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学术、文化传播的根本变革

惊人的数字显示：全球自然生态与经济社会文化畸形发展之间的传播失衡目前愈演愈烈，已成为21世纪最紧迫的社会问题与文明问题。有识之士呼吁根本的变革，变革目前不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以及本末倒置的教育学术文化传播体制，迅速有效地推行在可持续发展观指导下的和谐社会的实践。这一实践的思想基础之一，是中国世界观的广泛传播及其恰当运用。

早在20世纪20年代，现代新儒家的开山宗师梁漱溟（1893～1988）就深刻地指出：中国社会由于积贫积弱，必然经历一个急剧的西方化过程。伴随西方化的加深，西方化的社会弊病暴露得愈加充分，同时中国社会也日渐富强，这时，儒家文化必将取代西方文化在中国社会复兴，并且这一复兴将影响整个世界。21世纪的中国史和世界史，将是这一伟大预言的不断展开与实现。

济慈尝言：“伟人的一生是富有教诲意义的。”梁漱溟坚苦卓绝的一生，是现代中国人追求物质解放与精神解放的伟大代表。他开创性的精神事业，正朝向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著作中，他发现，一味追求物质满足的西方文化必将走到尽头，以精神调和物质欲求的中国儒家文化必将在全世界复兴（详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在这一伟大洞见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有关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一系列独到见解（详见《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名著）。由于中国社会以农村为根本，他提出了“乡村建设理论”，为此，他辞去北大教席，深入中国农村，建立乡村建设学院，进行重振农村经济与教育来根本改造中国社会的伟大试验。1937年，日本鬼子大举入侵华北，使乡村建设试验被迫停止。梁漱溟继续为国事奔走，冒生命危险深入敌后考察，调停国共两党之间矛盾，他参与缔造的民盟等民主党派以及民盟中央机关报《光明报》（今《光明日报》前身）在反抗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组建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新政协）、形成中国现行民主制度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1941年12月19日，日本鬼子占领香港，民族危机深重。因躲避国民党的打压，梁漱溟正在香港主办民盟中央机关报《光明报》。在《光明报》被封、自身处境十分危险的情况下，梁漱溟于转年1月1日逃出香港，取道澳门、台山、肇庆、梧州等多地，费时35天，冒极大风险，返抵桂林。在致两个儿子的信中，梁漱溟说：“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或许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却无人能深见其系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并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学而后乃阐明其伦理思想。此事唯我能做。又必于人类生命有认识，乃有眼光可以判明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位置，而指证其得失。此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做。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其自任、自信，有如此者。

尽管梁漱溟在学术上有重要贡献，但他最大的成就是在为近代中国社会树立一个道德楷模，一个儒家士大夫的光辉人格形象。这一人格形象，集中体现在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上。20世纪初年，仅仅中学毕业、年仅24岁的梁漱溟，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教授，而同样是24岁的毛泽东，却仍然是北大图书馆里一个卑微的临时工。当1938年梁漱溟首次访问延安时，毛泽东已是中共领袖。二人在窑洞中深谈，两次通宵达旦，彼此深为叹服。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1953年9月。

1953年9月17日，毛泽东以泰山压顶之势，严厉批驳、训斥、压制梁漱溟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五计划”偏向重工业、忽视农业、轻工业的批评意见，对梁漱溟进行大失公允的人身攻击，与会者也对他群起围攻。在那“一言堂”日益明显的巨大政治压力面前，梁漱溟表现出他一生服膺的儒家教养中最宝贵的品质——威武不屈的大丈夫风范。他以一己之力，坚持自己为农民请命的观点，并且公开声言“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要求毛泽东公开向自己道歉。毛泽东首先拒绝道歉，然后说：“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毛泽东此言可谓一语双关：一方面表现自己有容人的雅量；一面又暗示梁漱溟——若再固执己见，就要危及自己的社会地位了！

梁漱溟不为所动：“这一点倒无关重要。”他继续为民主、为不同意见在中国社会的合法地位进行抗争：“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到底是真是假……”此时会场大哗，那些不能容忍“伟大领袖的无上权威”遭到挑战的与会者狂呼乱吼道：“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梁漱溟在台上纹丝不动，真“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也。尽管他最终被多数人——与会者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剥夺了他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但他的铮铮铁骨，为现代困境中的儒家人格与儒家理想的伟大复兴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1953年9月的这一事件，是中国此后发展出现一系列错误与灾难的危险预兆。在经济上，片面地发展重工业，使农业、轻工业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严重滞后，最终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粮食饥荒以及毛泽东时代长期的经济短缺与落后；在政治上，执政党的一言堂政策以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最终酿成了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1966年“文革”等巨大政治、经济、社会灾难，严重迟滞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危害与流毒，至今尚不能完全肃清。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公开辩论、抗争，不是个人意气之争，而是充分考虑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之特殊国情的稳妥发展思路，与不顾国情、盲目蛮干、一味照搬苏联发展模式、一味以西方指标为取舍（如“超英赶美”等做法）的发展思路之争有本质上的区别。事实证明：梁漱溟是对的。2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中国的现代化，不能是全盘西化式的现代化，而必须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被梁漱溟最有力揭示出的两大问题——中国社会之特殊性基础上的儒家文化的复兴，和中国农村问题的恰当解决，正成为中国最终实现合理的、人道的、可持续的全面现代化之关键。

