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

战国时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散文家，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有“亚圣”之称的孟子，在文学思想上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观点，尤其在诗歌的鉴赏批评方面更有独到的见解，提出了“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诗歌鉴赏批评的正确方法，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这种侧重于文学生成的外部因素，将作品分析与作家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以及作家的生平遭际联系起来的文学鉴赏批评方法，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中国文学鉴赏与批评，一直到现代，许多文学批评家对这一古老的鉴赏批评方法依然情有独钟。

“以意逆志”是孟子提出的鉴赏、读诗的原则，语出《孟子·万章上》：孟子的弟子咸丘蒙问孟子，《诗经》中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的父亲是不是舜的臣子呢？孟子认为，咸丘蒙这样理解是不符合诗的本意的，那首诗并非说普天之下每一个人都是天子之臣，而是说每个人都应为天子的事尽力，但“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即别人都不尽心，独我多劳，也就是慨叹苦乐不均，这才是诗的本意。接下来孟子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对这句话，历来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以意逆志”便是“以已之意逆诗人之志”，如赵岐、朱熹、朱自清等人均持此说；二是认为当是“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清人吴淇，近人王国维等赞成此说。按两说均可，而以后一种稍好，接受此说者多一些。文、辞、意、志，应看做诗歌的不同层次。文是文采、辞采，辞是辞意、字面之意，意是作品的中心内容，志则是作者的用心。不以文害辞，是说不要迷于文采而妨碍对辞意的理解；不以辞害志，是说不要沉于个别辞句而影响正确理解作者的用心。“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即由对作品的整体感受（意）去推求作者的用心，这样才不会迷误。总的意思是说，评论作品的人，既不能从个别文字出发，曲解词意，也不能以个别词句影响对原诗本意的理解。以自己对诗意的合理想象去推求作者的本意，这样才能算是真正读懂了作品。孟子接下来举了个例子。《诗经·云汉》诗，这是一首极端忧虑旱情的诗，诗中写道：“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周人遗留的老人，没有活着一个。）如果限于字面，诗中写好像周朝人由于大旱，颗粒无收，人都死亡了，其实这不过是诗人的夸张手法，仅仅说明旱灾极其严重，所以说读者一定不能以辞害志。“以意逆志说”的理论意义，主要的还在于孟子对文艺特征的认识，即认识到诗歌语言有别于非文学的记事语言，它可以有夸张、比拟、象征等，而这些，是不可以字面解的，这也就是“有文之辞”和“无文之辞”的区别。只有认识到诗歌的这一特点，才能正确地欣赏它，理解它。

至于“知人论世”，是孟子提出的文学批评方法，语出《孟子·万章下》，本意讲的是修养，孟子主张善士和善士交往，但不限于一乡一国，也不限于当时。所谓“以友天下之善士为不足，又尚论古之人”，还要和古代的善士交往，这就是读古人的书，诵古人的诗。然而“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这段话虽不是就文艺欣赏批评而言，但指出了若要了解作品，首先必须了解作者其人以及作者所处的那个社会环境，这是正确的。“知人论世”突出了作家、时代和作品的关系，虽然是孔子以来注意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思想的延伸，但更为具体了。“知人论世”在批评史上的意义，首先在于指出诗是个人在一定的时代环境之中的产物，而不单纯是一种古代文献。在孟子之前，人们还只是就诗论诗，还没有作家的观念，没有意识到诗是个人创作，是个人思想感情的表现。孟子的“知人论世”开了后世作家论的先河，使人们的注意力由作品转到了作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汉代关于屈原及其赋的讨论便是对“知人论世”的直接继承。其次，孟子把诵其诗，读其书和“知人论世”联系起来，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学的批评，这也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也具有一些朴素的历史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色彩，但整体来评论，孟子思想还是唯心的。

孟子是对儒家思想体系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在文学思想方面，孟子也提供了新鲜见解，“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是对儒家文学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对现代的中国文学批评亦有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