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力的人生三步曲

——记隆安律师事务所创办人、合伙人徐家力律师

大律师

如果要从一位普通人物身上去寻找中国自“文革”以来的历史变迁轨迹，徐家力无疑是合适的人选。今年44岁的徐家力，1960年出生在辽宁，时逢新中国最艰苦的饥荒年代，童年在文革的动荡中度过，却幸运地在1979年通过高考进入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端上了铁饭碗，然而，又于20世纪80年代末毅然辞职下海，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春风里办起了个人律师事务所——隆安律师事务所(L＆A Law Firm)。

童年、大学和下海，徐家力的三步曲恰合了三个新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文革”、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92南巡，而他果然如母亲所说，每一次机会都能抓好。这完全是运气使然吗?

同采访其他律师一样，约定徐家力并不容易，因为除了做案子之外，他还是多所大学的兼职或正式教授，时间安排格外紧张。最终，采访被确定到晚上在他的办公室里进行。在长安街畔北京国际俱乐部老楼里隆安律师事务所空寂无人的小会议室，徐家力对记者开始了对往事的回忆，话匣子一打开就似乎难以止住。在这位理着板寸、侃侃而谈的著名律师背后，竟有着更值得阅读的并不普通的故事。

童　年

1960年，徐家力出生在东北辽宁沈阳。这是一个饥饿的年代，新中国正处在建国后三年自然灾难最困难的一年，因此，饥饿的感觉一直伴随着徐家力，直到23年后大学毕业。不过，相比起一般的同龄人，徐家力无疑是幸运的。由于父亲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工作，加上家里孩子不多(出生五年之后才有一位弟弟降临)，纵然是在食品供应短缺的年代，徐家力从小也还是“喝着牛奶长大的”，体质也就不似一般同龄孩子那么差。

然而，喝牛奶的日子并不长久。1966年，正当徐家力将要上学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徐家力回忆说，当时有句流行口号，“辽(辽宁)海(上海)两校(北大、清华)一线串”，可以表明辽宁是“重灾区”。父亲由于“站错了队”，成了“保皇派”，1967年被下放五七干校，徐家力也就被送到乡下爷爷处照料，直到1972年底才返回沈阳。这一段时间是徐家力记忆中最苦的日子，因为不仅上不了学，而且吃不上饭。

1972年，文化大革命进行过半，徐家力返回沈阳，降级插班才进入育才学校三年级就读。由于此前的学习基本荒废，徐家力笑称自己因此留下了“后遗症”——不会汉语拼音，直到今天还要向请教秘书拼音。不过，由于育才学校的特殊背景，徐家力却是从此就“上了一艘快船”。

辽宁育才学校，1947年东北解放时由部分延安保育院迁到辽宁而成，北京和上海也各有一个类似的育才，三家其实有着共同的血缘。因此，辽宁的育才学校也就是一所中共高干子弟学校，其第一任校长是高岗的爱人。能在这个学校就读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待遇。徐家力回忆说，“文革”前育才学校的多数学生上下学就有专车接送。到今天，育才学校的不少校友成为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层领导人。徐家力亦坦言，之所以自己事业上能有今天，得益于育才学校。

这时的育才学校在进行教育体制改革，试行九年一贯制，即不分小学、初中和高中。到1978年，正是高考恢复第二年，徐家力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课程，走上了考场。然而，这是一次惨败的考试。徐家力数理化三门共得了84分，唯一的收获是证明自己不是学理科的材料。高考落榜之后，徐家力动了参军的念头，不料又因视力近视未获通过。此时，恰逢育才恢复旧体制，保留了1978年毕业的学生一年高考资格。峰回路转，徐家力才又获得一次高考的机会。而如果没有这次高考，徐家力的今天很可能会是另一副模样。

1979年1月1日，离高考只有6个月，徐家力成为育才学校首个文科班十名学生之一。六门课中，语文和政治靠平时积累，英语和数学彻底放弃，徐家力全力学习——不是复习——历史和地理，经过六个月准备，走上了考场。“绝对有把握上辽大(辽宁大学)，争取吉大(吉林大学)。”这是徐家力考试结束后的感觉。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徐家力居然取得了当年沈阳第一的成绩。