梁漱溟的远见卓识，来源于他对中国特殊国情的深刻认识与洞察。早在20世纪初年，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著作中，就对以蔡元培、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所采取的激烈反传统主义有所保留。他的未来世界文化必是中国儒家文化之复兴的伟大信念，以及与此信念相关的一系列学术阐释与创见，不仅传承了中华五千年文明传统之慧命——儒家思想的伟大道统、学统与政统，并且开启了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流派——现代新儒家。

在现代新儒家的“三圣”中，熊十力以“规模广阔、神解卓特”著称，所成体系宏大、返本开新，在哲学上创获极多，可谓子思、孟子一派儒学大师；马一浮则以“义理精严”著称，被许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所成博大精深、守先待后，有子夏之博学，更有颜回之淡泊，被尊为“当世颜回”；梁漱溟则身兼曾子之诚笃、子路之义勇，其人格风范，举世所敬，被尊为“活化了孔子”；其学从文化哲学入手，博采现代西方哲学、心理学之所长，归本于儒家心性涵养之教，正大清刚，着实亲切，独呈异彩。

从1955年5月开始，当局发动了对所谓“梁漱溟反动学术思想”的大规模批判，冯友兰等昔日梁漱溟的门生故旧迫于情势，对梁漱溟进行公开批判。面对这些粗暴、歪曲、非学术的政治围攻，梁漱溟公开表示“政治上拥护批判，学术上依然故我”——“我是不服气的”！

1966年8月24日，“文革”小将砸开梁漱溟家门，对梁漱溟夫妇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梁漱溟的全部手稿、书信、藏书、古玩字画等，被付之一炬或抢掠一空。梁夫人稍做抗议就被毒打。红卫兵又把梁漱溟夫妇拉出去游街批斗，并强占了梁漱溟的祖居——积水潭小铜井一号院，改为“革命司令部”。梁漱溟白天被批斗游街示众，回家还要负责打扫卫生，因被“扫地出门”，只能住在阴潮闷热的南小屋里。此时梁漱溟已是73岁老翁，他就在这样非人的条件下，继续写作刚开了头的《儒佛异同论》。近20年以后，老人回忆说：抄家以后，“我面对一叠白纸，思潮起伏。该砸的都砸了，该烧的都烧了，该斗的也斗了。只有人还在。我自信墨写的字可以烧掉，但人的思想是烧不掉的。那么我成天面壁而坐，为什么不能重新提笔呢？”

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些金刚不灭的言辞，这一挺拔不屈的儒家人格风范。几个月以后，四万多字的《儒佛异同论》完稿。梁漱溟被街道干部赶出家门，迁居鼓楼铸钟厂41号一间窄小东屋里。炎夏夕阳直射，蒸热欲死。梁漱溟夜不得眠，饮食俱废。就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梁漱溟开始了17万字的巨著《中国——理性之国》的写作。1970年4月完稿。此时熊十力、马一浮、陈寅恪等一大批中国社会的精英之士均因遭受政治迫害而含冤去世。

1970年下半年，停止活动四年之久的政协直属学习组恢复活动。梁漱溟此时只能与曾是一级战犯的杜聿明、清废帝傅仪等一起讨论四届人大的宪法草稿了。当时林彪正企图篡夺毛泽东的地位。梁漱溟又一次“不识时务”地反对将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宪法序言。此言一出，举座震恐、大惊失色：这种“反动言论”，若在会外讲出来，立即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批倒批臭，砸个稀巴烂。与会者一致同意：当场消毒，不准扩散，向上汇报。上级指示说：个别人思想一贯反动，借机放毒也不奇怪，不必追究。梁漱溟竟平安过关。大约一年后，林彪集团败亡覆灭。

