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家庭伦理的现代危机——读小说《中国式离婚》
李有兵
王海鸰之引人注目,源于其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现代境遇的揭示。上世纪90年代有电视剧《牵手》,今有小说《中国式离婚》,二者相隔近十年,都称得上优秀之作,因此堪可以此考察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现代变迁。
《牵手》朴实地白描了中国现代日常家庭：一个三口之家,反而失去了平衡。这和传统家庭的结构特征形成重大反差。从女性角度,在传统家庭中,“生育能力”是其立足于家庭(包括家族)的基本条件,“孩子”因而是家庭基本稳定和谐的最重要支点(1),正如“三角形状最稳定”的力量平衡原理。《牵手》则表现的是,孩子的出生恰成为打破夫妻和谐关系的原因：一个和丈夫同样优秀(此处是社会评价而非基于家族贡献的家族评价)的女人由此牺牲自己,奉养孩子,成全丈夫,也由此失去了“自我”,产生家庭危机。它揭示了：女人“家庭妇女”化则意味着个人魅力的丧失(“自我”丧失的一种最直观表现。这一点在《中国式离婚》中仍然有效)；另一方面,妇女自身的自我认同感也由此受到严重削弱。“三从四德”是传统家庭伦理对妇女行为的基本规定,换言之,成为“家庭主妇”正是其核心行为规范。这一点在现代社会因为妇女同样被视为社会性个体(具有独立经济能力和独立的社会地位)而逐渐瓦解。个人从家族中独立而成为“个体”(此是相对传统家庭而言。就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特征而言,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单位”代替了“家族”成为个人人生主要价值依据,则个人尚不能成为“个体”。随着“单位”的逐渐解体,中国社会中“个体”逐渐出现),正是现代社会重要标志,在这个意义上,《牵手》所揭示的家庭伦理危机可视为现代性危机(2)。由此,戏剧结尾暗示夫妻双方将会和好如初的剧情安排,不可简单理解为传统叙事伦理的“大团圆”套路,或者是电视剧满足普通受众观赏心理期待的策略。在戏剧结尾处,丈夫在妻子将要步入人生另一男人的“岔道”时遽然省悟,做出重新追求妻子的决断,而妻子同时也本能地临时改变注意,收回将要迈出的脚步,两人心心相印一般。这实际上成为一个隐喻：因工作出色而成功重返社会的妻子同时也重新获得了作为“妻子”的魅力；而她终于取消勉强的婚约隐含着更本质的喻意：在社会中重获自我认同感的妇女同时也恢复了自我判断能力(此处以恢复对自我真实情感的判断力表现之)。女性人生价值和自我认同的依据从家庭开始向社会倾斜；孩子在家庭结构中基点地位的丧失,可视为传统家庭伦理现代危机的初步兆象(3)。
小说《中国式离婚》在下面的意义上可称为《牵手》的姊妹篇：它揭示了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更趋深入,传统家庭伦理也因此危机深重,甚至趋于瓦解之兆象。在此它体现出卓越的表现力。但这种表现力绝非作者(或出版商)显赫地宣示于书本封面和封底上的：“深度解释中国人婚姻的三种背叛(心的背叛,身体的背叛,身心的背叛)”。这种罗列式总结严格讲来缺乏任何概括力,因为它不是对现代中国家庭生活的理性(真理性)表现。换言之,真理性的表现应该是有助于人们关注和反省在现实的时代变迁中自己的家庭生活,并由此获得关于自身现实的生存境遇的真实理解。所谓的“三模式”并不具备使人由此获得对于现代家庭伦理危机的真切的反思能力——如上述,这恰恰是理性的力量所在。另外,这种“三模式”是一种无个性的概括,我们可以用这种模式来表达任何地域、民族文化中家庭情感危机,就如同可以用“男、女”性别模式表达任何民族中的人民,可以用“左、中、右”方位模式表达任何地方一样。
