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媒介内容应以人为本

面对纷繁复杂千姿百态的世界景象，面对波涛汹涌瞬息万变的信息海洋，新闻报道提倡什么、宣传什么，应有一种理念作为指导。我们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报道观念，在媒介内容中关注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环境，关爱生命，大力弘扬人道主义精神。

（一）经济报道应以人为本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经济报道显得更加重要。然而经济报道因其报道对象的特殊性，极易出现见物不见人的问题，即报道视线仅停留于技术手段、经济效益、财富增长、建设规模、发展速度等物的层面上，忽视对未来经济发展中越来越激化的理性与非理性、人性与非人性的深刻矛盾与困境的揭示，从而造成人为物役，人的生命失去了人性的光辉。因而经济报道须注重人的命运，突显人的精神世界。在这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比较优秀的报道，中央电视台经济部推出的16集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大型电视系列节目《试点追踪》^[9]就是其中的代表。创作人员抓住当时国有企业改革这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探讨全社会上上下下共同关注的话题：国有企业改革的路该如何走。并采用电视这种形象化的传播手段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报道。他们“坚持见物见人，以人为本”的原则，强调从细节入手，“从点到面，以具体的矛盾冲突、具体事件的发展过程和具体人物的生活变化、思想观念的转变和感情撞击为依托，来展示国有企业改革的现实与未来，问题与出路，困难与希望。”^[10]他们用镜头语言描述“改革者们内心世界拥有的情感天地”，去记录“改革第一线已经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最生动，最有生命力的人与事……”，他们采用对“同一主题多层次、多角度、多重事件、多个人物的主体交叉报道，重心归一，产生强烈的组合重拳效果”，^[11]在受者心中激起了强烈的认同和情感的共鸣。

经济报道不仅应见物见人，还应见人见思想，见思想见动因，来揭示人们行为背后的推动力量。因为经济发展既有经济活动本身的特点、规律与制约因素，同时又有着非经济方面的制约因素，这其中包含着全面而又深刻的人文原因，经济报道只有进入人性的层面，才能揭示出这种人文的原因。

在改革开放初期，《科技日报》曾发表过记者常征写的连续报道“顾惠东效应”，被专家评价为“力求从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结合部入手，挖掘出改革中的人们变化着的心态，使枯燥的经济问题变成了有血有肉的生活。”该连续报道透彻地分析了顾惠东——这个成功的企业家与质朴的工人之间尖锐的矛盾冲突，并从“改革开拓与传统心态的撞击中，从经济体制改革与国民性、民族惰性的漩流中，去作一些社会心理的剖析”，从“企业家的精神气质与传统习惯的反差中剖析多元变量的心理效应”，从“人格效应与商品经济冲击波的冲突透视改革者的境遇艰难，改革的心理阻力”，给人以极大的震撼和深刻的启迪。

还有一例。在许多记者大谈温州经济模式成功的种种客观原因时，《经济日报》记者詹国枢采写的《神秘的温州人》却“独具慧眼”，看到了温州人成功背后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是温州人的深层人文精神：善创新、敢冒险、能自立，从而使报道以厚重而深刻的人文主题，在同类题材中脱颖而出。由此可见，将经济与人联系起来，突出采写市场经济中人的活动，既能改变经济报道枯燥和缺乏亲和力的状况，又能赋予报道以更多的人文内涵。经济报道不重视人文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隔靴搔痒”，报道就难以深入、全面和准确，也就谈不上吸引广大受众了。

（二）人物报道应以人为本

1.表达被报道者的人文精神。

人物报道本来就是写人的，何谓“以人为本”？在这里强调的是在人物报道中应当写出主人公的人文精神：对人的热爱和关怀，对别人的理解和宽容，自觉地把个人与国家与社会的命运融为一体。

《北京青年报》1994年4月23日刊登了一篇题为《今日如何做有钱人》的报道，讲述了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位有亿万资产的农民企业家张果喜的事迹。虽然他创造出了天文数字的财富，但是他欣然捐资近千万元帮助家乡建设，而自己和家人却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因为他的贡献，他的名字被冠于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的“头”上。当时在这个世界里，除了美国的哈默享此殊荣外，还没有第二个人。文章引用了他最喜爱的莎士比亚的一句话来表达他的心声：“上天生下我们，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不是照亮自己，而是普照世界。”在张果喜身上具有那种“把一个人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转变成有益社会的巨大能量源”的现代人的素质。

李素丽当今已是家喻户晓，首先在于她的事迹感人，同时些媒体所选择的报道角度也值得称道。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三家联合采写的《岗位作奉献　真情为他人——记北京市二十一路公共汽车售票员李素丽》一文，抓住了这位平凡的售票员不平凡之处，即把真情融入服务中，在平凡的岗位上实现着自己的理想和人生的价值。“更令人敬佩的是，她并没有把自己的工作当成一种很沉重的负担，恰恰相反，她的奉献是在自己潜心营造的一种轻松而美好的氛围中实现的。”她对乘客的微笑是从心底里“流”出来的，而不是“摆”在脸上装样子的。她说的每一句话，她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出自于对每一位乘客的尊重和爱护，无论多么不讲理的人，在她的真情面前也不得不低头。

