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众传播心理学
1.13 附录1 试论心理学在传播学研究中的作用

附录1 试论心理学在传播学研究中的作用

刘晓红

内容提要 本研究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举例介绍了与心理学有关的传播学研究,第二部分对这些研究中心理学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这些分析力图描绘心理学在现有传播学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

早期的传播研究主要由心理学者(和社会学者)进行,因此一些现在归入传播学研究“里程碑”的研究,实际上是心理学研究,如1946年至1961年间由霍夫兰领导的“耶鲁传播与态度改变计划”。从本世纪60年代初,开始出现由传播学者所进行的大规模传播研究,这些研究被认为是心理学研究向传播学者易手的转折点(罗瑞、德弗勒著,王高音译,1993)。但心理学并未和心理学者一起退出传播研究领域。传播是几乎无所不在的人类活动,因此传播研究很难不涉及心理问题。事实上,在一些传播学研究中存在着与心理学研究的联系,这是传播学研究者都能注意到的事实,只是两者的系统化关系不明确:即心理学在传播学研究中起什么作用,是研究工具还是研究范式或存在着一个传播心理学,这是本论文要讨论的问题。

对此,本文将从两个方面进行描述和分析:

1.心理学在传播学研究中的位置。

2.心理学在传播学研究中的作用。

首先要说明两点:

1.本文所说的传播,主要指大众传播。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界限已不像开始界定时那么清晰;大众及大众传播的概念也在改变(Livingstone,1993),因此本文中的大众传播的确切含义,可能随所采用的文献的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

2.本文所讨论的传播学研究,主要指效果研究,因为正像德弗勒所说,由于种种原因,过去大部分的大众传播研究都是论述传播效果问题的。

一、心理学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应用

对这个问题,准备从两方面来描述,一是看哪些传播学理论与心理学有关,二是看各类传播效果研究中心理学的位置。为节省篇幅,对传播学界熟知的研究和理论,不作一般性的介绍,重点讨论其与心理学有关的部分。

(一)与心理学有关的传播学理论(举例)

1.与认知一致性理论有关的模式。

现在通常被作为传播模式提到的纽科姆的ABX模式,是社会心理学中关于人际关系的理论,源于海德的结构平衡理论(可表示为P—O—X模型),因为讨论的是人的传播行为,因而被作为传播模式。实际上,奥斯古德的认知一致性理论、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以及海德的P—O—X模型均可作为传播模式。这一组理论,均是从人有保持自己的认知一致性倾向这一前提出发所作的研究(周晓虹,1993),统称为认知一致性理论,属于社会认知理论。这类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是:人的认知结构是平衡、和谐的,一旦出现不平衡、不和谐,就会产生一种趋力,去改变这种状态,重新恢复认知系统的内在一致性(朱智贤,1989)。这种追求认知一致性或降低认知失调程度的倾向,就导致传播行为的发生。

在纽科姆的ABX模式基础上出现的韦斯特利——麦克莱恩模式,是一个真正为大众传播研究所作的模式,这一模式的理论基础,也是认知一致性理论。

2.马莱茨克模式。

这是一个基于社会心理学理论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包含了在此之前社会心理学对传播者、讯息、媒介、接受者这四个传播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全部研究结论。

除上述两个模式外,康斯托克的电视对个体行为影响的模式是较纯粹的心理学模式。其他与心理学有关的模式,可参见郭镇之文(1996),该文列举了许多与心理学有关的模式。

3.使用与满足理论。

经与教育心理学的学习动机理论比较后本研究发现,使用与满足理论是一个动机作用系统,用动机理论来解释这个模式,可以更清晰地说明该模式的各要素及相互关系。试套用学习动机理论(冯忠良,1992)解释如下:原模式中的人类基本需求,转化为媒介使用需要,这一需要与对媒介使用活动结果的期待一起,构成媒介使用动机,这是媒介使用动机的基本结构。媒介使用动机将在媒介使用活动的开始、进行、完成的全过程中发挥作用。其作用机制是:媒介使用动机由问题情境激发,在学习动机系统中,问题情境指学习者面对可以解决但又不能轻易解决的学习任务而挑起学习者认知冲突时的学习情境;在媒介使用动机系统中,既可指类似的学习情境,也可指受众对其所在当时环境的主观感知,如焦虑、无聊、孤独等(卜卫,1996)。问题情境造成受众内心的冲突或空缺感;受众就会产生平息冲突、填补空缺的愿望,这种愿望就是媒介使用需要的体现。媒介使用动机的另一构成成分——媒介期待,由能够满足媒介需要的具体媒介使用行为(或其他非媒介使用行为)而产生,期待引导受众将行为指向特定的媒介使用(或其他)活动,这时,媒介使用动机由潜在的状态转为活动状态,受众开始使用媒介(或从事其他选定的活动)。当活动结束后,体验期待是否满足,问题情境是否消失,如已消失,则本次媒介使用活动完成,如未消失,则重新选择其他的媒介或非媒介使用活动。

