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戏剧情境的设置

很显然，戏剧创作设定一个“情境”是为了在其中展现剧中人物丰富复杂的“情感”和“动作”。劳逊指出：“剧作家在设想一个情境时，他应该问自己三个问题：在这个情况下我该做些什么事？别人将会做些什么事？什么事情是应该做的？”⁽¹⁴⁾劳逊在这里所强调的就是一种态势，一种情节发展和行动展现的可能性。其实，不仅是剧作家，而且对于导演和演员来说，这种情境也是必不可少的。只不过一者是“假定情境”，一者则是“规定情境”而已。所以，对于戏剧创作来说，无论是剧作家的一度创作，还是导演和演员的二度创作，戏剧情境设置都是至关紧要的。

具体说来，戏剧情境的设置的目的及意义也就相应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迅速而简洁地交代戏剧事件发生的具体的时空环境和情节背景。这一环境和背景的设置，不仅对戏剧情节的展开和发展要有一种明显的动力作用，而且对于剧中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展示更有着鲜明的揭示意义。

这里，首先不妨以老舍的创作为例。老舍是一个老北京，他在构思话剧《龙须沟》的过程中，对于戏剧所需要的人物形象和情境场面，应该是烂熟于心、招之即来的。动笔之前，老舍阅读了关于修建龙须沟的许多文件，亲自到龙须沟的修建工地去参观、采访。由于他有严重的腿疾，行动不方便，就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青年人常到龙须沟工地去了解一些情况。当他大致明白了龙须沟是怎么一回事，准备着手写作时，却犯难了：他没法把臭沟的环境搬到舞台上去；即使可能，那也不是叫座的好办法。然而，剧中还非得写出臭沟不可，因为正是这条臭沟的存在及其整治构成了整出戏的主导性的情境。老舍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作：“半月之间，我想不出一点办法来。可是，在这苦闷的半月中，时时有一座小杂院呈现在我眼前，那是我到龙须沟去的时候，看见的一个小杂院——院子很小，屋子很小很低很破，窗前晒着湿漉漉的破衣与破被，有两三个妇女在院中工作；这些我一眼看全，因为院墙已塌倒，毫无障碍。灵机一动，我抓住了这个小杂院。就叫它作我的舞台吧！”⁽¹⁵⁾从而，一个破旧的小杂院，不是作为一种生活表象出现在剧作家的眼前，而根本上是作为剧中人物具体的生活环境，一个生动的戏剧情境，一个剧中人物展现舞台动作的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它规定了剧中人物两项任务：一是剧中人物生活与臭水沟的关系；二是剧中人物彼此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这么一个“小杂院”的情境竟有这般神奇的效应呢？原因就在于：老舍为自己心目中的人物找到了一种具体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既适合于《龙须沟》的人物，也与老舍已经烂熟于心的北京下层市民小杂院的生活方式相一致。这样，对人生特别是老北京人的生活有着深刻体验的老舍终于得以在这样一个时空背景下通过戏剧的方式完成了他对于当时一个新生的北京的戏剧化的情境表现。

而相比较而言，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所设置的戏剧情境更是堪称典范。该剧一开场是，苏格兰将军麦克白与班柯两人领军打了胜仗归来，在路上遇上了女巫。女巫对他们讲了三个预言：一、麦克白将成为“考特爵士”；二、他将成为未来的国王；三、与他同行的班柯将军却没有麦克白那样幸运，但他的子子孙孙会要继承苏格兰的王位。麦克白与班柯正在纳闷的时候，国王派人送信来了：他封麦克白为考特爵士——女巫的预言应验了！女巫的后两个预言能否验证呢？它将带来怎样的戏剧情节，体现出剧中人物特别是主人公麦克白怎样的命运呢？观众也就由此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探询欲望。这种情境的预设对于剧中主人公麦克白性格和心理无疑形成了巨大的影响，以致于全剧的主要情节都可以归结到女巫的预言之中，对于麦克白的情感命运及其深刻的悲剧性起到了明显的揭示作用。

