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悲剧效应

就审美效果而言，悲剧的感染力的根源究竟何在？悲剧何以能够给人一种崇高的悲剧美感，或者说一种悲痛之中的审美愉悦？对此，古今学者曾有广泛深入的论述。其中，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就是在现代心理美学的视野中对于悲剧的美感效应进行了历史的梳理和全面的考察；而其逻辑起点则仍离不开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美感学说。

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强调，悲剧“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他认为，好的悲剧不只是给人单纯的生理感官方面的刺激，它更能激发人的心理共鸣，还能给观众以思想上的启迪。所以，归纳起来，悲剧的审美效应大体上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观众因目睹悲剧主人公的失败或过失而产生怜悯和同情；同时，另一方面，更因失败的惨痛而产生恐惧和震惊。这两方面的情感体验在悲剧的观赏中交织共生，并且进而使人们的情感郁结得到宣泄。悲剧的审美愉悦也就产生于这两种复杂的情感形式的紧张运动和心理宣泄当中。

具体说来，怜悯是指具有和别人同样的痛苦的感觉、情绪，由感同而身受；它是由别人的痛苦的情感所唤起的；而且，怜悯当中还有着主体对于怜悯对象的爱或同情的成分，同时又有着一种惋惜的感觉，以及由于突然洞见了命运的力量与人生的虚无而唤起的一种“普遍情感”。⁽⁴⁾恐惧则是指人遇到危难或回忆、想象危难时所产生的震慑的情绪。由于缺乏应付或摆脱可怕状况的能力，人们往往容易造成恐惧。这两种情绪在悲剧审美中似相反而实相成。正如理查兹在他的《文学批评原理》中所言：“怜悯、即想接近的冲动，和恐惧、即想逃避的冲突，在悲剧中达到在别处绝不可能达到的调和。”⁽⁵⁾所以，两者交互作用，既构成了悲剧美感的复合性特征，并且进而调和一致，促使人们走向内省和自觉，在心灵得到净化和陶冶的同时走向对于现实的一种审美超越。

所以，正如悲剧反映不幸和灾难，却又从根本上反抗和超越了它，悲剧美感离不开“怜悯和恐惧”，更是从根本上对这种“怜悯和恐惧”加以宣泄。英国学者斯马特认为：“悲剧全在于对灾难的反抗。陷入命运罗网的包围中的悲剧人物奋力挣扎，拚命想冲破越来越紧的罗网的包围而逃奔，即使他的努力不能成功，但在心中总有一种反抗。”⁽⁶⁾因此，悲剧给人的体验就决不仅仅是悲惨和悲哀。亦如阿瑟·密勒曾经指出的那样：“悲剧不仅给我们带来悲哀、同情、共鸣(甚至畏惧)，而且还超越悲惨剧，给我们带来知识和启迪。悲剧之所以被称为是一种更令人意气风发的意识，是因为它使我们觉察到人物原本可以达到却没有达到的境地。因而悲剧是和对人类抱有某种适当的希望分不开的。也正是由于闪现出这种较为光明的可能性，才把悲惨中所包含的哀婉提高到了悲剧的境界。”⁽⁷⁾

由此可以说，悲剧的体验既是一种困惑，也是一种觉悟，是因觉悟而产生的困惑。而且，悲剧中对宇宙、对人类命运的底蕴和根本领悟越深，困惑可能也就越大。或者说，悲剧的体验越强烈、越深沉，人们对于悲剧的冲突及其选择的可能性的理解也就越丰富。某种意义上，还有可能如卢卡契所指出的：悲剧永远只是一场游戏，是关于人及其命运的游戏；上帝便是这场游戏的观众。他的言语和动作都从不介入演员们的言语和动作。只有他的眼睛在看着他们。悲剧体验中的这种“上帝的在场”，也正显示出悲剧的崇高特质以及其虔敬的观演特性。

所以，从根本上说，悲剧的艺术魅力，既不单纯是心理学的，亦不完全是伦理学的，甚至不是纯粹审美性的；悲剧的审美价值和效应乃是源于一种生命本体论，源于人对于生命存在的本质的直观、领悟和敬畏。而且，悲剧体验本质上是超越性的；只有当一个饱含着热情、生命和价值的精神主体，面对不可抗拒的命运或力量并与之抗争而失败牺牲时，只有当一个卑微弱小的生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时，才会有着可歌可泣、英勇悲壮，才会产生出一种悲剧性的崇高和壮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