英雄之所以是英雄，在于他们的胸怀、他们的人格。《北京晚报》记者采写的《迟到十年的证明》向我们展示了一位英雄祟高的思想境界。为救落水儿童，年仅28岁的方俊明颈椎骨骨折，造成高位截瘫。可是被救儿童的父母怕终生背上这个包袱，拒绝出具证明，致使方俊明不能够享受到本应获得的各种待遇，后又因妻子离开了他，生活陷入了困境。但是十年来，他没有向厂里诉说过生活的困难，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而是靠每月不足200元的工资养活母亲和女儿。他凭着仅能活动的右肘勉强支撑着头部，看书读报，辅导女儿学习。十年后，当被救儿童成长为一名大学生时，才看到了有关报道，他羞愧难当。十年来，这是他们全家隐藏在心里的“秘密”，他终于醒悟了。当他正式参加工作的那天，和家人一起来到了方俊明的床前。他泪如雨下，而方俊明除了鼓励，没有说一句责怪他的话。迟到的证明拖了整整十年，而这十年，方俊明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经济和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和痛苦。他身残志不残，用自己的行动体现着人的价值、人的潜能、人的博大的胸怀。

人物报道对人物人文思想的揭示来自于记者（创作者）对写作对象深刻的理解和深度的人文关照。“理解”就是“把对象看成和你一样有价值、有意义的主体。当代著名翻译家伽达默认为，理解是理解者在解释自我，在理解他人中来理解自我，这就需要有一种‘视界的融合’，即消除各种文化、历史条件等造成的隔阂，达到人际的沟通”。^[12]

2.呵护英雄，善待生命。

记者、编导人员在报道英雄模范人物时有一个很重要的立脚点，就是立足于“人”，还是立足于“报道任务”？立足于前者，则会把宣传英模事迹与呵护英雄、善待其生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英模不因宣传而失去了正常人的生活，又使受者从一个真实的可亲可敬的人物身上学到自己所缺少的东西。而立足于后者，则会“目中无人”，唯报道是从，或有意无意地把英模当做“宣传机器”和“制造轰动效应”的法宝。尽管这些记者和编导人员的动机是好的，责任心也是强的，但是其负面效果也很明显。表现其一：英雄被神化，被捧上天，但是人的脚必须着“地”（现实生活）才能生存。这种骑虎难下的矛盾，给英模造成非常大的心理压力，甚至严重干扰了他们的正常生活。表现其二：这种宣传易使受者产生误解，似乎凡英模均“不食人间烟火”，虽可敬，但不可亲、不可信，只能敬而远之。如今，人为地拔高英模形象，制造“高、大、全”式的人物的现象虽然少了许多，但是其影响仍未绝迹。这里除了有思想方法上的问题外，还有一点，就是缺少人文意识。例如，某电视台曾报道过一位身患重病的国旗手，他们把镜头更多地对准了他高于常人的一面（热爱国旗胜过自己的生命，拖着病体到处宣传国旗，直至病故），而忽视了他作为常人的另一面（身体极度虚弱，妻子没有工作，儿子又小），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位活生生的具体的人抽象为一种概念：为爱国旗而爱国旗。从记者采访中，我们看到的是，病重的他“不是想自己的儿子、妻子的将来，而是天天想国旗。就连死后，他有两个最大的心愿：一是把国旗盖在他的身上；二是把他在病重期间一直贴身佩带的国旗徽章放在他的右手，因为那是扛国旗的手，他要永远地和国旗在一起。”^[13]记者曾采访他的妻子，“在镜头前她含着眼泪说：‘他还是不想走的，因为他要让全国人民知道最心爱的国旗。’”^[14]这段话确实很感人，但英雄的行为又说明什么呢？他给观众留下的感受又是什么呢？除了对他的敬佩，还有他把爱国旗与珍惜自己的生命与爱自己的家人对立起来的不近人情。爱国旗是一种象征，其实质是爱国家、爱人民、爱亲人，包括爱自己。失去了这些爱，爱国旗的价值又是什么？如果我们的记者和编导人员设身处地地为这位国旗手想想，应当绝对卧床休息的他，超越病情的承受力，先后4次到十几个省市宣讲的后果是什么？如果我们能以常人之心去理解身患重病的他，其内心真实的痛苦：七尺男儿无力抚养儿子、照顾妻子。如果我们在宣传上适可而止，“从爱护他出发，少一点干扰。让他安心治病，多给他一份安宁。少给他一份压力、让他在这个世界上多活几天，和亲人多待些时候，”也许才29岁的他，不会走得这么早。从某种意义上看，我们的某些宣传对他的死是否在客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类似的报道还有对见义勇为者的宣传。大力表彰见义勇为者对于提高人们的道德素养、进行人生观教育、塑造人的灵魂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不能不看到，同样由于记者和编导人员缺少人文意识，从而对受者进行了误导：见义勇为者非要被打得头破血流、惨不忍睹方为英雄，而那些艺高胆大，既未受伤也没死去的见义勇为者就不算英雄，因为他们的“业绩”不突出，付出的代价不惨痛，宣传着不过“瘾”、不典型，所以就不必宣传了。这种一味“不畏强暴”的片面宣传反倒在人们的心中刻下了正不压邪的烙印。有画家用漫画的形式讽刺了这种片面性的报道。见图5—2^[15]