媒介使用活动结束后,将因结果的好坏而对受众的媒介需要产生影响,并调整媒介期待。媒介需要随受众所在客观环境(如阶级、阶层、种族、宗教、家庭等)对人的要求不同而有所区别。

当然,也可能在某种特定的媒介使用习惯(条件反射)或病态依赖性(无法自我控制的使用)的驱使下产生媒介使用行为。

4.态度改变理论。

(1)1946年至1961年间则霍夫兰领导的“耶鲁传播与态度改变计划”

该项研究及其结论在诸多的传播学著作中作为传播学研究介绍(罗瑞、德弗勒著,王嵩音译,1993;翁秀琪,1992;赛弗林、坦卡特著,陈韶昭译,1985)。但在社会心理学著作中,也可见到关于这个研究的介绍(周晓虹,1993;John,1986)。从霍夫兰是心理学者,及开始从事该研究时传播学并未作为一个学科正式提出来看,该研究应属社会心理学。但从霍夫兰研究的内容及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历史地位来看,该研究确实可作为传播学研究的“里程碑”(罗瑞、德弗勒著,王嵩音译,1993)。但诚如周晓虹的评价(1993),这项长达十几年的研究,未能建立有关传播和说服过程的任何系统理论,与投入的精力相比,影响是有限的。该研究三个主要被引用的结论是:单方面论据和双方面论据的说服效果、信息来源的可信性对效果的影响、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这些结论主要应用于广告、宣传等传播活动中。

需要说明的是,该研究属人际传播而不是大众传播(罗瑞、德弗勒著,王篙音译,1993)。

(2)麦奎尔的免疫理论,也与霍夫兰的研究有类似的情况,只不过其影响力不如后者。

(3)态度改变的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式(EML模式)

EML模式也属于社会心理学理论(John,1986),是对受众在说服性媒介内容影响下改变态度的过程的理论描述。其基本思想是,媒介信息可改变人们对人、事的知识,但不必然改变人的态度和行为。如果受众有接收动机和处理媒介信息的能力,且通过对媒介内容的接受后产生赞成的想法和意见,则对态度和行为有持久的影响。一旦态度改变,见之于行动时可能需要学习新技能,需要获得自我效能感知。

构成该理论结构的三个重要观点是:A.态度改变分为中心通道和边缘通道;B.不同情境中,任一因素(如信源的可信度)可以在中心或边缘通道起作用;C.虽然中心和边缘通道均能导致态度改变,但在改变的样式(manner)上有重要的不同。如果传播目的在于持久的态度和行为改变,则中心通道是首选策略。如果目的是即时形成新态度,即使这种新态度是一时性的(如美国的马拉松募捐电视节目导致的捐款行为),边缘通道也是可以接受的(Petty&P,1994)。

该理论可作为传播学中研究媒介内容对改变态度的影响的理论框架。

5.班杜拉的大众传播的社会认知理论。

班杜拉是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并非传播学者,其社会认知理论(在社会学习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成)在社会心理学理论体系中有重要地位,是解释各种主要的人类社会行为的重要理论。因此,“大众传播的社会认知理论”(Bandura,1994)和原社会认知理论有什么异同,是本研究关心的问题。笔者注意到在该文最后的致谢部分,作者谈到该文的内容主要取自《思想和行为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理论》一书(1986)和Empirische medien psychologie一文(德文,试译为《经验主义媒介心理学》——笔者注),遂将《大众传播的社会认知理论》一文与《思想和行为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理论》一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比较,发现该文的主要理论框架仍是其原社会认知理论,并未因大众媒介这个元素的介入而改变。班杜拉在文中谈到,由于大部分的理论是在媒介技术大发展以前建立的,因而对符号化(symbolic)环境在人们生活中日益增加的作用未给予充分重视。他谈到,鉴于以往的模式主要从人们直接的生活环境中生成,因而这种模式的影响有很大的局限性。影视技术的加速发展,使模式大大超越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通过吸取这样的模式,观察者本人也将超越自己的日常生活局限。在该文中,笔者没有发现对从日常生活中习得的模式与从影视媒介中习得的模式的比较研究。另外,该文提出了影响扩散的双重和多重模式,本研究在此不讨论。

上述的分析是想说明,班杜拉的大众传播的社会认知理论与反映他全部社会心理学思想的社会认知理论并无本质的不同。该理论广泛深入地研究了人类社会行为(如侵犯、性别角色社会化、利他行为等),揭示了人类社会行为学习的基本过程,是解释人们从媒介中学习社会生活的主要理论。