填报志愿时，在放过了军校和艺术院校之后，徐家力选择了复旦大学新闻系。但父亲认为，一是上海太远，二是上海人不好相处，从而加以否决。在父亲的建议下，从小爱打架的徐家力最终选择了北京大学法律系。不久，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寄到沈阳。“一个文盲来到了北大。”徐家力说。

大　学

1980年9月，徐家力离家来到北大。这本应是人生最舒适的一个阶段的开始，可对于徐家力来说，北大的最初两年是压抑而难受的。“表面上是人生高潮，实际是却是情绪的低谷。”徐家力说。

最大的压力来自于优秀的同学——八千北大精英。北大的同学分成两类，一是年轻的应届的毕业生，二是年长的成人学生，有大队书记、车间主任、现役军人，年龄相差大的有十多岁。不论从智力上，还是从能力上，徐家力都觉得，“自己太渺小了”。无可否认，当你与诗人海子、记者唐师曾这样的灵杰为同学时，你的得意与失意都不会少。第二年“五一”，徐家力干脆跑回沈阳，以缓解难受的心情。直到今天，徐家力说，如果有哪个北大的学生说自己在北大的生活愉快，他绝不相信。

两年之后，徐家力开始适应了北大的集体生活，也通过发挥自己的特长——长跑——找到了施展才能的舞台——担任校学生会体育部长，生活逐渐丰富起来。最令徐家力难忘的是邀请当时威风无限的中国女排到北大。1981年，北大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后来这一口号成为那个时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口号。徐家力自豪地说，提出这一口号的就是法律系。另一件徐家力的得意之作是组织成立北大自行车队，暑假策划了50多人的全国自行车旅游。这些看似与学习无关的活动让徐家力找到了自信，结交了朋友，从而又为日后他开展律师业务打上了伏笔。

四年大学转眼即逝，临近毕业，大家各奔前程。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百废待兴，尤其是法律人才属于稀缺资源。徐家力回忆说，当时同学们找工作，可供选择的单位又多又好，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纪检委、最高人民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等，连想回地方都回不了。不过，24岁的徐家力觉得自己还年轻，选择了继续深造，准备报考本校硕士研究生。然而，30多个研究生名额，仅北大本校法律系就有70多人准备报考。在大家商量之下，徐家力无奈被“取消”报考资格，“分配”报考中国政法大学，并顺利考中，学习刑法专业。中国政法大学1983年由北京政治学院恢复校名，研究生院此时刚刚成立，缺乏教师，徐家力不得不到中国人民大学请来中国刑法学会副会长、王作复老师担任自己的导师。三年下来，徐家力在导师在人大、学籍在政法的情况下，来回奔波学完了课程。1987年，26岁的徐家力完成研究生学业，进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

下　海

在高检最初的工作是令徐家力感觉新鲜有意思的，但是，在北京市检察院锻炼两年之后，徐家力觉得自己的性格不适合机关。在一个待遇看工龄不看学历、接电话太多也被视为缺点的机构里，徐家力感压抑而厌倦。虽然当时还看不清律师的前途，徐家力还是毅然提出了辞职。这是高检第一位提出辞职的研究生，因此，徐家力一时成为高检的新闻人物。当时的检察长杨毅成告诉徐家力，“想都别想”。父亲听到徐家力辞职的消息，急得连夜坐火车从辽宁赶到北京，但也被固执的徐家力劝回了家。最终，在徐家力的坚持下，高检允许徐家力辞职，但条件是保留组织关系。

1989年3月，徐家力在天平律师事务所开始了律师生涯，收入从在高检时的97块钱增加到几百块。一切看似顺利，却不料万事开头难，一下赶上“六四”风波，中国的经济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律师的工作自然也少了很多。在天平，徐家力不得不从离婚、继承等小案子着手，开始一步一步学习。在天平的两年，工作虽然辛苦，但令徐家力最欣喜的是，自己如鱼得水，终于找到了特别适合的工作。

