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大学运动
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英国的古典大学虽然受到了冲击，进行了一定的改革，但仍难以适应国家社会与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相对应，19世纪20年代后，英国掀起了兴办近代大学的“新大学运动”，以伦敦大学为代表的一批新大学先后成立。与牛津、剑桥等古典大学相比，这批新大学一般是由地方创办，与社会联系更为紧密，属于新建大学和新式大学。新大学以功利主义为导向，取消教派限制，提供职业教育与科学教育，力图面向全社会培养实用人才，有力地推进了英国高等教育的世俗化、平民化与泛智化[43]。由此，英国高等教育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一、新大学运动的背景和基础
教育的发展和变革从来不是单一因素影响的结果，而是包括内部动力和外部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新大学运动是英国近代高等教育方方面面的集中体现，其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动因。
首先，英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实用人才。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使英国建立了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联盟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制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确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国家。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加速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措施，促进了工业革命各种前提条件的迅速形成。英国工业革命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到19世纪中期基本结束，使英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和“世界工厂”。工业革命的最大贡献在于“它唤发了惊人的生产力”[44]。“从1782～1852年，英国的工业生产每年增长3%～4%。1850年，英国的钢产量比1800年增加了八倍，原煤产量增加了五倍，布匹产量增加了六倍，而这些东西在1800年的产量已远远超过了1760年。1830年，英国的原煤产量占世界的70%，布匹和钢产量各占50%。英国的铁路，从1825年为了开矿而建筑的短短几条，发展到1850年的6 308英里。”[45]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发展需要数量众多的具有文化和科学知识的实用人才。尤其是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这种需求更加迫切。最初推动工业生产的大学外的能工巧匠们，已经不能适应科学技术的日趋复杂，无法胜任发展科学知识和培养专业人才的重任。
其次，古典大学和私立学园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开展，受人文主义学者托马斯·埃里奥特爵士(Sir Thomas Elyot)、劳伦斯·汉默夫雷(Lawrence Humphrey)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有关绅士学说的影响，英国古典大学改变了以经院哲学为主的教学，开始逐渐教授古典学与新教伦理，培养有“绅士”之称的政治、宗教与文化精英。到18世纪，古典绅士教育传统在古典大学已根深蒂固，而大学的贵族化气氛和奢靡之风也十分浓厚，富人成为了大学的主体。到1810年，平民出身的学生比例只有1%，平民和中等阶层由于费用昂贵而受到大学的极大排斥。另外，虽然英国大学的教学内容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开始出现新气象，近代自然科学逐步进入大学课堂，但由于学科的系统化程度不高以及大学的保守和传统惰性，这些新的学问未能在古典大学中占据主流地位，仍受到很大程度的忽视和排斥。并且，虽然英国古典大学的毕业生及教授中，出现了培根(Francis Bacon)、波义耳(Robert Boyle)、胡克(Robert Hooke)和牛顿等一批在近代科学革命中取得伟大成就的学者和科学家，但这只是极个别的，根本不能代表大学的主流。工业革命早期的技术革新者也大都是工匠出身，没有接受多少正规教育。许多科学原理和知识的产生、传播也不是在大学里，而是在咖啡馆[46]。著名科学史学专家贝尔纳就曾指出:“在17、18世纪，科学有了很大发展，但并不是由于它在教育中占着重要的地位才有了发展，而恰恰是在它毫无地位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在19世纪中叶以前，所有伟大的科学家就其科学知识而言都是自学出来的，尽管有波义耳、牛顿的先例，科学并没有在较老的大学生根。”[47]因此，英国当时的高等教育无视资产阶级革命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和近代科学的发展，没有通过科技创新、培养实用人才等对工业发展产生直接影响，与工业革命的联系也非常松散，对工业革命的贡献微乎其微，表现出极大的保守性和滞后性。