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
牛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Oxford)和剑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这两所英国最古老的、最著名的大学，时常被合称为“牛桥”(Oxbridge)，不仅在英国高等教育体系和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对世界和人类历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作出重大贡献。“牛桥”深远的历史影响、卓越的竞争力以及独特的导师制使其成为享誉世界的一流大学。
一、英国历史的重要见证者和参与者
纵观牛津大学九个多世纪和剑桥大学八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其兴衰起伏与英国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对英国乃至世界的政治、宗教、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等影响深远。
(一)牛津大学
牛津大学的历史可追溯到1096年于牛津当地开展的一些教学活动。直到1167年后，牛津大学才开始了迅速发展，逐渐成为各地学者和学生的集中地。13世纪前后，牛津大学开始逐渐走向组织化、规范化和国际化(详见第一章)。
13世纪，城镇居民与大学师生之间的冲突和暴乱，促使牛津大学加快兴建原始的学校宿舍(halls of residence)。这些由教师(a Master)监管的中世纪学校宿舍或捐赠的房屋，后来逐渐发展成牛津的第一批“学院”(colleges)。牛津大学最早的学院——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和默顿学院(Merton College)，在1249～1264年间建成。此后不到一个世纪，牛津大学就凭借其深厚的历史、课程、特权等成为卓越的高等学府，赢得了教皇、国王和知名人士的赞誉。1355年，爱德华三世(EdwardⅢ)就称赞牛津大学在学术上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并评论牛津大学培养的优秀人才对国家所作的贡献。
早期的牛津大学是宗教和政治斗争的一个中心，学者们也有参与进来。例如，14世纪贝利奥尔学院的教师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在罗马教会的反对下，组织了用本国语翻译圣经的运动。1530年，英王亨利八世(HenryⅧ)强迫大学接受他与凯瑟琳王后(Catherine of Aragon)的离婚。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时期，英国国教的三位神职人员克兰麦(Cranmer)、拉蒂莫(Latimer)和雷德利(Ridley)因异端学说受审，并在牛津大学以火刑被处死。在英国内战中，牛津大学没能独善其身，成了保皇党派(Royalist)，英王查理一世(CharlesⅠ)也以牛津大学为基地对抗议会。17世纪，牛津大学的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涉嫌叛国罪，被迫流亡他国。
18世纪，牛津大学才逐渐脱离政治，科学发现和宗教氛围逐步恢复。在此期间，任牛津大学几何学教授的埃德蒙·哈雷(Edmund Halley)成功预测了一颗之后以其名字命名的彗星的回归。约翰·卫斯理和查理·卫斯理(John and Charles Wesley)兄弟发起了影响深远的“循道运动”，为基督教的循道宗(the Methodist)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牛津大学在维多利亚时代承担了领导者的角色，尤其是在宗教争论问题上。自1833年起开始，牛津大学的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等人领导发起了牛津运动(The Oxford Movement)，积极通过复兴天主教的某些教义和仪式来重振英国国教(Anglican Church)。1860年，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与牛津大主教威尔伯福斯(Bishop Wilberforce)在牛津大学的博物馆展开了关于进化论的著名争论。
从1878年开始，牛津大学开始为女子建立了公寓。但直到1920年，女性才被大学认可为正式成员。1974年，五个男子学院准许招收女生。自那时起，牛津大学各学院修改章程，都准许招收男生和女生。牛津大学的最后一个单一性别的女子学院——圣希尔达学院(St Hilda's College)，也于2008年开始接收男女学生。自20世纪以来，牛津大学在以传统人文学科为核心的基础上，主要加强了包括医学在内的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研究能力，以此来提高其作为传统的国际学术中心的地位[1]。
(二)剑桥大学
