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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论(扩而大之,则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理论)的现代价值转化问题,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和美学资源整理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理论和美学学科内容与体系建设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

我以为,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促进世界文化对话与交流的大背景(或曰历史语境)中,重视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转化问题的理论思考,并进一步做好我国古代文论(包括艺术理论)的现代价值转化工作,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应当着重说明,这里所说的“现代价值转化”,首先是指立足于时代要求,立足于新世纪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现实以及和而不同的发展格局,立足于当今世界强势文化形态对发展中国家文化事业的挑战,我国新世纪一代学人如何继承发展20世纪国学大师们的研究方法和学术风范,用“打通”古今、“打通”中外的眼光,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理论,包括诗论、文论、小说戏曲理论、乐论、书论、画论、舞论、园林艺术理论等,所作的适应新时代需要的认真整理、深入研究与当代诠释,当然也包括了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理论的美学特征、批评模式与学科体系——一种潜体系的探索与研究。这种广义的“现代价值转化”,是今天人们对我国传统文学艺术理论遗产进行全面认真的审视、整理、批判、继承、发展、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说,在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有所偏颇,那么,当今的“现代价值转化”,就应当是更为全面、科学的当代继承。另外,我所说的“现代价值转化”中的“价值转化”,其核心内容是指一种通过今人的现代诠释得以实现的对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优秀传统、科学精神、人生智慧、生命活力的科学继承——体现为一种理论成果内在精神价值的转化,而不是古代文论的勉强移植和古今文论的生硬对接。有人认为,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文论界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提法不科学。我也觉得,“转换”二字在提法上确有一定的弊端和值得商榷之处。比如,它容易产生出把全部古代文论遗产生硬地转换为现代文论的组成部分的歧义。难怪有的学人针对此提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自足的古代理论系统,无法也无须进行“现代转换”。当然,反对“转换”提法的学者的一些看法也有偏颇乃至失误,比如有的文章写道：“就其极端的意义而言,‘传统’是拒斥现代化的,是不可能实现所谓‘现代转换’的”⁽¹⁾。这种“拒斥”之说与当前的一种看法、古代理论与当代理论无“通约性”有相似之处。有的批评意见更为离谱,如把前几年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等单位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关于“现代转换”的提法说成是一种“炒作”——“是一种漠视传统的‘无根心态’的表述,是一种崇拜西学的‘殖民心态’的显露。‘世人都晓传统好,惟有西学忘不了’,如此而已,岂有它哉?”⁽²⁾我曾经参加1996年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并提交与阅读过相关论文,觉得当时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陕西师范大学等单位在西安联合召开“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的初衷并不是这样的,这有《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一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及有关的会议综述资料为证,读者可以参看,这里就不多赘述了。我想,“转换”二字提法上是否恰当固可商榷,但对于一种渊源有自、至今仍具生命活力,并与当代中国文学艺术创作思想乃至创作方法与技巧血脉相通的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理论,怎么能说成是“拒斥现代化”,或像有的人所理解的与当今的文学艺术理论无“通约性”呢?应当说：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成果虽具一定的时代性、本土性特征,但因为它们是科学理论,就应该有古今、中外的继承借鉴意义和通约性,表层的“拒斥”并不能掩盖科学精神的接续与相通,如文艺学、美学方面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传为朗吉弩斯撰写的《论崇高》、莱辛的《拉奥孔》等名著,能简单地说它们“拒斥现代化”,不可以进行现代价值转化吗?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世界文化的对话就是建立在这种社会科学理论的通约性的基础上的。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理论研究工作包含了很多方面,比如：1.对各种文学艺术门类的史、论资料的进一步搜集、整理、考辨、诠释；2.对各种文学艺术门类的重要艺术家、作品、流派、风格、思潮等的研究；3.对不同门类的文学艺术发展史和批评史的编写或重写；4.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学原理和文学艺术美学思想的进一步研究；5.对中外文学、艺术理论的比较研究；6.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理论的深度批评模式、学科体系的探讨等等。我以为,在上述这些工作中,都应立足时代要求,重视对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现代价值转化问题的思考,这也是新世纪建设中国当代文艺学、当代艺术学、当代美学学科体系的需要。