在古典大学未能与社会的发展同步前行的同时，于17世纪后半叶悄然兴起的私立学园(Academy)也由于规模较小、经常迁移、存在时间短等问题而无力承担起为资产阶级和国家发展服务的职能。私立学园的兴起既是古典大学衰败的写照，也是1662年《统一法案》(the Act of Uniformity)对大学中异教徒进行驱逐的结果。不信奉英国新教的师生被赶出校园后，综合了文法学校和大学教育的功能而坚持办学，创办了私立学园。学园虽是教会或教徒创办，但不限制学生毕业后的职业，并强调面向社会培养实用人才，课程体系也较为广泛和从社会现实出发，具有强烈的工商业倾向，成为日后创建新大学的有益探索。但遗憾的是，由于英国高等教育中保守主义的束缚、学园办学条件差和社会声望低于大学等原因，学园本身难以突破而“既没有成为永久性的中高等教育中心，也没有成为进行职业训练的主要基地”[48]。古典大学的因循守旧和私立学园的无力突破，使得它们对英国18世纪的工商业发展几乎毫无贡献。英国的高等教育对工业发展真正起到刺激作用是19世纪上半叶伦敦大学的建立后，但对英国工业革命而言这种促进作用已经是姗姗来迟。
再次，英国中等教育的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内部刺激;而苏格兰和德、法两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成就对英格兰大学构成了外部刺激。工业革命的成功使英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口快速增长、城市化进程加快，中产阶级迅速扩大。英国人口由1760年的650万骤增至1820年的1 200万，至1850年人口达到了1 800万。1750年前后，只有五分之一的英国人住在5 000人以上的城市里，而到1850年，居住在这类城市里的英国人已占五分之三[49]。为满足扩大的教育需求，尤其是新兴中产阶级的教育需求，各种商业学校、实科中学急剧增加。传统的温切斯特(Winchester College)、伊顿(Eton college)等九大公学也从19世纪中叶开始引进科学课程，扩大招生人数。19世纪中后期，英国又建立了一批新公学[50]。大量的中等学校毕业生要求有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英国已有的大学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类型上都难以满足他们的要求。因此，建立和发展新型的满足中产阶级教育需要的实用高等教育机构已迫在眉睫。除了内在的刺激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外，苏格兰和德、法两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成就也对英格兰大学形成了外部刺激。18世纪，英国苏格兰地区的四所大学陆续开始推行改革，开设自然科学与实用课程、招收非国教的学生入学等，以较开放的办学思想和众多大师名家吸引了大批来自英格兰与欧洲大陆的学生。法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建立了由政府统一控制的高等教育制度，开展职业教育和科学研究。1810年普鲁士创立了第一所新制的、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的柏林洪堡大学(the 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从此不再拘泥于古典人文教育，开始大力推行学术研究，成为欧洲大学的样本。这些都对英国人形成了不小的改革压力。
最后，教育思想的两次大辩论推动了英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随着一批辉煌的自然科学成就的诞生(以培根的实验科学方法论、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为代表)，以及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相继展开，英国的思想界和教育界出现了大规模的功利主义浪潮，以埃奇沃思(R.L.Edgeworth)、威廉·汉弥尔顿(William Hamilton)为首的改革家们强烈批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守旧并要求它们改革，并与古典自由教育的辩护者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辩论。第一次辩论始于19世纪初，埃奇沃思在1809年出版的《专业教育论文集》(Essays on Practical Education)中提出了“知识是否有用，要看其使用价值”的观点，强调知识的功利性和实用性[51]。随后，一批评论家从此观点出发，对牛津、剑桥大学的教育，特别是传统课程展开了激烈的批判，认为牛津传统的惯性依然如故:“仍然迟迟不改它们对旧统治者的忠诚，它们在基调、价值取向和结构上都一如既往……它们落后在时代的后面，变得越来越偏狭，越来越古板，越来越不合时宜。”[52]牛津大学及保守派们面对批判大肆反击，他们为古典课程辩护，强调古典学科对提高素养和学习其他知识的意义。1831年，剑桥又掀起了一场持续的辩论高潮。主要是当时剑桥的一位为古典教育辩护的书院院长威廉·威维尔(William Weevil)竭力主张突出数学，而他的观点遭到了主张突出哲学的苏格兰学者威廉·汉弥尔顿的尖锐批驳。辩论已经深入到具体的教学内容。汉弥尔顿还在辩论中就大学应开设的学科提出了四个条件，这对教育改革具有借鉴意义。