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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典诗歌有着悠久的咏物诗传统。早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反映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现实生活的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一种以物为吟咏对象的“比体诗”（语出朱自清《诗言志辨·赋比兴通释》），这种诗以此喻彼，借物言事，通篇“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诗人把自己要抒发的感情或要申明的事理，寄寓在某一具体的有形之物中，完全用借喻的形式表达出来，作者通过对有形之物的摹写，抒发对生活独到的感受和认识，比的形象与诗人所表达的事理融为一体，由物而知人论世，收到“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艺术效果。

比兴寄托是《诗经》中最普遍、最基本的艺术表现手法。305篇中运用了众多的新颖、贴切、生动、活泼的比，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为起修辞作用而在赋中和兴中用的比喻和比拟，其作用或以浅显常见的事物来说明抽象的道理，使人易于接受、理解；或借以描绘和渲染事物的特征，使事物生动、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给人以鲜明深刻的印象。如《卫风·硕人》的第二章：

（原文）　　　（译文）

手如葇荑，　　双手像茅草的嫩芽一样白嫩，

肤如凝脂，　　皮肤像凝冻的脂膏一样光润，

领如蝤蛴，　　脖子像蝤蛴一样粉白，

齿如瓠犀，　　牙齿像瓠瓜子一样均匀，

螓首蛾眉，　　小蝉一样的前额方正光润，

　　　　　　　蛾须一样的秀眉弯弯细长，

巧笑倩兮，　　浅浅的一笑多么美丽，

美目盼兮。　　秋波闪闪有无限的情意。

另一类则是全诗“以彼物比此物”，诗中所描绘的事物不是诗人真正要歌咏的对象，所描绘的形象没有独立意义，而是诗人捕捉自然现象中能载运思想感情的具体形象来移情，借某一具体的有形之物，把难以直接表达的抽象情绪寄寓于具体的外在可感的事物之中，更确切地说就是用打比方的手法来表意说理。这就是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赋比兴通释》中称之谓的“比体诗”。《诗经》中如《周南·螽斯》《魏风·硕鼠》《唐风·椒聊》《豳风·鸱鸮》《小雅·鹤鸣》《鲁颂·

》等数篇。这些篇章都是“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即咏物言志，托物抒怀，都是通过“咏物”来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观点的。《周南·螽斯》则是咏物以赞物：

（原文）　　　（译文）

螽斯羽，　　　蚱蜢儿展翅飞翔，

诜诜兮，　　　密密地飞来一大帮，

宜尔子孙，　　祝福你的子孙们啊，

振振兮。　　　也一样多子兴旺。

原诗三章，诗人选取了螽斯繁殖力强、多子多孙和集聚不散的特点，借螽斯这一有形的自然之物进行摹写，但螽斯不是诗人真正要歌咏的对象，而是借对螽斯的赞美，表达作者的深刻寓意——祝福子孙昌盛。诗人选择的事物主要特征与作者的寄托相吻合。《魏风·硕鼠》是作者借不劳而食的老鼠，把社会中某一类人刻画出来：

（原文）　　　（译文）

硕鼠硕鼠，　　大老鼠啊大老鼠，

无食我黍，　　别吃我家的黄黍，

三岁贯女，　　白白养活你三年整，

莫我肯顾。　　我的死活你全不顾。

逝将去女，　　发誓我要离开你，

适彼乐土。　　去寻找那块乐土。

乐土乐土，　　乐土啊乐土，

爰得我所。　　才是我安身的去处。

全诗三章，四言重叠，着重描述钻土打洞，偷吃粮食的大老鼠。诗中以大老鼠比喻不劳而获的剥削者，这是显而易见的。所用比喻是以整首诗来完成的，咏物言志，摹写的是老鼠，却道出了剥削者的贪婪、懦怯而又凶残的阶级本性，同时也把人民的反抗意识集中、形象地表现出来。选择题材典型，寓意深刻。《唐风·椒聊》是一首婉曲深挚的爱情诗，主要描述一个女子极力赞美枝条茂盛、结籽繁多的花椒树：

