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二战后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发展过程来看，英国高等教育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从象牙塔到社会服务站、从单一到多样、从中央与地方的合作式管理向中央集权管理等诸多方面的转变。从发展特点来看，二战后英国高等教育实现了现代化、大众化和多元化发展。从发展时期来看，英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二战后至20世纪50年代的恢复期、60年代的大发展时期、70年代的调整期、80年代的收缩期。这些重大发展和变革都与英国二战后一系列高等教育政策息息相关。这些政策成为我们把握二战后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线。
一、代价巨大的胜利
虽然英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但战争对英国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使英国得到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为沉痛的教训。高等教育方面，大学生人数从战前的5万左右下降至战争爆发后的3.7万，适龄青年大量参军;教师人数下滑到战前的70%;战时许多大学校舍被国家征用，几乎所有大学都遭到过德军的轰炸。虽然大学的教学科研紧扣战时需要，更加趋于实用，但英国高等科技教育的弱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进一步暴露。
如前文所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尽管英国高等科技教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大学与工业界的联系也从30年代开始明显得到加强，但英国大学的科技教育在规模和地位上一直落后于文科，也相当落后于德国和其他一些先进国家。例如，1938～1939年英国颁发的所有学位中，只有四分之一是理工科学位，而且工科所占的学位数只相当于“纯理科”学位数的二分之一。再如，二战之前英国高校每年培养毕业的工程师大约有700人，而德国的相应人数则超过了1 900人[104]。以上严峻的事实和二战沉痛的教训使得英国人进行了比一战结束后更为深刻的反思，引起了政府对高等教育，尤其是科技教育的进一步重视。
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起的反思外，战争本身也促进了物理、化学、医学、通信、机电、工程等领域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这些发展对学术人才、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提出了更高、更多、更新的要求，也自然使传统的高等教育面临着严峻挑战和发展压力。二战后英国社会的整体教育水平也发生了变化，《1944年教育法》(Education Act 1944)规定了全日制中等义务教育，将义务教育年龄延长到15岁，从而保障了大学的生源，为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二战后的大规模国家建设以及英国社会、经济的深刻变革，使得高等教育的扩张，尤其是科技教育的发展成为必然。与其他国家一样，英国高等教育在二战后从社会的边缘移向中心，逐渐成为国家竞争力和社会经济成败的关键。
最后，战争时期“物质方面的缺陷，也有它的补偿，那就是，人间有较大的平等、较多的睦邻友爱、较充分的自由和较充分的人生目的”[105]。因此，二战后英国人民要求民主、平等、社会正义和建设福利国家的政治热情高涨。在这种政治空气下，当时带有较多社会主义色彩的英国工党(the Labor Party)于1945年开始执政，并在煤矿、铁路、电力、医院、航空等许多行业实行国有化，在医疗、住房、教育等方面推动福利国家建设。工党政府这种计划经济思想和福利思想对二战后英国高等教育的整体规划以及民主化、大众化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总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付出巨大代价的英国，不仅最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也通过这次战争意识到了发展高等教育和科技教育的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比以往英国历史上更为公正、合理、民主、平等的高等教育制度得以在二战后建立。
二、二战后至20世纪50年代末的高等教育恢复发展期
二战结束初期，政府的工作重心面临着从应对战争到重建家园的转变，战时联合政府的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下台就表明，他的好战风格已经不再适用于英国的国情，摆在英国政府面前的任务是如何给民众创建一个和平稳定、舒适安逸的福利国家。大环境的改变把一贯处于社会边缘的高等教育推到风口浪尖:高等科技教育需要迅速发展;大量的复员军人必须安置;广大民众都希望享受优质高等教育。在这种压力下，高等教育必须扩大招生，并加强高等科技教育。于是，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始终围绕这两个主题展开。共识政治使得工党和保守党的指导思想保持了最持久的一致和连贯[106]。二战后的近三十年里，英国历任政府都信奉“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并以此主导思想，推行国有化、主张政府干预，开展“福利国家”建设。在此期间，高等教育也因此得到恢复和大发展。
在百废待兴的二战后初期，二战后的反思、社会的变化以及经济的需求都促使英国政府下决心大力发展高等科技教育。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英国政府接连几次组建特别委员会，并让这些委员会就如何发展高等科技教育的问题提供咨询建议。总的来说，在二战后至50年代末的高等教育恢复期，对英国高等教育产生重大决策性作用的政策文件分别是于1945年、1946年和1956年发表的《珀西报告》(Percy Report)、《巴洛报告》(Barlow Report)和《技术教育白皮书》(White Paper on Technical Education)。
1944年，英国教育部(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特别成立了一个以尤斯塔斯·珀西勋爵(Lord Eustace Percy)为主席的高等技术教育委员会(Committee on Higher Technological Education)，目的主要是“在考虑工业界的要求的基础上，研究英格兰和威尔士发展高等技术教育的需求，以及大学和技术学院在这一领域各自应作的贡献，并就在这一领域维持大学与技术学院之间的适当合作途径，提出建议及其他需要考虑的问题。”[107]该委员会在经过调查研究后，于1945年发表了《高等技术教育:1944年4月任命的特别委员会报告》(Higher Technological Education:Report of a Special Committee Appointed in April 1944)。该报告简称《珀西报告》，指出了英国提供的技术教育存在着严重不足和缺陷，大学和技术学院之间各自为政、缺乏配合，各个院校和工业界保持着单独、有限的联系。对此，报告主要建议英国应该严格选拔部分技术学院，给予它们特殊资助和较大的自主权，让它们开设程度与大学学位课程相当的技术课程。报告还建议增加技术课程的实习部分，成立负责大学和技术学院协调配合的管理机构，继续实行以鼓励学生学习工科为目的的国家奖学金制度，提升技术学院的教师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等。最后遗憾的是，由于在挑选出的高层次技术学院应给毕业生授予什么资格这一问题上存在激烈争论，《珀西报告》的主要建议未能得到立即实施。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高等技术教育地位的认识尚不统一。尽管如此，《珀西报告》中的很多设想和建议后来都得到了英国政府的采纳。其中，让部分技术学院在课程水平、管理机构和教师待遇方面“升格”的思路成为后来发展“高级技术学院”的基础[108]。