横跨格兰塔河(the River Granta)的剑桥，至少在875年就已经存在，当地的城镇也因此桥得名。到1200年，剑桥已成为一个繁荣的商贸区和郡县的首府。1209年，为躲避牛津市民的敌意和攻击，牛津师生选择迁移至剑桥来避难，并定居于此。起初，他们居住在出租的房舍中，后来有些房屋被租用为青年旅社(hostels)，由一名教师负责多个学生。到1226年，学者们的数量足够多，成立了一个以“名誉校长”(Chancellor)为代表的机构。不过，学生和城镇居民的摩擦在剑桥也依旧存在。14、15岁的学生经常引起事端，城镇居民则在房租和食物上要价过高。对此，英王亨利三世(HenryⅢ)最早从1231年起着手保护师生，使他们免于被房东榨取钱财。与此同时，亨利三世还授予师生们开展教学的特权，规定只有在公认的教师门下登记的学生才被允许留在剑桥[2]。剑桥大学与城镇之间的持续矛盾使大学享有了包括司法权在内的更多的特权，大学也逐渐走向自主[3]。
与牛津一样，剑桥大学早期也没有自己的房产。学校的公众活动依赖于教区的教堂或宗教团体的场所，而演讲、辩论和寄宿则在私人住所开展，但私人住所经常被转手或被废弃。因此，一些教师、律师和神学家开始着手建造用于教学和住宿的自有房屋，或租用更大的场所。剑桥最早的学院是1284年由雨果·鲍尔舍姆主教(Hugh Balsham，Bishop of Ely)建立的彼得学院(Peterhouse)。1317年，英王爱德华二世(EdwardⅡ)创建了国王学堂(King's Hall)，希望其为内政管理提供人才。在此后的100多年里，剑桥大学的米迦勒学院(Michaelhouse)、克莱尔学院(Clare College)、彭布罗克学院(Pembroke College)、冈维尔学堂(Gonville Hall)、三一学堂(Trinity Hall)、基督圣体学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女王学院(Queens'College)和圣凯瑟琳学院(St Catharine's College)纷纷建立。之后，在1520年前又有耶稣学院(Jesus College)、基督学院(Christ's College)和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成立，它们都是从教会人员居住场所发展而来。学院在剑桥大学的历史上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16世纪一直到20世纪末，剑桥大学的某一个学院的院长通常会担任校长一职(Vice-Chancellor)。在剑桥大学的学院发展历史上，约翰·费舍尔(John Fisher)发挥了关键作用。他相继担任过米迦勒学院的教师、大学学监(Proctor)、校长(Vice-Chancellor)、名誉校长(Chancellor，1509～1535年)和女王学院的院长(President of Queens'College)。他向英王亨利七世(HenryⅦ)的母亲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Lady Margaret Beaufort)建议，支持建立基督学院和圣约翰学院;同样具有意义的是，他还极力促成了第一个受资助的大学教职——玛格丽特夫人神学教授职位(the Lady Margaret Professorship of Divinity)的建立;他还为剑桥大学延揽了人文主义思想家和神学家伊拉斯莫斯(Erasmus)等许多著名学者[4]。
16世纪，早期的宗教和学术变革反映在剑桥大学学院的发展和改革上。1546年，在英王亨利八世(HenryⅧ)的支持下，一个重要的新学院——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在国王学堂和米迦勒学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之后，基斯博士(Dr Caius)出资将冈维尔学堂扩建成为冈维尔与基斯学院(Gonville＆Caius College)。伊曼纽尔学院(Emmanuel College)接收了天主教多明我会(Dominican)[5]的场所;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Sidney Sussex College)接收了天主教方济各会(Franciscans)[6]的场所;而莫德林学院(Magdalene College)接收了本笃会(Benedictine)[7]神职人员研习场所。这些新发展的学院都涉及为英国国教培养僧职人员，但是它们尤其是三一学院，首次招收大量的世俗学生。除了世俗学生增加外，学生的变化特征还体现在课程上。亨利八世在1536年向大学下达一系列禁令，镇压教会法的教学人员，禁止学习经院哲学。之后，大学中对教会法的研究和学习衰退下去，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文学著作、数学和圣经研究逐渐涌现出来。在英国王权的相继干预下，大学持续发生着变革;英国君主注重通过大学来培养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后所产生的新教教会的未来领袖，剑桥大学在1570年的大学章程中也明确了这点。剑桥大学还将权力逐渐集中在副校长(Vice-Chancellor)和各学院院长(the Heads)手里。此外，由英王亨利八世资助的神学教授、希伯来语教授、希腊语教授、医学教授和民法教授共五个皇家教授职位，强调了大学在教学方法上的变革，并为私人捐赠建立了榜样。在此之后，虽然英国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1640～1689年)干扰了大学的任命和秩序，但直到18世纪早期，英国王权仍通过枢密院(Privy Council)对议会提名的学位申请施以影响[8]。