1973年9、10月间，江青一伙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指向周恩来。梁漱溟在政协一个多月的会议上始终一言不发。有人警告说“对重大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更有人举冯友兰响应“号召”写批孔文章的例子激梁漱溟表态。梁漱溟脱口而出：“我怀疑他文章所说的是否是他内心要说的真话！”江青在首都体育馆批林批孔大会上怒斥“梁漱溟何许人也！”这促使梁漱溟打破了沉默：1974年2月22日、25日，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作了题为《今天我们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发言。81岁老翁义正词严地为孔子思想进行了辩护，并声言“我只批林，不批孔！”他公开指出：“一个政治家为国家、民族之前途设想而提出的公开主张，才称得上是路线……刘少奇的主张很多，都是公开的。彭德怀也有公开信给毛主席……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说林彪有什么路线，那是抬高了他……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多年来，我是一直与中共领导党求大同、存小异的……我是公开的、光明的，而林彪则利欲熏心，专搞阴谋诡计的。我堂堂正正是个人，而林彪身败名裂，不够做人的资格。”这一番话，可谓千古不朽：梁漱溟本儒家一贯宗旨，将政治行为与人的道德品格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刘少奇、彭德怀等虽被永远开除出党或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被宣判为“特务、内奸、工贼”或“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反动分子”，但仍是“为国家、民族之前途设想的政治家”，错误仅仅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这些话简直就是向当时执政党的政治高压政策公开进行挑战，并且在道德上宣判了耍弄小人伎俩、利欲熏心、阴谋诡计等政治丑恶行为的死刑。事实上，梁漱溟同时对执政党不能容忍不同意见的专制作风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正是这种作风才导致了林彪这样阴谋家、野心家的上台，执政党和全国人民因此蒙受了巨大灾难。

无奈之下，由批林批孔转而批梁。批判会每周四次。在众人围攻下，梁漱溟在9月23日的批判会上被逼问有何感想，他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会议主持人勒令他作出解释——自1917年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以来，一波一波的反传统浪潮，已经使一小撮当权者越来越不学无术。梁漱溟慷慨言道：“‘匹夫’就是独自一个，无权无势。他最后一招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了，也无法夺掉！”这真是掷地有声的解释与宣言！这真是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人格教养数千年不死的铁证与丰碑！在政治高压与迫害中已经廉耻道丧、只能向权势献媚或低头、被严重荒歉的大多数中国人的“人格”有了自救的希望！

梁漱溟的话使那些趋炎附势的围攻者哑然。上边传下话来，说梁漱溟是不可改悔的反动分子，跟他纠缠会上他的当，“转移了斗争大方向”。这样，大半年的批梁草草收场。梁漱溟则把自己的长篇发言改写成两篇日后产生深远影响的论文《试论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谓的亚洲社会方式》和《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

偌大中国，只此一人。若儒家文化传统和人格教养不被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全盘西化论者一再扫荡毁弃，多少盲从的悲剧可以避免！多少专制的淫威可以遭到抗衡！多少腐败、因循、苟且的丑剧不再污染祖国的万里晴空！

当前迫在眉睫的教育学术、新闻出版等传播机制的根本变革，必须首先突破以“应试教育”为中心的教育文化死局，真正推行“素质教育”与高雅文化，废除以行政级别、职称、学历选拔人才的僵化制度，在全社会树立一种负责任的、独立不倚的儒家道德人格，以改变时下浮躁腐败奢靡的社会风气，为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社会基础与人才基础。

在大学教育、学术研究方面，早在1920年代中期，身为北大教授的梁漱溟，就力图打破现代西式学院教育只重知识技能忽略人格素质的僵化模式，创办“勉仁书院”等现代书院教育体系。他在不朽名著《朝话》中提出的具有浓厚中国文化特色的教育理想与教育规范及恢复中国书院教育的伟大努力，不仅是对孔子开创的中国教育伟大传统的直接继承，更指示着中国21世纪教育创新和文化创新的核心方向。

远承孔子、晚唐起步、宋元明清兴盛一千余年的中国书院教育，是中国教育传统的伟大创造。它针对隋唐以来科举制度以及官方教育的日益僵化，提倡一种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并重、既生动活泼有修身谨严的民间教育模式，一代代忠臣烈士、鸿儒硕学，如范仲淹、文天祥、王阳明、王船山、曾国藩、张之洞等，均受书院教育而成名，成为中国社会之中坚表率，与近代西式学院教育培养出来的、在道德操守上常居骑墙立场的知识专才相比，境界高下判若云泥。当代教育学术文化传播，必须摒弃分数第一、名利第一的实用主义哲学，注重传播每一种知识和信息所具有的道德意义和人文意义，培养全社会的道德人格、青年人的美好心灵，使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回到中国固有文明传统的伟大精神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