1945年12月，为协调各方对二战后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意见，英国枢密院议长(Lord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发起成立了未来科技政策委员会(Committee on Future Scientific Policy)。委员会由艾伦·巴洛爵士(Sir Alan Barlow)担任主席，负责“研究今后十年使用和发展英国科学人才和资源的政策，并尽早就大致的设想提出报告，以便于制订那些有赖于使用科学人力的领域的发展规划”[109]。巴洛领导的特别委员会于1946年5月发表了《科学人力:由枢密院议长任命的委员会报告》(Scientific Man-Power:Report of a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Lord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该报告简称《巴洛报告》，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报告估计二战后英国大学规模到1950年将扩大到7万人，到1955年将扩大到9万人。报告还提出应尽快将大学理科毕业生人数从1946年的2 500名增加到5 000名。对于高等教育学生规模的扩大，报告建议应在原有大学内进行，根据地区分布状况只需要增加一所大学，即成立于1949年的贝斯塔福德郡大学学院(the University College of North Staffordshire)。二是《巴洛报告》支持了《珀西报告》关于加强高等技术教育的设想，支持创立若干所高层次的技术学院开设全日制学位课程，并加强大学技术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提高技术教育水平。三是报告指出牛津、剑桥和伦敦大学虽然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但政府也应该在政策和资助上对其他院校做出积极的倾斜，使那些院校早日获得正式的大学地位，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四是报告认为发展技术教育的同时不应该削弱人文学科。五是报告提出在实施该委员会的建议时要始终维护大学的独立自主权，政府在发展高等教育中的作用要通过大学拨款委员会来实现，大学拨款委员会应该关心大学未来发展的政策与目标[110]。由此可见，《巴洛报告》为英国二战后的科技发展、大学教育的规划、政府在发展高等教育中的作用等方面都作了全面的阐述，实际上旨在确定二战后英国恢复时期的大学发展政策。报告一经发表就为英国政府所接受，对二战后15年间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导向和推动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珀西报告》和《巴洛报告》的发表有力地推动了英国科技教育的发展，并对改变社会上轻视科技教育的观念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与美国、苏联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相比，英国的技术教育体制仍明显处于落后的地位。从国内情况看，加强经济基础、提高工业产量和生产效率、改善具有竞争性的服务等都需要英国具有一种完善的技术教育体制。面临严峻的国际挑战和国内压力，英国政府于1956年2月发表了《技术教育白皮书》，对发展技术教育作了更为迫切的呼吁。白皮书的主要建议包括一项为期五年的技术学院发展计划。此外，学习高级课程的学生人数要从原有的每年9 500人增加到每年的15 000人;全日制进修学习的人数要增加一倍;专门为全日制工读“三明治”课程[111](Sandwish Course)的学生设立一种新的全国性技术文凭，这种文凭对学习管理和经济科目的学生也适用;原来只对已被工作单位录用者开放的国家技术奖学金(Technical State Scholarships)应该扩大范围，凡是获得普通教育证书(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简称GCE)的学生都有权争取该项奖学金;地方当局应增加对技术学院学生的奖励和资助;公司资助雇员接受技术教育的有关费用可以被用来抵消应上缴税额中的一部分。白皮书还指出，英国全国当时有24所技术学院把75%以上的政府拨款用于开设高等教育课程，它们适于从事高层次的培养工作，被寄希望发展成为高级技术学院[112]。可见，白皮书明确表达了英国政府创立高级技术学院的意图。这一意图不久便得到了贯彻。
在《珀西报告》、《巴洛报告》和《技术教育白皮书》的推动下，二战后15年英国高等教育得到优先发展，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结构有了突破。二战后英国各界对发展教育的决心一致，并给予积极支持。大量复原的军人依靠政府津贴继续接受教育。中等教育也在《1944年教育法》的促进下得到普及。以上这些都使《巴洛报告》中关于大学规模扩大的估计成为现实。据统计，英国大学生人数从1938/1939年度的5万人增至1960/1961年度的10万多人(见表1-8)，《巴洛报告》中最主要的建议得到了实现。
表1-8 战前到1960年的英国大学生人数
资料来源:转引自张泰金.英国的高等教育历史·现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56.
在大学生人数增加的同时，高等教育结构也有了突破。首先，战前由伦敦大学授予学位的一些学院终于获得了正式的大学地位。诺丁汉、南安普顿、赫尔、艾克赛特、莱斯特等地方的大学学院在1948～1957年间先后成为独立的大学，标志着伦敦大学在组织考试和颁发学位方面垄断的结束。其次，英国政府采纳了1956年发表的《技术教育白皮书》中的建议，不久之后于同年下发通知，调整了技术教育的结构，将技术院校分为地方学院(Local Colleges)、地区学院(Area Colleges)、大区学院(Regional Colleges)和高级技术学院(Colleges of Advanced Technology)四个层次，使接受技术教育的学生也能获得大学学士学位。1957年，英国政府最后选定了10所高级技术学院，分别是布鲁纳尔技术学院、布莱德福技术学院、拉夫伯勒技术学院、布里斯托尔技术学院、切尔西理工学院、卡迪夫技术学院、巴特西技术学院、伯明翰技术学院、北安普顿技术学院和索尔福德皇家技术学院。[113]最后，牛津、剑桥和伦敦大学在师资水平、毕业生就业、大学领导的地位、对政界和工商企业界的影响等方面仍远远超过其他大学，继续保持着显赫的地位。可以说，地方大学积极适应社会对科技教育的需求，牛津、剑桥为代表的古老大学则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两类大学相得益彰，构成了英国大学教育的总貌。
二是高等教育的管理集中化程度加强。为适应英国政治经济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变化，大学拨款委员会的授权在逐渐调整和加强。财政部在《巴洛报告》发表后不久就向议会表示希望大学拨款委员会能够起到更加积极和有影响的作用，接着宣布了大学拨款委员会新的职责范围:除原有的调查大学教育财政需求和就如何使用拨款向政府提供建议外，还要搜集、考察和提供可获得的有关国内外的大学教育信息，并通过与各大学和其他有关团体协商，帮助各大学制定和执行充分适应国家需要的发展规划。大学拨款委员会在1919年成立时仅仅是政府为大学拨款的咨询机构，而1946年它已获得协助制定和执行高等教育发展计划的实权。此外，于1931年正式成立的英国大学校长委员会(Committee of Vice-Chancellors and Principals，简称CVCP)也在二战后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学校长委员会作为一个协商组织而非执行机构，统一协调除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以外的大学招生工作，使大学招生有了相对统一的标准;经常商讨津贴补助、师资培训、研究生分布、为社会服务等办学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积极维护大学的独立性，保护教职工权益;在国家政策的制订、经费的划拨等重大问题上提供咨询。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大学校长委员会与大学拨款委员会的关系密切起来。它们加强了与政府的配合，形成了英国高等教育的核心管理组织，强化了英国高等教育的集中管理。
三是科技教育有了明显进展。英国政府除了为技术教育提供资助、发展高级技术学院外，还于1953年做出重点扶持伦敦大学的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of Science，Technology＆Medicine)等科技中心的决定，力图使科技教育在大学和学院中都能得到较好发展。此外，大学拨款委员会也根据《巴洛报告》等报告中大力发展理工科的指导思想，优先照顾了理工科和文科中与科技发展相关的社会科学的发展。从二战前到20世纪60年代初，英国大学生中学习纯理科的学生比例不断增长，学习文科和实用科学的学生比例无显著变化(见表1-9)。
表1-9 1938～1962年间英国大学学生分布情况表
资料来源:转引自张泰金.英国的高等教育历史·现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57.