其他人还就牛津、剑桥大学的宗教限制过多、缺乏严格的考试制度、大学被富人垄断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批评和意见[53]。在19世纪中期，古典教育与科学教育的争论更为激烈。一方以纽曼(John Henry Newman)为代表，一方以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为代表。纽曼等人曾于1833年前后在牛津大学讲道并发放小册子，主张恢复教会昔日的权威和早期的传统，世称这次宗教复兴运动为“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一时宗教讨论热烈，压倒了学术研究。纽曼强调普遍性的知识，反对传授专业性知识，认为大学教育中知识本身即是目的，积极维护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传统，批评了新成立的伦敦大学，从而引起了又一次有关大学教育的大辩论。纽曼的观点遭到了斯宾塞和赫胥黎的强烈反对。斯宾塞猛烈地抨击古典学科，把它们视为“花哨的摆设”。他强调科学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认为教育是“为完满生活做准备”，并按照人类生活活动的种类和重要性将科学课程进行了等级分类，对实科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与斯宾塞等人一样，赫胥黎也对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墨守成规以及排斥科技教育的做法进行过猛烈批评。他为捍卫达尔文的进化论同英国教会展开激烈论战，并积极拥护当时正在兴起的城市大学。他理顺了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强调科学应该作为哲学的基础，为科学进入大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此外，赫胥黎还积极参与英国政府部门制定有关科学和教育的政策及法案等活动，成为英国科技教育首屈一指的功臣[54]。19世纪持续的这些辩论推动了功利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为英国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和舆论支持。
在以上诸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英国高等教育近代化进程在19世纪终于全面展开，朝着世俗化、平民化及发展职业教育的方向迈进。鉴于古典大学保守势力过于强大，英国人另起炉灶，在重要工商业城市新建10余所高等学府，形成了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新大学运动”。
二、伦敦大学的创建与兴起
新大学运动的重要成果和标志之一就是伦敦大学的创立。在首都伦敦建立一所大学的想法大约在17世纪就出现了，这一梦想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开始实现[55]。伦敦是英国的首都与第一大城市，在19世纪初人口已超过90万，成为中等阶层最集中的城市，也是最有生源、财力和教育需求等办学基础的城市。以功利主义思想为指引的新大学，首先在伦敦成立也是水到渠成。
1825年，毕业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的英国著名诗人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Campbell)，在《泰晤士报》(The Times)上发表致国会议员亨利·布洛姆(Henry Brougham)的公开信，建议仿效德国和维也纳，在首都伦敦创办一所对中等阶层子弟实施高等教育的大学，从而拉开了创办新式大学的大幕。在1825～1826年间，布洛姆安排了多次公开的和私下的会议。1826年2月11日签订了一份详尽的财产授予契约，决定通过出售每股100英镑的股票，筹集总数达15万～30万英镑的资金，并计划从全体股东中推举28人组成校务委员会，全权负责管理大学的财产、聘任教授和管理学生等事宜[56]。新大学的创办者和支持者包括坎贝尔、布洛姆、詹姆士·密尔(James Mill)、乔治·伯克贝克(George Birkbeck)、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人，他们都是当时著名的具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和科学思想的国会议员、学者或实业家们，在新大学的创办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经过积极筹资和准备，伦敦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ondon)于1827年奠基成立，并于1828年10月正式开学[57]。
