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圣人之志：卓然而立人之极

当代世界一如春秋时代，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军事实力称霸世界，非西方国家欲与之抗衡，便全盘接受其价值观念，企望后来居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此，公义不彰，霸权横行。如此，万物价值混乱无序、人生意义晦暗不明。加以媒体病态膨胀，信息随处爆炸，诱惑如影随形，人心惶然无主。各科知识自号灵丹、包治百病，实则画地为牢、捉襟见肘。社会乱象纷纭，人生支离破碎。

值此时代，谁若能斩尽葛藤、直探本原，将宇宙人生的终极真理，以简洁而有力的语言道出，为“现代之迷乱人心”指出一正道，谁就是圣人。《说文》解：“圣，通也”，将实际人生之各种学问一气贯通，择本执要，点醒众生，此即为圣。《孟子》曰：“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能使人生充实、光辉、博大、并且对他人具感染作用，这种学问就是圣学。

孔子之学即圣人之学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皆后之，不并世。”盖转益多师、博采其长、不限一家。而孔子之所以为孔子者，仍在其自身之好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夫子自道，最为动人：忠信不敢自诩过人，然好学为所自信，所谓“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夫子将人生之种种忧患予以超越，以读书明道为人生之正务：“朝闻道，夕死可矣。”故夫子之好学，非为功利主义之目标，而以追求宇宙人生之终极真理（道）为目的。“朝闻夕死”之旨趣，乃在于卓然揭示人生之伟大意义：若求得宇宙之真理，则人生之意义已全然实现，故“夕死可矣”！今人之所谓“好学”，全然以文凭或职称为鹄的，这种实用主义之“好学”与夫子之“好学”，真天壤悬隔、高卑自现！

夫子之学，其不朽之价值，乃在于建树一种伟大而崇高之人生，所谓“卓然而立人之极”者：夫天之极也，广大高明，遍覆万物；地之极也，博大深厚，周载众生；惟人立于天地间，却往往自甘卑鄙、渺小、堕落，不能卓然而立，穷尽人生本有之极峰。夫子自谓“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者，即以自身之奋斗历程，教诲弟子、启发众生：有意义之人生，必以“志”开其端，“学”导其途，而以能“立”为依归。志者，向道（真理）之心也，务求高远，澹泊以明之，宁静以守之，奋斗以求之；学者，体道之功夫也，务求深厚，藏焉修焉，专志凝神；息焉游焉，修诚养纯；立者，学而有成之气象，《礼记·学记》所谓“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义理精严、卓然自立，外物、邪说不能夺之，此学业“大成”之气象。学而有成、明心见道，宇宙之真理贯注于人生，则人能卓然自我树立，其精神、其人格，“傲立于天地之间，挺拔乎宇宙之外”，此人生之伟大庄严境界，中国文化所谓“立人极”者。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夫子遭遇虽穷，然其心自乐，盖真理在握、浩气在胸，故内心充实、生命饱满，人间名利，淡如浮云。柳诒徵论曰：“自孔子立此标准，于是人生正义之价值，乃超越于经济势力之上。服其教者，力争人格，则不为经济势力所屈，此孔子之学之最有功于人类者也。人之生活，固不能不依乎经济，然社会组织不善，则经济势力往往足以锢蔽人之心理，使之屈伏而丧失其人格。其强悍者，蓄积怨尤，则公为暴行，而生破坏改革之举。今世之弊，皆坐此耳。孔子以为人生最大之义务，在努力增进其人格，而不在外来之富贵利禄，即使境遇极穷，人莫我知，而我胸中浩然，自有坦坦荡荡之乐。无所歆羡，自亦无所怨尤，而坚强不屈之精神，乃足历万古而不可磨灭。儒教真义，惟此而已。”^[3]

圣学（儒教）之真精神，即在于教人超越乎世俗名利之上，追求人生之正义；弃蝇营狗苟而为浩然不屈，舍患得患失而为坦坦荡荡；争人格之高卑，不争金钱权力之多寡；此即儒家所谓“成己”、“尽己”之教。成己者，成就自己的道德人格，以正直的态度面对世界。尽己者，尽自己内心的一切善良与正直，以成就一个善良的世界与正直的人生。“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处今日之讲求金钱权力之世俗社会，能成就一个正直的人生，已然是一个崇高的目标和一项艰苦的事业，如此我们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古人何以将“立德”列为“三不朽”之第一条：《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春，穆叔（叔孙豹）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言：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曰：‘……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钱穆在《中国思想史》中将叔孙豹列为影响孔子思想的春秋时代重要思想家，可谓别具只眼。叔孙豹所谓“三不朽”思想，确然是“中国世界观”之重要基石：“人生问题中最大的，还是一个人死问题。人死问题便从人生论转入宇宙论，这已不属人而属天。死生之际，便是天人之际。人人都不愿有死，人人都想不朽，永生，逃避此死的一关，这是世界人类思想史上最古最早共同遇到，共同要想法解决的问题。叔孙穆子对此曾发表了他极名贵的三不朽论，直到现在，还成为中国人的传统信仰……正因为那时的中国人，已不信人之生前和死后有一灵魂存在，故他们想像不朽，早不从灵魂不灭上打算……叔孙穆子则以在社会人群中立德立功立言为不朽，只能不朽在此人生圈子之内，不能逃离此人生圈子，在另一世界中获得不朽。依照西方宗教观念，人该活在上帝的心里，依照中国思想，如叔孙穆子所启示，人该活在其他人的心里。立德立功立言，便使其人在后代人心里永远保存出现，这即是其人之复活，即是其人之不朽。因此中国人思想里，只有一个世界，即人生界。并没有两个世界，如西方人所想像，在宗教里有上帝和天堂，在哲学中之形上学里，有精神界或抽象的价值世界之存在。我们必须把握住中国古人相传的这一观点，我们才能了解此下中国思想史之特殊发展及其特殊成就。”^[4]

夫子少小即立志于学术，以揭示宇宙人生之真理为己任。成年答弟子问，自言其志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夫子双亲早亡，而愿天下一切老人能生活安足；夫子弟子很多，但志同道合的同辈朋友很少，夫子常叹“知我者其天乎”！《论语》首章首节以“有朋自远方来”为人生大乐，盖圣学高深，知音稀少，乃愿天下一切朋友彼此能以诚相待；夫子晚年丧子，又丧爱徒颜渊，夫子悲不自胜，恸哭曰：“天丧予！天丧予！”故愿天下一切少年人怀青云之志、念先人之德、成不世之才。夫子之志，广大深厚，有如此者。此即夫子终身奉行之“仁爱”，由自我人生之种种遭遇，推而广之，对天下一切人的遭际抱以同情之心，并进而与天下一切人的生活相关联、相感通，最终打成一片，不再有人与我的界线，己之立犹人之立，己之达犹人之达，如此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如此人人自爱爱人，联手挺立于世界之上，浩然与天地同流，参赞化育，生生不穷……凡此皆圣人之志、圣人之学、圣人之教也。观诸世界，往古来今，有如此广大之志、如此高明之学、如此温柔恻怛之教耶？故夫子之德，光照日月，千古不朽也；夫子之功，金刚不灭，万世不磨也；夫子之言，配天地，冠古今，如江似海，浩然无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