总体而言，二战后恢复时期的英国在认真反思战争教训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科技教育，并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大学拨款委员会等中间机构加强了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积极引导、规划和管理。大学拨款委员会也被赋予更多职能，被授权管理国家对专业教育和院校的拨款。尽管恢复时期的英国高等教育发展与变革取得了不小成绩，但与60年代的大发展相比只能说是一首雄壮的交响乐的前奏。
三、20世纪60年代的高等教育大发展时期
以二战后15年的高等教育发展与变革为基础，英国高等教育在20世纪60年代迎来了大发展，经历了很多重要变化。1963年发表的《高等教育:1961～1963年首相委任的以罗宾斯勋爵为主席的委员会报告》(Higher education: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Prime Minister under the Chairmanship of Lord Robbins 1961-63)，即《罗宾斯报告》(Robbins Report)对英国高等教育之后的发展起到了纲领性作用。1964年成立了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进一步强化了大学的集中化管理。60年代中期，英国政府着手确立高等教育双轨制，标志着英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新起点。60年代，10所新大学先后成立，10所高级技术学院也升格为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获得大幅度增长。这一切都呈现出了6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的特殊意义。
发表于1963年的《罗宾斯报告》揭开了二战后英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序幕。面对教育观念的转变、国际竞争的压力、适龄青年的大幅增长、教育机会和社会需求的矛盾，1961年由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委任的以罗宾斯勋爵(Lord Robbins)为主席的特别委员会正式成立，专门负责“考察英国全日制高等教育模式，并根据国家的需求和资源条件，向女王陛下的政府提出高等教育长期发展所依据的原则，尤其是根据这些原则，就下列问题提出建议:原有模式是否需要做任何变动?是否需要增设新型的院校?现有各类院校的发展规划和协调体制是否需要做任何修改?”[114]1963年，罗宾斯委员会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议会提交了《高等教育:1961～1963年首相委任的以罗宾斯勋爵为主席的委员会报告》。该报告包含了大量的社会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研究，阐述了英国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发展原则、现时状况、国际比较情况、今后的发展趋势和设想、经费问题、管理机制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成为第一个代表官方对英国全日制高等教育进行全面研究的报告，是英国教育史上政府所发表的内容最为充实的一个报告。
《罗宾斯报告》提出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目的是传授工作技能、发展一般智力、增进学问知识以及传授共同文化和共同公民准则。报告认为英国高等教育应该遵循以下原则:所有具备入学能力和资格并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都应该获得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同等成绩同等奖励;消除引起同类机构之间相互区分的称号或限制因素;学生转学自由;高等院校自由发展;保持质量标准[115]。《罗宾斯报告》还在分析英国的高等教育现状和进行国际比较后，提出了178条建议，其中主要建议有:第一，英国接受全日制高等教育的学生数应从1962/ 1963年度的21.6万增至1973/1974年度的39万，再增至1980/1981年度的56万人。第二，应将大学生占受高等教育学生中的比例从1962年的55%增加到1980年的60%，为此英国应扩大现有大学的规模，并在现有的20所大学的基础上再创办6所大学。第三，设立5所科技教学与研究专门机构(Special Institutions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这些机构中的研究生应占一半，应像帝国理工学院一样得到政府的重点资助。第四，将10所高级技术学院升格为正规大学。第五，应建立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Council for National Academic Awards，简称CNAA)来替代原来的全国技术文凭授予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Technological Awards)，向地区学院、大区学院及苏格兰同类院校中符合要求的学生授予学位。第六，成立一个独立的拨款委员会(The Grants Commission)，负责根据所有自治的高等教育机构的需求为政府拨款提供建议。拨款委员会应比之前的大学拨款委员会规模更大，包括1名专职的主席和2名副主席以及20名左右兼职的成员[116]。《罗宾斯报告》发布后不久英国政府就作出反应，宣布接受报告提出的近期发展目标。
《罗宾斯报告》是英国高等教育从传统模式走向现代模式、从精英型走向大众型的宣言书。在《罗宾斯报告》的影响下，英国高等教育发生了以下深刻变革:一是创立新的大学。从1961～1968年，英国共创办了10所新型大学[117]。这些大学打破了英国大学的传统，由国家创办而非社会办学，自成立之日就获得国家资助和有权授予学位。它们实行教学与寄宿相结合的住读制，在系科设置、课程安排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开展试验和创新，努力通过建立新的教学组织模式解决英国大学教育过早和过于专业化的问题，加强大学文理科之间的交流。二是高级技术学院升格为大学。从1966～1968年的两年时间内，英国政府将原有的10所高级技术学院改建为大学或大学学院，以较低成本扩大了高等教育的规模(见表1-10)。这些高级技术学院升级后对课程作了改革，在教学中保持理论与实践统一的特色外，又开设了一般大学共有的专业，尤其是过去技术学院所缺乏的人文科学，成为英国高等教育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三是高等教育趋于民主化和大众化。《罗宾斯报告》提出的使那些有能力、有条件、有愿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原则，极大地推动了英国高等教育的民主化和大众化，不同性别、阶层、种族的学生以及成人学生、非全日制学生等纷纷进入大学校园，英国高等院校的学生人数从1950～1975年增加了四倍，其中60年代的增长率为最高[118]。四是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的成立。成立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是《罗宾斯报告》中最早得以实现的建议之一。该委员会主要为在大学外教育机构中攻读的学生授予学位、文凭、证书及其他的学术资格(这些课程均由委员会批准，并且学生需通过委员会所规定的考试);为在本委员会准许的条件下、在大学外教育或研究机构的研究者授予学位。委员会统一了高等教育机构的学位授予工作，维护了学术标准、教学质量，发挥了控制高等院校的发展规模和速度的作用。
表1-10 20世纪60年代由高级技术学院升格成的十所大学或大学学院