17、18世纪，剑桥大学以牛顿(Sir Isaac Newton，1643～1727年)的数学研究最为璀璨夺目，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开展了各种各样的科学探究。这反映在卢卡斯数学教授(Lucasian Professorship of Mathematics)、普鲁米安天文学教授(Plumian Professorship of Astronomy)、伍德沃德地质学教授(Woodwardian Professorship of Geology)、朗迪恩天文学和几何学教授(Lowndean Professor of Astronomy and Geometry)、化学教授、解剖学教授和植物学教授等一系列教授职位的迅速建立上，这些教席是由大学和私人捐赠者资助设立。这些教授也促进了剑桥大学的教学辅助设施和设备的发展，由私人捐赠的植物园和伍德沃德化石博物馆(Woodwardian Museum of Fossils)，以及三一学院的天文台都在此期间建成。与科研活动齐头并进的是，阿拉伯语教授、道德哲学教授、音乐教授、近代史教授等一系列人文社科类的教授职位也纷纷设立，以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和满足其他社会需求。
19世纪上半叶，剑桥大学改革的呼声依旧持续。1847年，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艾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被选为剑桥大学的名誉校长(Chancellor)，成为大学加强变革的一个标志。1850年，一个被任命的皇家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对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两所古典大学开展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最终体现在1856年颁布的《剑桥大学法案》(Cambridge University Act)中。新的大学章程虽然做了很多修改，但是依旧包含着一个管理框架。根据规定，大学的最高权威机构是由全体毕业生、名誉校长、校长和博士生组成的参议院(the Senate);所有重要的权力都由摄政院(the Regent House)中担任大学和学院管理要职的人员掌握并及时行使，摄政院会选举出部分成员组成权力执行机构——理事会(the Council);另一个选举出的机构——学系总务委员会(the General Board of the Faculties)负责课程和考试事宜，该机构于1882年开始履行职责。除此之外，在1850年的皇家委员会发展调查报告后，当时的新学科在剑桥大学得到迅速发展。最早在1851年，剑桥大学的自然科学和道德科学的荣誉学位(Triposes)得到了核准;在1900年前，法律、历史、神学、印第安语、东方语言、欧洲中世纪和现代语言、机械科学的荣誉学位也纷纷设立起来。为了发展新学科，受大学和私人资助，迪斯尼考古学教授(Disney Professorship of archaeology)等一些新的教授职位得以设立。随着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增加、学生数量的增加和女性地位的提高，除在已有学院增加大量的住宿外，剑桥大学在19世纪另成立了唐宁学院(Downing College)、塞尔文学院(Selwyn College)和圣埃德蒙学院(St Edmund's College)等新学院;并在1869、1872年分别成立了格顿学院(Girton College)和纽纳姆学院(Newnham College)两个女子学院。
19、20世纪，剑桥大学涌现出了生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Darwin)、物理学家麦克斯韦(Clerk Maxwell)、汤姆森(J.J.Thomson)、瑞利(Lord Rayleigh)和卢瑟福(Lord Rutherford)等一批为人类发展和科学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的科学巨匠。他们及其后继者为剑桥大学在20世纪展开更广泛深入的科学研究、获得更多的政府支持和赢得更高的学术声誉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竞争力
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之所以能够跻身世界一流，除了与它们跨越几个世纪的悠久历史、文化积淀以及在英国高等教育和社会发展中占据的重要地位有关外，也与它们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核心竞争力是分不开的。这种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充裕的办学经费、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精英人才的培养、高水平的科研产出，以及高质量的社会服务。
(一)充裕的办学经费
经费是办学最基本的物质条件，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英国高等教育中占据顶尖地位，是与其雄厚的办学经费密不可分的。
