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兴观群怨”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世界文化名人，孔子对我国乃至世界影响都很大，的确是一位堪称伟大的历史人物。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对文学的社会功能就有过颇为准确而细致的解说，完整的概括。孔子的这些认识和看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面貌，因而成为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文学论题之一。

孔子对文学社会功能和作用的有关论述记载于儒家经典《论语》当中。《论语·阳货》中有一段孔子与其弟子的谈话，原文是：“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此说近可以运用其中道理来孝顺父母，远可以用来侍奉君主。并且，学习《诗》还可以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在这段话中，孔子对文学作品的美学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以及有利于知识学习等方面都做了比较充分的肯定。下面，详细解说一下“兴观群怨”四个字的内在含义。

所谓“兴”，是就文学作品的审美作用而言的。南宋大学者朱熹在他的注解儒家经典的著作《四书章句集注》中说，“兴”就是“感发意志”的意思。也就是说，诗歌以及文学作品当中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和丰富的情感可以激发读者精神的兴奋，情感的波动，读者从对诗歌以及文学作品的吟诵、欣赏之中，完全可以获得一种美的享受和陶冶。当然，文学的美学作用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文学作品对于读者的精神感动与欣赏者的想象和联想活动密不可分。“诗可以观”当中的“观”，是就文学作品的认识价值而言。它的意思是说通过阅读诗，人们可以由诗歌所描写的内容来观察某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状况和道德风俗情况。东汉大儒郑玄解释“观”的意思就是“观风俗之盛衰”。朱熹认为“观”指的是“考见得失”，讲得都是通过文学作品来认识社会生活和道德风尚状况。

从诗歌内容来推测政治道德情况，这种做法据说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据我国第一部国别史《国语·周语上》记载，上古时代有一种献诗制度：“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这段话说的是周厉王（前878年—前842年）时期的事情，大意是：国君处理政事，就让朝廷的公卿和民间的读书人进献采自老百姓那里的诗，宫廷盲人乐师进献反映民意的乐曲，史官献上记载往古政治的书，少师（一种乐官）献上具有劝诫意义的箴言，然后再由盲人们朗诵进献的诗歌和箴言。各种手艺人规劝，百姓的说法能够传入朝廷，国君周围的大臣也能尽力纠错，国君的亲戚能够弥补过失，督察是非，乐师用音乐，史官用礼法来对国君教诲，国君的老师和朝中大臣时刻警示，那么国君仔细考虑之后，他所采取的行动才不会与情理相违背。除了《国语》有“献诗”制度的记载，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也涉及上古时代的采诗制度：“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由此看来，尽管实际效果并不一定像《国语·周语上》所记载的那样，但统治者希望通过采集民间歌谣来观察了解老百姓的感情、意愿以及政治、道德状况，这种做法在上古时期是可能存在的。而且，站在今天科学的文艺观的角度来看，由阅读文学作品来了解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政治、道德、民情风俗以及内心奥秘等等，也是一种最为常见的文学批评方法。

从“诗可以观”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孔子对文艺与现实关系的深刻理解。孔子要求文艺能具体而确切地反映现实的真实状况，这体现了孔子文艺思想的现实主义特征。

所谓“群”，是就文学作品的团结作用而言。西汉经学家，孔子后裔孔安国解释“群”的意思是“群居相切磋”，也就是说，诗歌完全可以在社会人群中起到交流沟通社会情感和协调人际关系的作用。

“诗可以怨”中的“怨”，是指文学作品具有干预现实、批评社会的作用。孔安国解释“怨”字的意思是“怨刺上政”，主张的就是诗歌对于统治者所推行的不良政治的批判。当然，“怨”的对象应该不只局限于批判社会。个人情感的受挫，爱情婚姻的不如意，种种心理真实写入作品，构成一种感伤凄清的意境，这样的作品同样出于怨愤，发自真情，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学价值。孔子之前就已产生的《诗经》，其中有大量的情调忧伤的爱情诗，比如著名的当时流传于秦地的《蒹葭》，它所构筑的“秋水伊人”的感伤氛围，它所达到的心理深度几乎已经成为后来创作爱情诗者纷纷效法的对象。至于说到《诗经》中大量存在的弃妇诗，比如《卫风·氓》，同样揭示着相当尖锐的社会问题，表达着哀怨女性情怀。这样看来，“怨”的范围并不只是一味地批判糟糕政治，它同样可以抒发个人幽怨情怀。

宋代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把“怨”解释为“怨而不恕”，对诗歌的“怨”加以严格限制，要求文学作品不能表达过分的情感和强烈的批判意向。朱熹的解释大概代表着此前此后一部分儒家学者的认识和理解，并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文学的天空并非只会拥有单调的色彩，文学世界也不会仅仅只有一种声音。当浊世滔滔，民不聊生的时代；当创作者惨遭不幸，颠沛流离的时刻，我们依然能在文学中听到呐喊、抗争以及悲愤的诉说。这样，我们才能看到了《离骚》的沉郁；《史记》的“不虚美，不隐恶”；杜甫的奔走呼号；李白的慷慨悲歌；汤显祖的至情至性；曹雪芹的无情追问。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总结了中国文学在当时所拥有的实践经验，尤其是《诗经》所提供的相当丰富的创作经验，将文学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概括得比较完整和准确。这表明在中国文学发展的早期，我们的祖先对文学就有了相当智慧的认识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