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性共识的塑造: 电视媒介塑造认同的新方式——以《大声说》、《东方直播室》等谈话栏目为例⁽¹⁾

邢虹文⁽²⁾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手机等现代新媒体不断涌现，现代社会传播方式发生了重大转折，由此带来现代媒介融合文化的出现。可以说，融合文化的出现是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个因素是传媒所有权的集中。对多种平台的占有促使传媒巨头们在不同平台之间传播媒体内容。第二个因素是技术的变迁。新技术的发展导致新媒介平台的出现。第三个因素则与传媒的消费者密切相关，即消费者主动选择媒介平台⁽³⁾。在这个媒介融合的过程中，对于电视媒介来说，传播方式的转变，直接导致了电视观看方式和作用机制的变迁。而新媒体技术的引入，已经对传统电视媒介影响力和认同塑造方式产生了极大的挑战。正如卡斯特所指出的，在网络时代，工业时代的合法性认同正在转变为抗拒性和规划性认同⁽⁴⁾。由此，电视媒介必须转变传统的生产理念与制作模式，适应信息时代认同塑造的要求，在多元价值中取得共识。近年来，电视媒介的这种转型已经凸显出来，本文将通过对典型谈话栏目的节目形态分析来阐明信息时代电视媒介塑造社会认同与共识的方式和路径。

一、媒介融合对电视塑造认同的挑战

正如媒体分析师Vin Crosbie所指出的，新媒体“能对大众同时提供个性化的内容，是传播者和接受者融会成对等的交流者，而无数的交流者相互间可以同时进行个性化交流的媒体”⁽⁵⁾。换句话说，所谓新媒体就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在新媒体的冲击下，传统的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都面临着如何转型的挑战。从近年来电视媒介的发展来看，与互联网、手机技术媒介融合的趋势日趋明显，而现代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传统电视媒介的转型提供了空间和可能。比如，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基础网络设施的完善，通过网络来收看电视视频开始成为受众观看电视的重要方式之一。当然，这种方式还只是将电视频道内容简单地搬上互联网，并没有实现网络与电视的真正融合。最具革命性的当属网络电视的出现，它融合了网络与电视媒介，可直播或点播音视频节目，并进行即时互动，还可享受网络游戏、订票、缴费、查询信息等电子商务服务，是理想的家庭信息服务终端。2010年以来，我国已经开始推进“三网融合”的试点和建设，力图将互联网、电信网和广电网统一为一个物理终端，这也为网络电视未来的发展描绘了美好的愿景。

长久以来，由于技术的限制，电视传播一直基本上是单向传播，也就是“你播什么，我看什么;你播多少，我看多少”的“点对面”式传播，受众基本上是被动观看和接收。但互联网及其视频应用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改变电视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传”与“受”的强制关系被打破，受众不再只被动接受，而转为积极参与。电视将变成一个大家都可以发言的公共平台，一个人人都可以参与的“游戏”广场。这种参与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普通受众开始亲自参与到内容的制作和传播中来，网络上由网民自己制作的视频日益增多，其“草根化”、“平民化”满足了网民自我创造、自我娱乐的心理需求;另一方面，随着媒介竞争的激烈，电视媒介在提升受众参与性的途径上也不断进行探索，近年来各种选秀节目如“真人秀”节目的大量涌现便是一例。在这些节目中，既有草根性的受众参与，也有着平民化、大众化的趋向，观众在现场或者通过手机、E-mail以及热线电话进行参与，并且这种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或塑造了电视节目⁽⁶⁾。可以说，现代信息技术正在改变着电视媒介与受众之间的关系。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公民媒体、公民记者的时代将会到来。人人都能当记者，人人都可以做节目。更具体地说，公民媒体是人们分享信息、观点的工具和平台，在形式上以简便型科技建构公众可以参与的媒介，在内容上以多样性文体探讨大众媒体忽略的议题和观点，在行动上挑战既得利益、推展社会改革⁽⁷⁾。不难看出，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将使包括电视在内的大众传媒变得越来越开放。而作为电视媒体本身，则面临着如何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应对，以便能够在这样一个受众能动性普遍提升的时代获得主动性，提升其影响力。正基于此，在塑造社会共识、凝聚价值认同方面，如何进一步发挥电视媒介的积极作用，是当前一个值得研究的现实问题。