在2010/2011学年，牛津大学的总收入达到9.2亿英镑，其中最大的收入来源是外部科研经费与研究合同收入，占总收入的41%，高达3.8亿英镑。牛津大学的外部科研收入在英国大学中是最多的，这为牛津大学开展的大规模、高质量科研活动提供了有力保障。在其余的收入中，总收入的22%来自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简称HEFCE)和学校培训与发展局(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Agency for Schools，简称TDA); 16%来自学费;21%来自商业活动、投资等其他来源。除此之外，牛津大学非常重视凭借其卓越声誉和校友资源来募集经费，在2008年5月牛津大学发起了有史以来欧洲大学中规模最大的经费筹措运动，计划募集12.5亿英镑，至2011年已筹集到了10多亿的英镑[9]。牛津大学强大的吸金力由此可见一斑。剑桥大学也同样具有雄厚的经费收入。2009/2010学年，剑桥大学的总收入达到7.5亿英镑，其中科研经费与研究合同收入的比重最大，占总收入的35.8%，达2.6亿英镑;来自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和学校培训与发展局的拨款收入占27.5%，约2.1亿英镑;学费收入占13.7%，达1亿英镑，捐赠与投资收入占6.0%，达4 300万英镑;其他收入占17.1%，约1.3亿英镑[10]。
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收入结构可以看出，两所大学的最大份额的收入都是英国的七个研究委员会(Research Councils)、慈善团体、英国政府机构和公共部门、英国工商业界、英国卫生部门、地方政府、欧盟机构等部门和组织提供的科研经费资助，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并不是两所大学的最大收入来源。可见，两所大学在经费来源上并不单纯主要依赖拨款机构，而是构建了以获得外界科研资助为主的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并以雄厚的科研经费支撑一流的学术研究。
(二)一流的师资队伍
“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教育家梅贻琦先生的这句名言深刻地说明了以学术大师为核心的一流师资队伍对大学跻身世界一流的决定性作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之所以能在英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领先地位，是与它们的一流师资队伍密不可分的。
牛津大学共有70多个院系，1 600多名教学人员，3 500多名研究者和研究支持人员。庞大的师资队伍中包括一批顶尖的学术大师和学术精英。牛津大学共有80名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的会员和100名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British Academy)的院士。在牛津大学的历史上，共有8位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5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3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3位数学领域最高奖——菲尔兹奖章(Fields Medals)的获得者、8位巴尔扎恩奖(Balzan Prize)获得者等一批国际知名学术奖项的获得者，曾在牛津大学任职。他们是牛津大学开展高水平教学和科研的中坚力量。
剑桥大学也具有顶尖的师资力量。剑桥大学的历史上，曾出现了伟大的科学家牛顿、计算机先驱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电子的发现者汤姆森、近代核物理学之父卢瑟福、DNA螺旋模型的建立者之一弗朗西斯·哈里·康普顿·克里克(Francis Harry Compton Crick)、被誉为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史蒂芬·威廉·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等一批深远影响科学发展和人类历史的学术巨匠。剑桥大学的学者和校友中共有88人获得过诺贝尔奖，数量最多，其中包括29位物理学奖得主、25位生理医学奖得主、20位化学奖得主(其中一人曾获两次)、9位经济学奖得主、2位文学奖得主和2位和平奖得主[11]。这些享誉世界的学术大师是剑桥大学的标志，也是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
