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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22年12月29日夜，静谧的北京城突然变得神秘紧张，昏天黑地中传来数不清的脚步声、马蹄声，却少有说话声。街上早已没有行人，无数的军兵像发了狂一样汇集、分开，尔后如潮水般奔向预定方向。老百姓们从睡梦中醒来，听到狂风中似有隐雷之声，让人心惊肉跳。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北京城好多年没这么紧张了，难道出了什么大事？

是皇宫里面出事了吗？

康熙皇帝已经年老，现在怎么样了？

如果老皇帝真出了什么意外，新皇帝会是哪一位？

对政治向来敏感的京城百姓们崩紧了心中的弦，他们或多或少地意识到，哪位皇子继任新皇帝，不仅是宫里的事情，同样关系到每一个老百姓的生活。

这种特殊的氛围同样引起在京外国人的关注。西洋传教士马国贤当时正住在北京郊区畅春园附近，他这样记述：

吃完晚饭后，我正在和安吉洛神父聊天。当时我们听到一种不寻常的低沉的嘈杂声，好象还有一些其他的声音从宫中渐渐响起。鉴于对这个国家的了解，我马上把门锁上，并对我的同伴说：要么是皇帝死了，再要么就是北京爆发了叛乱。为了摸清这次骚动的原因，我爬到我们居处的墙头上瞭望。墙角下有一条马路环绕，我吃惊地看到数不清的骑兵，相互之间谁也不说话，骑着马疯狂地往四面八方去。几次看过他们的行动后，我终于听到一些步行的人说：康熙皇帝死了。（《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

统治中国时间最长的康熙皇帝确实是在这一夜驾崩。他的离去留下一个关乎溥天苍生的大事，那就是谁将成为他的皇位接班人。

这一切，将决定于康熙的临终遗嘱。

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最成功的传奇皇帝之一。他8岁当皇帝，16岁亲政。文可以写锦绣文章，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甚至通晓数学物理，精通拉丁文、满、蒙、汉等多种语言；武可以布阵杀敌，擅长骑射、摔跤，他一生所射猛虎、熊、豹，均无法计算。而这些，只不过是他的个人风采罢了。作为帝王，他的主要成绩突出在治国大事上。他设计捕杀了在朝廷专权跋扈的鳌拜，平定了长期拥兵自重且久经沙场吴三桂的三藩之乱，降服了控制台湾的郑成功之孙郑克塽，使中国重新归于统一。他还驱逐了盘踞在雅可萨的沙俄军队，与沙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部边界线；而且平定回疆、准噶尔等地的叛乱；进一步增进了满蒙联姻，加强对汉族的团结，更加重视汉文化……使整个国家逐渐摆脱战争的阴影，形成一个强盛的多民族王朝，创造了康、乾盛世的开端。

康熙皇帝在位达61年之久，经历过数不清的风浪，但他都能从容应对，一一化解。所以他被许多人称为圣君，好象天底下没有他办不成功的事。

不过，要知道，天底下没有绝对完美的人与事。康熙皇帝也有他的烦恼。而最令他头痛费神的事，莫过于皇子们的争权。

翻开清朝皇室家谱，我们可以发现，上面依年龄次序记载了康熙二十四名皇子。事实上，康熙共有三十五个儿子，其中十一人夭折，故不在册。而在册的皇子中，有地位、有实力、有野心过问皇权者不过八九人。

皇长子胤禔（即允禔），生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生母是惠妃纳拉氏，为权臣明珠之妹。胤禔擅长骑射，才华横溢，颇受康熙重视。曾三次从征噶尔丹，第一次还被任命为副将军。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首次对皇子分封时，胤禔被封为直郡王。

皇次子胤礽（即允礽），生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生母为皇后赫舍里氏，为权臣索额图的侄女。胤礽为嫡长子，幼时即被立为太子，打算将来让他当皇帝。

皇三子胤祉（即允祉），生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母亲为荣妃马佳氏。胤祉博学多才，喜钻研学问，曾组织编撰中国历史上第二部大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是一个“文曲星”。二十岁从征噶尔丹，执掌镶红旗大营。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被封为诚郡王，次年降为贝勒，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晋升为诚亲王。