图5—2　英雄不该全是这个样　　漫画/庞磊

当然这种报道毕竟还是少数，现在“真诚面对观众”、真诚面对被报道者的作品越来越多。哈尔滨某报曾刊登过这样一则消息《你忘了自己　公司不忘你　哈市“徐虎”被强制休假》，短短几百字的小文，使“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风气跃然纸上，使受者从中感受到了浓浓的人间真情。这种报道所传递的绝不仅仅是一件具体的事情，而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精神，一种对人的生命的关注。

我们要纠正过去一味宣扬“勇斗”而忽视“智斗”的激烈情怀。在那些穷凶极恶的歹徒面前，对于那些手无寸铁的弱者，对于那些新芽嫩笋般的未成年人来说，盲目地提倡不顾后果的殊死搏斗，鼓励他们去作那些无谓的牺牲，无疑是非理性的，也是不人道的。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外国语小学曾在向全校学生发出的一份倡议书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小学生要见义智为”的口号。《倡议书》写道：“在见义勇为的同时做到自护自救”，要“以智斗暴，以智防暴，在确保个人安全的情况下，想办法让歹徒落网，能力不及，要‘智’为”。

（三）灾难性报道应以人为本

灾难性报道主要指对战争、对自然灾害的报道。对这类报道同样也应见事见人，以人为本。我们要强调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尤其是在与特大自然灾害的较量中，人力的奋斗是英勇而顽强的，但有时又是渺小而无奈的。无论是面对肆虐的洪水，还是面对无情大火，新闻报道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都要提倡以保护人的生命安全为首要选择的人道精神，都要提倡因势利导、量力而行的科学精神。洪水冲垮了堤坝，我们可以重修；大火烧毁了房屋，我们可以重建；但人的生命一旦丧失，却永远无法复活。过去我们在抗洪抢险中曾一度宣扬过的“严防死守”、“人在堤在”等口号，无疑是不科学的，也是不人道的。

“辽旅渡”七号渡船发生海难后，很多幸存者极不情愿回忆那个惊悸恐怖的时刻。中央电视台记者柴静在采访船上的二副姜××时，开口第一句话问的是：“你现在身体感觉怎样？”柴静并没有迫不及待直截了当地询问海难的有关情况，而是像一位久违的朋友，得知朋友受伤后，关切地问他此时的感受，这份爱护和同情，像春风扑面，打开了采访对象的心扉。这就是俗话说的“贴心的话，开心的锁”。柴静的第一句问话既在情理之中，又出乎一般人的意料，看似简简单单，实则体现了节目策划者的良苦用心，体现了整个栏目的人文关怀和人性化理念。

（四）广告宣传要以人为本

广告宣传要以人为本，包括广告制作者和媒体宣传者两个方面。对于前者应树立消费者第一的观点，广告词不仅有审美价值，有人情味，而且更要真实，不为伪劣产品叫好，不坑害顾客；对于后者，应把好传播关，对广告内容和播出时机的把握均应有利于消费者的权益，不应为求得一时的轰动效应而置百姓生命安全于不顾，也不能为达到一夜成名的目的，去愚弄百姓。1996年3月中旬，某省的市级电视台以及当地主要的新闻媒体联合传播了一条令人震惊的广告，内容如下：“公元1996年4月6日中午12时，勇为人先即将登台亮相的××市××山庄将雇请民用飞机，准时抵××上空，沿××路飞撒大礼8万元……。敬请××市市民届时翘首以待，把握‘财’机！”^[16]消息传开，顿时舆论哗然，反映强烈。因有市民致电政府强烈要求制止，该活动才“流产”。其实广告制作者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一夜成名、家喻户晓，可是老百姓被折腾，被愚弄。当几家媒体大肆进行“……8万元从天而降，大家拾到都是钱，千真万确”的煽动时，该市数十万尚未脱贫的百姓当中的那些上当受骗者已准备打点行装，从百里外按时赶到××城区，以便在大路上拾些钱，贴补家用。在文明程度还不很高的百姓中，有趁机想捡点便宜者，有凑热闹欲观看者，他们都伺机以待。倘若这则广告果真兑现，给老百姓带来的将不是福，而是祸，几万人挤在一起，在交通安全方面酿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表面看，这则广告可能造成的惨祸避免了，但实质上它对人们心灵上所造成的“灾祸”并没有消失。凭借媒体助威、传播，它搅动了多少百姓的心，浪费了多少百姓的时间和精力，不论广告策划者和媒体宣传者的主观意图如何，他们的做法，实实在在地愚弄了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