1992年，春天来了。这一年春节前后，邓小平南巡深圳，肯定了改革开放，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霾一扫而空，中国经济开始重新活跃起来。司法部此时也出台文件，允许个人开办合作律师事务所。徐家力真正感到机会来了。

徐家力说动当时在最高人民法院担任任建新院长秘书职务的北大同窗李京生，加上另一位北大同窗李大中，三人一起申请创办隆安律师事务所，获得批准，成为10家首批获准的个人律师事务所之一——也是当时中国第一家全部由硕士律师组成的律师事务所。这一年，徐家力32岁，也迎来了他职业生涯真正开始腾飞的时刻。

徐家力回忆说，当时由于经济开始重新活跃，找着办案子的客户多得让人都没空吃饭。因此，后来每次听到“春天的故事”这首歌，徐家力就深有感触，觉得自己赶上了好时机。

“风云之后见彩虹”，徐家力下海之后的职业道路一路畅通。1995年，他当选北京市首届由律师组成的律师协会的七名常务理事之一;1996年，他被评为北京第一届十佳律师之一。而要将他担任的各种社会职务一一列出，可能需要半页纸。现在，他领导的隆安律师事务所现在拥有近七十名专、兼职律师，其中法学博士后1人、法学博士2人、法学硕士23人、法学学士28人、法学教授10人，是全国最有影响的本土律师事务所之一。

徐家力最主要的精力用于刑事案和知识产权案。在经手的诸多官司中，最令他难忘的刑事案件是一桩山西假酒案。1998年春节之后不久、两会召开前夕，山西文水有农民从太原化肥厂购买了工业酒精兑酒，假酒流入当地农村，造成100多人死亡。由于此案重大，国家领导人对批示严办。

徐家力率领着三十几位律师组成的辩护团，担任太原化肥厂十七名被告的辩护人。太原化肥厂属全国特大型企业，受此案牵连，工厂停顿，每天损失高达几百万，而且更有十多人面临牢狱甚至生命之灾。因此，徐家力深感辩护责任重大，而对手也不弱，是一位全国最佳公诉人。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辩护，耗时三天。最终，法院采纳被告律师的辩护，检察院撤销案件。

未　来

不吸烟喝酒，生活酷似清教徒，把精神上的享受当作真正的快乐，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以上，还要打一个小时网球，而在飞机上的旅行是最好的阅读时间，这是今天徐家力的生活状态。面对已有的成就，已过不惑之年、早生华发的徐家力并不满足，又提出了二次创业的主张——从万金油型律师转型为学者型律师，即专业化。为此，徐家力师从中国知识产权第一人郑成思，并于2000年取得博士学位，随后又成为中国第一个知识产权博士后，而且是第一位在职取得博士后的律师。

在徐家力看来，学者与律师是两种少数能完美结合的职业，成为这样一个两者完美结合，是他对未来的梦想。徐家力说，知名法学家江平是他眼中的一个榜样，但可惜江平做律师做得还不够彻底。“五年以后，我会成为博导。”徐家力自信地说，“成为学术上的权威，同时具有足够的实践经验。”

随着知识经济来临，徐家力认为，未来的商标和专利侵权会越来越普遍。他提出，中国需要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国策，同时，企业要有系统的保护知识产权的策略。因此，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文化和法律是中国目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并且导致了中国在创新方面的落后。徐家力的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的题目就是《网络与电子商务的知识产权保护》，其中探讨了网络传输、链接、网络服务提供、网络数据库、域名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网络知识产权案件的司法管辖等前沿问题。

今年二月，徐家力赴印度访问。从这个中国近邻飞速增长的身上，徐家力看到了印度法治健全带来的好处，也深感中国缺乏知识产权保护带来的隐忧与危害。徐家力认为，除去印度人的英语优势、数学长处，印度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比中国要好，从而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印度的在信息产业上的领先。因此，他主张，我国在高科技产品上缺乏专利，但对于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有着自己独特传统文化，国家需要从知识产权的角度对此加以保护。

结束了这场长达1个半小时的访谈，连打扫卫生的工作人员也都已经离开办公室。走出大门，徐家力开玩笑似地说，“现在都还有客户在等着我呢，你信吗?”

——《法人》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