续 表
资料来源:根据各相关大学的官方网站材料整理。
尽管高级技术学院升级为大学，原有大学也积极增加科目和招生人数，但英国高等教育仍然供不应求，政府的教育经费负担也非常沉重。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来实现高等教育最大的发展，成为英国政府面临的紧迫问题。最后，《罗宾斯报告》中关于把高等教育集中在大学的“单一体制”的建议没有被政府接受，英国教育与科学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Education and Science)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于1965年4月提出的建立高等教育双轨制(binary system)的设想被采纳。按照双轨制，英国高等教育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自治”的大学部分，另一个是“公共”的多科技术学院和教育学院部分。两类院校在系科和课程设置、教学和科研、学位授予、经费来源、行政管理、学制方面存在主要区别(见表1-11)。1966年，英国教育与科学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Science，简称DES)发表了题为《多科技术学院与其他学院的计划》(A Plan for Polytechnics and Other Colleges)的白皮书，明确提出将合并现有的有关学院，建立一批多科技术学院，使其成为与大学具有同等地位的院校，而不再是大学的候补者。从1969～1973年，大约有90所原来独立的院校被合并组建成为30所多科技术学院。多科技术学院的理工科学生比例高;学生种类多种多样;课程包括全日制、工读交替制、脱产培训、夜间课程等多种类型，设置灵活多样，贴近社会需求。这些学院成为双轨制中公立高等教育部分的主体。双轨制的确立使英国高等教育形成了二元分立体制，以较小成本完成了高等教育的扩张，满足了不同的高等教育需求，减少了大学与非大学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地位差异，避免了技术学院、教育学院为挤入大学等级而盲目模仿和展开无休止的竞争，积极发挥了地方政府与社会的作用，保护了当代社会所需要的高等教育多样化。
表1-11 英国高等教育双轨制中两类院校的主要区别
总体来看，20世纪60年代是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在此期间，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得以重新明确，发展战略得以重新调整，体制结构得以重新改革，新型大学和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等重要机构得以建立。60年代的发展既为未来二三十年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同时也埋下了一些隐患。正是后来70、80年代英国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使得这些隐患显露出来，导致政府采取了一种与60年代截然不同的政策。
四、20世纪70、80年代的高等教育调整期
1973年，由中东石油禁止出口和涨价引发的能源危机使西方国家经济受到重挫，工人罢工，失业率上升，西方国家陷入战后以来第一次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政治上，工党执政地位不稳，英国主要党派在国家发展、加入欧共体等问题上矛盾重重、争吵不断。作为之前英国政府执政思想“凯恩斯主义”的对立面，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新自由主义推崇市场，强调更多地发挥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作用，政府应该有限度地干预经济生活，使市场活动受到较少的妨碍[119]。在这些时代背景下，人们对20世纪60年代关于教育是一种投资的看法产生了严重怀疑，通过追求高等教育文凭来获得一份称心职业的热情下降。简言之，由于20世纪70年代期间英国经济、社会陷入困境，政治分歧和矛盾成为主流，英国高等教育逐渐失去了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势头，60年代的英国高等教育扩充政策到70年代中期实际上已告终，高等教育整体开始停滞和收缩。大学生总数虽略有增加，但增长速度缓慢，远没有达到以前一些机构和报告提出的预期。同龄人中的大学生比例也在70年代后期出现下降，从1972/1973年度的14.2%下滑到1977/1978年度的12.7%[120]。从1974～1977年，政府限制了给大学下拨的经费，压缩了招生规模，干扰了高等教育的正常发展[121]。
尽管总体形势不好，但英国高等教育还是在该时期取得了一些进展和突破:
一是开放大学(the Open University)的成立及其发展。开放大学的成立和发展是这一时期英国高等教育的亮点，标志着英国高等教育开始普及化。开放大学最初的设想是1963年英国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提出的“空中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ir)，即以广播媒介为主要教学形式的校园外高等教育。1964年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威尔逊出任首相后便委派官员来负责建立“空中大学”的工作。经过多方商讨和多年筹备，1969年开放大学正式成立，成为一个独立自治的大学教学机构，著名学者沃尔特·佩里(Walter Perry)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开放大学与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简称BBC)合作，于1971年1月招收了第一批学生。开放大学与一般大学相比具有以下主要特点:第一，开放大学没有校园，是一所函授大学。学生是独立的学习者，主要在家中学习，通过邮寄获得教材和寄回作业，其间也有部分时间接受面授。第二，开放大学将书面教材与广播电视节目相结合，在清早、傍晚、深夜和周末的广播低峰时段播放教学内容。第三，开放大学不规定学生的入学资格，但对入学者进行审查，以确定学生具备学习开放大学课程的能力。第四，开放大学实行学分制，学生即使断断续续得到几门课的学分，达到标准后也可获得统一的文凭。第五，开放大学获得的政府拨款不是由大学拨款委员会拨出，是由教育与科学部下拨。第六，相较于普通大学，开放大学可以以更低成本来运行学校，招生数量更多，学费更低，因此其经济效益显著[122]。开放大学自成立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功，大大增加了国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学生数量到1980年达7.5万多人，成为英国规模最大的大学。
二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双轨制的确立，多科技术学院也在7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从1969～1973年，英国通过在各地合并一些质量较好的技术学院、商学院和艺术学院，建成了30所多科技术学院，增加了高等教育的规模和多样性，减轻了政府仅仅通过大学来发展高等教育的负担。多科技术学院也以其独特的优势顺应时事，使自己获得迅速发展。以表1-12中的六所多科技术学院为例，这些学院在1980/1981学年度的招生规模已经不亚于大学，平均招生人数超过7 000人。此外，表中有五所多科技术学院的全日制学生数明显超过了工读交替制学生数。
表1-12 1980～1981年六所多科技术学院的学生分类情况
续 表
资料来源:转引自王承绪，徐辉.战后英国教育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316.
