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净化—陶冶”功能

“净化”，可以说是典型的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强调，悲剧可“借引起怜悯与恐惧使这种情感得以净化(katharsis)”。⁽¹⁹⁾katharsis一词亦译作“宣泄”。或者就直接采用其音译为“卡塔西斯”。这里，实际上，起码有其两个方面的解释：一是宗教性的解释，一是心理或病理学的解释。从宗教性的解释来看，亚里士多德认为，观看悲剧演出，能使本来怜悯与恐惧之情太强或太弱的人形成一种适当强度的情感，并使这些情感趋于平静和圣洁；而从心理或病理学的解释来看，亚里士多德的“净化(katharsis)”概念还有着一种心理治疗的意义，亦即通过怜悯与恐惧之类的激动状态，而后恢复平静，使心灵得到净化和陶冶，从而体现出戏剧在生理或医学的意义上的价值，戏剧的观演也就成为促进社会心理健康的重要的活动形式，让人们在生活中所郁结的各种心理问题通过戏剧观演而得以舒解，减轻生活的压力，缓解人们精神的紧张。亦如印度梵剧理论的代表婆罗多牟尼所说，观赏戏剧可以使遭受痛苦的人、心灵忧伤的人得到安宁。⁽²⁰⁾事实上，戏剧的“净化—陶冶”功能不仅有着一种心理补偿的意味：因为戏剧总是以某种想象和幻想的形式来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通过观众的一种自居心理的作用而获得某种想象性的满足，而且由于观众的身心都参与其中，戏剧对于观众更是一种现实的身心陶冶。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观赏悲剧所产生的“净化—陶冶”效应，本质上乃是一种“美德”的体现，并进而可以形成一种“适度的情感状态”。“美德与情感及行动有关，……只有在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事物、对适当的人、在适当的动机下、以适当的方式发生的情感，才是适度的最好的情感，而这乃是美德所特具的。”⁽²¹⁾在这个意义上，“净化—陶冶”也就成为通往社会的道德培育、人格养成的一条有效途径。

当然，戏剧艺术的“净化—陶冶”的功能当然并非仅限于悲剧，喜剧、悲喜剧等同样能给人以精神的陶冶，从而达到情感上的净化。相对于戏剧“游戏—娱乐”功能而言，“净化—陶冶”功能体现了戏剧的所能达到的精神的高度和感染的力度。在一般人看来，游戏和娱乐似乎还只是人的浅层次上的心理需要，而净化和陶冶才有可能体现出更高层次上的精神诉求。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就两者的关系而言，它们既应该是并行不悖的，同时又可以是相互补充的。两者都是基于戏剧对于人类精神的独特的效能，同时也正是戏剧美感效应的丰富性的体现。所以，不能简单地以后者来否定前者，而且，反之亦然。如果说，“游戏—娱乐”代表着一种感性的愉悦，那么，“净化—陶冶”则可能表现为一种理性的澄明与浸染。而就“净化—陶冶”本身来说，净化主要是指人的情感世界通过某种方式(比如激情的宣泄)而得以纯净、朗洁；陶冶，则主要是指人的心胸的养成、境界的提升；如果说，净化还主要是一种手段和途径的话，那么，陶冶本身就是目的。

总而言之，戏剧的“净化—陶冶”功能乃是基于戏剧对于人的心灵的浸染。任何一出戏的演出，显然都不只是为了满足一般观众的浅层次上的好奇和窥视的欲望，而更主要的还是通过戏中主人公生活命运的展示，通过对于现实的批判或理想的张扬，在娱人耳目的同时，使人获得身心的解放、境界的提升。或者说，戏剧作为人生世界的一种观照，正是以其全息性的意义构架与知觉样式，使得人们可以借此进入一种神圣的意义领域。人们在戏剧观赏的过程中，总是体现为一种“神圣时刻”而与其日常生活造成一个断裂，使人们能够从日常意义空间进入到另一个非常的意义空间；并且正是在这种心灵的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循环往复当中，观众得以获得精神上的净化和陶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