6.接收分析(reception analysis)。

接收分析被认为是80年代以后受众研究领域的新趋势。可分为三个研究传统:文化研究传统、社会心理学传统和认知心理学传统(翁秀琪,1993)。有研究者认为,接收分析作为受众研究的一种研究方法,主要特征在于其方法论上的意义(卜卫,1996),即在研究受众接触媒介的活动中,从以媒介讯息为中心(如魔弹论)和其以后的以受众为中心(如使用与满足理论)转向以两者及其相互作用为中心。翁秀琪(1993)把这种转向与阐释学和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比较,认为这一趋势并非传播研究者的独创之见,在阐释学和文学批评领域里,有关谁有最后阐释权的讨论,也经历了从文本(作者)到阐释者(读者),最后再到编码与译码的整体分析的过程。

从心理学观点来看,受众从媒介内容中获得意义的过程是一个学习过程。受众所获得的意义不等于媒介中原来的内容,而是受众通过一系列内部心理加工过程获得的主观经验,在媒介接触中最终获得什么样的经验不但取决于媒介内容本身的性质和结构,还取决于受众原有的认知结构,即特定性质和结构的媒介内容和受众特定的认知结构相互作用,决定了受众最终从媒介讯息中所获得的意义。

(二)心理学在传播效果研究中的应用

在传播效果方面,人们一般关心以下问题:传播对人们观念、知识的影响,媒介中的暴力与人的侵犯性行为的关系,对媒介内容的恐惧反应,媒介的娱乐效果,媒介广告对人的影响,媒介对公众健康的影响,媒介对人的认知能力的影响或相互关系等。下面选其中几项介绍。

1.关于传播对人们观念、知识的影响的研究。

可以归在这个题目下的研究有:受众在看新闻时,获得了什么;媒介内容对妇女、少数民族、老年人等如何描述,这种描述是否形成了受众的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又是否影响了受众对这几种人的态度及受众本人(主要是儿童)的社会化。

上述的研究,大都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考察媒介如何转述社会真实,采用的手段主要为内容分析。一般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媒介内容中所描述的现实是怎样的,如媒介中的女性比男性年轻、女性的职业种类比男性少等;二是媒介所描述的现实与实际符合的程度或者是否是不健康的。

后一阶段是研究媒介接触是否在受众头脑中形成了与媒介内容类似的观念,这种观念是否会影响受众的态度、社会化及其作用机制等。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是考察媒介内容的影响过程和机制。例如,钟蔚文(1992)的关于“从媒介真实到主观真实”的研究,是典型的这一阶段的研究。该研究把从媒介真实到主观真实的过程看成是获得知识的认知过程。从知识学习的角度研究受众的主观真实形成的规律。

也有一些研究只作其中的某一阶段,如翁秀琪(1994)关于“我国妇女运动的媒介真实和‘社会真实’”的研究。Harris(1994)在《大众传播的认知心理学》大部分章节中介绍的研究,都属第一阶段的研究;前述的钟蔚文(1992)关于“从媒介真实到主观真实”的研究,属第二阶段的研究。

在这两个研究阶段中,第二阶段的研究,即观念或态度形成机制的研究,需要分析受众的心理和其他社会特征,分析媒介内容的哪些特征是对影响受众具有意义的特征,以及媒介内容与受众心理结构的相互作用过程,因而是心理学问题。

2.关于媒介暴力对人的影响的研究。

媒介暴力对受众的影响,一般从以下方面提出问题:(1)在各类媒介中有多少暴力内容。(2)受众接触媒介暴力的程度如何。(3)接触媒介暴力的后果以及公众对于媒介暴力的真实想法和感觉。第一方面的研究,主要通过内容分析进行;第二方面的研究,主要由受众调查解决;第三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心理学研究。以下重点介绍第三方面的研究。

对媒介暴力的影响效果,人们主要关心是否会增加受众的侵犯性行为倾向。电视是研究关注的重点。其影响一般分为三个心理水平:认知、情感、行为。

对行为的影响指暴力节目内容是否会引发或强化侵犯性行为,对此问题的研究一般有五种心理学假说或理论:宣泄(catharsis)、激发(arousal)、去抑制(disinhibition)、模仿(im-itation)和敏感度降低(desensitization)。研究手段主要有:实验室实验、田野实验、相关分析、小组追踪研究或纵向法(longi-tudinal panel studies)、自然环境实验法和干扰法(intervention studies)(Gunter,1993)。