（原文）　　　（译文）

椒聊之实，　　花椒树的果实，

蕃衍盈升。　　繁盛众多采满一升。

彼其之子，　　我那心上人呀，

硕大且笃，　　高大又忠诚，

椒聊且！　　　花椒树啊！

远条且！　　　枝条儿伸得多么高啊！

女子饱含深情地赞美花椒树，以此喻彼，意在夸赞意中人的男性体态美和品德美，表现了痴情女子的爱慕之情。比的形象和诗人所要表达的情愫融为一体。《豳风·鸱鸮》全篇是一只小鸟的哀诉，诉说它遇到鸱鸮（猫头鹰）的欺凌迫害所带来的种种痛苦和它目前面临的艰危处境：

（原文）　　　　（译文）

鸱鸮鸱鸮！　　　猫头鹰啊猫头鹰！

既取我子，　　　你已经夺走我的子女，

无毁我室。　　　别再毁坏我的家室。

恩斯勤斯，　　　恩爱呀！勤劳呀！

鬻子缈之闵斯。　养育儿女让我心痴。

迨天之禾阴雨，　趁着天晴没下雨，

彻彼桑土，　　　赶快剥掉桑树根的皮，

绸缪牖户。　　　把门窗牢牢绑起。

今女下民，　　　如今树下聚集着人，

或敢侮予。　　　也许有人想把我欺侮。

予手拮据，　　　我的两手酸麻，

予所捋萘，　　　我还要去摘茅草花，

予所蓄租，　　　我衔草垫草，

予口卒瘏，　　　我的嘴满是伤和疤，

曰予未有室家。　我还是没有安好家。

予羽谯谯，　　　我的全身羽毛稀少，

予尾翛翛，　　　我的尾巴羽毛脱掉，

予室翘翘，　　　我的窝儿不坚牢，

风雨所漂摇，　　在风雨里飘摇，

予维音哓哓。　　我只有恐惧地声声惨叫。

全诗写鸟而不曾写人，通篇都是鸟对鸟讲话和鸟儿自述，借小鸟的口吻，抒发被迫害的幽愤。它反映的是一个惨遭家破人亡之祸的人的呼号。控诉的是残暴的统治者以暴力迫害人民，摧毁人民家园的罪行，描写人民已经陷入艰难危险的绝境。《鲁颂·

》则是一首纯粹的咏马诗。每章写一类马，共写了良马、戎马、田马、驽马；写良马则赞美其德性驯良，写戎马则赞美其筋力强壮，写田马则赞美其动作敏捷，写驽马则赞美其调良善走。每一类马毛色多种，浓淡深浅，色彩缤纷，俱呈奇观。全诗反复颂美，极力铺张，把生气勃勃的群马刻画得跃然纸上，历来被称为咏马诗之祖，对后世咏马诗影响很大。清朝《历代咏物诗选》的编者俞琰曾对咏物诗的特点作了基本的概括：“有咏物一体，以穷物之情，尽物之志”，并精辟地阐述了咏物诗的渊源和发展：“三百导其源，六朝备其制，唐人擅其美，两宋、元明沿其传。”尽管《诗经》中这类以物为吟咏对象的“比体待”篇什为数不多，但它确实起着“导其源”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它是咏物诗的滥觞。开创了我国咏物之风，开拓了我国古典诗歌的题材，丰富了我国古典诗歌的样式，可以说它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咏物诗。在它之后，历代咏物之作争妍斗艳，纷呈迭出，蔚为大观。纵观从先秦到明清的咏物诗，基本上是沿着《诗经》中咏物诗所开辟的以“感物吟志”（《文心雕龙·明诗》）赞美咏叹为主要内容的道路向前发展的。其上者托物达情，自喻襟怀，其次者“征故实，写色泽，广比喻，虽极镂绘之工，皆匠气也。”（《姜斋诗话》），其下者庸俗无聊，“短凑成篇”，如同谜语，味似嚼蜡。

