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晕”话筒（镜头）现象

“晕”话筒（镜头）现象，主要出现在大众传播活动中的采访阶段。面对记者的采访，特别是伸话筒和给镜头时，有的采访对象被话筒（镜头）搞“晕”了，一时出现意识狭窄、情绪紧张、不知所措的窘态。这类情况，报刊记者采访时也会遇到，不过相比之下，电子媒介对采访对象的压力更大。中央电视台有位记者非常形象地描述了那些被采访者的种种情态：

“比如在街上采访吧，当你举着话筒选择好采访对象拦住他提问时，他的脸涨得通红，连连后退，羞得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真让我们白费时间和感情。可也有人就愿往镜头里钻，你不采访他，他追着你非要说上几句，搞得我们哭笑不得。

有时我们要采访什么省长呀、市长呀等大人物，心里也挺紧张的，估摸着人家当领导的肯定出口成章，对答如流。有时候，确实如此。但也有例外，当我们都坐好，灯光一亮，你猜怎么着？他比记者还紧张，他让工作人员在前方高举着一张大纸，上面写着他讲话内容的大字，和一般人一样，面对摄像机，他很不习惯……”^[19]

为什么被采访者会出现这种心理状态？按照勒温（K・Lewin）心理动力场的观点，人的行为是遵循B＝f（P・E）公式进行的。其中B表示行为，P表示个人的内在因素（由个体的动机、需要、个性特征、知识经验等方面构成），E表示情境因素。它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是被主体所认知的环境。行为公式表明，人的行为是一个复杂的能量系统，是个体内在因素与环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据Howers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一般变异归因于个人的百分比为13，归因于情境的百分比为10，归因于人与情境相互作用的百分比为21”^[20]。此结果说明，人与环境的单独作用与二者的交互作用相比，后者是行为变异的最大原因。用勒温的行为公式来分析“晕”话筒（镜头）现象，可以看出不同的被采访对象面对由话筒和镜头介入的情境（即采访环境）会产生不同的行为。那些生性腼腆、个性内向（P因素）者，面对话简和镜头（E因素）时比较容易紧张，出现所谓“晕”话筒（镜头）现象（行为B）。但也有人相反，他们生性好表现自己，个性外向，面对同样的情境（话筒、镜头的介入）不仅不“晕”，反而很冷静，很自如。这两种人，面对相同的情境（E），行为迥然（B）是由于其个性差异（P）造成的。

可以想见，大部分人初次面对摄像机镜头时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紧张情绪，有的采访对象不善言谈，不善社交活动，或者性格内向，或者对采访的问题没有思想准备（随机采访）都会产生紧张的心理状态。越是紧张，越谈不成。对于这类采访对象，记者和主持人要设法消除他们的紧张情绪，可用语言、神态等因素使对方放松，在平静的心态下接受采访。先从轻松的话题谈起，待采访对象消除紧张情绪后，再谈正题。或者提出问题后，让对方有思考的余地，然后再开机录像。对于电视采访，如有的采访对象一看到摄像机前面的红灯亮了就紧张，记者可以关掉红灯，在采访对象不知不觉中开机拍摄，往往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崔永元曾经在主持的《实话实说》中经常邀请一些普通平民参加节目。有的采访对象一看到摄像机前面的红灯亮了就紧张，后来崔永元就尝试让摄像关掉红灯，在采访对象不知不觉中开机拍摄，结果取得较好的效果。有一次录像录到大概快40分钟了，崔永元站在观众席前觉得有人拉自己衣服，回头一看是个大娘，她指着表说快点开始，我们待会儿还要回去呢。崔永元说好，我们抓紧，实际上当时已经录了40多分钟，都快录完了。

为避免被采访人出现晕话筒（镜头）现象，记者在采访前应尽量与被采访者多接触、多交流。在彼此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打消被采访人怕“露丑”的顾虑，使他们“忘记”话筒和镜头的存在，能以真情实感投入采访活动中，从而使采访效果真实、自然、贴近生活。这在《东方时空》等一些成功的节目中已经得到了有效的验证。

思考题：

1.研究大众传播活动中传受者特有的心理现象有什么意义？

2.你对在大众传播中传受者特有的心理现象是怎样认识的？

3.简析“心理感应”的内涵。观众与记者之间的心理感应对电视新闻报道有何意义？

4.简介“心理真实”的内涵。谈谈你对“心理真实”的认识。

5.什么叫“晕”话筒（镜头）现象？记者应怎样帮助被采访对象克服“晕”话筒（镜头）的问题？

6.你认为在大众传播活动中还有哪些特有的心理现象？

【注释】

[1]刘晓红《试论心理学在传播研究中的作用》，第11页。

[2]刘晓红《试论心理学在传播研究中的作用》，第11页。

[3]参看刘晓红《试论心理学在传播学研究中的作用》和其《试论传播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新闻心理学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6年2月。

[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第407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7月版。

[5]王纪言《电视报道者的“我在场”意识——兼谈观众收视新闻节目时的心理感应》，《新闻心理学论文集》第107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6年2月。

[6]王纪言《电视报道者的“我在场”意识——兼谈观众收视新闻节目时的心理感应》，《新闻心理学论文集》第112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6年2月版。

[7]王纪言《电视报道者的“我在场”意识——兼谈观众收视新闻节目时的心理感应》，《新闻心理学论文集》第112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6年2月版。

[8]巩小强编译《自杀——只因他看到的太多了》，《北京青年报》1994年11月21日。

[9]巩小强编译《自杀——只因他看到的太多了》，《北京青年报》1994年11月21日。

[10]巩小强编译《自杀——只因他看到的太多了》，《北京青年报》，1994年11月21日。

[11]巩小强编译《自杀——只因他看到的太多了》，《北京青年报》，1994年11月21日。

[12]刘晓红《试论传播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新闻心理学论文集》第32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6年2月。

[13]刘晓红《试论传播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新闻心理学论文集》第32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6年2月。

[14]刘晓红《试论传播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新闻心理学论文集》第32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6年2月。

[15]郭镇之《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第1页。

[16]MARTIN A.LEE＆NORMANSOLOMON《不可靠的新闻来源》，第16页，中华书局，1995年6月版。

[17]参看［日］藤竹晓原著，李江林、樊诗序编译《电视的冲击》第44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9年11月。

[18]郭镇之《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第1页。

[19]孔颖《当我把镜头对准您……》，《北京晚报》，1996年。

[20]王亚南《情境心理学的若干问题》，《心理学动态》（京）1996年第4期，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