至于如何进一步做好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转化工作,笔者目前想到的有下面几点,比较零散,不成系统；有的过去谈过,在此稍作重申：

第一,在全球化语境中重视国际普及与提高工作。我以为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进一步促进世界文化对话与交流的时代背景中,有一个面向国际做好普及工作(或曰处理好普及与提高关系)的问题需要引起注意。为了促进全球化语境中中外(尤其是中西)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作为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与人口大国,在加强本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同时,一定要非常重视国际普及工作。送去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名著——包括传统艺术理论名著(增多外文译本)似乎并不够,我们还应当组织力量,写出一批高质量的普及读物。像铃木大拙向西方普及东方禅学那样,亲自用英文写出《禅与日本文化》这类有影响的普及性小册子。我以为,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灵魂,或曰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在学理形态上的结晶；认真研究中国传统诗论、文论、小说戏曲理论、乐论、书论、画论、舞论、园林艺术理论等,努力做好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理论的现代价值转化工作,其中就包括了在重视写出大部头、高质量的学术专著的同时,写出深入浅出、受国际同行欢迎的大众普及读物。而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高度重视当前全球化语境中的国际普及工作,对于21世纪的中国及世界人民,尤其是青少年一代接触、感受、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真正魅力、审美特征与生命内涵,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这里,顺便举一个有关的例子：曾记得美国加州大学英语及比较文学系教授希利斯·米勒,在他的《作为全球区域化的文学研究》一文中有一段话,真切地道出了当今美国文论界的一种心声,他说：“对于我来说,即便学习中文,又有多少可能理解像《秋兴八首》这样的文学杰作呢?作为中国文化的门外汉,我如何能够期望把握这些诗以及它们绵延百年的大量注释评论呢?我甚至无法理解诗歌标题里的含义微妙的‘兴’字。”⁽³⁾这段毫不摆学者架子的话,我是把它作为米勒对于中国文学、艺术学、美学界的研究工作者——他的同行们,在全球化语境中进一步做好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现代价值转化工作,尤其是国际普及工作的紧急呼吁和急切期盼来阅读的,我真的从这一角度读了很多遍,深受感动。我想,今天米勒先生在同文中能非常自如地通过对亨利·詹姆斯小说《一个妇人的肖像》的细节引证和分析,说明文学研究的全球性与区域性的结合,提出他的“全球区域化”方式与理论构想,但是,如果我们设想在哪一天,米勒先生和美国地球村的居民们,能同样自如地引证分析中国杜甫的诗歌《秋兴八首》,并用以说明不同国家的顶尖级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的真正魅力所在,那我们距离文学艺术乃至文化的和而不同、多样统一的全球化,不是就更近了吗?而要消除各国(尤其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对别国传统艺术及其理论(如著名美国学者或民众对中国杜诗《秋兴八首》中的“兴”字)理解上的隔阂和难度,中国学者首先就有责任根据中外交流中提出的新问题,进一步做好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现代价值转化的工作,特别是大众普及工作。

第二,重视从范畴研究向体系研究的拓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传统文学艺术理论研究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理论价值取向,即从微观渐及于宏观,从对概念、范畴的诠释逐渐拓展、深入到对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理论或美学思想的深层研究。有一些新的论著,已经试图通过揭示某些重要范畴的内涵、外延以及范畴间的有机联系,去完成对我国古代诗学体系、文学艺术理论体系或美学思想体系的阐释或整体把握,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当然,也存在应当进一步研究和总结的问题)⁽⁴⁾,我以为当前对于这一具体研究进路,仍然应当重视。