小说的表现力在于它讲述了一个“常态”的婚姻故事。此处关涉对文学性质亦即文学性的理解。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文学乃人生自我表达而非艺匠灵机一动的主观制作,因而是真理性的。优秀作家以其特有的人道敏感涌身入于生活,反求诸其身,体察其基本的、活生生的运行轨迹,使其朴实的光华彰显。或谓文学乃真理“借助于”作家的自我显现,因而是生活自身力量的动人展示。诚哉斯言。在此义上,文学即生活。这当然包括阅读。阅读乃是生活“借助于”读者的自我显现——阅读即生活。换言之,创作、阅读作为基本的文学活动,只是生活自身内在力量的真实显现。这应该是判断作品表现力和阅读审美判断力的本质性依据。由此,在进入文本之前,此处试做现代社会家庭伦理变迁的社会学分析。
这是一个充满危机的家庭婚姻伦理世界。危机源于现代社会对家庭的重新塑造。现代社会一方面使传统家庭伦理趋于瓦解,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化初级阶段快节奏以及缺乏完善社会福利保障下的高消费、高成本生活方式所致强大压力使家庭甚至不但失去了心灵“避风港”的功能,反而成为沉重的负担(此处是指标准的家庭,如三口人以上家庭。在现代化进程更趋深入的城市,少生甚至不生孩子的原因可能主要在于经济和工作压力,而非国家政策)。出现了大批“出离家庭者”：晚婚、晚育、单身人数增加；婚外情在某些范围内甚至畸形地成为时尚；“丁克”家庭愈益增多；贞操(主要是传统家族观念的衍生物：保证家族血亲延续的纯洁性)感渐趋淡漠等等。对照上述“七出”条目,可以看出这对传统家庭伦理的巨大冲击。如上述,家庭之丧失“家族”性质,似应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开始。社会结构的社会主义性质使“单位”(包括农村地区人民公社、生产合作社)成为基本社会单元从两方面取代了家族：公有制和集体生产方式使家族作为一个经济实体的地位被单位取代；对个人的评价主要基于其在单位的业绩而非家庭贡献,则个人价值归宿感开始基于单位而不是家族。但家庭的另一基本功能——家族血统传递则仍普遍地发生作用。有意思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家庭作为经济实体的地位逐渐恢复,其血亲传递功能则趋于弱化。这在《牵手》出现的上个世纪90年代尚不明显；时至今日,正如《中国式离婚》所揭示的,则已呈现为危机。
更作分析,传统家庭伦理出现危机,也许和社会人际关系纽带出现危机互为因果地联系着。此处以为,似不应以所谓“道德滑坡”论分析其原因,而应将其理解为人际关系性质由传统伦理性的直接关系向间接抽象的理法关系转变之表现。借用费孝通的说法,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4),人们所生活的地方也是祖祖辈辈曾经生活过的,因此人际交往是互相熟悉的情感性的,而非冷冰冰的理性的；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陌生人社会”逐渐来临,某种理性规则逐渐开始取代情感在人际交往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也是今日中国社会须行“法制”的现实依据)。我们对这种转变普遍不适应,比如当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借钱打“借条”,则两个朋友之间的亲密关系好像被这个物质的东西“隔”开了一些；比如在人际交往中人们开始更多地将对方当作某种专业分工所致“身份”、“角色”而非直接的个人……“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5)在逐渐开始以契约组织人们行为的城市社会环境中,单纯情感不再完全可靠,对理性规则神圣性的尊重尚未完全深入人心而被普遍接受,由此所致的普遍的危机感几乎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人际间的信任感严重恶化,社会交往成为智谋、机巧主导的无原则的人生策略。人们普遍沉浸在一种怀疑气氛中。这从影片《手机》主题及其所引起的社会反响中又一次体现出来。