二、电视谈话节目:对抗性与共识的塑造

哈贝马斯认为，社会需要多元化观点的沟通，在沟通交往过程中，人们认识到自己观点的片面性，而人类通情达理的天性让人们交流后在不排斥异质性的同时走向共同点⁽⁸⁾。从某种意义上看，电视谈话节目的本质在于人际交流的真实与自然。在节目中，围绕社会关心的焦点问题，来自各方面的不同“声音”进行交锋，并由此对多样化的观点和价值进行积极引导，进而促成社会共识的形成。在新的矛盾的公共领域中，各种各样的公众试图通过协商达成妥协，“其追求的是平衡差别，方便相对不强大者的再现，限制最强大者的话语，以达到诚实的、可应用的妥协”⁽⁹⁾。无论如何，通过借助人际传播来实现大众传播，电视谈话节目进一步强化了受众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加快转型，由此带来社会文化领域日趋开放和分化，社会价值的分歧以及共识的缺失日益凸显。正基于此，如何在已然分化、多样化的价值观念基础之上达成共识，对电视谈话节目提出了新的要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上海广播电视台从2009年起相继推出了《大声说》、《风言锋语》等谈话节目，就是对这种要求的有力回应。

与传统的文化类谈话节目相比，《大声说》在节目的立意、话题、调性、表达方式等方面都有一些突破。自从2009年起，艺术人文频道创办了文化批评脱口秀栏目《大声说》，开播以后取得了较好的反响，这取决于栏目创意与时下公共话题的密切结合，在形式上则激发了网络时代的受众参与和对抗性辩论，以电视媒介作为平台，为多样化的价值和观点提供表达的空间。从节目形式上，由主持人孙国庆每期邀请三位有影响力的权威人士和三位观点另类、敢于挑战权威的新锐人士，形成激烈的谈话场。每期有一方作为提案方提出观点，从而引发广泛的论辩和思考，正如费斯克所言，在节目开始与终止之间的结构紧张形成了电视谈话节目的类型基础，也是这类公共领域所彰显的主要动力⁽¹⁰⁾;在节目内容上，《大声说》的话题与社会、文化热点紧密相关，精心选取社会大众中备受关注和广泛热议的话题，如“贺岁档是不是国产影片的救命稻草?”、“明星该不该换国籍?”等热门话题;在表现手法上，节目的表现手法带有互联网的诸多元素，具有强烈的网络精神:让观众由被动观看转变为主动参与。现场所有观众享有绝对的主动权，随时都可以转变立场，或直接跑到对方阵营，或走到话筒前发表观点，所有人都拥有直接表达观点的权力⁽¹¹⁾。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节目内容的吸引力和直白的表达方式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趣味，无论场上嘉宾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都能强烈感受到“被影响”的氛围。从其影响来看，分属不同社会群体的谈话者(主要是嘉宾与现场观众)，基于其社会地位、价值和信念、看事物的立场、心理特点和文化背景都有很大的差异，也造成对同一话题的观点和看法的分歧和差异。节目本身则为这些分歧的价值和观点提供了表达的空间，正是通过这种激烈的对抗式辩论的沟通行为，谈话者才能够对不同观点的合理性有所认识，并通过互相协调的方式，得到集体的理性共识⁽¹²⁾。