皇四子胤禛，生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母为德妃乌雅氏。他虽然话不多，但从小就很有主见。从征噶尔丹时，胤禛领正红旗大营。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被封为贝勒（比郡王低一个等级，比亲王低两个等级），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晋升为雍亲王。

皇八子胤禩（即允禩），生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生母良妃卫氏，辛者库贱籍出身。少时由胤禔母惠妃抚养。胤禩心机颇深，擅于笼络人心。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被封为贝勒，后署内务府总管。是皇权争夺战中引人注目的一位。

皇九子胤禟（即允禟），生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母宜妃郭络罗氏。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被封为贝勒。

皇十子胤（即允），生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母温僖贵妃钮祜禄氏。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被封为敦郡王。

皇十二子胤祹（即允祹），生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母定妃万琉哈氏。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被封为贝勒。曾署内务府总管事务。康熙六十一年，任镶黄旗满洲都统。

皇十三子胤祥（即允祥），生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母敬敏皇贵妃章佳氏。他与太子胤礽、四阿哥胤禛关系亲密。

皇十四子胤禵（即允禵），初名胤祯，生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母德妃乌雅氏，与胤禛同母，但党附胤禩。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被封为贝勒。后被任为抚远大将军，继承皇权的呼声很高。

皇子们的地位与他们生母的名分密切相关。所有的皇子中，最尊贵的莫过于胤礽，他是皇帝的正妻所生。胤禔生母也是出自名门，但毕竟不是皇后，所以尽管胤禔是长子，但在当时被称为庶出，地位自然比嫡出的胤礽矮了一截。

提及皇权争夺战的源头，理应从康熙与胤礽的关系说起。

胤礽是康熙爱后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唯一的儿子。当他出生时，其母因难产而死，康熙悲痛之余，把对赫舍里氏的爱移注到胤礽身上，从小爱护备至。康熙十四年十二月，刚刚一岁半的胤礽被册立为皇太子。这一方面是由于康熙对胤礽父子情深，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康熙希望及早确定“万年之统”，以“系四海之心”，从而稳固大清王朝的统治。其他皇子均由他人代为抚养，惟独胤礽由康熙本人亲自抚养。胤礽四岁时出过天花而幸免于死，康熙非常高兴，特地祭祀上天，并重赏御医。康熙还让胤礽接受最好的教育，其规格远高于其他皇子。除康熙亲自教其读书外，还挑选大学士张英、李光地、熊赐履等做胤礽的老师，又特召著名理学家汤斌为詹事府詹事，培养教育胤礽。胤礽学业颇佳，骑射、言谈、文学均受到好评。等他年龄稍长，康熙向他传授治国之道，并带他外出巡幸，让他参与部分政务。

为了维护胤礽的威信，康熙还煞费苦心地制定了储君制度。如：每年元旦、冬至、千秋三大节时，皇太子于主敬殿升座，王以下百官要在给皇帝进表朝贺之后，还必须到太子处进行同样的仪式，行二跪六叩首礼。如此一来，胤礽便明显地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均命胤礽留守京城，并下令“各部院奏章，听太子处理；事重要，诸大臣议定，启太子”。由此可见，胤礽一直是以康熙接班人的身份处理事务。

倘若胤礽在既定的太子轨道上正常地走下去，以孝对父亲，以仁对兄弟、臣子，则日后皇位非他莫属。然而，权臣索额图等人的介入，使平静的湖面荡起波澜，原本平衡的政治杠杆开始颠簸起来。

索额图是康熙初年辅政大臣索尼的儿子，又是胤礽生母孝诚仁皇后的亲叔父，即胤礽的叔外公。此人权势极大，当过大学士、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等要职。他的权力欲也超乎寻常，一直利用和胤礽的特殊关系，为自己谋取更大的权力。他紧紧地把自己和胤礽绑在一起，为其出谋划策，甚至图谋让胤礽早日入主神器（即早日当皇帝）。为达到目的，他广结党羽，围绕胤礽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太子党。