由于创办者的思想倾向，伦敦大学创立之初就充满了功利主义和非国教主义的氛围。在1827年的《伦敦大学委员会关于大学性质与目标的声明书》(A Statement by the Council of the University of Londo，Exlanatory of the Nature and Object of that Institution，以下简称《声明书》)中，学校委员会批评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宗教排斥和费用昂贵，指出了英格兰高等教育机会的匮乏和在伦敦新建一所大学的必要。《声明书》提出了伦敦大学的办学目标与方向:鉴于不信奉国教者的人口如此之多，其掌握的财富如此之雄厚，鉴于英格兰人中生活闲适、财富中等的人口比例如此之大，毋庸置疑，国家的这些最具潜力成员迫切需要建立这样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用合理的费用就可以获得教育;在这个机构，所有教派的信徒均无入学资格的限制[58]。因此，取消宗教资格限制、降低学费与生活花费，为中等阶层的教育服务，是伦敦大学的办学原则与方向。在学科与课程设置上，《声明书》在批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偏重神学和古典教育、疏于专业教育的基础上，主张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职业和实用科学相结合，提出将专业教育与自由教育并列，开设语言、数学、历史、化学、物理、植物学、矿物学、法律、医学、政治经济学等专业教育课程。从此，自然科学较快地进入到大学教育中。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相比，伦敦大学的课程体系主要有不开设神学课程、进行专业教育、设置新课程等特点，显示出了泛智性、实用性与科学因素[59]。总之，伦敦大学在办学原则、目标与课程设置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调整，成为一所宗教无甄别、课程实用且先进的新式大学，迈出了英国高等教育世俗化和平民化改革的坚实一步，推动了英国高等教育改革运动的持续深入。
新事物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旧事物的阻挠。教会人士对伦敦大学不设教堂、不进行宗教教学等予以谴责和抨击。伦敦大学争取皇家特许状的努力也频频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和政府的拒绝。为与伦敦大学抗衡，1828年6月一批教会人士在惠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亚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的主持下举行了一次会议，决定创办一所保持英国国教传统的新大学，即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60]。在英国国王乔治四世(GeorgeⅣ)的偏袒和保守势力支持下，伦敦国王学院于1829年8月14日获得了皇家特许状，于1831年10月8日正式开学，在离伦敦大学仅两英里的地方唱起了对台戏。这样，伦敦就出现了两所办学原则截然不同的大学:一所是未获得特许状的自称的伦敦大学，另一所是获得特许状的、赢得教会和国王支持的国王学院。国王学院虽然遵循传统，承认英国教会对学院的主导，但在其他方面却体现了新式大学的特征。在课程设置上，学院开设了包括化学、植物学、法学、文学、商业原理等多门较为现代的新课程。在学生来源和毕业生出路上，国王学院也比牛津、剑桥大学更为广泛和多样化。因此，19世纪20年代末在伦敦成立的两所新式大学，除了宗教方面的区别外，其他方面都很相似[61]。
由于伦敦大学和国王学院在办学声誉上还与古典大学存在一定差距，出于共同利益，两校逐渐倾向合并。经过多方磋商，最后形成了保留两校的独立办学资格、将两校置于一个新机构下的方案。1836年11月，政府颁发特许状，将伦敦大学和国王学院合并，建立一个新的联邦制形式的伦敦大学，“目的在于通过考试确定在文学、科学和艺术方面通过教育已经精通的人;同时用学位奖赏他们，作为他们各自的成就和与之相称的荣誉的标志的证明。”[62]于1826年成立的伦敦大学更名为伦敦大学学院(the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与国王学院一样独立办学，两所学院成为新伦敦大学的下一级机构和创校学院。新伦敦大学是由政府设立，这与1826年成立的原伦敦大学的私立性质不同。经过大学同意，任何学院均可以加入联邦制的新伦敦大学。新伦敦大学凌驾于各学院之上，主管各学院的考试与学位授予工作，自己不招生、不授课，是考试机构而不是教学机构。下属的学院在招生、教学、财务、日常管理上均独立自治，但在教学内容上受伦敦大学颁发的教学大纲的制约，在质量上受大学的监督[63]。这种独特的联邦模式可以概括为:学位与学历截然分开，大学掌管学位，各学院掌管教学。在这种模式下，伦敦大学的规模从建校最初的两所附属学院，发展到1853年的68所附属医科院校和32所附属非医科院校[64]。英国各地也纷纷兴办“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形成了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局面。
由于工业化和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以及德、法等国竞争的外部压力，新伦敦大学保留了原伦敦大学的世俗性、功利性办学思想，鼓励一切阶层和教派的忠诚臣民接受教育，规范入学考试和毕业考试，进一步提升自然科学在大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新伦敦大学初创时，根据1836年的特许状，仅授予文学、法学和医学的学位。1857年经过化学家霍夫曼(August Wilhelm von Hofmann)等24名科学家的建议和伦敦大学的认真请愿，政府于1858年颁发的特许状，同意伦敦大学授予科学学位，给予了科学教育以巨大鼓励[65]。