王海鸰《中国式离婚》展示的正是这样一种社会意识对一个“不比一般人更好,也不比一般人更坏”的比较好的人物的深刻塑造。其深刻之处在于展示的是这样两个主人公,他们并没有主观的“越轨”动机,而是努力维护家庭稳定的“好人”,但却恰恰成为这种怀疑情绪的俘虏。他们一次次地努力挣脱,却一次次被证明是徒劳：面对这种巨大的阴影,宋建平以自觉的正统意识(丈夫责任感)抵抗之,甚至极端地在其对妻子的爱情消失以后仍然有意识地躲避着“婚外情”等时髦风气的诱惑；林小枫则受此社会心理暗示的驱使而一步步走向“变态”(失去了做“妻子”、甚至“女人”的常态)。从无中生有而又执着地寻找丈夫的“犯罪证据”到后来人为地制造“证据”,林氏似乎已经不是在寻找事情真相,而是在努力证明自己对丈夫怀疑的正确。主观臆想而不是现实的感觉成为她行动的指南：她已经失去了日常的生活判断能力。但小说前面已经交代,林小枫却曾有优秀的工作业绩和面对一般人的魅力——她本是一个比较优秀的正常人。小说的魅力正在于,描述她是如何一步步从一个比一般人稍好的正常人开始,逐渐受到普遍弥漫于社会的消费心理的影响,在勉力将丈夫塑造成成功的白领而将自己变成一个家庭主妇,准备尽情消费这个社会时却被这个社会先消费了。小说结尾处,当她打扮俗艳、意欲和丈夫同归于尽时的疯狂表现由此成为一个悲观的隐喻：传统家庭伦理与现代消费社会之间的严重对立。这种社会心理暗示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后来宋、林二人均成为“惯性动物”沿着某种既有轨迹自动滑行：在宋建平努力弥合夫妻情感(此处用“夫妻关系”一词也许更恰当)的一次次行为中,不仅读者,恐怕宋氏本人也不清楚自己真实的情感状态,他甚至在此体验到“恐怖”。这正是小说的强有力之处——在一团混乱的情绪笼罩下,人们对自己的情感失去了清晰的判断力(亦即失去了“自我”)。读者也因此陷入这种混乱的情感纠葛中无法判断：女邻居肖莉与宋建平之间是单恋抑或两相情愿抑或两不情愿?但他们似乎已有所抉择；娟子对宋建平以及宋建平对娟子是友情抑或爱情?他们也似乎已经有所抉择。“一团混乱的情绪”——这正是传统家庭伦理现代危机的“艺术化形象”(6)。
如果说宋、林二人乱作一团的生活缘于现代社会对其心性结构的塑造正处于“进行时”,因而是人物自身混乱的情绪和缺乏对自我生活的清晰判断能力所致,则小说中另一人物刘东北的“混乱生活”恰是由于其对现代生活的清醒介入。作为现代社会的“先进分子”,他自觉地追求生活的“常新”、“常变”,当这种生活意识遭遇到“后进分子”时,则出现混乱。小说此处的价值在于彰显出,以追求“新、变”为核心的现代价值观对自身的瓦解。这从刘氏的爱情生活恰恰被其爱情最终所瓦解体现出来：刘东北和娟子是互相爱恋的,但这恰恰妨碍着他们正常的婚姻生活的维系。基于男女之间相互兴趣和交流的“爱情”作为婚姻先决条件,在时间上始于现代西方社会(7)。它使性—爱第一次普遍地统一在“婚姻”形式中,它使“性—爱统一”之爱情共同体取代传统的夫妻经济共同体和生育共同体,成为现代婚姻家庭最重要的基石。这已经在最普遍约束人们行为规范的现代法律中得到体现。在刘东北的婚姻家庭生活中,性—爱则时时出于分离状态,因此,当娟子要求他出于“家庭责任”停止家庭外的“性消费”时,他宁可选择放弃家庭——尽管他对娟子的爱情依然没有改变。快餐式消费主义心理所致“爱情”之出离家庭,可视为以追求“新、变”的刚硬进步价值观为核心的现代化对自我的逻辑否定——这已经是所谓“后现代”意味了。这是不同于宋、林婚姻生活的另一道现代家庭生活景观。它们共同彰显着传统家庭伦理(在此体现为两个层面：宋、林所代表的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现代境遇；刘东北所代表的现代传统家庭伦理的后现代境遇)的现代危机。