对认知的影响指媒介中的暴力内容是否会影响人们对真实社会现实的认知和观念。一般先用内容分析考察媒介内容中的暴力数量和等级。然后分析媒介暴力内容的多少与受众对现实的感觉是否一致。根据培养论的观点推论,两者应一致。但这种一致性未得到广泛接受和证实(Gunter,1993)。研究已经发现,电视节目中暴力内容的数量不是检测其影响的有效和充分的指标。因为电视节目内容与受众对该内容的感知有很大差异,以同样频次和时间接触媒介的受众,其观念可能非常不同。这也许说明,培养论这种推论性的理论框架,不是说明这个问题的最佳方法。但笔者暂时也没有见到有关的心理学研究。

对情感的影响主要指观看电视暴力节目后的恐惧和焦虑反应。恐惧反应通过自我报告、对受众观看暴力内容时的面部反应的录像记录、生理唤起水平测量和行为测量(例如,在观看了蛇的镜头后,询问儿童是否愿意看真正的蛇)确定。这方面研究的问题有,什么样的事件或刺激能够引起恐惧反应(如危险和伤害、对自然现象的扭曲等);影响恐惧反应的因素(如受众观看暴力节目的动机、媒介刺激与实际生活中刺激的相似性等)(Joanne Cantor,1993)。在恐惧反应方面的一个重点课题是考察儿童恐惧反应与其发展阶段的关系及应对策略。也有研究对皮亚杰的儿童四个智力发展阶段的划分在儿童对媒介恐惧反应的预测力上进行了考察(Joanne&G,1984),这种研究不但对传播学研究有意义,而且丰富了儿童心理发展理论。以上关于情感影响的研究均是较典型的心理学研究。

3.媒介对人的认知能力的影响或相互关系。

(1)与注意有关的研究。

张令振、彭耽龄(1990)在《学前儿童电视注意选择性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一文中,介绍了电视注意研究的四种方法:视觉定向法、眼动记录法、理解和再认测验法、干扰法。这四种方法均是认知心理学所采用的实验研究方法。有关电视注意问题的研究主要讨论儿童的电视注意与电视视觉和听觉特征的关系、和理解的关系、图式的作用、观看环境的作用、影响注意转移和保持的因素、儿童视觉注意的发展等。

(2)认知卷入问题研究。

认知卷入这个概念最早由克鲁革曼在广告研究问题中提出,现已成为一个被社会心理学、广告学和传播学领域经常研究的课题,并被作为比较媒介效果的重要因素。一般认为受众中的高卷入者和低卷入者之间在注意的方式、处理媒介信息的过程方面存在着差异(Stewart&Ward,1994)。本部分主要介绍博恩斯和安德森著、张令振译的《看电视的认知卷入程度低吗?》一文(1991),目的在于把该文所介绍的研究作为在生理水平上研究与传播有关的认知心理学问题的代表。

有观点认为,观看电视是一种消极被动(即低卷入,观众的意图、计划、策略、选择性等在观看电视时很少起作用)的活动,阅读是相对主动的活动。上文从生理层面揭示了观看电视是一种主动认知加工活动的命题。该文通过证明电视注意与非电视注意均享同一个加工机制来证明上述命题。证明的具体手段是从脑电波的变化、眼球活动方式、左右脑的主导机制和心理投入量等四个方面比较观看电视与阅读活动的差异。证明的逻辑是,人脑的活动,例如观看电视或阅读,会引起脑电波的变化,研究者通过测量两类不同活动中的脑电波活动的多少,来确定两类活动是否有差异,即两类活动在需要意识努力的程度上是否不同。β波代表大脑的一种兴奋唤醒状态,α波则在清醒、安静、闭目时出现,因此研究中用α波减少、β波增加来表明脑活动增加,如注意的努力增加了。以往的一些研究发现阅读比观看电视α波减少、β波增加,但以后的研究表明,观看或阅读内容的复杂性是导致脑电波差异的根本原因,即从脑电波显示的差异中,无法区分阅读和观看电视节目这两种活动,从而证明了两种活动为同一加工机制。以往研究在方法上的缺陷,导致了观看电视是消极被动活动的错误结果。

(3)图式理论的应用。

心理学研究表明,图式(关于认知图式和社会图式的异同,见本文注释2)影响人们的知觉、记忆和理解等心理过程(张必隐,1992;彭聃龄等,1990)。图式理论已在传播学研究中得到了应用。

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内容有:受众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形成了什么样的社会图式,这些图式对受众理解媒介信息有何影响(Harris,1994),受众的图式包括哪些方面(一般有:关于语言的知识、人物姿态的含义、社会关系和各种媒介内容的结构等)(Carmen,1985;吴翠珍,1994),图式的影响(如对媒介内容的选择性知觉、对媒介内容的记忆、理解等)(钟蔚文,1989),媒介接触经验对图式的影响,以及在媒介教育中如何利用儿童在接触媒介过程中形成的认知图式等(Carmen,1985)。