三是英国唯一一所私立大学白金汉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uckingham)的成立。1967年5月27日，《泰晤士报》(The Times)发表了一篇保雷博士(Dr J.W.Paulley)的信，建议考虑按照美国那些卓越的私立大学的模式在英国建立一所新大学。这个建议得到很多商界和学术界人士的支持。其中，马克斯·彼洛夫(Max Beloff)、哈利·弗恩(Harry Ferns)和拉尔夫·哈里斯(Ralph Harris)三位教授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认为，现有的大学由国家拨款，受政治影响过大;纯私立大学经费取自企业界和各种基金会，收取较高的学费，但可以摆脱政界的影响和限制，保持大学完全独立地位。1973年3月29日，白金汉大学学院(the University College at Buckingham，简称UCB)以非营利公司的形式(non-profit making company)注册为一个教育性慈善机构(educational charity)。1976年，白金汉大学学院正式开学，最初只有65名学生。由于白金汉大学学院的办学方针是不依靠国家的财政办学，因而受到保守党的赞赏。时任教育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Education)的撒切尔夫人亲自出席了开幕典礼。白金汉大学学院也凭借高标准的办学，终于在1983年获得了“皇家特许状”(Royal Charter)，升格为白金汉大学，从此有权颁发正式的学位文凭。白金汉大学获得巨大成功，到1984年，学生数量已经增加到了500人，申请入学的人数很多，但录取率只有12.5%[123]。白金汉大学的创建过程体现了英国当时政府、社会对高等教育态度的转变。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政治、经济的转向才因保守党开始执政而得以稳定下来。自1979年起，在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连任首相的13年里，她领导的保守党实施的市场经济以及私有化路线对英国高等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英国高等教育的收缩和调整更为显著。在1979年5月的英国大选中，撒切尔夫人明确提出要改变英国经济政策的方向，她在竞选和施政纲领中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撒切尔夫人上台后，采取了紧缩银根、改革税收制度、大力推行私有化等经济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控制政府财政支出，削减公共部门借款需求。教育作为公共部门的一个主要部门受到了紧缩开支政策的严重影响。
英国高等教育在20世纪80年代仍陷入困境，日益萎缩，其原因除了英国经济的长期不景气，以及80年代接受高等教育的适龄青年人数减少这两个客观因素外，还有英国高等教育自身的一些严重弊端。例如，英国高等教育的经费渠道单一化，高等院校对政府拨款的依赖日益严重。大学拨款委员会在保证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和保持大学的高度自治方面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也使大学对政府拨款的依赖程度不断加剧。政府在二战前夕对大学的拨款不超过大学总经费的30%，到1946年增长至50%，到1953年达到70%。而到了1980年，多数大学90%以上的经费均来自大学拨款委员会[124]。高等教育对政府拨款的严重依赖必然使其难逃经济危机下被政府削减经费的厄运。再如，英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不够协调，中央、地方、高校之间的关系在经济低迷时明显恶化。虽然英国实行的高等教育双轨制使高等教育管理的权限划分以比较固定的方式保持下来，但大学拨款委员会的独立性和大学的自治传统使得中央政府对大学的影响非常有限，并且中央政府对由地方当局管理的多科技术学院和教育学院的影响程度也十分有限。因此，在公共开支紧张的情况下，政府加强对高等教育的统一协调管理和政策干预成为必然。
鉴于20世纪80年代英国恶劣的经济形势、吃紧的公共开支以及高等教育自身的一些弊端，保守党执政后对高等教育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这些调整主要包括:
一是大幅削减高等教育拨款，大学规模因而被迫压缩。英国政府不再以满足合格考生的教育需求为目标来制定学校的办学规模，而是视能为大学拨款委员会提供多少经费来确定办学规模。保守党上台后不久就宣布了削减高等教育经费的决定。1981年，大学拨款委员会通知了各大学校长1981/1982年度与1983/1984年度大学经费削减分别达11%和15%的计算结果，并详细指明了各大学将被削减的经费比例和学生比例，阐述了政府的收缩政策对各大学的影响[125]。从表1-13可以看出，各大学将被削减的经费比例差异很大，平均被削减17%。这说明拨款的削减并没有在大学之间均摊，而是委员会根据大学办学实力的评估来确定的。由于大学经费被大幅削减，大学为减少办学开支只好压缩教师规模，因教师薪金占总经费的一半以上。由此大学的招生人数也不得不作相应的压缩。
表1-13 20世纪80年代初期大学经费被削减比例及对应大学数
资料来源:转引自张泰金.英国的高等教育历史·现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103.
二是高等教育倾向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和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在经费压缩、招生减少、许多教师失业的情况下，英国政府奉行管理主义，坚持效率、节约、保质的办学方针。1983年，英国教育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Education)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致信给大学拨款委员会，探讨通过高等教育的积极变革来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并同时保持或提高其质量的问题。大学的效益问题开始成为政府重视和干预的对象。1984年，英国国务大臣(Secretary of State)明确指出，大学的办学效益都应得到认真的研究和检查。这项工作由大学校长委员会(CVCP)专门设立的一个指导委员会承担，并最后于1985年形成了《大学效益研究指导委员会报告》(Report of the Steering Committee for Efficiency Studies in Universities)，也简称《贾勒特报告》(Jarratt Report)。该报告指出，大学以及包括大学、政府等在内的高等教育系统必须明确目标并实现经济效益;大学应被视为“股份制公司”，而不是自治的“控股公司”;政府应超脱事务性管理，只负责提供政策指南和评估;大学拨款委员会和大学自己负责制定长期发展计划和战略。报告还对绩效评估指标作为介绍。《贾勒特报告》提出的建议及其反映的思想成为未来英国大学行政管理的基础。此外，在经济危机背景下，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趋向工具主义。例如，1985年英国发表的绿皮书[126]《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to the 1990s)强调指出，英国在培养合格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方面的竞争力与其他国家仍有差距;英国高等教育要端正对工商业的态度，重视发展高等院校和工商业之间的联系，更有效地为国民经济作出贡献;高等教育应朝企业化、职业化发展;政府的相关政策中要关注能力、技能的培养和应用知识的获取[127]。
三是加强对高等院校的统一管理和评估，逐步完善基于大学绩效评估结果的经费分配体制。由于大学经费被政府削减，政府又希望以有限的投入获得高效产出，因此政府必然加强对高等院校的统一管理和对办学质量的评估，并基于评估结果来支持满足国家发展需要的硬科学、重点学科以及办学质量好的高等院校。1983年，大学校长委员会组织了一个以雷诺兹(P.A.Reynolds)为负责人的专门委员会，来研究大学监督学术质量与标准的程序和方法问题。该委员会于1986年发表了多年研究讨论的成果《大学的学术标准》(Academic Standards in the Universities)，即《雷诺兹报告》(Reynolds Report)。1985年发表的绿皮书《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强调政府要注重提高学术标准和教学质量，并指出了选择性分配科研经费的必然。绿皮书还强调提高质量的主要责任在高等院校自身，并建议外部对高等院校的质量评估，可以通过比较学生就业率、工作薪金、工作表现以及参考学历被国际认可的程度和其他外部机构的比较判断来实现。此外，1987年英国政府发表的白皮书《高等教育:迎接挑战》(Higher Education:Meeting the Challenge)也明确指出，学术标准和教学质量的判断应主要根据学生取得的成就，应通过绩效指标来评价高等院校的办学效益，科研经费的分配要坚持选择性。白皮书还指出，为加强国家对高等教育的统一管理和协调，多科技术学院等规模较大的高等教育机构应脱离地方当局的管理，拥有与大学同等的独立法人地位。白皮书还建议，为改善财务管理、提高效率，大学拨款委员会应被一个新的拨款机构所替代。在这些主要政策和建议的影响下，大学拨款委员会于1985年迈出关键一步，开始尝试根据高等院校科研评估(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简称RAE)的结果来分配科研经费[128]。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高等教育以收缩规模、政府加强统一管理、注重评估、差异性拨款、突出竞争和效益、密切与工商业的合作等为特色。此外，从1984～1988年这短短五年间，由政府、各类机构和组织发表的有关高等教育的重要专题研究报告和文件多达20种(见表1-14)。它们体现了这一时期英国政府强化了对高等教育的管理和评估，以及这一时期英国高等教育改革调整的集中性和复杂性。这些报告和文件中的很多政策、建议与它们所引发的改革调整最终都通过1988年的《教育改革法案》(Education Reform Act)得以巩固。
表1-14 20世纪80年代影响英国高等教育改革调整的重要报告和文件
续 表
续 表
注:①“发表机构或作者”中带*为作者，其余为机构。
②表中先后出现的英国各机构是:大学拨款委员会(UGC)、大学校长委员会(CVCP)、教育与科学部(DES)、国家公立高等教育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Body for Public Sector Higher Education，简称NAB)、研究委员会的顾问委员会(Advisory Board for the Research Councils，简称ABRC)。
资料来源:转引自Cave M.The Use of Performance Indicators in Higher Education:The Challenge of the Quality Movement［M］.London: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2006:9-12.