此外，新伦敦大学的世俗化、平民化、注重科学教育的办学思想还体现在以下几个开创性举措上:1858年起，无论学生所在学院是否附属于伦敦大学，伦敦大学的学位向所有能够交付费用和通过考试的学生发放，大学作为考试机构和学位授予机构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66];1874年，年仅27岁的亚历山大·肯尼迪(Alexander Kennedy)被聘为伦敦大学学院的工程学教授，开始在伦敦大学改革工程学教学体系，于1878年开创了世界第一个用于教学的工程学实验室，并先后被许多学校模仿。伦敦大学于1878年成为英国第一所允许女性申请学位的大学，并有两位女性在1881年获得理学士(BSc.)学位，到1895年超过10%的毕业生是女性，到1900年这一比例超过了30%。1908年，伦敦大学的注册学生达到4 000多人，超过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成为英国规模第一、世界第五的大学[67]。可以说，伦敦大学对促进英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功不可没。
三、城市学院的兴起与回归
伦敦大学的创立不仅是英国19世纪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成果，而且也是功利主义和世俗主义在英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成功实践。以伦敦大学为典范，新式大学的基本理念不断向全国各地传播。从19世纪50年代初到20世纪初的半个世纪里，具有功利主义思想的地方政治家、实业家与学者聚在一起，在英格兰地方各重要城市陆续创办了10余所宗教无甄别、课程讲实用的新式高等院校，统称“城市学院”(civic colleges)[68]。城市学院的兴起掀起了“新大学运动”的高潮。
城市学院的创建和兴起除了伦敦大学成功效应的刺激外，还有来自国外科技竞争和振兴本国科技的压力，满足中产阶级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以及适应第二次工业革命。1851年，在英国海德公园举办的万国工业博览会(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使得本来自鸣得意的英国政府和工商界人士如梦方醒，认识到其他欧洲国家的科学与技术已经有超过英国的势头，意识到科技教育的落后必然会导致工业的落后。一批有识之士借此机会，开始大力为科技教育鸣锣开道。当时比较保守的《泰晤士报》也这样评论道:“我们必须大大改变我们的教育制度——必须用活生生的科学代替死气沉沉的文学，必须使荣誉和报酬的分配给整个英联邦都带来硕果，而不是把奖赏局限于专攻深奥学问的职业、陆军和海军的军人以及待在大学里的人。”[69]此外，在1870年到20世纪初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各种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并被迅速应用于工业生产，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世界进入到“电气化”时代。在此期间，德、美、法等国凭借科技实力和科技教育大大加强了自己的经济实力。为应对外在竞争压力和内在教育需求，英国举国上下重视科技教育，密集出台了一些关于外国科技教育的报告和推动科技教育的法案。昔日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大英帝国在创办城市学院中，也开始借鉴德国多科技术学院(Technische Hochschule)的办学经验[70]。
19世纪下半叶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城市学院中，有11所城市学院成长较快，并在20世纪成为完全大学(见表1-2)。这些学院从创设时间看，主要创建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从创设地点看，集中在工业重镇与重要港口城市;从创办形式看，通常采用股份公司的形式，由当地实业家或公众承担建成;从机构性质看，在内部管理与法权地位上属于私立性质;从教育层次看，属于高等教育，最初亦兼办中等教育。城市学院的教育主要针对课程与学历，其毕业生修完规定课程后可以拿到该校的学历证书[71]。由于城市学院均无学位授予权，为了毕业生能取得学位，一些城市学院逐渐发展成为有学位授予权的伦敦大学、维多利亚大学或达勒姆大学的附属学院。例如，曼彻斯特欧文斯学院(Owens College)、利物浦大学学院(the University College Liverpool)和利兹约克郡自然科学学院(Yorkshire College of Science)在19世纪80年代先后成为创建于1880年的维多利亚大学(Victoria University)的附属学院。再如，南安普顿的哈特利学院(Hartley College)在1902年更名为哈特利大学学院(Hartley University College)，成为伦敦大学的一个大学学院。
与原伦敦大学一样，城市学院坚持世俗主义原则，体现了民间办学的特点。除了由世俗力量作为主要捐献创办者外，城市学院在办学目标上更加清晰和贴近现实，以培养社会生产发展亟须的大量技术人才和管理人员为己任，不再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传统上培养的“……牧师和政界官员，而是企业经理、设计师、工业技术开发人员及推销员”[72]。城市学院将宗教甄别与神学教学在学院的各个环节上清理出去，特别重视与生产实践密切相关的科学与技术教育，在专业设置及课程开设上不断增加利于工商业发展的自然科学教育科目，如化学、工程学、植物学、生理学、物理学、解剖学、采矿学与商业课程等，并设立各种实验室。城市学院带有强烈的职业教育与科技教育的特点，与原伦敦大学相比在功利性道路上走得更远。