(4)与记忆有关的研究。

记忆是认知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有些情况下,可用记忆内容作为习得的标志。在媒介研究中,常用对媒介内容的记忆情况来表示对媒介内容的获得和理解,同时判断媒介内容本身的特征。常用的测量记忆的方法有:自由回忆、线索提示回忆、再认等(E1izabeth,1994)。

在媒介对人的认知能力的影响或相互关系方面的研究还有:视、听两通道在媒介接触中的规律(Seth,Santa,1993),视、听、视听结合的电视播出效果的研究等(Ann,Neuman,1994)。

二、心理学在传播学研究中的作用

前面从两方面描述了心理学在传播学中的应用,但所提到的研究并不是传播学与心理学关系的全部情况,这也不是本文追求的目标。本文的目的,是从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中,分析心理学在传播研究中的作用。

传播活动对个人的影响最终表现为对人心理的影响。这些影响可归纳为四个方面:(Harris,1994)行为(如侵犯行为的习得)、态度(如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改为同情)、认知(包括知识、认知能力。前者如对妇女角色的认知,后者如广播和电视对想像力的影响)、生理(如看足球时心跳加速)。另外,心理因素还作为中介因素影响传播效果,如图式对处理媒介信息的影响,或受众个人对某一传播内容的观点(赞成、一般、反对)对传播效果的影响。

心理现象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因此心理学介入传播研究是必然的。传播活动中的某些心理现象可直接应用心理学已有理论去解释,如社会心理学的态度改变理论、观察学习理论等;有些则需要作心理学应用性研究。但由于传播问题涉及多层面,如文化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层面,因此,心理学不可能单独完成对传播现象的解释。下面就具体分析。

1.关于模式。早期的研究注重全面地解释传播活动的全过程。因此,各种理论常以模式的形式出现。企图用心理学框架完整解释全部传播现象的模式可以马莱茨克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为代表。但由于“首先,因为大众传播研究的不同途径设计到互不相容的不同侧重点,有时涉及到前后矛盾的理论。因此,任何一个全面性模式都可能混淆各种科学的探讨,不能正确说明现实真实的思想状况。第二,一个单一的全面性模式可能会无形中肯定一种单一分立的传播过程的存在,即由作为信息来源的社会传向作为受众的社会。在许多场合,我们无法辨别这种分立的传播过程……”(温德尔、麦奎尔著,1981;祝建华、武伟译,1987)。从现在的研究状况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传播活动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这种复杂性不仅体现在要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时需涉及多种因素,更重要的是这些因素间的关系是多层面的,从文化层面到生理层面,因此必然需要不同的科学领域去研究。实际上,这也是传播学理论繁多的重要原因之一。心理学只能从某一角度或某一层面上对传播现象作出解释。20世纪60—70年代,传播研究“已从寻求对整个大众传播过程的一般理解逐渐转向研究这个过程的具体方面”(温德尔、麦奎尔著,1981;祝建华、武伟译,1987),作为完整模式的心理学解释,也不再是研究者追求的目标。但作为对某一传播行为各因素关系的解释,例如媒介使用行为的使用与满足模式,则可以帮助研究者清晰地表述这种关系。

2.关于范式。德弗勒认为:传播学的研究不能在理论的真空中开始,需要一系列有关社会、个人及两者之间关系性质的基本设想加以引导。这种基本设想可用范式(paradigm)这个术语来标明。心理学范式是用来解释传播对个人影响时采用的范式。其中认知范式(具体指个人一致性理论——本文注)是用途较广的一种(与神经生物学法、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相比较)(德弗勒、洛基奇,1989)。基于或部分借鉴于这个范式的研究有前述的源于个人一致性理论的各种模式、德弗勒和洛基奇的媒介依赖论等。德弗勒和罗瑞(1988)在回顾了传播学研究数十年的历史后指出(在1993年出版的两作者同一著作第三版中,删去了下面关于范式的讨论——本文注),有关传播效果的理论都不逾越认知范式的范畴。但认为从70年代开始意义范式成为主流,原因在于附庸认知范式的理论未能有效地解释人们普遍认为和感觉到的媒介强大的影响力(德弗勒、洛基奇,1989)。对此现象有两种解释:一是确实不存在强大影响力;二是鉴于媒介影响存在于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因此无法用一种有意义的方法测量出。但也有观点认为,原因在于以往采用的自我报告方法,导致了无法有效地解释人们对媒介信息的处理过程。这些学者认为,具有真正解释力的传播学理论,应当包括各个层面的研究,既包括文化环境层面上的解释,也包括信息加工机制层面上的解释(Geiger,Barbara,Newhagen)。另外,从认知范式向意义范式的转向的另一原因,是认为认知范式理论只解决短期、直接效果,意义范式理论解决长期、间接效果(德弗勒、洛基奇,1989)。从下面第3点的分析中将会看到,意义范式下理论,为媒介对人的影响提供了一种理论假设,而这种影响是否真的发生以及发生的条件、过程等复杂问题,需要认知心理学理论去研究和解释。每种理论或范式,只在它有能力解决的问题范围内起作用。