在我国古典诗歌的宝库中，不乏咏物的名篇佳作。爱国诗人屈原曾借岁寒不凋的橘树，寄托了他对祖国对乡土的无限挚爱之情，表达了他“秉德无私”、“横而不流”的高洁志向。诗人把哲人贤士物性化，赋予人以橘树的形象、品质，缘物抒情，既颂扬了橘树，又讴歌了贤人，于咏物之中，寄情寓兴，由物到人，由人到物，达到了物我两融的境界，成为我国咏物诗的典范之作，对后世的咏物诗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两汉时期，咏物诗虽然不多，但仍体现了风、骚咏物的传统。如刘邦的《鸿鹄》一诗，以鸿鹄羽翼丰满，一举千里，比况太子继位条件已具备，堪称佳作。魏晋以来，以一物命题，咏物赞物，佳作连篇。《文选》里曹植的《朔风诗》，陆机的《园葵诗》以及繁钦的《咏蕙诗》就是此类作品的上乘之作。咏物寄意，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社会价值。唐代咏物诗，无论数量、质量，前无可比。初唐“大手笔”李峤的“咏物尤其属意之作”（清王夫之《姜斋诗语》）。“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的四杰（闻一多《唐诗杂论》）咏物诗创作相当出色。如骆宾王的《在狱咏蝉》，借咏蝉剖白自己的心迹，感人至深。盛唐时期，以忠直敢言闻名于世的开明宰相张九龄，迫于奸佞当道，作《咏燕》以抒愤，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李白不屑于玩物弄笔，但偶有咏物之作，颇具深意。杜甫把咏物诗写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在那些本来与“人事”关系不大的外物之中，寄寓着国家大事，反映着社会现实。他的《古柏》洋洋洒洒，大大咧咧，简直令那些纤巧饤饾者汗颜失色。他写的咏物诗就有四十多首。诸如《胡马》《白小》《枯棕》《病桔》《杜鹃行》等，清人学者黄生说：“前后咏物诸诗，合作一处读，始见杜公本领之大，体物之精，命意之远。”（《杜诗详注》卷十七引》）中唐时期，写咏物诗渐成风尚。白居易一生的每个阶段，几乎都写有咏物诗作，在他的诗集里，大约有百分之五六的咏物诗篇。诗人寓讽谏于咏物之中，对现实生活中的黑暗腐败现象和统治集团中的邪恶势力，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尖锐的抨击，对广大人民的苦难遭遇和统治集团中忠直之士的不幸，则表达了真挚的同情和强烈的悲愤。爱憎分明，褒贬不爽。韩愈、柳宗元、刘禹锡都是写咏物诗的能手，都有可观的作品流传后世。韩愈的《石鼓歌》借咏文物以抒发胸中不平之气，流露出作者的无限感慨；柳宗元的《笼鹰词》和刘禹锡的《白鹰》，一则喻鹰为英物，一则视鹰为歹徒，寄托了作者决然不同的思想感情和观点。李贺咏马诗二十三首，借马寓志，立意高远。晚唐诗坛，写咏物诗的诗人极多，李商隐、杜牧、皮日休、陆龟蒙、郑谷、杜荀鹤等都有精彩的咏物诗传世，罗隐写有五十多首咏物诗，曹邺《官仓鼠》别出心裁，写官仓里的老鼠，用令人憎恶的形象来比喻吸食人民血汗的贪官污吏。于濆的《野蚕》诗，则是把野蚕比作剥削阶级，寄托诗人对社会现象不平的愤慨。薜能“搜难抉新，誓脱常态”，他的二十几首咏柳诗，立意新颖，优美风趣，诗意盎然，令人爱不释手。宋代的咏物诗在唐诗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咏物言理，成为有别于唐代咏物诗的基本特点。王安石、苏轼和陆游都是两宋的咏物大师，王安石有咏物之作三十多首，陆游仅咏梅花的诗篇就有八十多首。明代杰出的政治家和民族英雄于谦的《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后代仁人志士常用作座右铭。清代著名诗人屈大均借咏物以抒发自己的亡国之痛。他集中咏梅、菊的诗非常多，那种对满清统治者残酷的民族压迫无限愤慨，对亡国的极度悲哀之情，跃然纸上，数百年后读之，仍令人感慨不已。近代女诗人秋瑾，咏物诗在她的诗作中占有很大比重，近乎半数。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历代诗人都是把咏物诗作为他们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学史上更有因咏物诗写得好而博得雅号的趣谈。如唐代诗人郑谷以《鹧鸪诗》而闻名，故有郑鹧鸪之称；崔珏因赋《鸳鸯诗》别具一格，人称崔鸳鸯；杜牧曾写过《紫薇花》，咏物抒情，借花自誉，人称“杜紫薇”；宋代诗人梅尧臣以《河豚诗》而得名，人称“梅河豚”；鲍当以《孤雁诗》而得雅号“鲍孤雁”；谢无逸因托意于蝴蝶而有《蝴蝶诗》名篇，被大家称誉为“谢蝴蝶”；明代诗人杨基因一首《春草诗》而博得“杨春草”的美称；袁凯以《白燕诗》抒情言志得“袁白燕”的雅号；清代诗人祁珊洲因有“一夜东风吹雨过，满江新水长鱼虾”的诗句，被称为“祁鱼虾”。宋太宗时由李昉、宋白等人奉敕编撰的《文苑英华》中大量地搜集了咏物诗篇，诗类的一百八十卷里，分门别类，洋洋大观。咏物诗就有几百首之多。清代有咏物诗专集出现，如《历代咏物诗选》和《佩文斋咏物诗选》，可以说集咏物诗之大成。撰写咏物诗的风气，不仅在文人中流行，而且也影响到民歌的创作。明代结集《山歌》《桂枝儿》《南音之籁》等就收集了大量的民间咏物诗。由此可知咏物诗在我国的确是源远流长，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一、托物言志，寄寓深刻