表1-2 主要城市学院创建年份及成为独立大学的年份
注:“主要城市学院”、“创建年份”、“成为独立大学的年份”的资料转引自“殷企平.英国高等科技教育［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26.”。“成为独立大学”的资料来自各相关大学网站中的历史介绍。
虽然以职业教育和科技教育为主的办学方向使得城市学院在早期能够迅速发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办学方向也引起办学资金过度依赖产业界捐助、过于强调技术培训或向产业界倾斜、教育质量难以提高、走读生数量多而攻读大学学位者少等问题。城市学院由于学术水平有限，都未能获得标志大学地位的皇家特许状而没有学位授予权，学生只能攻读伦敦大学等具有学位授予权的大学的校外学位。鉴于此，为了得到社会各界的资金支持、矫正极端功利主义的弊端和提高办学质量，城市学院需要借鉴传统因素的长处，兼顾掌握大部分国家财富的保守势力的意愿，向传统适度回归。
为与在人文教育方面有崇高声望的古典大学以及在人文、科学教育两个方面具有强劲实力的伦敦大学相抗衡，突破发展困境和实现质量提升，城市学院就必须取得学位授予权。因此，各城市学院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加强有关人文和社会方面的课程，以提升其社会认可度与声望。此外，城市学院还立足地方产业对科技开发的需求，引入德、法加强科研的经验，加强应用科学研究，并以此丰富科技教育的内容、应用于工业生产实践，逐步摆脱了单纯的职业教育性质，学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很多学院发展成为有关城市工业研究的重要中心。如利兹约克郡自然科学学院成为纺织业研究中心，谢菲尔德弗斯学院成为钢铁业研究中心，伯明翰梅森科学学院成为酿酒业研究中心，利物浦大学学院和纽卡斯尔自然科学学院成为航海业研究中心[73]。正由于文科教育的加强和在产学研上取得的突出成绩，多数城市学院取得了英国社会广泛的认可。从1900～1910年间，伯明翰、利物浦、曼彻斯特、利兹、谢菲尔德、布里斯托尔的六个城市学院升格为有学位授予权的、人文社会学科与理工学科兼备、教学与科研并重的完全大学，具备了现代大学的基本特征。又由于这些学校的校园建筑多以工业时代生产的红砖为特色，而被俗称为“红砖大学”(Red Brick University)。
以欧文斯学院为例，曼彻斯特的纺织业商人约翰·欧文斯(John Owens)在1846年逝世时将大约5.2万英镑遗赠给他的朋友乔治·福克纳(George Faulkner)，后者建议用这笔遗赠创办一所无宗教甄别的新式学院。1851年，投资达9.7万英镑的欧文斯学院正式成立。学院在最初的七八年里由于过于倾向古典自由教育而举步维艰，情况直到1857年亨利·罗斯科(Henry Enfield Roscoe)被聘为学院的化学教授后才开始好转，他在引进科技教育、加强学院与当地产业界的联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罗斯科引进德国大学科技教育的方法和加强科研的经验，建立了英国当时最现代的化学课程和研究中心，从而带动了学院的科技教育和研究，使学院拥有了浓厚的科学倾向并摆脱了困境。罗斯科还是第一位为产业界广泛提供咨询的教授，他使学院转向为当地工商业服务，开始大力研究新行业的发展[74]。经过努力，欧文斯学院的办学情况迅速好转，并于1880年获得了特许状，成为维多利亚大学的第一个创建学院。
总体看来，城市学院将功利主义精神带到了英国各重要城市，大力推行职业教育与科技教育，促进了高等教育的世俗化、平民化和泛智化发展以及革命性的课程变革，并在高等教育与当地社会相结合方面有重要突破，在英国高等教育史上首次真正做到了经济与高等教育的相互促进，出现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这是城市学院的成功之处，也是英国高等教育职能的重大发展。
四、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改革
“牛津和剑桥两所古老的大学，在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与它们漫长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一样，变革缓慢。在17、18世纪，两所大学由于陷于政治和宗教的斗争而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75]虽然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在19世纪上半叶进行了一些改革，如确立考试制度、增加自然科学的荣誉学位(honorary degree)等，但是整个大学的体制和面貌并没有显著改观。“古典文学和数学仍然是本科生学习的主要内容;及格学位(pass degree)只要凭很低的水平就能获得。许多学生上学不是为了学位，不是为了做学问，而是为了社交。”[76]当时仅有的一些改革，也“遭到了某些学院头儿的强烈抵制”[77]。仅靠古典大学内部力量来进行大的变革已不可能。到了19世纪中叶，面对生产的发展、政治的革新、舆论的批评、苏格兰大学的卓越成就和新式高等教育机构的兴起，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迫于压力而被动改革。