3.意义理论和心理学理论在媒介对人们观念、认知的影响研究中的作用分析。意义理论范式下的研究的主要手段是内容分析,再由内容去推论效果(罗瑞、德弗勒著,王嵩音译,1993;Greenberg,1993)。例如,在性别问题研究中,人们关心的问题是在媒介内容中是否有性别歧视现象,并假定如果长期接触有歧视的内容,必然影响人们对妇女的态度及儿童对自己的性别角色的认识。这一假定的理论基础是研究媒介影响意义及行为的四种理论,即李普曼的报刊意义构成功能、格伯纳的培养论、肖和麦考姆的议程安排功能和德弗勒与普莱克斯的媒介影响语言的功能。如果研究仅在内容分析的层面上进行,就不涉及心理学问题。虽然我们可以把长期接触某一类媒介内容对人们的影响看成是社会化的过程,但能够解释媒介内容对人社会化影响的理论——社会学习理论,也只在发生媒介接触时,才能起作用。因为尽管媒介中存在着那样的内容,但受众是否接触了含有该内容的媒介,受众接触该媒介的动机、态度的倾向性,原有的认知结构等因素,将最终决定该类内容能否真正影响受众的社会化(有研究者将内容和影响间关系的推论称为“自动效果论”,并概括出了影响媒介效果的8个因素,呼吁“重新打开黑匣子”。具体请参考:Herbert,1993)。另外,媒介内容仅是社会化的一个影响因素(尽管它能间接影响其他因素),社会化的其他因素:社会文化、家庭、学校和同辈群体将与媒介内容共同起作用。

当研究的关注点在施拉姆所称的“黑匣子”时,心理学开始起作用,即研究对媒介信息处理的心理机制问题。例如,是什么原因导致观看暴力节目增加了(或未增加)受众的侵犯性行为倾向;媒介内容中表述的观点为什么没有原封未动的变成受众自己的观点;为什么同一个镜头会引起某些人的恐惧反应,而另一些则没有或程度不同等等。

两者的关系是,内容分析的内容,即分析媒介中的哪些因素,需要利用已证实的假设确定,心理学研究的结果可为内容分析提供这种假设。采用经证实的因素的内容分析的结果,具有较强的推论作用。但推论的范围,只在假设证实时的那部分受众中。

从上面三点分析可以看出,心理学没有能力对传播活动作全面、系统性解释,其主要作用是解释传播对人的影响的心理机制。

另外,本文没有对心理学方法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应用问题进行专门讨论。传播学研究应用着很多方法,其根本原因是传播现象需要从各个层次来研究,这样就有了人类学方法、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等,在每一类方法中,还有很多具体的技术和手段,在研究时采用何种方法,取决于如何提出问题,每一具体问题都有最适合的一种或一组研究方法和手段。

三、对传播心理学学科地位的再探讨

在《论传播心理学研究内容》一文(刊于《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1期)中,笔者曾对传播心理学的学科地位问题进行过讨论,结论是作为体系的传播心理学尚未形成。经过上述分析,本研究仍得出同样结论。分析如下:

1.从第一部分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对传播活动中心理现象的研究,可分为两种类型:直接应用已有心理学理论解释传播现象,和对传播活动中的心理现象所作的心理学应用研究。前者主要为传播学领域所做,如用班杜拉的观察学习理论来解释观看媒介暴力与侵犯性行为倾向的关系;后者主要为心理学领域所做,如彭聃龄、岗特等人的电视新闻收视效果研究。将心理学理论应用于传播研究,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传播现象,但这种应用本身,是传播学研究不是心理学研究;而对传播现象的心理学应用研究,则属心理学研究领域。尚不能发现一组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课题需要一个特定的学科——传播心理学来研究。

2.从传播学研究中所涉及的心理学分支来看,主要有社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还有部分个性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内容。在使用这些分支对传播活动中心理现象所进行的研究之间,并未发现系统性的联系,因此,把这些研究简单地汇集在一起,不能构成系统的传播心理学。

从上面两点分析来看,目前还无法形成系统的传播心理学。但不妨把传播心理学这个术语,作为所有与传播活动有关的心理学研究或应用的统称。

四、结论

概括上述分析,试对心理学在传播学研究中的作用作出以下描述:

