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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1918～1939年)是一个短暂的和平时期。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这一阶段的英国高等教育凸显了一些新特点，社会中下阶层及其子女入学增多，教学科研内容更贴近现实，科技教育与研究得到更多重视，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英国蒙受了重大损失，75万英国人阵亡，经济结构破坏严重，国际金融地位被削弱。为求生存，国家动员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一切资源为战争服务。战前，英国的化学药品、光学玻璃、染料和机械等一些军需材料主要从德国进口，但战争的爆发切断了这些材料的来源。德国还依靠在军事领域的科技优势使英国一度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在这种严峻形势下，英国政府为增强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积极动员并鼓励各大学和学院加速科研^[84]。1915年，英国政府和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一起把研究人员、企业家、科学工作者组织起来，成立了科学与工业研究部(the 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政府为建立这一新机构而发表的白皮书^[85]中提出:“很大一部分研究工作必须由已得国家资助的大学和学院承担。对有能力从事研究工作的青年提供支持和培训这一任务只有通过面向公众的教育系统才能落实。”^[86]为此，科学与工业研究部通过提供相当可观的研究开发基金，积极推动大学科研和相关教育。与此同时，大学也积极回应国家需求，压缩其教学职能，加强实用科技的教学与研究。由此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提高了大学在国家生存和发展中的地位，使得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

在政府的动员和支持下，英国科技教育受到战争推动得到巨大发展。由于战时需要，工程、燃料技术、航空、纺织、冶金、炸药化学、物理学及农业等学科被称为“求生存的学科”。这些学科的教学研究工作在科学与工业研究部的统一协调下，在各院校进行并取得了明显成绩。“战时大学的研究同工业界的合作，使英国在炸药、药品、致命性毒气武器和防毒气设备、玻璃业、染料业、飞机制造业、电机业的研究和发展方面迅速缩小了与德国的差距，而参与这些研究和发展的几乎包括了英国当时所有重要的大学和学院……正是由于大学的参与，英国能在许多科技领域赶上或超过德国。例如，英国制作的锰钢头盔比德国钢盔更坚固，军服也更结实耐穿，飞机性能也更稳定，英国的努佛卡因麻醉剂质量更好，芥子气(一种糜烂性毒气)花费也更低。”^[87]通过这次大战，英国人比以往更清楚地意识到了发展高等科技教育的重要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还使英国高等教育的学生成分发生了某些变化。过去的大学学生主要是上层阶级子弟，其他阶级子弟只能受科技教育，去技术学院。1914年以后，上层阶级对高等教育的垄断被打破，中产阶级的下层及其子女都能上大学了。这一方面是由于1914年以前高等教育为地方主要工业服务的特色和机制已经形成，另一方面是由于战时的人才紧缺。

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科技资源的不足给英国人留下了深刻教训，并继续影响到战后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英国大学也在被动满足战争需要的过程中，提升了自身的战略地位，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取得了一定发展。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时期，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高等科技教育在大学继续得到发展。一战期间，英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积极地加强了与军火工业有关的科研，并因此引起了对其他科研活动的重视。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刻教训以及二战前德国的发展和威胁，英国全国对科技教育和研究的重要性的认识得到统一，一战期间强调实用科技的势头也因此没有停顿，并在战后继续得到加强。大学成为高等科技教育的主体。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为例，牛津大学“从1917年起强调科学教育中的示范和实验;有几个学院建设了自己的小型实验设备。在政府、基金会和企业的资助下，大学一级的各大实验室发展迅速，规模很大，成为科学教学和研究的主要手段，在国际上也卓有声誉”^[88]。在剑桥大学，科技教育持续得到发展，突出表现在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成就上。自1919年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继任汤姆森(J.J.Thomson)的职位成为实验室主任以后，实验室又获得了更大发展。从规模上讲，它当时吸引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卓越科学家和研究生，其中包括詹姆斯·查德威克(James Chadwick)、约翰·科克罗夫特(John Cockcroft)。查德威克因为发现中子获得193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Nobel Prize for Physics)。科克罗夫特与欧内斯特·沃尔顿(Ernest Walton)于1932年首次分裂原子核，而获得195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二是大学与工业之间的结合更为紧密。从1918年开始，科学与工业研究部对大学毕业生发放为期两年的研究费，用于工业方面的研究。到1926年为止，已经有700名毕业生接受了这种研究费，其中有400名是专门研究化学的^[89]。与此同时，科学与工业研究部还向大学的研究生院支付研究费，以期将来能向工业界输送更多的大学毕业生。1929年，英国政府成立的鲍尔弗委员会(The Balfour Committee)把大学科技教育受阻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工业界的缺乏热心。委员会还呼吁将大学科学研究与产业技术相结合，提出有必要探讨与生产工程直接结合的问题。这一呼吁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响应。在科学与工业研究部以及诸如鲍尔弗委员会等组织的影响下，加之1929～1934年经济萧条和国际竞争的压力，英国工业界对科技研究和高等教育的态度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有了明显的转变。科学与工业研究部对1935～1936年的调查报告表明，这一期间工业界对各种科研机构的资助增加了40%^[90]。在国内外政治、经济等多因素的影响下，经过多方努力，各种与产业密切相关的工科专业在英国大学中增加，英国高等科技教育得到巩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主要工科专业在各大学的分布情况见表1-3。

表1-3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主要工科专业在各大学的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转引自殷企平.英国高等科技教育［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61.

