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华文明的传播原则与传播制度

孔子删《书》，断自唐虞，且一再盛称唐虞之德，可知当时中国的政治与教化已具备相当的规模和水平，唐虞时代的传播思想遂为中国传播思想之开端。

尧称陶唐氏，舜称有虞氏。《白虎通·号篇》云：“唐，荡荡也。荡荡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乐也。言天下有道，人皆乐也。”《尚书璇玑钤》曰：“在政不私公位，称之为帝。”《白虎通·号篇》曰：“德合天地者称帝。帝者，天号。号言为帝者何？帝者，谛也，象可承也。”记载二人施政活动的文献，即为中国经典中最为人推崇的《尚书·尧典》和《尚书·舜典》，合称“二典”。

《尚书·舜典》言舜摄位，巡视天下，确立中央与地方诸侯之政治关系：“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即天子五年内巡视四方诸侯国一次，四方诸侯各自朝觐一次，蔡沈《书经集传》注曰：“天子诸侯，虽有尊卑，而一往一来，礼无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远近洽和也。”^[8]中央地方之政治关系，历来是中国政治稳定之关键，舜摄政之初即予明确设立，真可谓深谋远虑。又流放、拘囚不称职的官吏如共工等，驱逐叛乱的族群如三苗，中央威信树立，“天下咸服”。^[9]

尧帝崩，舜即天子位，询于诸侯在朝之官“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10]，广开言路。咨询众人后，乃命禹为司空兼百揆以平水土、兴建设，命稷为田正以播百谷、保农业，命契为司徒以敷五教（父子有亲谓之仁；君臣有义谓之义；夫妇有别谓之礼；长幼有序谓之智；朋友有信谓之信），培养全民恭敬宽仁之精神，命皋陶为士以正五刑、定罪止奸，命垂总领百工、监督技术，命益执掌草木鸟兽等全国生态保护事宜，命伯夷掌三礼（天神、地祗、人鬼）以祭祀天地祖宗，命夔典乐以教胄子广教化，命龙为纳言以掌信息传播，如此“四岳”、“九官”总领全国政务，天下大治，所谓“地平天成”，“六府（金、木、水、火、土、谷）惟修，三事（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农业、国土、资源、生态一体和谐，道德风尚、政治制度以及经济运行相互协调促进，“万世永赖”^[11]，古人政教规模之广大，立意之深远，于此可见一斑。

其中，确立中国传播制度独特性者有四：一是“司徒之官”总掌全国教化，父子之亲、长幼之序、朋友之信、夫妇之别、君臣之义，此五种基本的社会关系，古人设专职予以协调，务在敦风化俗、培养全国上下恭敬宽仁之道德精神，鉴之当代，无此职守与精神，各种社会乱象因此层出不穷。

二曰“三礼之官”，总掌全国祭祀等人文宗教活动，使“天神（自然生态）、地祗（国土资源）、人鬼（祖宗圣贤）”均定时受到全民礼敬，如此，尊敬自然、爱护环境、崇仰祖宗圣贤、传承祖国伟大文化传统的精神深入人心，和谐社会因此屹立不倒。

三曰“典乐之官”，总掌全国教育学术文化，“夔”受命“典乐”以“教胄子”，“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12]。诗歌、声律等学问，注重培养学生远大之“志”、有礼之“言”，尤其注重培养学生“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品行，以学问修养、诗书礼乐之教“养性情、育人才、事神祗、和上下，其体用功效，广大深切乃如此”^[13]，古人设教、授学、典乐之弘旨，大矣美矣！古人教育学术文化之最高境界，亦揭示无遗：“神人以和”^[14]！神者，自然也；人者，人文也；一切人文制作，必与自然生命相协调、相和谐，则天人合宜，万物昌盛也。

四曰“纳言之官”，尤堪注意：“帝曰：龙，朕疾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15]凸显舜帝对政治信息等公共信息传播之高度重视：“谗说”即谣言，殄，绝也；行，德行也；舜帝深知：谣言、劣行、错误信息不仅败坏公众道德，还“震惊朕师”，师训众。允，确信无疑之信息与意见也。“龙”为“纳言”，蔡沈注曰：“命令政教，必使审之，既允而后出，则谗说不得行，而矫伪无所托矣；敷奏复逆，必使审之，既允而后入，则邪僻无自进，而功绩有所稽矣。”^[16]可知“纳言”乃“政令审查、信息发布、采纳民情、讨论政策”之综合机关，远较今日各国政府之大众传媒机构功能为多、为全。《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解：“纳言，喉舌之官。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以信。”^[17]古之纳言，是政府与人民之间信息沟通、政策讨论的重要通道（“喉舌”），是公共信息的传播者与公共利益的维护者，此一机关的设立，遂开后代“内史”（周）、“尚书”（汉）、“御史台”（汉）、中书门下省（魏晋）以及“乐府”等机构督吏治、观民情、察民意的中国传播制度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