宋代诗人梅尧臣在《签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至汝见赠述诗》中写道：“愤世嫉俗意，寄在草木虫”，清朝学者薛雪在《一瓢诗话》中也说：“咏物以托物寄兴为上，一经刻画，遂落蹊径。”古人写咏物诗，大都别有寄托，或因物以感怀，或托物以寄兴，或感物以咏志，或借物以寓意，或咏物以赞扬。而历代的论家们品评咏物诗的优劣，往往不仅要着眼于诗中所咏之物的描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探究诗中通过咏物所抒写的思想感情、寄寓的深浅。因此看来，咏物诗重在有寄托，重在用意深远，而不重在形象本身。托物言志，寄寓深刻是其传统特色之一。请看杜甫《房兵曹胡马》是怎样写的：

表面上，诗人刻画一匹骏马的形象，即写马的非同寻常的外表、速度、气魄、精神，实际上是通过写马来写人，通过写人来抒发诗人的襟抱。诗中寄寓着作者对马主人房兵曹的仰慕和赞美，抒发了诗人对房兵曹驰骋边塞，所向披靡，前程远大的美好祝愿和倾心向往。同时也抒发了诗人自己希望能像房兵曹那样建功立业，有所作为。蕴含的寄寓可谓深刻，立意可谓高远矣！

咏物其表，言志其中，寄托是咏物诗的灵魂，咏物诗写得好就必须寄寓遥深。再看张九龄的《咏燕》诗：

作者是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名相，以直言敢谏著称。由于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等毁谤，玄宗疏远于九龄。据阮阅《诗话总龟》卷十七引《明皇杂录》说，时值季秋，玄宗派高力士以白羽扇赐赠，意在秋凉已到，羽扇无用，暗示“罢相”旨意，张九龄愤而作《咏燕》。诗从海燕“微眇”写起，隐喻自己出身微贱，是从民间而来，不如李林甫出身华贵。“乘春亦暂来”表白自己在圣明时代暂时来朝廷做官，如燕子春来秋去，不会久留。然后又以燕子不知“泥滓”之贱，只见“玉堂”常开，衔泥作巢，一日数次出入其间，暗寓自己在朝廷为相，日夜辛劳，惨淡经营。诗中“绣户”、“华堂”、“玉堂”都是隐喻朝廷。最后暗示自己无心争权夺利，决心退隐，要李林甫不必再猜忌、中伤。其诗名为咏物，实乃抒情言志，既写燕又写人，句句不离燕，句句以燕子自况，是张九龄处境的自我写照。寄寓深刻，不同凡响。诗人善于把重大的政治意向通过咏物的形式加以恰当的表达，是一首妙用比兴，寓意深长的咏物诗。同样是咏燕，清朝屈大均的《燕》诗“红云争衔一片霞，香泥只向白云家；双双翠剪花帘入，要掠姬人鬓上花。”尽管也写得新颖别致，生意盎然，用词遣字也很讲究，但由于没有什么特别寓意，构思平庸，而较之张九龄的《咏燕》，就黯然失色了。

