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正剧的艺术原则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悲喜剧进一步走向批判与写实，在悲喜混杂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反映社会问题，实际上也就因此而形成了所谓“正剧”。其实，早在18世纪，法国剧作家博马舍就在他的剧本《欧仁尼》(1767年)中，直接将介于英雄悲剧与轻松喜剧之间的新型戏剧称为“严肃戏剧”或“正剧”。特别是随着欧洲现实主义的兴起，出现了一种以揭示社会人生问题为主的所谓“社会问题剧”。正剧也便由此而得以确立。

正剧，乃是一种以正面表现现实人生及其社会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戏剧形态。性质上，与悲喜剧一样，属于传统的悲剧、喜剧之外的“第三种戏剧”。黑格尔就是在具体详尽地讨论了悲剧和喜剧的艺术特性之后，基于其“正—反—合”的辩证逻辑的思维模式而进一步论述了正剧的艺术原则。他认为，正剧乃是悲剧与喜剧的特性的综合与扬弃；同时，悲剧与喜剧的诗性品格也就可能丧失殆尽，戏剧也便从诗走向散文。正剧也因此而成为近代写实主义戏剧的主要样式，体现出近代戏剧的散文化的特征，及其以社会理性原则为基础的文化合理性。尼柯尔也指出：“正剧基本上是自觉的文化的戏剧。”“它近乎包罗了一切与社会生活有关联的事物，如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贫民窟的问题(肖伯纳的《鳏夫的房产》)”等，“在正剧中，社会力量显得最为突出；有时候，正剧以某种形式使有趣的故事遮掩了社会气氛”。⁽³⁶⁾从而，正剧就以其对于社会人生问题的严肃的思考和探究而成为近代戏剧的主要形式。

具体说来，正剧的艺术特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在内容上，正剧更多地直接取材于日常生活，着重反映普通人之间的真实关系，注重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对人物社会关系的重视甚至超过对人本身的性格命运的关注。其剧情构造一般不以曲折离奇见长，更注重展现日常化的生活现实，甚至像契诃夫的戏剧，一场戏只是截取一段“生活流”。不仅其中悲剧或者喜剧的色彩相对淡薄，而且，剧作家还尽量将自己隐藏在情节和场面背后，对人物的臧否甚至也不是十分鲜明。

其次，在格调上，正剧趋近于自然写实。它不是以表现某种激情或情绪为主，而更主要的是侧重于表达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某种理解和反思。“它为观众提供一种富有生机的情趣，一种直接的、深刻的道德感染力，而且，它只能以一种风格——自然的风格——来体现。”⁽³⁷⁾所以，与其剧情上的平实相一致，正剧在风格上更多地体现出一种现代人的率性与真诚，体现出鲜明的个性化和理性化的主体精神。从而使得它既有别于严肃而崇高的悲剧，也不同于嬉笑逗乐的喜剧。

再次，在功能上，正剧惟其属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产物，并且以追求社会理性为目标，以揭示社会人生的真相和本质，所以，其中主体的启蒙精神和社会教化意识就明显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布莱希特就非常强调戏剧的教育功能，并且针对传统悲剧的宣泄、净化(即所谓“卡塔西斯”)效果，而张扬“间离(或‘陌生化’)效果”；他所倡导的“叙事剧”(一译“史诗剧”)也因此而一反传统悲剧、喜剧乃至悲喜剧的风格样式和价值取向，不求观众的感性沉醉和共鸣，而只求激发观众的理性思考。当然，正剧也并不是一味地排斥审美娱乐，而主要是将娱乐隐含在对社会生活的展示当中。

总之，作为近代社会历史的产物，悲喜剧和正剧都是在传统的悲剧、喜剧的艺术经验的基础上而形成、发展起来的；特别是近代悲喜剧的产生与正剧的出现有一定的历史同源性。为此，有论者甚至将悲喜剧直接等同于正剧。当然，将两者直接等同起来，认识上未免有些失之粗疏，因为悲喜剧更多的属于浪漫主义乃至各种现代主义的，而正剧则主要还是属于现实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