三是大学中的文科发展表现突出。这一时期，虽然英国注意到了科技人才的培养问题，理工科教育得到一定发展，但由于英国中学和大学注重人文教育传统以及工业界对高等科技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文科发展依旧超过理工科的发展，大学理工科的招生生源不足，理工科学生比例偏低。文科学生数与纯理科和技术学科的学生数相差是非常惊人的(见表1-4)。这一时期的个别年份，英国大学生中竟有超过一半的学生学习文科。只有在1930年后，比例才略有降低，但仍处于优势。人文学科发展突出的现象以牛津大学为典型。到1938年时，牛津大学荣誉学位(Honorary Degree)获得者中只有14%的人获得纯理科学位，获得应用学科学位的学生则更少，只有3%^[91]。

表1-4　英国20世纪20～30年代大学文、理、工科学生占全部学生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转引自张泰金.英国的高等教育历史·现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49.

四是学生数量发展先快后缓，学校规模发展不明显。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英国政府就预见到了战后高等教育扩大的必然性。1920年整个英国大学的在校生数量比战前1910年增加了75%左右，达到48 000多人，数量发展还是相当惊人的(见表1-5)。但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英国大学的在校生数量发展缓慢，到1930年时甚至出现了下滑，直到1938年才略有增长，达到了5万人。英国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也始终在低水平上徘徊。据统计，到1938/1939年度，适龄青年中也只有2.7%的人能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同时，这一时期在校生数量的缓慢发展使英国高等教育落后于美国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在表1-6所列的八个国家中，英国的大学生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处于最低。在学校规模上，受英国长期精英教育传统的影响，学校规模发展不明显，总体偏小。1938/1939年度，多数大学规模在1 000人以下，6 000人以上的大学一所也没有。根据不完全统计，1 000人以下的大学13所，1 000～2 000人的五所，2 000～3 000人的两所，3 000～4 000人和4 000～5 000人的各一所，5 000～6 000人的两所^[92]。

资料来源:符华兴，王建武.世界主要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273.

五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发展受到高度重视，伦敦大学的重要地位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和高份额的经费支持。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因为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一直具有传统的学术和社会地位，是英格兰高等教育的主体，学生家庭多为中上层社会成员，并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政界、经济界等各领域的领导者和精英人才。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凸显了两所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价值。德国科技人才对战争的默认甚至是支持使英国人认识到，为防止科学研究者蜕变成没有头脑的机械，大学教育只注重科技教育还不行，古典大学中特色的人文教育仍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在当时流行的共识不仅巩固了牛津、剑桥的人才培养传统，也凸显了两校对于国家的特别价值。除牛津、剑桥古典大学外，国家还重视伦敦大学、伯明翰大学、利物浦大学等地方大学的作用。尤其是地处首都和服务人口众多的伦敦大学，格外受到国家重视，得到进一步发展。伦敦大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出资帮助伦敦大学建设中心校区，大学本部和众多学院合理布局，大学和城市融为一体。二是成立了考陶尔德艺术学院(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等一批新的人文学科研究和教学机构，增强了大学的研究功能和学术地位。需要提及的是，英国政府筹划运作一种新的机制来资助和引导大学的时机就是在这一时期成熟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因为其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受到英国政府的大力倾斜支持。

六是女子高等教育有了一定突破。以牛津大学为例，虽然自1878年起至19世纪末成立了玛格丽特夫人学堂(Lady Margaret Hall)等四个女子学院，但女生直到1920年起才能获取学位，这时女生才在牛津大学取得和男生完全平等的地位^[93]。到1925年，女生数量迅速增加，已占到本科生的四分之一^[94]。尽管后来遭到反对力量的抵制，规定了女生的限额，但在当时已属突破。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高等教育教育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变革当属1919年大学拨款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简称UGC)的建立。它的建立不仅使大学经费来源趋于规范化和制度化，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英国国家和大学关系的变化，说明国家意识到了大学的战略地位，标志着国家开始正式干预高等教育。