1850年，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英国当时的辉格党政府开始对两所古老而保守的大学进行干预。首相约翰·罗素(John Russell)建议成立皇家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对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办学进行视察，此举得到英国女王的支持。1852年委员会提出了调查报告，特别对牛津大学提出了批评，指出其存在学生入学仍受到宗教限制、学校消费昂贵、传统专业日益没落、教授水平不高等缺陷，并提出由教授主持校务、为单身教授设立高级职位、改革大学管理机构、拓宽课程设置、扩大招生范围等建议。此后，以《1854年牛津大学法案》(Oxford University Act 1854)和《1856年剑桥大学法案》(Cambridge University Act 1856)的颁布为开端，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大学改革的法令，推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走上了改革的道路，主要变革具体如下:
第一，打破宗教派别和阶级等级等方面的限制。1811年，英国著名的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曾因出版和宣传《无神论的必要性》(The Necessity of Atheism)而遭到牛津大学的驱逐。古典大学的宗教色彩和限制由此可见一斑。随着1854年和1856年两部大学法案的颁布，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先后取消了对非国教徒入学和毕业的限制，非国教徒获得教育机会和学位的权利得到保障。随后颁布的《1871年大学考试法》(Universities Tests Act 1871)彻底打破了英国大学的宗教限制，学生入学、获得奖学金、领取学位文凭以及在大学任职等都不必再宣誓忠于某派教会[78]。并且，随着奖学金名额和非寄宿学生的增加，原来那种只有名门望族或富人子弟才能入学的制度开始动摇，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贵族化氛围和宗教色彩减弱，更多世俗子弟进入学校。
第二，调整大学的管理结构，打破原来那种学院各自为政的局面。以前，各学院之间贫富差距和师生规模差距悬殊，在大学事务中的话语权也差异很大。1877年，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进一步明确了大学与学院的关系，各学院按一定比例上交捐赠作为大学基金。此举理顺了大学与学院在财务上的关系，平衡了贫富学院间的差距，使大学有经济实力用于聘请教授、建设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公共设施。通过改革管理体制，教授制得以推广，教授的薪资和地位得到了提高，教员的任命开始取决于才能，而不再是裙带关系。原来的教员终身制、独身制及教员必须是神职人员的制度都被打破[79]。
第三，加强实用学科，发展科学教育。19世纪中叶以前，牛津、剑桥大学的主要缺点之一就是一味注重古典学科，忽视实用学科和科学教育，与社会需要脱节。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国家对科技教育的日益重视，更多的实用学科进入古典大学并成功立足。以语言为例，牛津、剑桥大学的教学长期限定使用拉丁文和希腊文，直到19世纪中叶英语才被认为是独立的学科。1879年詹姆斯·默雷(James Murray)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开始编纂《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19世纪70年代剑桥建立了研究现代和中世纪语言的委员会，1897年牛津设立了英语优等生制度[80]。除语言外，其他学科在大学也有所发展。1848年，包括历史学和法学的道德科学(Moral Sciences)以及自然科学正式被列为剑桥大学的考试课程，这些课程此前只学不考。1850年，牛津大学成立了自然科学系、法学与现代史系、数学物理系，这些专业取得了独立地位。1866年起牛津允许学生单选上述专业学习，取得学位，而不必再从属于古典学科了[81]。“到1871年左右，古典大学的自然科学和历史学科，与古典学科和数学取得同等地位。”[82]此外，新学科的加强带动了一批实验室的创建。19世纪70年代初期，牛津大学的克莱兰顿实验室(Clarendon Laboratory)和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Cavendish Laboratory)先后建成，极大地推动了自然科学在两所大学的发展。
通过这些主要改革，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终于基本具备了现代大学的特征，不仅实现了教育与宗教的分离，最终完成了英国高等教育的世俗化，而且大大提高了自然科学与现代学科在古典大学课程体系中的地位。19世纪的英国高等教育改革浪潮终于冲垮古典大学保守主义的最后防线。
经过长期努力，新大学运动基本实现了英国高等教育的世俗化、平民化与泛智化。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英格兰近代高等教育的基本框架最终形成，共有10所完全大学:牛津、剑桥、伦敦、达勒姆、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利兹、谢菲尔德、布里斯托尔大学;另有4所独立的城市学院:雷丁、诺丁汉、南安敦、艾克塞特学院。这些大学与学院具有了现代大学的基本特征，既是世俗主义、平民主义的高校，又是文理兼备、教研并重的高校[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