与《大声说》相类似的，东方卫视的《东方直播室》在与网络的对接上走得更远，并由此形成了借助电视、网络、短信、直播等多种媒介融合的传播形式。节目讨论的选题均由天涯社区的网友投票产出，通过这一中国网民最活跃的群落选择那些炙手可热的社会话题，彰显节目贴近百姓关注民生的追求。比如3月20日的《谁来救救闭肛女婴“小希望”》、4月2日的《酒友醉酒冻死家门外，护送者赔十万?》以及4月10日的《大学生就业遇阻碍杀人，昔日同窗为其求情该不该?》，等直面现实中存在的各种真实的社会事件，拷问其道德取向与价值追求。从节目形式上看，所有热点话题主人公都将被邀请到现场，在节目现场陈述自己的心声。让“郁闷”的人有个说话的地方和机会，不但形成了《东方直播室》紧扣人心的特色，而且主人公的到场，更体现了节目的真实性。同时，节目组将邀请几名不同领域专家评论员到现场，律师、心理咨询师、媒体人、名嘴等，这些专家评论员将分成正反两方发表自己的疑问和观点。此外，节目还将通过天涯社区征集出来50位网友，分为红蓝方各25人，形成“两军”对垒的架势。两方中各有6位网友能抢到“沙发”，这些网友将代表本方“辩战”。在新媒体技术运用上，节目采用将电视、网络、手机融合——“三网融合”技术，打破了演播室的局限，观众参与节目的录制或者直播，不再要到现场，只要坐在家里的电脑前，通过SMG百视通网络视频播出系统技术，收看《东方直播室》的录制现场，并作为节目的一个构成版块，实现全程参与节目，进行话题讨论和及时的反馈，比如受众可以针对话题发送手机短信留言，节目下方会滚动直播更新受众的感受和看法，将受众的看法直接呈现在电视机屏幕前，观众可以看到各种声援赞同或愤怒反对的声音;其线上和手机投票也更具有真实性⁽¹³⁾。节目致力于建构三屏合一的意见平台，针对热点新闻，特点事件，全方面反映社会各方意见，为观众提供一个畅所欲言的平台，一个获得建设性意见的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节目的参与者还是观看者，都能够直接(表达)或者间接(接受以后进行批判)地表达自身对公共社会问题的态度和看法，而这种观点表达和争论直接反映了观众自身的态度，同时也看到了其他观点的合理性，从而形成了一种共识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谈话节目反映了仪式传播当中的“分享”、“参与”、“友情”，甚至“联结”的概念，而谈话节目提供自由、非结构的表达渠道，也具有公共领域的价值与看法⁽¹⁴⁾。并且，透过媒体可以促进及合理化公共协商，透过妥协而非共识的方法，来处理对立及边缘组织之意见⁽¹⁵⁾。总而言之，这些新锐谈话节目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引导观众进行理性的思考，给人以智慧的启迪，发挥了传承人文精神、弘扬主流文化，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和文化导向的作用。正如费斯克所指出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文本如果要让受压制或受支配的人喜欢，就必须包含持反对意见的读者能加以激活的矛盾(无论这样的矛盾如何受到抑制)，使之服务于他们的文化利益。没有这些矛盾的文本就只能受到那些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安无事的人们的欢迎”⁽¹⁶⁾。

三、商讨共识:认同机制的重构

正如卡斯特所指出的，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的重新建构，催生出了一个新的社会模式——网络社会。它的特征表现为:经济行为的全球化，网络成为社会的组织形式，工作是灵活而不固定的，劳动是个性化的。网络通过改变生活、改变空间和时间等物质基础，来构建一个流动的空间和无限的时间。在这个时代里，人们缺乏一种普遍的认同感，也不再把原来的社会看做是一种有意义的社会系统⁽¹⁷⁾。正是在这种流动过程和空间中，个体的社会关系逐步趋于“暂时化”。“灵活”是当今的口号，人们以“短期合同”从事劳动，任何职位都没有内在的稳定性。当今的不稳定是一种强大的个体分化力量，“共同利益”、“阶级组织”已经变得不再可能，在长期雇用中形成的相互忠诚和相互依赖已难以发芽⁽¹⁸⁾，由此也就造成了社会关系纽带的弱化和归属感的消解，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认同的缺失与共识塑造就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

在这个时期，个体化主义日益彰显，由此对共同体及其认同产生了某种解构。按照鲍曼的观点，“个体分化”这一观念所承载的是个体的解放，即从归属于自己、通过遗传获得、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的确定性中解放出来。“个体分化”在于将人的个性特征从“给定”转变成一种任务，从拥有状态变成一种存在状态。但是随着个体化的进一步发展，人们越来越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他们对这个动荡世界的理性反应是目光短浅、对长期生活漠不关心、把生活分割为碎片⁽¹⁹⁾。由此，工业社会的阶级文化与共识进一步被消解，正如贝克所指出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制度化的个体化过程”(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zation)⁽²⁰⁾。工业社会合法性认同感的瓦解促成了社会认同的分化和多样化。从某种意义上看，正是出于抵制工业社会合法性的认同，新的社会认同正在形成之中。然而，“所有这些组成部分不是紧紧地依附在一起的;它们在逻辑上互相排斥，它们的共存也绝不是非常平静的”⁽²¹⁾。在高度个人化的现代社会，电视媒介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间歇性地发挥大规范的整合作用，在常态中较为孤立的个人在媒介事件中重新认同大群体。然而近年媒体在共识政治的基调中，却引发更复杂的分裂、对立、倾轨以及多元认同的角力。这种既凝聚亦分化的改变，一方面意味着媒介在凝聚社会共识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现实社会共识的建构往往是一种“商讨共识”，或者说是一种在争论或者纷争基础之上的共识。