应该说，早年的胤礽是很有才智且很会与人相处的，所以得到康熙的许多表扬。但再贤良的年轻人也难以抵挡党羽们的腐蚀。在索额图等人的怂恿下，胤礽内心深处的恶被激发了出来，开始变得骄奢蛮横，贪财好利，以至于常常无故欺侮诸王贝勒，凌辱朝廷大臣，鱼肉下级官吏，而且卷入非法买卖娈童妓女的案件中，干一些不干净的勾当。他对康熙皇帝也不那么恭敬了。有一次竟当着康熙的面，将官员推到水中。康熙于征讨噶尔丹的归途中生病，想念胤礽，令其速来相见。而胤礽见到病中的父亲时，“略无忧戚之意”，使康熙十分痛心，认为他“绝无忠爱君父之念”，即刻令其先回京师。

胤礽的种种行为使以仁孝治国的康熙忧心忡忡。为引起胤礽警戒，康熙先后惩治了太子党的一些成员，还处死私自在皇太子处行走的内廷人员，而太子略无半点悔意，依然我行我素。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采取更严厉的措施，责备索额图“议论国事，结党妄行”，将其拘禁致死。他的同伴也遭到锁禁的惩罚。

太子党受到重大打击，但太子胤礽不知道悬崖勒马，反而因此怨恨父亲。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塞外木兰围场，一场父子反目的悲剧最终上演。

当时，康熙带领胤礽、胤禔以及几位小皇子去塞外巡幸，不料年仅八岁的十八阿哥胤祄很快病倒，康熙急忙前往探视。眼见得胤祄生命垂危，胤礽却露出幸灾乐祸的神情。康熙厉声呵斥，而胤礽不知收敛，反而出言顶撞。当康熙驻跸布尔哈苏台行宫的时候，胤礽竟然每夜偷窥帐篷中皇帝的行动，似有图谋不轨的嫌疑。

至此，康熙已忍无可忍，他痛心之余还感到害怕，觉得自己的安全

受到威胁。于是，马上令人将胤礽囚禁起来。九月四日，康熙召集文武大臣，历数太子种种恶端，垂泪废黜太子，称：“朕治平天下，断不可以付此人，候回京昭告天地、宗庙，将胤礽废斥！”随即令御前侍卫将胤礽捆缚拘禁。

与此同时，囚禁了与胤礽关系密切的皇十三子胤祥。

同一天，皇十八子胤祄死。康熙之痛更增一层。

此后，康熙日夜祈祷，希求太平日子。然而，即便康熙再仁慈再圣明，世袭制下的皇权斗争往往是最残酷的，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诸皇子多已成人，一个个都是人精，要文有文，要武有武。他们本来就很有野心，暗地里培植自己的势力，如今见储君位置出现空缺，更是伺机而动，广结党羽，勾心斗角，兄弟相煎，使康熙陷入更大的悲愤当中。

首先积极图谋储位的是皇长子胤禔。与胤礽一样，胤禔背后也有一个巨大的政治集团。他的母舅明珠曾是朝廷中手握重权的股肱大臣，因与索额图闹党争被康熙罢任。在他的身边，同样聚集了一群政界要臣，如康熙舅舅佟国维家族的鄂伦岱、隆科多等人，势力亦是相当强大。

作为皇长子，胤禔从小受到康熙的宠信，其地位仅次于太子。拘拿太子时，康熙为防不测，特命胤禔负责御前警卫，这给了胤禔一个错觉，以为皇上属意自己，立嫡不成，势必立长，他将会成为新的太子。康熙马上觉察出胤禔的野心，在废太子的同时，当众声明：“朕前命直郡王胤禔善护朕躬，并无欲立胤禔为皇太子之意。胤禔秉性躁急、愚顽，岂可立为皇太子？”胤禔因此夺储无望，转而拥立八阿哥胤禩做太子。为促成此事，胤禔不惜破坏自己的形象，贸然上奏：“胤礽所行卑污，大失人心。相面人张明德曾相胤禩，后必大贵。今欲诛胤礽，不必出自皇父之手。”暗示康熙，自己可以代劳将胤礽杀掉。康熙一听此言，大为惊骇，不意皇子谋位已达穷凶极恶骨肉相残的地步！