1988年，英国正式颁布了被称为与《1944年教育法》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1988年教育改革法案》(Education Reform Act 1988)，以立法形式将8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改革调整的一些政策建议和成功经验确定下来。该法案共238条条款，其中第120～161条条款专门针对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法案对高等教育的改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确立中央政府统一领导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根据法案的规定，包括多科技术学院和其他学院在内的公立高等院校，取得独立法人地位，脱离地方当局的管辖，转为中央政府管理。地方当局今后主要负责本地区的继续教育以及部分非学位和非全日制的高等教育。英国形成于60年代的高等教育管理双轨制走向终结。二是改革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拨款制度。根据法案的规定，政府建立了多科技术学院与其他学院基金委员会(Polytechnics and Colleges Funding Council，简称PCFC)来负责对原来归属地方管辖的高等院校的拨款。政府还成立了大学基金委员会(Universities Funding Council，简称UFC)，取代之前的大学拨款委员会。与之前的拨款制度相比，新建立的拨款制度具有政府干预明显增加、委员会成员中来自非学术界的比例更高、更能激发高等院校的竞争意识和责任意识，更加侧重根据绩效评估结果来分配经费等特点。至此，英国政府通过这两个委员会加强了对整个高等教育的管理。三是取消了新受聘大学教师的终身制。虽然终身制曾在高等教育大发展时期被当作大学聘请教师的主要条件，但出于压缩办学经费和提高办学效益的考虑，终身聘用制不再实行。由此可见，《1988年教育改革法案》的颁布是英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发展的转折点，也是二战后英国高等教育的又一次激进改革。
综上所述，20世纪70、80年代的英国高等教育虽然整体上出现了停滞和收缩，但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一时期，开放大学和多科技术学院得到很大发展，为普及高等教育做出了独特贡献;大学拨款委员会根据政府政策、财政形势以及保持和提高大学质量的原则，积极研究和改进拨款方法，完善绩效评估，突出重点支持，在顺利完成自己的使命后退出历史舞台;政府加强了对全国高等教育的统一指导、管理和协调;高等院校与工商企业界和社会的关系更为密切。英国高等教育在这一时期的一系列改革调整最终以《1988年教育改革法案》的颁布为标志得以告一段落。至此，下一时期英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基调已基本定下，轮廓也逐渐明朗。
五、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
二战后，英国首先经历了“凯恩斯主义”理论影响下的福利国家模式。随后，保守党在70年代末执政，展开了“新自由主义”思想下的大规模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当以上两种方略都未能有效平衡“公平”与“效益”时，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引领的“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思潮逐渐在欧美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兴起。这一新的政治思潮的以有别于以往老左派和保守右派的方式出现，几乎在英国每一个政策领域都发掘了崭新的实践路径。“第三条道路”是一种走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的一种政治经济理念的概称，属中间偏左的政治立场，中心思想是任何偏于某种极端也不会是好的，所以它既不主张纯粹的自由市场，亦不主张纯粹的高福利社会，奉行类中庸之道[129]。“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反对社会排斥行为，力图缓和阶级对立，建设一个包容性强的社会;积极实现权利与责任的平衡;强调团结与合作，鼓励个人等参与公共生活，培育一个积极的公民社会和“社会投资型国家”;高度重视改革创新[130]。在英国，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于1994年任工党党魁后，积极提倡“第三条道路”。1997年，他出任首相后更是鲜明地举起了“第三条道路”的旗帜。布莱尔领导的政府重视知识经济，注重改革社会福利，强调市场效率与政府治理的平衡。新工党执政以来的教育改革，一方面是创造教育机会与资源的均等，从而实现“机会公平”的价值诉求;另一方面则是将学校教育付之于市场化的竞争，追求高品质、多样化的教育，以满足所有具有不同天赋学生的个性需求，实现“自由效率”的价值诉求[131]。在此背景下，英国高等教育迎来了新一轮改革和发展。首先，在《1988年教育改革法案》和20世纪90年代初出台的若干重要政策的推动下，英国高等教育逐渐摆脱了80年代的收缩状态，迎来了大变革和大发展。这一时期，英国高等教育管理从双轨制转为单一管理框架;多科技术学院和其他学院获得大学地位，拥有了学位授予权;高等教育大众化深入推进;新的高等教育拨款制度得以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更加统一和强化。
1991年，英国政府发表了《高等教育:一个新框架》(Higher Education:A New Framework)白皮书，总结了《1988年教育改革法案》颁布以来的实践经验，建议对高等教育进行重大调整，重新提速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这些建议包括扩大高等教育规模、重组高等教育拨款机构、废除高等教育双轨制、建立单一的高等教育框架、加强质量控制等。这些建议通过次年颁发的《1992年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法》(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 Act 1992)和《1992年苏格兰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法》(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Scotland］Act 1992)得以落实。据此，英国高等教育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以下重大改革:
一是高等教育双轨制的终结和大众化框架的形成。法案使脱离地方管理之后的英国多科技术学院和部分学院最终获得大学地位。这些学院更名为大学后，拥有了学位授予权。此举终结了英国高等教育的双轨制，使英国大学的数量迅速增加，大学生人数也迅速扩大，构建了英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框架。至1997/1998学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发展到170万，高等学校的数量由30所增至190所，适龄青年入学率达到32%[132]。
二是重建大学拨款机构。在建立高等教育统一框架的同时，根据《1992年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法》与《1992年苏格兰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法》，政府摒弃了大学基金委员会和多科技术学院与其他学院基金委员会，按地区成立了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简称HEFCE)、威尔士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Wales，简称HEFCW)和苏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Scottish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简称SHEFC)，负责政府提供的教学和科研拨款。英国高等教育拨款制度从此进入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s，简称HEFCs)时代。新成立的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在管理上更具有商业经营的特色，更强化了对大学指导和评估的作用。
三是强化高等教育质量监控。20世纪90年代英国政府和学术界加强了高等教育质量监控组织的建设，积极完善学科质量评估，并运用经费资助的杠杆来促进高校自身的质量监控。1992年，英国成立了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并在其下设立了质量评估委员会(Quality Assessment Committee，简称QAC)，对所有高等院校的办学质量进行检查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与拨款挂钩。同年5月，英国大学校长委员会等几家组织也联合成立了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Council，简称HEQC)，对高等教育质量进行统一的审核和鉴定，中心任务是审计学校质量保障系统，确保它们能够有条不紊地运作。为了改进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加强评估工作的公正性、一致性和统一性，1997年3月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简称QAA)正式成立，取代了质量评估委员会和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全面负责英国高等教育质量的保障事宜。可以看出，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改革是一个从分散逐步走向统一的过程。
