信息直接传至决策层，使信息传递渠道多元化；中间层级功能的消退，导致现代城市组织结构向中空化方向发展。这就消除了信息与决策层之间的人为阻滞，使信息传递准确、及时，避免了信息传递失真。其次，网络拓展了决策信息源，改变了决策者的有限理性。赫伯特·西蒙认为，在管理决策过程中，决策者进行理性判断和抉择的能力是有限的；在有限理性下，决策只能达到满意化而不可能做到最优化。有限理性阻碍了政府决策科学化的实现，而造成人类有限理性的原因主要是信息的缺失或信息量不足。在可预见的21世纪数字城市，互联网将各终端用户发展为潜在的决策信息源，他们的意愿、要求可随时在网络上发送，从而把恰当的信息提供给政府的领导者，避免信息不完全产生的有限理性。

（2）数字城市能提高城市政府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3）数字城市将强化行政决策执行的监督，降低决策执行变形的发生率。一方面，它简化了监督信息反馈的传输渠道；另一方面，数字城市的建立，使网络技术以“秘密投票”的方式确保监督者尤其是民众敢于监督。简言之，网络监督安全系数高，为监督活动提供了技术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