如果咏物诗只是状物之形态，言物之性能，那就会落入“蹊径”，成为诗谜。唐代杜牧《鹭鸶》诗写道：“霜衣雪发青玉嘴，群捕鱼儿溪影中，惊飞远映碧山去，一树梨花落晚风。”（《全唐诗》卷十九）明代杨慎认为，这不是诗，“分明鹭鸶谜也”（《艺林伐山》卷八）。宋人杨蟠《莼菜诗》：“休说江东春水寒，到来且觅鉴湖船。鹤生嫩顶浮新紫，龙脱香髯带旧涎。玉割鲈鱼迎刃滑，香炊稻饭落匙圆。归期不待秋风起，漉酒调羹任我年。”诗中如实地描绘了莼菜的色彩、形状、味道，但因缺少寄托，缺乏动人的激情，终落“蹊径”。当时的人评论说，读此诗不必再吃莼菜便可知其味道。王直方评论说“可以言咏物，未可以语诗”（《王直方诗话》）。唐人张打油《咏雪》：“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诗中雪景应是体物真切，摹写入微，把大雪之景由远及近地描绘出来，诗不言雪，而句句咏雪。尤其妙用一“肿”字，可谓观察细致。然而诗中全无寄托，毫无寓意，命意低下，用词俚俗，流于诙谐滑稽，只能称作“打油诗”。六朝某些咏物之作，离开了托物言志，寄寓深刻这个传统，仅仅对物态作客观的甚至无聊的摹写，成为单纯描摹物态之作，缺乏思想深度，贬低了咏物诗的价值。当代学者刘逸生先生说：“六朝人咏物诗尽管不少，真正好的实在不多，那些咏女鞋、咏美人眼之类，固不足论，便是咏‘岁寒三友’——松、竹、梅的，能托意高上者亦如凤毛麟角。以咏竹来说吧，见于严可均辑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里的约十数首，运典用词，大抵不离‘嶰谷’、‘伶伦’、‘葛伦’、‘丹凤’千人一面。亦无所谓寄托。”（《随笔》1980年第五期）评论深中肯綮。当然纯粹的咏物诗也可以不必有寄托，也同样有它存在的价值，但比之有寄托的作品总觉得境界不高，意义不大，感人不深。

二、选材典型、褒美贬丑

咏物诗既要有诗人歌咏的客观形象，又要有诗人自我的主观感受。客观形象与主观感受必须统一，在曲尽事物之妙的基础上，把作者的思想感情、政治态度和人品人格写进去，即所谓状物写志，物我妙合。所以写咏物诗选择题材十分重要，所咏之物必须典型。更确切地说，选择事物的主要特征必须与作者的寄托相吻合，把作者的主观感受渗透在客观事物之中，凝成一个完美的艺术形象，使读者读后由物而知人论世。优秀的咏物诗大都是精心选择了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来表现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深刻主题。选材严格，开掘深厚。世间万物各有其形状及性能。《诗经》中《周南·螽斯》偏偏选取螽斯而吟咏，是因其繁殖力强，多子多孙，集聚不散，诗人抓住了此一事物的特征“诜诜兮”、“薨薨兮”、“揖揖兮”进行刻画，将祝福子孙昌盛这一寓意，蕴于其内。《魏风·硕鼠》选用丑陋不堪的大老鼠形象，讽刺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可谓之选材典型。屈原《橘颂》之所以成为咏物诗的典范之作，就是因为诗人选择了最能摹写自己形象的外物——橘树。诗人咏橘，不仅从色泽、形态、香味、秉性等方面把橘树描绘得形神兼备，而且着重颂美橘树的“受命不迁”、固守本性、高尚纯洁、不随流俗的品质。因为橘树的品质与作者的人格有相似之处，所以作者在万物之中才精心选择了这一美好事物来表达自己崇高的襟怀，所选事物亦可谓富有特征性。唐代诗人武璀，抓住蝴蝶和春燕的特征，咏《感事》诗：“花开蝶满枝，花谢蝶还稀；唯有旧巢燕，主人贫亦归。”诗人借咏蝶与燕，讽刺了趋炎附势的世俗之态，赞扬了不忘故旧的品格，表现了作者对生活冷静观察以后思索到的某种人生哲理。作者的主观心情渗透于客观事物。阐发的哲理，完全融于对外物形象的描绘之中。以上举例，所咏之物若不典型，所选事物的主要特征若不与作者的寄托相吻合，能产生如此好的艺术效果吗？由此可以说明，选材典型与否往往是决定咏物诗价值高低的重要方面。