近年来,在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领域中,史(包括史料的挖掘、整理、考辨)、范畴、命题乃至体系的研究均有新的进展。史料方向,如《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出版与研究,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范畴、命题和体系研究方面,也有一些有影响的论文、丛书或新著问世(成绩和问题尚待学界认真总结)。可以看出,很多学者正在从不同方面作出可贵的探索和努力。就范畴研究方面而言,笔者以为,认真组织力量,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理论范畴或曰美学范畴及范畴群进行更为深入和系统的整理、研究和诠释,对当前的古代文论研究向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双向拓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在某种含义上说,充分占有原始资料,联系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结合古人的思维方式的特点,对我国传统文学艺术理论和美学的众多范畴、范畴群及其复杂错综的关系作出规模较大的纵向梳理和理论把握(阐述),将会使我们消除过去所难于发现的理论盲点,避免陷入因为片面、简单化地理解中国古代文论范畴导致的理论误区,克服传统文学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研究中止步于史料整理,或由“史”的把握直接推向理论“体系”研究中出现的困难。由中国人民大学蔡钟翔等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丛书》(包括约50个文学艺术理论和美学范畴)的写作、编辑、出版计划已经启动(计划出30本),在第一辑出版座谈会上,得到了有关专家和读者的好评,不失为这方面所作的重要尝试。笔者祝愿新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史、范畴、命题、乃至体系研究在多元互助中克服自身的局限,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同时希望从范畴、范畴群研究逐步向体系研究拓展与深化这一具体研究进路能取得重要的成绩。

第三,重视现代诠释与微观考辨的有机结合,逐步建立中国的当代诠释学理论。近年来,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理论与美学研究中,“现代诠释”一词似乎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有的论者把“现代诠释”或“创造性诠释”视为“凿空而谈”和“割裂对象”、“曲解古人”的同义语。其实,“现代诠释”或“创造性诠释”是不能和违背原典原意的唯心主义倾向乃至不良学风必然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我们常说的“现代诠释”、“创造性诠释”与现代西方诠释学理论的复杂内函有着较密切的关系。愚意以为,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促进世界文化对话与交流的语境中,为了进一步做好我国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转化工作,应当在学科研究方法上重视“现代诠释”(或“创造性诠释”)与“微观考辨”的有机结合。因为：提倡对传统进行“现代诠释”,有利于启发研究工作者立足时代要求,对丰富的传统文学艺术理论资料的深层意义及当代价值作出多方位、多渠道的探讨,有利于加强对作者、原典与读者的多重对话关系的研究,有利于重视知识结构的更新和在百家争鸣中发扬学派和研究者的个性,其可取之处还是多方面的。而微观考辨(或曰考据)是中国国学的优良传统和专门学问,过去中国有成就的学者非常重视传统学术研究方法中“义理”、“考据”、“辞章”这三门学问的有机统一。既反对“空凭胸臆”、“凿空而得之”(戴震语),重视“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这一中国学人治学的基本原则,注意“辞章”(学术著作的语言)之美,又防止“溺于文章”、“牵于训诂”(程颐语),而忽视义理之发挥与诠释。“微观考辨”可以防止“现代诠释”中大而无当、凿空而言的弊病,防止一些人在“现代诠释”中割裂对象、曲解古人的倾向,有利于达成“现代诠释”整体与部分互释,为读者、作者、文本有机联系提供确切依据,使现代诠释更具科学性、完整性、系统性,达成“圆览”之功。因此,从研究方法上“现代诠释”或“创造性诠释”与“微观考辨”是应当达成有机统一和相得益彰的。当前学界存在微观与宏观研究各执一端且有时相互否定的片面观点,应该说,片面主张中总有不科学部分,不科学部分是不利于学科发展的,因而有必要提倡在发扬民族优秀传统、吸取新知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努力,逐步建立中国的当代诠释学理论。

(3)见《文学理论学刊》第2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4)参见蒲震元《从范畴研究到体系研究》,《文艺研究》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