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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0月的一天，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的灰土岭铲下了第一锹土，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进行的考古发掘。当年，李济经过一个半月的辛苦和紧张地挖掘，终于认定这个西阴村遗址是属于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的遗址，有一天，一名考古队员却突然从一堆残陶片和泥土中发现了一颗花生壳似的黑褐色物体，引起了众位考古专家的关注。这是一颗被割掉了一半的丝质茧壳，茧壳长约1．36厘米，茧幅约1．04厘米，已经部分腐蚀，但仍有光泽，而且茧壳的切割面极为平直。当时主持发掘的李济对此十分重视，但是在发掘现场再没有找到第二颗。

围绕着半个蚕茧，李济先后请清华大学生物学教授刘崇乐进行鉴定，刘崇乐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但也没有找出相反的证据。因为该茧壳比现在西阴村家养的蚕茧要小很多；不像是后来放进去的，因为埋藏的位置并不在坑底下，茧壳周围的土色也没有受干扰的痕迹；当然也不会是野蚕偶尔吐的，因为它有利器切割过的痕迹，这半个蚕茧是经过人工割裂过的。为此，初步断定其为桑蚕茧，切割面是由锐利的刀刃所为。并鉴定那半个蚕茧确是一种家蚕，因此证明了中国人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已懂得养蚕抽丝。

当时，有关山西夏县西阴村考古发掘出土了半个蚕茧的新闻报道很快飞过千山万水，远涉重洋，传到了世界各地。同时，关于这个当时发现最古老的蚕茧的孤证，引起了中外考古学界长时期的争论，但多是对蚕茧本身的见仁见智，还没有对其真伪产生怀疑。1928年，李济重访美国时，又特意把这半个蚕茧的标本带去，求助华盛顿的史密森研究院，经那里的博物家帮助他鉴定出这个茧壳是属于家蚕的老祖先的茧壳，证实了当时的判断。

不久前，兰州马家窑文化研究会收藏了一个陶纺轮，上面刻划了有蚕形纹饰，这个陶纺轮属于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类型。由此认为：在遥远的原始社会，我国的大部分地区气候温热，原始森林比比皆是。特别是桑树生长得非常繁茂，给养蚕提供了极好的生存环境。当时人类已进入新石器时代，原始人开始利用纺轮工具纺织野生的麻和葛纤维，过着冬着毛皮、夏着麻葛的生活。经过多次实践，人们发现蚕丝又细又牢，比麻葛好多了。于是一种新型的纺织纤维──丝纤维出现了，它对满足当时社会需求，推动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尽管这半个在华夏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蚕茧有许多难解之谜，但作为中国远古丝绸的见证，它先后由清华大学的考古陈列室保存，后随李济工作的变动移交“中央研究院”，后又归中央博物院保管，迁台湾后一直被珍藏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

如今，西阴村那个俗名叫“灰土岭”的地方，醒目地立了三块不同的“西阴村遗址”纪念碑。三块碑立于不同的时期，最早是夏县政府20世纪60年代初立的，后为山西省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末立的，第三块则是国务院在1996年11月20日公布“西阴村遗址”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而立。这种变化，标志着对“西阴村遗址”的重要性认识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也标志着李济当年的“发现”得到了最高国家机关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