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市化的几种模式

城市化现象是伴随着工业化的出现与发展而产生的，因此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需要大批的劳动力，并以其所在城市地区中优于农村的择业机会、报酬、文化生活以及社会地位等形成极具诱惑的吸引力。其次，工业化使以农业技术的发达和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为代表的农业生产率得到提高，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生（有时甚至是农户的破产），从而形成农村人口向外转移的压力。城市化过程中人口由农村流向城市就是这两个作用力结合的结果。

但事实上，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实际发展过程中，两者并不呈现出成比例的线性增长关系，也不一定表现为同步进行，有时甚至会出现严重的背离现象，因而形成了城市化的几种不同模式。

（一）伴随着工业化的城市化

由于工业及其相关职能向城市的集中，导致城市规模、数量乃至城市地区范围的扩大，从而吸引广大农村地区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应该看到，广义上的工业化并不仅仅是第二产业的发展，更不限于制造业的发展，其过程是以制造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的发展为先导，直接带动了相关的产业管理职能、信息研发职能的进一步集中；同时也间接地促进了金融、贸易、商业、服务、房地产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在不同发展阶段形成不同的但相对持续的对劳动力的需求。

城市地区的发展表现为城市数量的不断增加和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并在一定阶段形成大城市连绵区。城市化的过程表现为城市地区对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增长，并容纳了绝大部分来自于广大农村中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和它所能够接纳的人口基本保持平衡；城市化水平是伴随着广义上的工业化的进展而提高的。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过程基本上是一条伴随着工业化的城市化。

（二）过度城市化

伴随着工业化的城市化，由于农村人口增长过度、城乡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扩大等原因造成的农村剩余劳动人口向城市盲目流动，使城市人口增加，这一现象被称之为过度城市化现象（Overurbanization）。城市人口的实际数量远远超过工业化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城市的容纳能力，造成城市中的高失业率，并导致贫困、贫民窟、犯罪乃至社会动乱等城市问题的出现。东南亚、拉丁美洲、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均不同程度地出现过这种现象。从农村剩余劳动力状况以及城乡差别的角度来看，我国实际上也存在着出现过度城市化的潜在压力，虽然由于政策性因素的干预尚未充分显现，但应该引起足够的警惕。

（三）低度城市化

与过度城市化现象相反，当城市化水平低于工业化发展实际需要时被认为是低度城市化现象（Underurbanization）。主要表现为社会资源向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第二产业过度倾斜而造成相关商业服务乃至社会服务设施、城市基础设施、住房等第三产业的相对落后，影响和阻碍了整个经济体系的健康发展。造成低度城市化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人为的政策性因素，如对严格的城市户籍制度、无业民遣返制度，以及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上的问题，如单纯追求工业产值或GDP增长率。我国以及原东欧一些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存在低度城市化的现象。《2001—2002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中指出：“城市化率偏低将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与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巨大瓶颈’，成为限制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中保持竞争优势的‘巨大瓶颈’，也将成为我国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知识经济时代新一轮财富聚集中的‘巨大瓶颈’。”

（四）泛城市化

在欧美一些国家，当向心的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开始出现城市人口的居住、购物甚至工作地点向郊外扩散的现象，被称为郊区化（Suburbanization）；同时，也出现大城市或大城市地区人口向中小城市甚至非城市地区迁移的逆城市化（Counter Urbanization）现象。郊区化和逆城市化现象与城市化发展阶段、国土资源条件、经济运行方式（如信息革命所带来的影响等）以及社会价值观念等有关，其成因和发展机制较为复杂，目前尚无权威性论断，但无论如何郊区化与逆城市化均可以看作是城市化过程在更大区域范围中的继续和扩散，并不意味着城市化水平的下降。

事实上，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中由于城市化水平已达到相当的水平，在郊区化与逆城市化的同时，非城市地区的就业状况、生活环境与质量甚至生活方式均与城市没有本质性差别。城乡之间的界限变得不再那么清晰。可以将这种状况称为“泛城市化”，像比利时、新加坡、我国的香港地区以及日本等均可以看成是泛城市化国家与地区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