(三)精英人才的培养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之所以能在英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享有崇高的声誉，因而能获得更多的办学资源、占有一些其他大学无法比拟的优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培养了一大批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仅以牛津大学为例，学校共培养了包括现任首相卡梅伦(Rt Hon David Cameron MP)在内的26位英国首相、至少30位国际领导人、4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7位英国功绩勋章(Order of Merit)的获得者、20位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s of Canterbury)、120名左右的奥林匹克奖牌获得者，以及难以计数的文学家、作家、科学家、学者、工商企业界精英等。可以说，在任何一个领域都可以找到卓越的牛津大学校友。尤为特别的是，牛津大学为英国培养了众多政治领袖和人才，仅在2010年的英国大选中，就有至少117名牛津大学的以往毕业生被选为议会议员，英国上议院(House of Lords)的牛津毕业生数量更是超过了140人，一大批政府要员也毕业于牛津大学[12]。这些杰出人才为牛津大学赢得了巨大的声誉。除了培养精英人才外，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也堪称典范，它们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导师制模式得到了许多大学的效仿，影响深远。
(四)划时代的原创性科研成果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是学术大师云集之地，许多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都是在这两所大学产生的。这些伟大的科研成果既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雄厚科研实力的最佳印证，也为两所大学赢得了巨大声誉和领先优势，奠定了它们世界领先的学术地位。例如，牛津大学的恩斯特·钱恩(Ernest Chain)和霍华德·弗罗里(Howard Florey)找到了提纯青霉素的方法，并证实了它的抗菌功效，造福了全人类;牛津大学的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和“烹调物理学家”尼古拉斯·柯蒂(Nicholas Kurti)，是全世界第一位低温纪录(0.1 K)创始者，他还从科学的角度去研究食物，对分子美食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剑桥大学的霍金教授在统一20世纪物理学的两大基础理论——相对论和量子论方面走出了重要一步;剑桥大学的克里克与当时来剑桥大学进修的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一起构建了遗传物质DNA的结构模型，开启了分子生物学时代等。两所大学在很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原创性学术成果，从以上事例和两所大学教师的诺贝尔奖获得情况就可见一斑。
(五)突出的社会贡献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竞争力还体现在它们对社会作出的突出贡献上。两所大学都拥有一批历史优秀、收藏丰富的博物馆、图书馆，是世界著名的学术资源中心。两所大学的出版社历史悠久、实力雄厚，对英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牛津大学出版社是世界最大的大学出版社，每年出版的书刊约4 000种，其《牛津英语词典》更是享誉全球，对推动世界范围内的英语学习发挥了突出贡献。剑桥大学出版社每年也有2 000多种印刷版和电子版出版物面世，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和学术出版社之一。此外，两所大学还积极通过多种途径来促进高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牛津大学通过博格布洛克科技园(Begbroke Science Park)实行规范、高效的风险投资运作模式，强化企业孵化器功能，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宽松的环境和政策支持以及优质的配套服务，为知识与技术转化提供资金和专家支持，来促进大学专利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剑桥大学通过“剑桥企业有限公司”(Cambridge Enterprise Limited)来开展创业教育、对外咨询以及建立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来为大学内部科研成果的转化提供了十分系统的服务。以剑桥大学为核心的科技园区聚集了1 000多家高科技公司，是欧洲最大的高科技工业聚集区，成为信息技术、电子与计算机技术、生命科学技术、生物医学技术等领域科技产业革命的助推器。这些突出的社会贡献不仅使大学所在地的社区受益，而且也福泽于整个英国乃至世界。
综上所述，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既来自它们数百年沉淀下来的深厚治学传统和与英国历史发展的紧密关联，也来自它们在发展中所具备的一流办学资源和作出的突出贡献。可以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是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两朵绚丽的奇葩，已成为英国的标志和象征。