随着英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推进，为评估《罗宾斯报告》以来的教育政策和发展状况，并制定面向21世纪的高等教育改革框架与发展战略，英国政府于1996年2月成立了以迪尔英爵士(Sir Ron Dearing)为主席的高等教育调查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f Inquiry into Higher Education，简称NCIHE)。委员会经过14个月的详实调研，于1997年7月发表了题为《学习型社会中的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in the Learning Society)的咨询报告，又称《迪尔英报告》(Dearing Report)。报告认为，未来20年英国将进入学习型社会，高等教育应继续持续扩张;自《罗宾斯报告》以来，经济、政治、文化、信息技术、产业调整等外部因素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日趋明显，并在未来20年产生更大影响;高等教育对个人和社会良好的投资回报将在未来20年进一步显现。报告还就英国高等教育的目的、模式、规模、结构、管理、拨款、学生资助等问题以及未来20年的发展做了详尽的论述，并提出了93项关于21世纪英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建议，建议主要涉及扩大教育规模、扩充经费来源、完善管理机制和提高教育质量等方面。该报告被普遍认为是自《罗宾斯报告》之后第一个全面回顾与反思英国高等教育并对未来发展做出战略构思的纲领性文件。在《迪尔英报告》的影响下，英国高等教育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主要发展和变革如下:
一是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均衡教育机会，促进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以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为领导的新工党在上台执政后，在教育上没有采用撒切尔主义者单纯依靠市场作用对优差学校以及优差生进行自然淘汰的做法，而是在关注弱势学校和学生的基础上，运用政策等手段增加它们的竞争实力，从而使优差学校和学生实现共同发展。1997年上台的新政府接受了《迪尔英报告》中向学生收取学费的建议，但拒绝继续保持根据家庭收入状况对学生的生活费进行补贴的建议。因此，从1998/1999学年开始，政府对学生提供无息贷款，不分院校和课程。除提供贷款来维持日常生活外，政府不再提供额外的财政资助。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学费可以减免，学生毕业后根据工作收入情况偿还贷款。此外，政府还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大力发展基础学位课程、吸引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入学等，以满足劳动市场对技能人才的需求，并使更多不能够承担费用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从而扩大高等教育的参与。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对旨在扩大高等教育参与的合作项目也进行专项资助[133]。
二是开始建立筹措高等教育经费的新机制，努力提高经费使用效益。新政府倾向依据受益者分担教育成本的原则，要求高等教育经费应逐步由政府、企业和学生三个主要部分共同构成，由此来拓宽经费来源。为此，政府除了努力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拨款和开始向学生收取学费外，还成立了工业合作发展基金，即高等教育创新基金(Higher Education Innovation Fund，简称HEIF)，以吸引工业部门的经费来资助高等教育，促进高等院校的知识转化。此外，政府还进一步密切与拨款机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大学以及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通过立法、评估等手段调节经费流向，改革资助条件与项目管理方式，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益。
三是强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和评估。为确保教育质量，《迪尔英报告》提出政府应对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结构、规模与功能等做一个更完整的规划与设计，同时应设立一个专责机构来负责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和评估工作，并将质量保证与经费资助加以结合。为了回应报告的建议，英国政府于1997年将质量评估委员会和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整合后，另成立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负责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质量与教育标准的审核工作[134]。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成立后将原先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下质量评估委员会所从事的教学质量评估发展为学科审核;将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原先所推动的学术质量审议发展成延续审议，亦即后来的机构审核。自2002～2003年开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将学科审核和机构审核整合为一套对高校内部质量保障机制进行外部审核的方式，为英国高等教育评价又开创了新的局面[135]。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的成立和发展不仅保证了英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水准，而且避免了重复和交叉评估，统一了评估标准，明确了评估重点，减少了高校在评估工作方面的负担，提高了评估的专业性和公信力。至于高等院校的学科科研评估，则仍由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联合所有的英国拨款机构，来规划执行每四到五年进行一次的高等院校科研评估(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简称RAE)。由此，英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和评估逐步得到统一、加强和完善。
进入21世纪，面对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英国政府审时度势，积极将高等教育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中，于2003年1月22日发表了题为《高等教育的未来》(The Future of High Education)的白皮书。英国教育国务大臣查尔斯·克拉克(Charles Clarke)在白皮书的前言中指出，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英国大学必须在扩大招生和促进知识向财富转化这两个方面有所改进。白皮书为此提出以下主要建议:一是增加经费投入。为改变对高等教育投资不足的状况，白皮书预计在未来三年内高等教育拨款年均增长6%，同时大幅增长对来自低收入家庭学生的资助。二是重视学术研究。为跟上国际发展、参与国际竞争，英国政府将在2005/2006年度研究项目上增加12.5亿英镑的财政投入，比2002/2003年度提高了约30%。此外，政府还鼓励合作研究，加大对一流系科和大学的投资，支持新的研究项目，奖励贡献突出的研究者，创立了新的人文艺术研究院(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三是加强高等教育与工商业界的联系。英国政府通过高等教育创新基金鼓励高等院校，特别是非研究创新型大学，与地方、工商业界合作。四是促进优质的教与学的改革。在高等教育投资中附加以优质教学为目标的经费;为学生提供较好的教学质量信息，以便于学生择校;建立新的国家教学专业标准，成立教学质量学会(Teaching Quality Academy，简称TQA)，促进教学质量的监督。五是继续扩大招生。白皮书建议继续提高高等教育入学率，主要通过授予两年制的职业基础学位(two-year work-focused foundation degrees)，使18～30岁年龄人口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50%。此外，还要加强高等教育与继续教育的联系，开发更多的基础学位，促进课程的灵活性改革等。六是加强公平入学的保证。白皮书建议，提高中学和继续教育的入学机会和标准;逐步取消预付学费;要求高校签订入学协议(Access Agreement)，并派一个独立的入学监控员(Access Regulator)来监察这些协议;通过“励志计划”(AimHigher Programme)提升各层级学校与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联系，帮助青年人树立志向;政府从2004年起重新开始为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每年1 000英镑的资助;继续为低收入家庭学生预付第一笔1 100英镑的学费等[136]。
《高等教育的未来》白皮书中的很多建议都被纳入次年英国颁发的《2004年高等教育法》(Higher Education Act 2004)。这个法案主要在入学机会公平、大学学费和学生资助等方面进行了规定，目的就是要扩大高等教育参与，保持和提高英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也可以说，自《迪尔英报告》以来，英国高等教育就一直以促进市场化、扩大规模和保证质量为核心，拥有了较之以往更为丰富的资源，实现了大众化和多元化发展。
然而，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并非就此一帆风顺。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波及全球。在危机严重的国家中，高等教育也深受其害，出现了经费危机、就业危机和质量危机[137]。英国高等教育也难逃这场危机，最为明显的体现在经费削减引发的种种变局和影响上。事实上，英国高等教育经费削减的决策酝酿已久。自英国遭受国际金融危机重创之日起，高等教育领域就开始人人自危。2010年5月英国大选期间，高等教育经费和学费问题更成为社会各界对各政党领袖的期待之一。然而，大选最后产生的新一届联合政府在施政纲领中采取了缓兵之计——一切都要等到布朗尼勋爵(Lord Browne)领导英国高等教育经费评估小组进行的独立调查完成以后再说[138]。
2009年11月，英国政府任命皇家工程学院(Roy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院长布朗尼勋爵负责一项关于英国高等教育经费和助学问题的独立调查，要求其最终出具一些富有建设性的评估意见与建议，以确保英国高校能得到持续发展的经费，保持世界一流的教学质量，保证让任何一位有能力的英国公民都能上大学等。2010年10月12日，由布朗尼主持完成的题为《确保英国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未来》(Securing a Sustainable Future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England)报告正式出炉，简称《布朗尼报告》(Browne Report)。该报告肯定了削减高等教育经费、提高大学学费上限等措施的必要性，其核心思想是高等教育市场化[139]。