胤禔之行为从侧面反映出八阿哥胤禩善于交结党羽，势力强劲。

胤禩生母出身低贱，但胤禩本人幼年受胤禔生母惠妃的抚养，与胤禔十分亲密。他娶了安郡王岳乐的外孙女为妻，使他在争储活动中得到妻族强有力的支持。与胤礽相比，胤禩显得知书达礼，礼贤下士，赢得皇族内外普遍好感。九阿哥胤禟、十阿哥胤、十四阿哥胤禵均为胤禩的死党，在对付胤礽的过程中结成坚固的统一战线。自胤禔被宣布无继位为皇太子之分后，原来皇长子党中的实力人物几乎全部转而支持胤禩。鄂伦岱是佟国纲长子，长期担任保卫皇宫的领侍卫大臣之职。揆叙为明珠之子，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工部侍郎。其父在争权斗争中失败，使他很自然地痛恨胤礽，转而支持胤禔与胤禩。而胤禩的生辰八字是庚戌己丑丁未壬辰，与前代帝王相同，所以被宣传为有九五之份，由此又获得康熙初年四辅政大臣之一遏必隆的儿子阿灵阿的衷心拥戴。阿灵阿为一等公，时任理藩院尚书，在朝中素有威望。此外，康熙皇帝的兄长裕亲王福全在病危时，仍力荐胤禩“有才有德”；满洲首席大学士马齐、汉人中的户部尚书王鸿绪、内务府苏州织造李煦等均依附胤禩。胤禩的势力圈甚至上及佟国维。佟国维是康熙的舅舅兼岳父，早年为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后以年老解任。他当时虽不在朝，但在政坛的影响不逊于往日，为众臣瞩目。总而观之，胤禩以佟国维为中心构成了一个强大的权力集团，大有夺储之声势。

然而，就在胤禩等人处心积虑谋求储位的时候，康熙皇帝却似乎已经察觉到此中的阴谋。从木兰围场返京后，他立即下令抓捕胤禔提及的相面人张明德。审讯中得知，张明德曾给胤禩相面，称其“丰神清俊，仁谊敦厚，福寿绵长，诚贵相也”；同时还获知，张明德曾建议胤禔行刺皇太子，此事不仅大阿哥知道，且八阿哥、九阿哥、十四阿哥均知道内情。

康熙帝已深深感觉到皇子间的尖锐斗争，更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他心中异常愤怒，当众斥责胤禩，称其“妄博虚名”，并痛骂胤禩“柔奸性成，妄蓄大志”，下令将其锁拿。九阿哥见状，对十四阿哥说：“我们现在不出头，还待何时？”于是十四阿哥胤禵竭力维护胤禩，并当庭与康熙顶撞起来。这自然是触犯龙威的逆上行为。康熙一气之下，拔出小刀，要杀掉胤禵。幸得五阿哥胤祺死死抱住，才避免了一场父杀子的惨剧。康熙将小刀收回，要用板子打胤禵，九阿哥胤禟跪着上前抱住，被康熙打了两个嘴巴。康熙接着令诸皇子将胤禵责打二十板，然后将胤禟、胤禵赶出宫殿。

形势的变更如风摆荷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事刚过，三阿哥胤祉又向康熙揭露了另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那就是，大阿哥胤禔竟然收买喇嘛巴汉格暗搞厌胜术，企图将胤礽咒死。厌胜术是一种巫术，十分诡秘，向为世人所不耻。康熙听后马上派人调查，发现果有此事，再问胤礽身边的人，得知胤礽曾有反常举动，“忽似疯癫，备作异状，几至自尽，过此片刻，遂复明白”。由此，康熙开始怀疑胤礽旧日之行为也是厌胜术所致，对胤礽便不那么痛恨了。