传统家庭伦理的解体似乎是一个可怕的趋势,至少其危机已逐渐显露。这是社会结构以及与此相伴随的人的心性取向发生变化的一个征象。描绘其“画像”,这是文学作品所能提供给我们的唯一的东西。因此不可首先对其进行是非判断,而是借此反求诸其身,体察我们自己的生活,并以此为基础进行道德思考和知识论操作,以帮助我们正确地行走在“道上”。
以上是本文对小说《中国式离婚》的简单解读。很显然,此处无意于对其进行全景式概括或总结,而是循此解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个体的生存状态,关注的是,当人在市场化潮流中愈益向“单子”式个体“进化”时其情感方式、生活态度的改变。由此,此处一个必要的引申意见是,现代化无疑是当代中国的主题,但这应该是涵盖了所有中国人生活状态的现代化。则文艺对中国现代化社会进程的描述,不应狭隘地表现为对城市时尚的亮丽涂抹,对城市“白领”审美趣味的无(艺术)原则的迎合。那在这道亮丽风景线之外的黄色的、褐色的、灰色的土地同样是现代化主题中重要的、甚至就中国目前而言更基本的内涵。这种狭隘的现代意识往往以“市场”为导向,“市场”又被简单地理解为资本流通的场所,从而不占有“资本”者似乎是在“另外的世界”。由此,在这样的文艺中,广大的“中国”被置换为“市场”,“市场”又被置换为“城市英雄”纵横驰骋的舞台；由此,广大的中国土地变成了四季牧歌的花园,而成为一个“现代传奇”。这不符合文学的“本分”,文学应该是表现生活的基本层面的,这需要作家包括读者摒弃主观功利态度,将此时代人们真实的生存状态彰显出来。
(作者李有兵系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
【注释】
(1)古训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这一家族自我延续活动是传统家庭主要功能。而古代男子对女子解除婚约的所谓“七出”(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之礼,第一条即是失去生育能力,第二条是违反贞操规范,其理由后文有述。
(2)“现代”涵义,学界多有议论。本文仅从“人”之“主体性”角度切入。这不仅是因为人之成长为“主体”(个体)是社会进入现代化的最重要标志之一,而且因为这在今日中国具有现实意义。
(3)此处解读与作者本来创作命意是否相符无关紧要。这不仅是指,作品一旦完成,就已经和作者无本质关系,更重要的是,优秀作家在于其善于表达面对世界的基本感受,而不必具备超常的反省能力而对此感受完全自觉。换言之,作家的责任在于对人生真实生存状态的揭示,如果不能摒弃功利心理而自觉不自觉地将个人某种主观倾向带入作品,比如将《牵手》按其题目所暗示的解读为喜剧性“大团圆”结局,则可能影响甚至误导人们的阅读方向和阅读深度,削弱作品表现力。
(4)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第6-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第10页。
(6)在其同名电视剧中,编导却使娟子对宋建平的感情明朗化,并且删掉了宋建平和肖莉的暧昧情感纠葛。这样似乎通过使人物行为回归了理性,而使几个人物之间情感关系变得清晰起来。但这种处理方式因为剥离了现代社会变迁对人物心性结构的强力冲击这层关系,由此,本应具有重要表现力的人物林小枫的“变态”行为(前已有述)失去了“依据”(合理性),这恰恰使作品本身“变态”了,因而严重地削弱了作品表现力。
(7)参见赖因哈德·西德尔《家庭的社会演变》,王志乐、朱小雪、王维华、田向荣译,第111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