虽然报告一经公开便成为批评和抗议的众矢之的，但是在英国遭受金融危机重创、政府被迫全面大幅削减预算之时，这份报告中的很多建议不久就被英国政府欣然接纳。例如，到2009年中后期，随着金融危机的冲击日益严重，英国政府开始连续削减对高等教育财政拨款。这是自1997年以来英国高等教育政府拨款下降最严重的时期。按照拨款方案，2010/2011年度英国50%以上高校的政府拨款受到削减[140]。为了弥补高等教育经费的缺口，英国政府决定接受报告中关于提高大学学费上限的建议。此举引来学生强烈不满，甚至引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再如，英国新一任联合政府还根据报告建议，通过加大政府拨款的竞争性和选择性、科研经费流向高水平高校、教学经费向重点学科倾斜、促进高等教育机构间竞争等一系列改革来推进高等教育市场化。受经费和学费问题的影响，英国高等教育的入学和就业也都受到冲击。
金融危机对英国高等教育的深刻影响以及英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前景依然需要后续的观察和研究，但英国高等教育在经历二战后的一系列前后衔接、顺应时事、政策引导的改革调整后，形成了今天具有高度竞争力的规模、质量、特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因此，我们有理由对英国高等教育的实力与魅力充满信心。
小结:英国高等教育起始于中世纪牛津大学的形成，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见证了世界高等教育的起伏兴衰。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英国高等教育中占据特殊地位，其发展进程长期代表着英国高等教育的走势，但两所大学的优势地位也一度被苏格兰大学的光芒和新兴大学的蓬勃发展所取代。总结英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可以发现:首先，虽然受长期的政治和宗教影响，英国高等教育一直努力保持着自治的传统。其次，当高等教育发展缓慢或裹足不前，难以满足时代发展要求的时候，新兴高等教育机构就在英国迅猛发展起来，高等教育改革就不可避免，而政府和社会力量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最后，随着高等教育规模和影响的扩大，英国政府逐步加强对高等教育的干预，在推动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注释】
[1]符华兴，王建武.世界主要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2]刘宝存.牛津大学办学理念探析［J］.比较教育研究，2004(2):16-22.
[3]http://www.ox.ac.uk/about_the_university/introducing_oxford/a_brief_history_of_the_university/index.html.
[4]裘克安.牛津大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
[5]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梅义征，译.大学的兴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135.
[6]别敦荣，蒋馨岚.牛津大学的发展历程、教育理念及其启示［J］.复旦教育论坛，2011，9(2):72-77.
[7]徐辉，郑继伟.英国教育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
[8]裘克安.牛津大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
[9]http://www.britainexpress.com/cities/oxford/univ-college.htm.
[10]http://www.britainexpress.com/cities/oxford/balliol.htm.
[11]http://www.britainexpress.com/cities/oxford/merton.htm.
[12]别敦荣，蒋馨岚.牛津大学的发展历程、教育理念及其启示［J］.复旦教育论坛，2011，9(2):72-77.
[13]Hastings Rashdall.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Volume 2，Part 2，English Universities，Student Lif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14]http://www.cam.ac.uk/univ/history/records.html.
[15]Hastings Rashdall.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Volume 2，Part 2，English Universities，Student Lif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16]阎光才.牛津大学与牛津城——传统大学与社区间互动的一个经典个案分析［J］.比较教育研究，2004(4):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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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31]辉格党:城市资产阶级和新地主组成的一支新教派别——清教派，以后演变为自由党。
[32]托利党:有土地的贵族绅士组成的保王派，以后演变为保守党。
[33]符华兴，王建武.世界主要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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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殷企平.英国高等科技教育［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
[85]白皮书是政府就某一重要政策或议题而正式发表的官方报告书，起源于英美政府。因为报告书的封面是白色，所以被称为白皮书。白皮书被视为政府对国民正式发布信息、资料和政策的一种手段。白皮书是政府重要政策落实前的最后公布，相比绿皮书少了咨询的成分。
[86]转引自张泰金.英国的高等教育历史·现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47.
[87]转引自殷企平.英国高等科技教育［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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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Owen T.The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J］.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1980，6(3)，255-278.
[102]转引自Shattock M.，＆Berdahl R.The British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1919-83:Changing Relationships with Government and the Universities［J］.Higher Education，1984，13(5)，p472.
[103]徐辉，郑继伟.英国教育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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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转引自王承绪，徐辉.战后英国教育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276.
[110]张泰金.英国的高等教育历史·现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
[111]“三明治”课程(sandwish course)是英国本科教育的一大特色，这类课程由学习时间和与课程相关的工商业务或管理实习时间两部分构成，具有明显的交替特征。
[112]殷企平.英国高等科技教育［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
[113]王承绪，徐辉.战后英国教育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
[114]殷企平.英国高等科技教育［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74-75.
[115]转引自王承绪，徐辉.战后英国教育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282.
[116]转引自王承绪，徐辉.战后英国教育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282-283.
[117]20世纪60年代英国创办的10所新大学分别是(括号内为大学被授予皇家特许状的年份):苏塞克斯大学(1961年)、基尔大学(1962年)、约克大学(1963年)、东英吉利大学(1963年)、埃塞克斯大学(1964年)、兰开斯特大学(1964年)、肯特大学(1965年)、沃里克大学(1965年)、斯特林大学(1967年)、厄尔斯特大学(1968年)。
[118]符华兴，王建武.世界主要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119]阚阅，张雁.战后英国高等教育经费结构的调整［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6(1):60-64.
[120]王承绪，徐辉.战后英国教育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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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绿皮书是政府就某一重要政策或议题而正式发表的咨询文件，起源于英美政府。因为报告书的封面是绿色，所以被称为绿皮书。绿皮书被视为政府对国民征询意见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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