从某种意义上看，一种共识的达成可以遵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基本思路。所谓自上而下的思路，是指通过预先假定一种先验的理论前提来演绎出一整套运行规则和制度。这种通过先验论方式而达致认同的方式，往往需要借助强烈的意识形态宣传、行政干预等强硬手段加以实现，因而具有强权色彩。这种社会共识的形成于封闭的社会。然而对于开放、多元的现代社会，这种共识塑造方式是很难实现的，必须要关注到存在于社会现实中的不同声音的合理性。所谓自下而上的思路是指在充分尊重现代社会“合理的多元论事实”的基础上，通过人们的交往和对话，逐步达到一种认同的结果。对于已然分化了的当代中国社会，这种认同建构的路径无疑具有现实性:价值观不仅仅需要自上而下的灌输，更需要发自社会的公共讨论来进一步延展其价值影响力。只有社会自发讨论形成的价值建构方式，才能真正扎根于民众之中，才具有生命力。正如詹森所指出的，“我们不需要更多专家的声音，或者更多信息，或者更高级的艺术，或者更好的教育”，而是呼吁“更多的参与、多元的对话”，“大众媒介是集体对话的场所，媒介内容包含了现代文化，媒介实践再生产了社会关系，……有关媒介的研究可以促进讨论:作为个人和作为社会整体，我们应当创造、保持、期望什么?”⁽²²⁾。

当然，对话不是自然发生的，对话是有意识进行与安排的，它是在问题中出现的，也是传播过程中的一种选择。对话不是追求结果，对话不是将意见强加于他人，而是与他人交换意见的过程。对话具有一种力量，它使谈话得以进行，因为对话能创造一个使传播或交往得以发展下去的情境。在纽卡姆看来，以电视为中心的现代大众文化正是发挥着“仪式”的社会功能，电视文本关注大众瞩目的论题，但蕴含了多元的观点和意义。诚如所言，“它集中关注大家共同关心的议题，反映了现实的深层困境。传统中受到压制、被视为保守的，以及具有颠覆性、解放性的各种观点，都在其中被张扬、维护、审查或改变。电视与其说是一种产品，不如说是一个过程;与其说是传播教化，不如说是协商讨论;与其说是内在一致的，不如说是矛盾和混乱的”。一言以蔽之，电视就是大众共享的“文化论坛”⁽²³⁾。由此，电视可以作为对话的平台和空间。电视媒介在塑造认同的过程中，要善于将政论性实践的多种意见表达出来，并以此作为讨论的平台，使得受众在表达自身主张合理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其各自达成共识的空间，这就需要遵循自下而上的思路，在充分尊重各种差异的基础上，通过人们商讨的形式逐步生发出一种有序化的状态，这也是电视媒介需要引导受众社会认同形成的内在路径。

【注释】

(1)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受众的社会分化与社会认同的重建:基于电视媒介的研究”(批准号:07CXW006)的阶段性成果。

(2)邢虹文，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

(3)［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M］.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60.

(4)［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0.

(5)郑治.新媒体是什么?［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1 eeecd0100085r.html.

(6)尹鸿，冉儒学，陆虹.娱乐旋风——认识电视真人秀［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71—75.

(7)成露茜.“另类的媒体实践”［G］//成露茜，罗晓南.批判的媒体识读.台北:正中书局，2005:269—283.

(8)［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71—97.

(9)［法］埃里克·麦格雷.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M］.刘芳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174.

(10)［美］约翰·费斯克.电视文化［M］.祁阿红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25—126.

(11)《大声说》全民公证会.“1月11日首档电视文化批评脱口秀《大声说》上海发声”［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1ad2 f00100c6hj.html.

(12)［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行为的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82—290.

(13)刘俐俐，李心妍.浅析电视节目制作中新媒体技术的运用——以东方直播室为例［J］.新闻世界，2001(6):53—54.

(14)Herbst，S.On electronic pubic space:Talk show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Political Communication，1995(12):263 274.

(15)Livingstone，SM，＆ Lunt，P.Talk on television:Audience participation and public debate.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1994.

(16)［美］约翰·费斯克.电视文化［M］.祁阿红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25.

(17)［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569—578.

(18)［英］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M］.范祥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14.

(19)［英］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M］.范祥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175-194.

(20)［德］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M］.李荣山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1.

(21)［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2)Jensen，J.Redeeming modernity:contradictions in media criticism.Newbury Park，Calif.:Sage Publications，1990: 180，201.

(23)Newcomb，Horace，Hirsch，Paul.Television as A Culture Forum，edited by Newcomb，Horace，The Critical View，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5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