十月二十三日，康熙两次召见胤礽，胤礽对其父说，以前诸多事情全不记得。康熙于是完全认定胤礽种种反常行为均是受巫术残害，心中块垒顿时化解，并对胤礽产生怜惜心理。他转而将怒火泼向胤禔，降下严旨，革去胤禔郡王爵位，将其圈禁起来，严加看守。至于那个相面人张明德，原本定为斩首，康熙仍嫌不够严厉，下令：“张明德罪大恶极，应处以凌迟，行刑时要让所有在此案中与他有牵连的人都到现场观看。”

康熙想以对张明德的重刑，警告那些觊觎储位而不择手段的人。但权力的诱惑是巨大的，形势反而变得更加复杂混乱了。尽管康熙屡下圣旨，谕令诸皇子安分守己，不得“树党相倾”，严禁皇子与朝臣结党，不得经营储位。为了稳定人心，康熙还先后召见胤禩、胤礽，接着传下圣旨：“自此以后，不复再提往事。”然而，诸皇子表面应承，暗地里的斗争却更加激烈。康熙心中洞明，知道诸多混乱均是由于没有储君的缘故。为稳定政局，他感觉有必要尽快再立太子。

十一月十四日，康熙在畅春园召集满汉文武大臣，令他们在诸阿哥中（除胤禔外）举奏一人为皇太子，并说：“众议谁属，朕即从之。”(《清朝圣祖实录》)诸大臣起初推让，上奏：“此事关系甚大，非人臣所当言，我等如何可以推举。”康熙不准。于是诸大臣开始奉命行事。他们一旦有了发言权，马上将以往的小算盘拨拉起来。结果是，权臣阿灵阿、鄂伦岱、揆叙、王鸿绪等私相计议，“与诸大臣暗通消息，书八阿哥三字于纸，交内侍梁九功、李玉转奏”。康熙本以为大臣们会各有拥戴，自己可以从“票数”的差异中看出诸皇子的威信，不料几乎所有的票都是投给胤禩，这种不正常的反应使康熙产生了疑心，认为众臣子有结党嫌疑，于是马上食言，谕称：“立皇太子之事关系甚大，尔等各宜尽心详议。八阿哥未尝更事，近又罹罪，且其母家亦甚微贱，尔等其再思之。”康熙的这一圣旨令诸大臣很是惶恐，哪敢再议。康熙却并不就此罢休，他派人追查公举八阿哥的幕后人物。一个多月后，康熙已弄清事实真相，认为拥立胤禩为皇太子的策划者是舅父佟国维和大学士马齐。康熙愤怒已极，斥责道：“今马齐、佟国维与胤禩为党，倡言欲立胤禩为皇太子殊属可恨。朕于此不胜忿恚！况胤禩为缧绁罪人，其母又系贱族。今尔诸臣乃扶同偏徇，保奏胤禩为皇太子，不知何意？岂以胤禩庸劣无有知识，倘得立彼，则在尔等掌握中，可以多方簸弄乎？如此，则立皇太子之事皆由于尔诸臣，不由朕也！且果立胤禩，则胤禔必将大肆其志，而不知作何行事矣。”隔一段时间，又下严旨：“鄂伦岱、隆科多、顺安颜与大阿哥相善，人皆知之。尔等又欲立八阿哥为皇太子，将置朕躬及皇太子、诸阿哥于何地耶？”

康熙既感受到来自胤禩集团的危险，便下决心再次起用胤礽。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初十，康熙正式授胤礽册宝，将其复立为皇太子。为改善诸皇子间的关系，康熙于再立胤礽的同时，封胤祉、胤禛、胤祺为亲王，胤祐、胤为郡王，胤禟、胤祹、胤禵为贝子。他的想法是，诸皇子获得封号后会减少对胤礽的仇视。但是事实恰恰相反，胤禩集团的目标是得到太子之位，进而掌控整个王朝。而康熙的分封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欲望。所以，胤礽复立后，皇八子党大失所望，阿灵阿有不愿存活之语，与九阿哥胤禟相互叹息而已。当然，表面上诸兄弟之间出现了短暂的融洽，而实际上潜在的暗流在迅猛发展，不仅是胤礽集团与胤禩集团之间出现你死我活的架势，而且还出现了其他的党派。

