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西方的原始戏剧与民间戏剧

历史上，早在4000多年前古埃及为庆祝主神奥赛利斯举行的宗教节日活动中，曾产生过所谓的“阿皮杜斯受难剧”。而古希腊戏剧最早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是从庆祝酒神狄俄尼索斯的仪式中产生了悲剧与喜剧。然而，由于古埃及的戏剧的萌芽都局限在宗教和宫廷礼仪中使用，戏剧始终未能获得发展。但在古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祭奠仪式在民主制的雅典城邦发展成为具有群众性的民间庆节活动的戏剧竞赛。人们在祭祀酒神狄俄尼索斯的仪式中，吟唱酒神颂，讲述酒神在人间的功德。这种祭祀仪式最终发展成为古希腊的戏剧文化。从古希腊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一剧来看，剧中主人公普罗米修斯是古希腊神话中一位人类的保护神，他的名字在希腊语中的含义就是“预见者”、“先知”的意思。以人类学的观点来看，预见、先知，正是巫师所具备的特征；而最早的巫也就是人中之神。因此，普罗米修斯的原型也许就是古希腊人的巫。《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没有描写普罗米修斯与众神之王宙斯之间复杂尖锐的斗争历程，而只是截取了他被宙斯缚于高加索悬崖上受尽磨难的一刻。这就很像是源于一场原始的祭祀仪式。这个戏结构简单、动作极少，剧中角色也以神灵居多，合唱诗句占全剧的比重较大，亦与一场祭祀仪式十分相似。

正是在此基础上，公元前5世纪，形成了古希腊戏剧的繁荣，并且在后来的古罗马文化中得到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而到了欧洲中世纪，宗教戏剧则占有统治地位。英国的神秘剧、法国的奇迹剧、意大利的圣剧、西班牙的劝世剧、德国的鬼神剧，都属于宗教戏剧。欧洲中世纪宗教戏剧生成于基督教的仪式和庆典活动。宗教戏剧的内容也大多是圣经故事，如耶酥的降生、受难、复活，诺亚造方舟，约拿和鲸鱼，参孙和达利拉的故事等。当圣经题材被反复使用后，宗教剧又出现了圣徒和殉难者故事的剧目。与此同时，欧洲各国的民间戏剧(folk play)也一直未曾泯灭，如中世纪英格兰乡村的“假面哑剧”、法国“愚人节”的讽刺笑剧及闹剧等，都曾经风行一时。并且正是这些中世纪的宗教戏剧和民间戏剧才真正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繁盛提供了重要的土壤。

在中国，古代的傩戏以及各种民间仪式戏剧、宗教戏剧也有着数千年历史。《吕氏春秋·古乐》中就明确记载了一场典型的丰产巫术仪式：“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缘’，八曰‘总禽兽之极’”。这里，仅从“三人操牛尾”情形来看，表现的可能就是一种巫术的“杀牛祭”，其中“三人操牛尾”的化装模拟的表演，“八阕”之中的一些简单的情节，就足以使其被称为一部中国的原始戏剧。与“葛天氏之乐”相类似，先秦时代的古乐也就成为中国戏曲生成的重要的“前戏剧”形态。而且，自两汉至隋唐，民间乐舞百戏也一直活跃在各种勾栏瓦肆之中，成为中国戏曲生成的重要的文化土壤。如果说，前者是中国戏曲发生的远源，后者则是中国戏曲发生的近源。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原始巫术并没有演化成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但是随着发源于印度的佛教的东传，宗教与演剧之间也产生了一定的关联。宋元以来出现的规模宏大的佛教戏剧《目连救母》则是一部介于宗教教化与审美娱乐之间的“准戏剧”。目连是古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人，皈依释迦牟尼之后，成为他的“十大弟子”之一。目连故事随佛教而传入中国，与中国民间的丰产祭仪结下了不解之缘，并逐渐地中国化。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佛教称为“盂兰盆节”，《目连救母》是广大乡村在这个节日所举行的丰年祭祀的必演剧目。其中演述的是目连之母刘青提因呵佛骂祖而被打入地狱之后遭受磨难，目连不畏艰难险阻，遍游地狱寻母、求佛救母的故事。剧中宣扬的是一种融合了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和佛教的宗教教义，因而成为中国广大乡民的一部生动的道德和宗教的教科书。

处于人类社会早期的原始戏剧以及形式多样的民间戏剧，作为戏剧的源头——远源和近源——毕竟还只是属于一种“前戏剧”形态。只有当它们随着文明的演进，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心理的条件下汇聚成一种诗性的追求和审美表现的意志时，才有可能带来真正的戏剧的成熟和繁荣。诚如德国戏剧学者古斯塔夫·弗莱塔克所指出的：

在一个民族里，戏剧的繁荣当然是同许多促进力量的幸运的汇合分不开的，然而首先是由于在当代人的现实生活中，相应的内心活动已经频繁地和大量地出现。只有当一个民族已经发展到某种高度，人们已经习惯于在一个行动的各种因素之前，目光锐利地观察自己和别人，语言已经达到了高度的灵活性和巧妙的辩证法，个人已经不再受古代传统的和外界力量的史诗性魔力的约束，不再受传统公式和民间习惯的束缚，而能比较自由自在地安排自己的生活的时候，这才是可能的。⁽¹⁹⁾

这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戏剧的成熟和繁荣固然离不开多种力量的促成，但是戏剧的种子却必然要在其早期的原始社会和深厚的民间文化，特别是人们的精神生活的土壤中孕育和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