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现实主义的鼎盛

19世纪初以来，由于受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达尔文关于自然选择的生物进化理论、贝尔纳的实验医学以及马克思《资本论》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人类行为、开展社会批判的理论的影响，在一场自然科学的革命出现的同时，以法国为中心出现了以巴尔扎克、福楼拜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运动。这一运动很快波及整个欧洲，并且与左拉的自然主义的艺术实验相呼应，汇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写实主义潮流。在这股潮流的促动之下，西方的戏剧艺术得以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当现实主义刚出现的时候，它并不为人们所乐于接受。现实主义戏剧家反对浪漫主义的情境设置和人物塑造，试图把那些在日常生活观察中得以证实的东西尽可能地搬上舞台，强调从现实而不是从理想出发，客观地再现现实，反映人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揭露现实的丑恶。从而，现实主义戏剧以这种客观性为基础，在舞台上追求真实，努力营造各种逼真的生活场景，试图给观众带来似真的生活幻觉，以满足人们的窥视欲望。特别是左拉所倡导的自然主义，更要求戏剧严格遵循科学精神，强调人物的活动完全受制于遗传和环境的力量，所以，自然主义的戏剧所致力于表现的多是人们的本能行为，让剧中人物及情境来代表某种同类人的一般状况，于是，不仅人的个性不见了，甚至基本的人性也就变成了人的自然属性，而不是社会属性。尽管如此，现实主义写实求真的艺术观念和实践还是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意义和醒世价值的，也确实在19世纪的中后期带来了一个新的戏剧创作的高峰。

不过，当现实主义戏剧家试图把这一切客观真实的生活场景都呈现在观众面前时，现实生活的全部真实还是可能被歪曲的。我们知道，像易卜生那样的现实主义戏剧家，也试图在对话中避免富于诗意的言辞和过分的感情。但是由于严格限定舞台行动的要求和戏剧情节结构的紧凑，通常也是不可能完全精确地再现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一切。因而，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

应该说，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舞台实践，在表演和导演方面对后世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以法国安托万(1857- 1943年)为首的一批导演和演员，他们于1887年在巴黎创建“自由剧院”，从舞台实践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革新，讲究写实，刻意求真，提出了所谓“第四堵墙”的戏剧观念，成为继“三一律”之后西方写实戏剧的一个新的教条。

在创作方面，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戏剧的代表作家是小仲马(1824-1895年)。他提倡写问题剧，主张以戏剧改革社会，对当时法国的诸多社会矛盾都有较深刻的揭示和批判。小仲马的剧作取材于现实生活，反映当时的社会问题，代表作《茶花女》反映交际花、高等娼妓的所谓“半上流社会”问题，《金钱问题》和《私生子》也触及资产阶级社会问题，都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倾向。

在英国，19世纪90年代初，萧伯纳的重要剧本《鳏夫的房产》、《华伦夫人的职业》相继问世，这些作品揭露了当代社会的尖锐矛盾，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个性，在幽默风趣中寄寓深刻的讽刺。而王尔德(1856-1900年)一般被认为是唯美主义的鼓吹者，但在他的喜剧创作中，却表现出一种现实主义的批判态度。他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1892)、《认真的重要》(1895)等剧作对上层社会的虚伪进行了揭露和嘲讽。王尔德的风俗喜剧在创作上刻意求工，语言机智风趣，情节的发展出人意料而又轻松自然。

批判现实主义最为著名的戏剧家当推挪威的易卜生(1828- 1906年)。易卜生作为现实主义戏剧的代表性人物，曾被誉为是欧洲近代社会问题剧的始祖。其剧作从道德、宗教、法律、教育和妇女地位等方面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的痼疾，并以其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和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对世界近现代戏剧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由此，他甚至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他的现实主义戏剧既是欧洲悲剧传统的继承，同时他更把资产阶级家庭中的深刻矛盾和敏感问题搬上舞台，揭露社会上所隐蔽着的各种矛盾，特别是那些在美丽的面纱之后的种种丑恶和虚伪：道德上的双重性，思想禁锢，背叛，欺骗和种种不安全的社会现实。在其代表作《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罗斯莫庄》等作品当中，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生活中那些丑恶和虚伪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另一方面，也让人们看到个人对社会权威、文化传统的怀疑、冲突与反抗。正像《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娜拉说的：“我一定要弄清楚谁是正确的，是社会还是我。”在形式技巧上，易卜生不仅直接糅合了两个风格完全不同作家的传统：法国的斯克里布和德国的黑贝尔，斯克里布教他如何把戏剧的情节安排得场次分明、结构合理，黑贝尔则把当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冲突移植到舞台上，从而创造了一种“指出问题的戏剧”；同时更是明显继承了古希腊以来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戏剧传统而又加以发扬光大，使得这种传统到了现代戏剧中仍然保持了旺盛的活力。

现实主义戏剧在俄国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俄国戏剧较早就形成了一种批判、讽刺现实的传统，并进而在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年)、果戈理(1809-1852年)、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年)等人的剧作中得到鲜明的体现。格里鲍耶陀夫的《智慧的痛苦》首次将爱情故事与社会主题结合在一起。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悲剧的代表作家，他的剧作富有鲜明的民主思想和民族特色，他的《自家人好算帐》、《大雷雨》、《没有陪嫁的女人》等剧作大大丰富和拓展了俄国现实主义的戏剧舞台。果戈理则是世界著名的讽刺喜剧家，他继承、发展俄国戏剧的讽刺批判的传统，代表着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喜剧的最高成就。而契诃夫(1860-1904年)的《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姐妹》、《樱桃园》等则是运用将激烈的冲突深深地隐藏于人物内心的现实主义手法，最大限度地减弱了人物之间的外部冲突，从而以戏剧所特有的艺术时空来表现他们的心理活动，使得戏剧获得了一种“内在戏剧性”，这也正是契诃夫戏剧的最突出的风格。由此契诃夫得以成为“心理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高尔基(1868-1936年)则以《小市民》、《底层》等剧作深切地表现社会底层的生活现实，开启了前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先河。

现实主义戏剧占据了欧洲19世纪后期的戏剧舞台，不仅使得西方戏剧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而且也成为20世纪以来现代戏剧的一个明显的开端。在易卜生、斯特林堡、契诃夫以及萧伯纳的时代，主流的戏剧在风格和内容上都是现实主义的，是写实的，“第四堵墙”式的。作为一场戏剧运动的现实主义大概经历了30年左右的时间，如果说这场运动是短暂的，然而其影响却是广泛而深远的。50年之后，尽管现实主义戏剧的表现方式由于多方面的社会文化的变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变化，但是阿瑟·密勒还是承认他受益于易卜生不浅，而田纳西·威廉斯也承认契诃夫给予他的巨大的影响。应该说，现实主义也成为西方戏剧传统的一种集大成式的阶段和思潮。随后出现的西方戏剧的各种现代主义思潮流派都或多或少地与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恰如斯泰恩所言：“现实主义大师们如易卜生、斯特林堡、契诃夫等人的重大成就对在20世纪为戏剧寻找新方向的所有一切剧作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莫斯科艺术剧院所创立的现实主义表演原则和标准，对于电影和电视的所有戏剧媒介来说，首先是极为有用的，而且在今天的演员训练中还几乎是无法忽视的。现实主义已经对戏剧的各个方面如剧作家、演员、导演和观众提出了一些新的而且重要的美学要求。”⁽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