其二，戏剧情境的设置需要迅速而简洁地展现剧中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构成既可以是一种冲突和矛盾的关系，也可以是一种相互对应和比较的关系；既要给人物设置困境，又要赋予其伸展变化的条件。例如，在迪伦马特的《贵妇还乡》一剧中，该剧不仅在悲喜属性方面的处理有非常独到之处，而且，从一开始剧作家虽然把小市民伊尔置于一种尖锐的情境之下，让他置身于多重矛盾关系当中。但是，接下来却有意把这些矛盾关系淡化，并不让它们发展成激烈的冲突，而只是把矛盾关系作为情境的因素，从而，剧作所着力表现的恰是人物复杂的心理历程。再如，萨特的《禁闭》(1944，又译《密室》)，作为萨特的一部带有寓言色彩的“境遇剧”，该剧把一男二女三个亡灵置于一间阴森的地狱般的房间里。他们都改不了生前自私、贪婪、以邻为壑的本性；在这里，他们相互勾心斗角，互相折磨，又互相勾结，谁也离不开谁，谁又是另外两个人的敌人。每个人都想为自己的私利而试图葬送另外两个人的幸福，但谁也不能如愿以偿。因此，剧中的男主人公感叹道：“他人就是地狱。”这句话成了存在主义的至理名言。这个戏演出之后，萨特并没有说什么创作意图。十多年后，该剧录制唱片时，他说了一段话：“当我们写一个剧本的时候，总有一些偶然的原因和某些深远的考虑。偶然的原因是，1943年岁末和1944年初，我写《禁闭》时正好有三个朋友，我想让他们演一个戏，演一个我写的戏。我不想突出任何一个人，就是说，我想让他们始终一起呆在舞台上，因为我想，如果有一个人走了，他会觉得其他两个人在他不在的时候演了更重要的角色。总之，我想让他们呆在一起，不让其中任何一个人离开，自始至终呆在舞台上，永不散伙。于是，我想出把他们放到地狱里，使他们每个人都是其他两个人的刽子手。这就是偶然的原因。”“但是当时有更为普遍的考虑……我想说，地狱即他人。但是‘地狱即他人’一直被人们所曲解。人们以为我想说我们跟他人的关系总是很坏的，始终关系恶劣。然而我想说的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跟他人的关系起了疙瘩、变坏了，那么他人只是地狱。”“世界上有大量的人处于地狱的境地，因为他们太依附于他人的判断。”萨特说，该剧的第二层意思是，“不管我们处在怎样的地狱圈内，我想我们有砸碎地狱的自由。如果有人不这么做，他们就是自愿呆在里面，归根到底，他们是自愿入地狱”。⁽¹⁶⁾显然，在剧中，萨特正是通过这种“极限情境”的设置，在人与人的特殊的关系处理中就人性的本质来向观众提问，并试图激发观众观赏的热情和思考的兴趣。

其三，戏剧情境的设置是为了尽快地揭示出戏剧的主要矛盾并预示其可能发展的趋势和方向，足以引起观众的兴趣和注意力。比如，曾经享誉世界几十年的阿瑟·密勒的《萨勒姆的女巫》，中国国家话剧院曾把它搬上了中国的舞台。《萨勒姆的女巫》所依据的历史事实是1692年发生在北美马萨诸塞州萨勒姆镇的捉巫案；阿瑟·密勒把它搬上舞台，是有感于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那场反共政治迫害运动。虽然阿瑟·密勒不是一个激进的左派人士，但在美国麦卡锡主义肆虐的年代，他还是受到了美国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的审问。这一段经历，经常会出现在他的剧作中，给他的剧作带来某种程度的紧张感，而《萨勒姆的女巫》则直接地表达了作者的这种内在的紧张。他创作这部戏的用意非常明显，就是要揭示“人类史上最古怪最可憎的一页的本质”。尽管创作意图如此显明，但这部戏并没有停留在情绪的宣泄上，也没有缠绕在观念表达之中；相反，他是把这种恐怖置于一种复杂而又具体的状况，也就是在一种特定的戏剧情境中加以展示。该剧在骇人听闻的戏剧情境的设置中表达的是对人性弱点的关注和对生命意义的拷问：一段婚外恋情竟然导致三个当事人之间的生死搏斗；一群女孩子近乎恶作剧的揭发指证竟然造成数百人被关押、十几人被绞死；小镇居民邻里之间的恩恩怨怨、利益冲突竟然演变成大规模的诬陷和报复……而当绞索悬在剧中人的头顶上等着他在诚实和谎言之间作出事关生死的选择时，实际上每一个观众的灵魂也在同一时刻受到拷问。特别是到了该剧的第四幕，腥风血雨中的人人自危，良知与苟活、真实与谎言都在此得到了最充分的张扬。

而作为新时期探索剧的一个重要成果的《桑树坪纪事》(1988，朱晓平等编剧，徐晓钟、陈子度导演)的演出，也曾引起巨大的反响。该剧描写一个偏远、封闭的西北山村——桑树坪所发生的故事。剧中设置了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境：在那个封闭的、为封建主义的蒙昧、“左”的思潮和极端贫困所困扰、所摧残的桑树坪，那些原本善良而朴实的人们，在人性上产生扭曲畸变。全剧透过“麦客榆娃与小寡妇彩芳之恋”，“福林和他的婆姨”，“杀人嫌疑犯王志科的遭遇”，“耕牛豁子之死”等事件，展现了农村妇女的悲惨、痛苦的命运。青女离婚不被准许，终于疯了；彩芳想再嫁，却遭到全村人的野蛮拷打。血淋淋的相互撕咬、角斗，使20世纪的桑树坪依然停留在黑暗的封建宗法制度的阴影之中。而贫困使得生存竞争更为残酷，村长李金斗同公社的估产干部的死纠活缠，与麦客市场上“霸场的”斗智斗勇，甚至他想置外姓人王志科于死地，也无处不显示着一种更深层的宗法伦理制度和观念的存在。

总而言之，诚如萨特所言，戏剧情境犹如一座人生的实验室，其中更多的是戏剧家人为设置的各种特殊的人物性格、关系及各种具体的人生境遇。如果说，科学家是在实验室中设置各种条件来研究物质的性质，那么，戏剧家则是通过戏剧舞台上的各种情境的设置，假定各种各样的社会境况，使得各种角色、人物在其中产生各种各样的“化学反应”，来展示多姿多彩的人生，来探究人性的奥秘、拷问人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