1.从心理学理论体系出发构造对传播活动的全面、系统性解释(这种努力主要出现在早期的传播学研究中)已证明不是研究传播现象的有效途径,但对某一传播行为作出解释的心理学模式,是有效的。

2.心理学无论是否作为范式,都只能在它可以解决问题的范围内起作用。

3.心理学在传播学中的主要位置,是解释媒介对人的行为、情感、认知、生理的影响机制。

4.从目前情况看,构建系统的传播心理学,时机尚未成熟。

五、本研究的缺陷和努力方向

本研究是从已有的研究文献中归纳已有的心理学与传播学的联系,部分地说明了以往研究者在心理学应用于传播研究方面所做的努力,但未能从根本上说明心理学在传播学研究中可能有哪些作用以及为什么有这些作用。更科学的做法应当是:对传播现象进行活动分析,而不考虑这种活动在某个理论框架中是如何被解释的或在该理论框架中的位置,将现象从理论中还原出来,得出在所有的传播现象中,哪些是必须从心理学的角度入手去研究,哪些是不必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研究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了解心理学在传播研究中的作用,才能更自觉、更有效地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传播现象。这是关于传播学与心理学关系研究继续努力的方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注释

1.社会认知、社会认知理论、认知、认知心理学的区别和联系。

在传播学研究文献中,经常出现“认知”的字样,分析发现,人们在使用这个词汇时的内在含义是不同的。在传播学研究中出现的“认知”常可能是以下四种含义之一:社会认知、社会认知理论、认知和认知心理学。下面试介绍这四个概念的联系和区别。

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指个体在人际交往中,对人、对己、对群体行为的认识,有时也称社会知觉(Social Percep-tion)。社会认知有时被作为对社会认知的研究的简称或对社会认知理论的简称。

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或社会认知心理学,“是所有侧重从人的内在认知过程入手来解释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的研究方法及相应学说的统称”(周晓虹,1993)。前面谈到的认知一致性理论,即属社会认知理论。

认知(Cognition)是由一系列心理能力组成的复杂系统,它的结构指组成认知的各种成分(如感觉、记忆、想象、思维、言语等)及相互关系;它的过程指接受、解释、组织和提取信息的活动;它的功能指各种认知成分及过程在知识获得与应用中的不同作用(彭聃龄,1990)。但有时也被作为认知心理学或其研究方法的简称。在传播学研究中提到认知时,有时是指认知的各种成分,有时则是指对认知过程的研究。后者如钟蔚文在《认知与传播研究》一文中谈到“传播研究大体上来说,并不是十分‘认知’的”,“认知”一词,即指对认知过程的研究。

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有广义和狭义含义,其狭义指用信息加工的观点和术语说明人的认知过程的科学,又叫信息加工心理学。目前西方心理学文献中所称的认知心理学,大都是指狭义的认知心理学(朱智贤,1989)。它的研究对象就是人类认知。

“认知心理学是一种重要的心理学思潮和研究心理学的范式,而不是一个狭隘的心理学派别”(彭聃龄,1990),它侧重研究人的认识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认知心理学和社会认知理论是同一类学术思潮。但两者的发展过程不完全相同(彭聃龄,1990;周晓虹,1993),且有不同的研究对象,认知心理学更多地研究非生命物体和抽象概念的信息加工,社会认知理论更多地研究人和社会的信息加工(菲斯克、泰勒著,1984,张庆林等译,1989)。

2.图式(Schemata)和社会图式(Social Schemata)。

在传播学研究中,有关于图式理论的应用,但有时指一般意义上的图式,有时则是指社会图式。

图式(schemata)是以记忆表征为基础的心理结构和加工机制。记忆中表征的知识指现实世界中的各种概念知识,这些知识的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具有一定心理结构的网络。图式影响人们的知觉、记忆、理解、推论、注意等认知过程。各种概念知识都可以用图式来表征,如宇宙天体、粒子运动、生物现象、社会事件等,图式还可以表征不同抽象水平的知识(彭聃龄,1990;张必隐,1992)。

社会图式(Social Schemata)它的基本原理同图式,但重点研究四类图式:

(1)他人图式(person schemata):对影响他人行为的他人个性特征和目的的认识。(2)自我图式(self schemata):个人自己的个性、外表和行为的各种信息。(3)角色图式(role schemata):个人在社会中位置的信息。(4)事件图式(events schemata):在特定情境中典型地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共同知识。社会图式主要研究上述四种图式在知觉新信息、回忆旧信息和运用信息进行推理中的作用(菲斯克、泰勒著,1984,张庆林等译,1989)。

参考文献

博恩斯,J.J,安德森,D.R.著,张令振译:《看电视的认知卷入程度低吗?》,《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1年4月。

