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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尝游于农山，命子路、子贡、颜渊言志。子路志在辟地千里。子曰：勇哉！子贡志在陈说利害。子曰：辩哉！颜渊志在敷五教、修礼乐。子曰：不伤民，不繁词，惟颜氏之子矣！^[1]今日世界已无地可辟，地上每一空间都挤满人，每一丝空气都充斥着污染，群情仍汹汹共为“趋利避害”之“神话”、“现代进程”所谓“宏大叙事”者。可胜慨乎！

余不避浅陋，独私淑孔颜之志，认同于不殉欲伤民、不坏天地之和、不繁词饰非之伟大古典精神，窃以为非如此不能传播文明之真价值、人生之真意义，非如此不足以破当今自然生态危机与社会人文危机而使全球人类共趣“和谐社会”、所谓“保和太和”之道。是我非我，听之天命也。

《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从构思到写作又反复修改，历时8年。自拙著《神秘主义诗学》经“三联·哈佛燕京”丛书学术委员会审查、由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资助、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以来，世事纷纭、人心变化，余之思考、写作亦备尝艰辛与寂寞。尝赋诗曰：

其间惟一的安慰，是贤妻路萍对我事业、生活的支持、照料与一无保留的奉献，是娇儿梦鸥天真烂漫的爱。余无意间见梦鸥写的一首短诗，颇富宇宙空间感与深意：

余叹曰：吾道不孤也！浩瀚宇宙、绵邈时空，端赖人类小心翼翼维护爱惜这颗童心，这时宇宙万物的敬畏之心，人生、文明乃能延续并永葆青春。此即“仁”，亦即人之“天命”。遂以现代诗扩演其意，从时空之意义到当今之社会现实，均有所纪录：

（毛峰：《2004年夏诗歌纪事》，2004年8月27日）

中华民族正在伟大的复兴之中，但中华文明的内在精神、其文明传播的深微意义、其在当代大众媒介环境中的地位、其解救当代全球危机的重大价值等传播学之根本问题，却在今日“全球化”实则“跟风化”的中国知识界、传媒界中鲜有论及。如此则不仅传播学的本土化目标十分渺茫，且中国知识分子以及传媒精英人士之道德承担也全付诸阙如。

近日参加评选北师大“京师杯论文大赛”，观当代青年才俊的论文，发现这些论文对中国固有文明传统及其学术精神十分生疏隔膜，大多在西方近代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的死局中打转，对西方现代反思近代价值观的学术思想十分陌生，大多专门考证些无关宏旨的琐碎题目，可知中国学术“经世致用”、担当天下道义的伟大精神在青年学子中已日渐淡薄，归来思之，深以为忧。

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启蒙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利己主义思潮作为近代主流文化，藉西方军事强权与经济优势，扫荡世界，不仅冲垮了以宗教或伦理为传播原则与传播秩序的各种非西方社会（文明），更引起了西方社会内部保守主义、浪漫主义、社会主义、新人文主义、现代主义、存在主义、生命哲学、生态主义等思潮对现代历史进程的深刻怀疑、反思和批判。西方现代文明巧妙地吸收了这些“反现代化浪潮”的思想成果，从而使西方当代社会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吐故纳新的文明活力。

中国社会却无此从容改进的空间和机会。中国古典文明是以伦理原则为传播秩序的高雅文明，但难以抵挡西方近代文明的野蛮攻击。西方近代强大的实用主义文明，彻底颠覆了以“义利之辨”为核心的中国文明的道德基础与精神基础。当西方开始反思自身文明的诸多弊端并将目光投向东方的时候，大多数中国人却仍然心仪“全盘西化”。故而清末民初“全盘西化”之风盛吹狂荡至今，中国文化几度倾覆、几乎灭顶。其间虽有曾国藩、张之洞、辜鸿铭、陈寅恪等“中体西用”派、梁启超、杜亚泉等“东方文化”派、章炳麟等“国粹”派、吴宓、柳诒徵等“学衡”派、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现代新儒家”派、钱穆等一代文化宗师“强持而力聒”，终不敌“全盘西化”之风趁当时中国内外生存之巨大压力而大行天下，而上述仁人君子、博学鸿儒，乃陨身不恤，留存民族慧命于一线，开启文明传播之新机。

诚如梁漱溟先生之伟大预言：“西方化的尽头必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真确完整、与时俱进地传播中国文化，以解救当今全球西化之重重危机，加快建设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具有高度可持续性的和谐社会，逐步实现传播学乃至一切人文学术、思想文化的本土化，扶助中国文化自立并腾飞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不仅是当代中国学人的崇高使命，更是当代中国传媒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余不敏，乃有志焉。

[1]彭连熙供稿：《孔子圣迹图》（中国画孤本欣赏丛书），第35页，天津杨柳青画社1997年版。

[2]西班牙作曲家、演奏家佛朗切斯科·塔雷加（Francisco Tarrega，1852～1905）的吉他名曲《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