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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曼本着人文学者的良知和批判精神，强调一切真正的理解源于“我们不接受这个世界表面所表现出来的东西”^[51]，而语言、阅读、思考乃至一切文化本身，都是用来质疑、讨论、批评、改变表面事物（现实）的媒介。不幸的是，电视媒介与其他文化媒介的本性相反，它是对一切表面之物（现实）的迷恋和顺从。据说萧伯纳第一次看见百老汇和第42大街上的霓虹灯时，发表评论说：“如果你不识字，这些灯光无疑是美丽的。”^[52]萧翁在世，一定对此困惑：占领伊拉克的美国大兵与被占领国的伊拉克青年，崇拜的偶像是同一个影视明星——施瓦辛格！

电视媒介是全球超级意识形态。美国电视节目的出口量大约10万到20万小时，覆盖全球。^[53]尽管各种危机和动荡也同时正在席卷全球，但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却永远保持着一成不变的笑脸。波兹曼专门探讨了主持人的口头语“好……现在”这种独特的“电视语法”：不管一则新闻揭露了多么严重的事态，一声“好……现在”的连接词之后，一切立刻从电视屏幕和我们的脑海中消失，紧接而来的是一则广告或娱乐新闻，它强烈地暗示你——“对前一个新闻的关注时间已经够长了（大约45秒），不必一直念念不忘……”^[54]每个电视镜头的平均时间是3秒半，几乎每8分钟就构成一个独立的节目单元，观众根本来不及思考和品味，就被引入下一个单元。久而久之，电子媒介为受众建构了一个没有连贯、秩序和意义的世界，一个无须严肃对待的世界。

电视文化的叙事学或世界观是：“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55]，年轻观众看着电视长大，他们更愿意相信：所有关于残暴行为或非正常死亡的报道都是夸大其词的，不必认真或做出理智的反应——毕竟，他们还没来得及生活，生活世界就被他们的父辈——成年人给糟踏了。作为后来者，他们宁肯对这些令人沮丧的真相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著名电视编辑、主持人罗伯特·麦克尼尔总结电视节目的成功诀窍是：“越短越好；避免复杂；无须精妙含义；以视觉刺激代替思想；准确的文字已经过时落伍。”^[56]当电视新闻也被包装成一种娱乐时，它实际是以虚假信息剥夺了人们的知情权和鉴别真伪的能力。波兹曼引用1983年2月15日《纽约时报》的一则消息“里根误述，无人关注”评论道：“报道白宫动态的记者们很愿意也能够发现谎言，他们的报道足以让公众了解真相并激起义愤，但现在的问题是：很明显，公众拒绝表示兴趣……这里的意思是‘不好笑的东西不值得他们关注’……”^[57]波兹曼为此大为激赏奥尔德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的预言：公众已经适应了没有连贯性的世界，并且被现代科技提供的各种娱乐消遣弄得筋疲力尽和麻木不仁了。与乔治·奥威尔在《1984》和《动物庄园》中的预言不同，赫胥黎发现：西方民主社会将醉生梦死地消亡。报纸、杂志、广播电台都拼命模仿电视媒介的浅薄夸诞，一则广播广告宣称：“给我们22分钟，我们将给你整个世界！”波兹曼痛心地评论说：“历史从来没有证明过，一个自认为可以在22分钟内评价整个世界的文化，还会有生存下去的能力。”^[58]

在考察了电视传教对宗教精神的扭曲之后，波兹曼重点分析了电视广告与政治话语之间的本质联系与价值同构。一个40岁的美国人已经观看了超过100万条电视广告。电视广告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构成自《资本论》发表以来最严重的解构和颠覆。亚当·斯密相信：市场竞争中的买卖双方具有足够的理性以便从事互惠的交易。“如果贪欲是资本主义机车的燃料，那么理性就是机车的司机。”^[59]引申推理下来，如果电子媒介使资本主义机车司机的理性受到侵蚀和毁灭，那么资本主义机车仅仅受控于贪欲和盲目，只会出轨翻车。电视广告不仅使理性判断受损，且扩张到政治领域，使选举政治变成了电视形象秀。查尔斯·赖克在1970年提出“公司国家”的理论概念：“电视是……一种新的国家宗教，它为所有民众开设统一的课程”，它提供的信息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成为各种各样专制者手中最强有力的宣传工具。^[60]

电子媒介还渗透到学校教育中，各种“可视化”的电视、电脑教具将真正的教育精神从大中小学中驱除出去，使学生丧失起码的思辨能力、坚持个性和独立判断的能力：“西塞罗说过，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极力做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61]电视的教育哲学有三条戒律：（1）你的节目不能有前提条件和知识背景，越浅越好；（2）不能令人困惑或难受，最重要的是让学生满意，而不是让他们成长；（3）躲避阐述，尽量讲故事或用动感图像来说明。如此一来，电视教学变成了娱乐，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被纵容去追求享乐、厌恶深奥和崇高。

电视、电脑网络等电子媒介彻底改变了当代社会与当代文化。对它们的评价尽可以见仁见智。要紧的是：不能仅仅听从技术乐观主义的一面之词，而应慎重估量哪些是值得肯定的变化，哪些是应当尽力避免的危险。作为媒介思想家和预言家，波兹曼指出的电子媒介的缺陷以及对文化的潜在影响，确实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深思与纠正。全球媒介一体化进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确实日益凸显，值得警惕和深入探讨。中国古人云：“居安思危”，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日益动荡和急剧变化的时代，往圣先贤的良苦忠告提示着历史转折关头一切人尤其是媒介业人士的社会责任与道德良知，恰如我随手抄录的一首元代——一个较早“全球化”的时代，蒙古人的足迹一度横扫欧亚大陆——长期旅居中国、成为精通中国文化的“回儒”、嘉兴儒学教授、诗人买间的诗歌：“朔风吹破屋，曙雪下缤纷。六合浑清气，千山尽白云。老蛟深闭蜇，独雁远呼群。想象西湖路，梅花瘦几分？”当诗意的古典文化和理性的近代印刷文化在电子媒介的攻击下日益消退的文化严冬时刻，波兹曼犹如一支孤独的大雁，呼唤着有识之士（雁群）去密切观察：象征文化与宇宙回春之精魂的梅花，又在严冬的风雪中瘦却了几分呢？

[1]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译者序言第V页。

[2]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作者前言第12页。

[14]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第118页，译文略有改动。

[15]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第118～119页，译文略有改动。

[16]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第118～119页，译文略有改动。

[30]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麦克卢汉序言第10页。

[31]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1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2]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册，第947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33]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1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4]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16～1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5]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12～1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另参见李普曼：《公共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6]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2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7]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65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38]参见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0]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3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1]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3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2]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29～3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3]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66～6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4]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6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5]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86～9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6]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86～10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7]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105～10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8]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17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0]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20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1]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9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2]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11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3]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112～11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4]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13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5]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11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6]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13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7]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14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8]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14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9]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16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0]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181～18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1]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19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