卜卫:《关于儿童电视需要的研究》,第二届全国新闻心理学研讨会论文,1996年5月。

卜卫:《传播学方法论引论》,《国际新闻界》,1996年4月。

冯忠良:《结构——定向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黄合水、彭聃龄:《电视新闻质量评价系统》,《社会心理研究》,1992年第3期。

郭镇之:《传播学、受众研究、接受分析》,《新闻心理学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6年。

韩向前:《传播心理学》,南京出版社,1989年。

彭聃龄等:《认知心理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

彭聃龄、黄合水、黄方明:《电视新闻收视效果的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89年第2期。

全国十三所高等院校《社会心理学》编写组编:《社会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

斯文・温德尔、丹尼斯・麦奎尔著,祝建华、武伟译:《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罗瑞、德弗勒,王嵩音译:《传播研究里程碑》,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

梅尔文・德弗勒、桑德拉・鲍尔—洛基奇著,杜力平译:《大众传播学诸论》,新华出版社,1990年。

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陈亮、周立方、李启译:《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

吴翠珍:《儿童之电视释意基模初探》,台湾《新闻学研究》,第48期。

翁秀琪:《大众传播理论与实证》,台湾三民书局,1992年。

翁秀琪:《阅听人研究的新趋势——收讯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台湾《新闻学研究》,第47期。

翁秀琪:《我国妇女运动的媒介真实和“社会真实”》,台湾《新闻学研究》,第48期。

沃纳丁・赛弗林、小詹姆斯.W.坦卡特著,陈韵昭译:《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须文蔚、陈世敏:《传播学发展现况》,台湾《新闻学研究》,第53期。

张必隐:《阅读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张令振、彭聃龄:《学前儿童电视注意选择性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应用心理学》,第5卷第1期。

S.T.菲斯克、S.E.泰勒著,张庆林、陈兴强、蒋虹、谢华均等译:《社会认知——人怎样认识自己和他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

钟蔚文:《认知与传播研究》,台湾《新闻学研究》,第41期。

钟蔚文:《从媒介真实到主观真实》,台湾正中书局,1992年。

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朱智贤主编:《心理学大词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Ann.N.C.,W.Russell Neuman:Interpreting Visual Versus Au-dio Messages in Television New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4(4),1993.

Bandura,A.: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A social cognitivetheor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86.

Bandura,A.:“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Media Effects: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Ed.Jennings Bryant,DolfZillmann.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Publishers,1994.

Carmen,L.:“Television Discourse and Schema Theory:To-ward a Cognitive Model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Commnication Education 34.April 1985.

David W.stewart&Scott Ward.:“Media Effects on Advertising”,Media Effects: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Ed.Jennings Bryant,DolfZillmann.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Publishers,1994.

Elizabeth,P.L.:“Measuring Chidren’s Cognitive Processing of television”.Measuring Psychologcal Responses To Media Mes-sages.Ed.Annie lang.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Publish-ers,1994.

Greenberg,B.S.:“Minorities and the Mass Media:1970s to 1990s”.Media Effects: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Ed. Jennings Bryant,DolfZillmann.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Publishers,1994.

Cunter,B.:“The Question of Media Violence”.Media Effects: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Ed.

Jennings Bryant,Dolf Zillmann.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Publishers,1994.

Harris,R.J.:A Cognitive Psychology of Mass Communication.Hillsdale,NJ:Erlbaum,1994.

Harris,R.J.:A Cognitive Psychology of Mass Communica-tion.Hillsdale,NJ:Erlbaum.1994.

Herbert,J,Gans:“Reopening the Black Box:Toward a Limit-ed Effects Theory”.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1993.

Joanne Cantor,“Fright reactions to Mass Media”.Media effects: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Ed.Jennings Bryant,DolfZill-mann.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Publishers,1993.

Joanne Cantor:“Children’s Fear Responses to Mass Media:Testing Some Piagetian Prediction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pring 1984.

John,C.B.:Social Psychology.L.ittle,Brown&Company,1986.Livingstone,S.M.:“The Rise and Fall of Audience Re-search:An Old Story With a New Ending”.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1993.

Petty&Priester;“Mass Media Attitude Change:Implications of th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of Persuasion”.Media effects: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Ed.Jennings Bryant,Dolf Zill-mann.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Publishers,1994.

Seth Geiger,santa Barbara,John Newhagen:“Revealing the Black Box:Information Proccessing and Media Effect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1993.

Seth Geiger,Santa Barbara,John Newhagen:“Revealing the Black Box: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edia Effects”.

Petty&Priester:“Mass Media Attitude Change:Implications of th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of Persuasion”.Media effects: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Ed.Jennings Bryant,Dolf Zill-mann.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Publishers,1994.

Seth Geiger,Santa Barbara,John Newhagen:“Revealing the Black Box: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ediaEffect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1993.

摘自《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