选材典型，褒美贬丑是我国古代咏物诗的另一传统特色。

三、不即不离，形神兼备

凡是好的咏物诗，既要对某一有形之物图形写貌，形神俱似；又要不粘滞于有形之物的本身，而能生发开去，寄情托意。但是作者的寄情托意又不是外加上去的，而是以物比意，贴切自然，达到状物写志，物我妙合的境地。所以清人邹祗谟在《远志斋词衷》里说：“咏物固不可不似，尤其忌刻意太似，取形不如取神，用事不如用意。”不似，便不能完美地表达作者的深刻寓意，甚至会使读者发生误会；太似，将局限于所咏之物，开拓不深。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概括为“不即不离”，就是说，不要停留在物上，也不要脱离所咏之物的特征。请看唐人李白《古风·桃李开东园》：

诗人通过对桃花和松树两种形象的描写，表现了桃花的妩媚娇弱，松树的挺拔坚强。既切合所咏之物，又没有停留在物上，而是用桃花和松树比喻两种性格的人：一种依附他人，虽能得意于一时，但一遇挫折便会“零落早相失”；另一种人性格坚强，不怕各种打击，具有完全独立的人格。李白通过对这两种形象的描写，阐明了自己以为正确的一种人生哲理，做人要像南山之松，不畏严寒，傲然挺立，不要像桃花那样爱慕虚荣，娇脆软弱，阐发的哲理与所咏之物糅合为一体，水乳交融。晚唐诗人皮日休的《金钱花》：“阴阳为炭地为炉，铸出金钱不用模，莫向人间逞颜色，不知还解济贫无？”是一首借咏金钱花来发泄对人间世事愤懑的小诗。诗人利用金钱花与金钱币名称的巧合，把金钱花视为金钱币，而钱币是人工铸造，金钱花就得“阴阳为炭地为炉”了。又因金钱花毕竟不是金钱币，所以“铸出金钱不用模”，自然界中金钱花迎风摇曳，千姿百态，色泽绚丽。诗人借此抒发愤懑之情：不要逞色于人间，你毕竟并非金钱，不能拯救人间的贫穷！极富于嘲讽意味。诗人写花“似花非花”——既取其形，又取其神；既为用事，也为用意，没有停留在物上，又切合所咏之物的特征，臻于“不即不离”的化境，堪称咏物之佳作。再如明代于谦《咏煤炭》：“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但愿苍生得温饱，不辞辛苦出山林。”首联写采煤，颔联写烧煤，腹联写煤的功德，尾联写煤的心愿。写煤又全在于喻人，既对有形之物图形写貌，又不黏滞于有形之物本身，以物比意，不即不离，贴切自然。“虽不言心意，而言外有无穷感慨”。

前面曾举过的纯粹咏物之作，之所以落入“蹊径”，如同谜语，味同嚼蜡。其症结在于有“即”、有“离”，即所谓停留在物上，或者脱离了所咏之物的特征，将命意强加于外物，算不得好诗。由此看来，不即不离，形神兼备是我国古代咏物诗的又一传统特色。

以《诗经》中的“比体诗”为滥觞的我国古代咏物诗，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传统，有着它独具的艺术特色。成为一宗极其宝贵的文学遗产，为蔚为大观的中国古典诗歌增添了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