三、独特的导师制模式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之所以能造就出众多富有创新精神、成就卓绝的人才，这与其独特的人才培养制度——导师制(Tutor System)是密不可分的。导师制发源于15世纪甚至更早时期，一般被认为是温彻斯特大主教威廉·威克姆(William of Wykeham)在他创建的牛津大学新学院(New College)中首次实行的。导师(Tutor)负责学生在学院中的经济支出、道德和学业，以此来获得家长的酬金。在宗教改革时期，由于学院成为当时牛津大学主要的教学机构，导师制因而在牛津大学的各学院中普遍建立起来，牛津大学也凭借导师教学的优势吸引了大批本科生。19世纪以前，牛津大学的导师仅作为学院正规教学的补充而存在，导师对学生的指导并不以学生的学业为主，而是涉及学生的行为、道德、经济等多个方面。今天人们所理解的导师制，也就是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导师制，是在19世纪初牛津大学考试制度改革之后建立起来的。它作为牛津大学各学院教学的基础，是一种以学院为依托，以本科生教学为主旨，以导师个别教学为主要特征的教学制度[13]。
剑桥大学的导师制与牛津大同小异。每个本科生进入学院时，学院为其指定一名导师和一名学习指导员(Director of Studies)。导师对其照料的本科生的福利及纪律负责，指导他的成长，对他的发展前途提供参考意见。学习指导员则对其照料的本科生的学术进展负责，对其所学主要课程在学院里的教学安排负责，并对与其学习科目有关的问题提出忠告。学习指导员还为该本科生指定其所学课程的辅导教师(supervisor)，对学生进行辅导。辅导教师也可以是研究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本科生常有几名辅导教师，每个辅导教师专管某些特定课程。每学期终了，辅导教师将每个学生的进展情况向其导师报告。辅导教师一般每周辅导一次[14]。
总的来看，导师制是建立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院制基础上的。两所大学的学院在财政、行政、教师聘用和学生录取等方面都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学院一般也都拥有各自的独立设施，如宿舍、餐厅、图书馆和娱乐中心等。学生进入被某学院录取后，可以选择大学所设置的任何一个适合自己的专业来学习。学院则会根据学生所选的专业指派本院的一位教师作为他的导师。如果本院没有相关专业的教师，学院也会寻求其他学院的教师。这就形成了以学院为基础的导师制度。
导师制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理念和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导师制强调对学生的个别辅导。导师指导的学生数量与学科专业和高校招生数量有关，一般是一个导师指导几个学生或10个左右，很少有超过20个的情况出现。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了保证学院的教学质量，学院通常严格按照导师指导学生的比例决定招生人数。导师关注学生个体的智力水平、兴趣爱好，按照学生个人能力进行指导。学生可以自由向导师提问，可请求导师作具体的、重复的、个性化的辅导，而这是学生在讲座和班级教学中无法实现的。导师通过与学生小规模、面对面的研讨过程，实现了针对性指导。其次，导师制的教学关系是以师生双方的合作为基础形成的。导师鼓励学生发展其在学习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协助学生一起解决学习、生活中的困难。师生间的讨论和交流是导师教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师生双方的互动与合作是导师制成败的关键，也是导师制发挥作用的基石。最后，导师制的核心目的是培养学生探究知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民主、融洽和宽松的氛围中，导师与学生就讨论的主题畅所欲言，积极论证各自的观点[15]。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获得了思想的独立，形成了自己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提高了自身的批判能力和创造能力。因此，导师制是一种精细化的人才培养模式，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力，营造宽松、积极的学习气氛和学术氛围，使学生的学业、品行和心理成长等方面都能得到有效提高。
无疑，导师制的培养模式受到了来自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减少等多方面的挑战，但导师制依旧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历经百年形成的人才培养制度，至今仍充满魅力，为两所大学的创新人才培养和健康学术气氛的营造作出了独特贡献，是两所大学能保持其吸引力和竞争力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