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中的数量词

极其普通的数词、量词，在古典诗歌中被广泛运用。不过，文学大师们往往匠心独运，幻化莫测，特别是用在对仗的名句中，会使人感到一种新奇之巧。诗中的数量词，有时确实如实；有时蕴藏张皇，数字大小含量是虚指。

《唐音癸签》引陈善《新语》：<杜甫武侯庙柏诗>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沈存中（沈括）以四十围乃是经七尺，讥此柏无乃太细长，此犹郑康成注毛诗——要合周礼也。“昔文与可为东坡画竹，有‘扫取寒梢万丈长’之句，坡戏谓与可竹长万丈，当用绢二百五十匹，已复从而实之曰：‘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与可会坡意，即写修竹数竿遗坡曰：“‘此竹数尽耳，而有丈之势。’观二公谈笔笑之语，可默会诗人之意耶？”

这里对沈括（存中）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杜甫“霜皮”、“溜雨”二句，不是实写，而是一种夸张。非如此，不能写出古柏拔地参天、高大傲岸的气势，也不能写尽作者材大难为用、宏图不得展的郁愤情怀，达到以物明志的目的。

诗人作诗，面对生活，有时“如镜取形”毫发不爽；有时“如灯取影”轮廓逼真；有时却作激昂语，唯求精神，尽写“一时之意”。沈括是一位科学家，但用那种拘泥数字的方法读诗，就显得迂腐不通了。文与可则从苏东坡亦庄亦谐的话中，悟出了作画的道理。作诗有作诗之道，读诗也须能“默会诗人之意”。

这些道理，似乎并不深奥，但并非人人都明白。读不懂前人诗，甚至曲解、妄改前人诗的，屡见不鲜，杨慎妄改杜牧诗就是一例。杜牧《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杨慎说“千里”应作“十里”。他的理由是“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这正是迂腐之见！“十里莺啼”，你就能听见，“十里绿映红”，你就能看清？其实，诗中的“千里”，并非确数，而是诗人神驰心往的范围。诗人歌咏的是广阔江南春色，怎能囿于“十里”的狭小天地！非有“千里”，不能写尽瑰丽清秀的江南美景，不能容纳诗人凭吊遗迹、千古兴亡的无限感慨。

在许多场合，把诗中的数量词看死了，反而把诗意看浅了，把诗境看窄了。但有的诗，我们却要如实照诗中的数量去理解，方可悟透诗中三昧。读叶绍翁《游园不值》诗，就得这样：“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一枝”二字下得精辟！园门紧关，欲藏尽春色，然而春色已满园，关不住，藏不尽，终有“一枝红杏出墙来”。如果妄改“一枝”为“数枝”，或把“一枝”的“一”，理解为“吹皱一池春水”、“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一”，则“关”字无力，不能表现出园中春色旺盛浓艳、盎然四溢的程度。况且，诗人乘兴而来，不得饱赏满园春色，唯见“一枝”而已，无限依恋，惋惜之情，溢于诗外，园中红杏似知人意，亦探身回眸，此正所谓“最含情处出墙头”，给人以丰富的想象和不尽的韵味。

总之，古典诗歌中，数量词的运用，是个普遍而有趣的现象，我们要善于结合诗人的立意，情感和创作所依据的生活，去细心品读，单调的、死的数字，就会变活了，变得有情有景了。这样，我们读诗，就可以学到更多，得到更大的艺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