英国大学在历史上长期奉行自治原则，国家也没有把大学的发展作为自己的责任。英国政府既不负责高等院校的财务，也不负责它们的招生、教学和管理。大学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自治机构。当然，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成立后的数百年间，政府也曾派遣皇家委员会对它们的办学状况进行调查。如1850年，成立的皇家委员会专门对两校进行了调查，提出改革建议，但并未给予丝毫财政支援。英国政府对大学提供经费资助是始于1881年，以阿伯德尔勋爵(Lord Aberdare)为主席的政府委员会发表了题为《威尔士的中级教育和高等教育》(Intermediate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Wales)的报告后，英国政府考虑到威尔士地区的特殊情况，破例给威尔士的两所大学学院提供了4 000英镑的年度拨款资助，从此拉开了政府资助高等教育的序幕^[95]。1889年，英国财政部(Treasury)特别成立了大学学院拨款委员会(Committee on Grants to University Colleges)，对资助比较成熟的大学学院、为期五年、共计15 000英镑的拨款分配提供咨询建议。此后的1892年、1897年、1900年和1902年，又有专设的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同样负责对增加的拨款如何分配提出建议。1904年，政府对大学的资助已达5.4万英镑，另一个专设的由霍尔丹(R.B.Haldane)任主席的大学学院委员会(University Colleges Committee)成立，该委员会建议设立一个长期固定的咨询委员会来负责对大学的拨款事宜。财政部原则上接受了这个建议。1906年，财政部成立了常设性的大学学院拨款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on Grants to University Colleges)，成员包括国会议员和学者。除财政部外，其他部分政府部门也开始为大学提供资金支持(见表1-7)。1911年，政府决定合并不同来源的大学拨款，由教育委员会(Board of Education)统一管理。教育委员会于1911年7月17日成立了新的大学拨款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on University Grants)，成员全部由学者构成^[96]。由此可见，政府为大学拨款的先例和经验已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形成。

资料来源:转引自Owen，T.(1980).The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6(3)，p.256.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学的科研成果让英国政府对大学刮目相看，政府认识到高等教育在国家生存和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此外，战后英国面临的经济困境和通货膨胀，使得大学的捐赠收入下降很多，财政困窘。这一问题由于战后许多人重返大学学习而变得更加严重。在此背景下，政府建立全面、统一的大学拨款机构已经水到渠成。1919年，在国家教育委员会主席费希尔(H.A.L.Fisher)的提议下召开了一次会议，研究政府增加大学拨款的问题。会议的一个重要结果便是成立了大学拨款委员会，作为负责评估大学财政需求并据此向政府提出拨款建议的常设性机构。大学拨款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英国政府正式干预大学，对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大学拨款委员会是介于政府和大学之间的中介机构，担当二者之间的桥梁，从而使政府摆脱具体事务，更能集中精力制定政策，实施宏观领导，又使大学能从政府手中获得资助，却不会因此失去自身独立和自治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学拨款委员会成为政府需求与大学自治之间矛盾冲突的“缓冲器”(buffer)。大学拨款委员会建立后，英国政府对大学的经费资助逐渐增加，从1919年的100万英镑增长到1936年的250万英镑，促进了大学的发展^[97]。其次，大学拨款委员会成立后通过定期的调查报告越来越朝着“规划者”的方向发展。由于大学拨款委员会根据大学的表现和贡献来分配资金，因此它直接起到了促进大学间竞争和引导大学按国家需求发展的作用。例如，大学拨款委员会在1930年的报告中，对前五年新增加的71个教授职位中只有22个设在理工科一事表示不满，强调加强科技教育^[98]。再如，大学拨款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麦考密克爵士(Sir William McCormick)在1919～1930年任职期间，以拨款经费为杠杆，发展了许多实用学科，支持了亟须的和有发展前途的项目，使大学拨款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上发挥了导向作用^[99]。最后，大学拨款委员会起到了建立英国大学系统的作用。大学拨款委员会通过对大学的资助把原来分散的、自治的大学集中为一个由政府统一管理的大学体系。大学拨款委员会将英国大学都纳入到一个系统，接受国家的评估、资助与指导，使大学真正成为国家的重要资源。因此，大学拨款委员会是英国大学管理制度创新的一个经典范例，也是这一时期的突破性进展。

大学拨款委员会在这一时期能够对英国高等教育产生重大影响，主要是因为其具有的三个特点:一是委员会拉开与大学的距离，保持独立性和公正性。委员会成立初期，委员会成员由一位非专职的主席和10位具有很高声望的学者组成，成员要基本脱离与有关受资助大学的联系^[100]。二是区别于1911年成立的大学拨款咨询委员会，大学拨款委员会重新设在财政部而非教育委员会之下。大学拨款委员会对纯粹处理财务问题的财政部负责，一方面可以降低自治已久的大学对政府资助作用的敏感性，另一方面有利于统筹兼顾英国所有大学的需求。这是因为财政部的工作范围涉及全国，而教育委员会的工作只涉及英格兰和威尔士^[101]。因此，大学拨款委员会的成员是由英国财政大臣(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与教育委员会主席(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Education)和苏格兰国务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Scotland)协商后任命，其专职秘书是由财政部委派。有人评价大学拨款委员会的这种管理模式极具象征意味:“主席来自学术界，秘书多由财政部的公务员担任;前者面向大学，而后者面向财政部”^[102]。三是大学拨款委员会从一开始就秉着对大学进行“检查”而非“控制”的原则，确保大学的自主权和学术自由不受破坏。大学拨款委员会根据调查情况为大学提供拨款，而后不再干涉资金的具体使用。如果对大学的做法有异议，拨款委员会可以通过正式报告或其他非正式渠道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和意见。但这种意见的性质并不具有强制性作用，而是建设性的^[103]。正是由于以上特点，大学拨款委员会成功发挥了“缓冲器”和“规划者”的作用，使英国国家的大学管理模式从自由放任转变为间接管理。这种模式还深远地影响到二战后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并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深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