胤礽与康熙的感情隔阂始终没有完全消弭。从第一次被废的事件中，胤礽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很不稳固。而再次被立则主要是出于康熙稳定政局的需要，父子之情已难达到以前的融洽。再加上胤禩集团的逼迫，胤礽迫不及待地想要早日当上皇帝，对康熙一直在位颇有微言，常常发牢骚，说：“古往今来，岂有四十年的太子。”康熙自然严密观察着太子的举动，他曾经做过很多努力，想要改善与儿子的关系，对太子的言行也多忍让，但两年下来，却没有任何效果。胤礽显然越来越过分了。康熙五十年（1711年），胤礽企图以《南山集》案为导线，进一步利用兵权进行逼宫，遂促成二次废太子事件。

康熙察觉胤礽的不良居心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查出太子党步军统领托合齐、都统鄂缮等人结党会饮，图谋不轨，马上处置了他们。然后，康熙直接揪出他们的后台胤礽，宣告：“此等事俱因胤礽所致。胤礽行事，天下之人，无分贵贱，莫不尽知。若果以孝为本，以仁为行，天下之人，皆知系朕之子，必无异心，何必求此等人保奏？”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十月初一，康熙亲写朱书谕旨，将胤礽废黜禁锢。此次，康熙对胤礽再无父子之情，明确表示：“日后若有奏请皇太子已经改过从善、应当释放者，朕即诛之！”

胤礽被废，使胤禩再次萌生希望。他试探着问康熙：“我如今该怎么办？是不是该装病，以避免再发生保荐我的事情。”康熙一眼看穿他的心思，毫不客气地告诉他，作为贝勒而谋求太子之位，是一种非分之想。胤禩愤愤退出。

此时，三阿哥诚亲王胤祉成为诸皇子中年龄最长、爵位最高、最有希望入主东宫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令胤祉在畅春园蒙养斋立馆，负责修书。胤祉广泛吸收当世英才陈梦雷、杨文言、梅珏成、法海、魏廷珍、方苞等人，先后撰成《律吕正义》、《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等书，还编篆了我国历史上仅次于《永乐大典》的《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对胤祉非常看重，有什么大事也愿意与他商量。胤祉也以储君自命，私下里对十六阿哥胤禄说：“东宫一位，非我即尔。”

然而，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发生的孟光祖诈骗案影响了胤祉在康熙心中的形象。孟光祖以三阿哥的名义在各省诳骗数年，后被直隶巡抚赵弘燮举发。康熙了解到孟光祖的后台是胤祉，总算给他留了情面，没有深究。胤祉党羽不多，缺乏实力，虽受康熙喜欢，但储君之位却离他远了那么一截。

第二次废太子后，又引发了朝野的大震动。康熙再不敢轻易立太子了，但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在变老，为江山社稷计，他无论如何也要选定一个合适的接班人。所以，立储之事日夜萦绕在康熙的心间，他曾谕告朝臣：“立储大事，朕岂忘耶？朕万年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做主，令尔等倾心悦服，断不至贻累于尔诸臣也。”众人均猜测这一坚固可托之人为谁，而储君之争则始终不停地进行着。

胤礽毕竟是当了几十年的太子，其集团势力盘根错节，十分顽固。他们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康熙对胤礽的惩罚有所减轻，而且出于父子私情，康熙还去看望儿子，这给胤礽集团又带来了希望。胤礽用矾水写信，要公普奇为他活动，谋取大将军之职，想以此为台阶，再度复位。此事被胤禩党人发现，马上揭发，康熙予以打击。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冬天，大学士王掞、御史陈嘉猷等人上疏，请求建储，实则想再立胤礽。康熙五十七年，翰林院士朱天保奏请复立胤礽，而且胆大妄为地劝告康熙，不要重演汉武帝杀戾太子的悲剧。康熙大怒，处斩朱天保。康熙六十年（1721年），大学士王掞、御史陶彝等十二人先后奏请立太子，康熙毫不留情地惩处了他们。

为什么在康熙宣布“日后若有奏请皇太子已经改过从善、应当释放者，朕即诛之！”这样的圣旨后，胤礽党羽仍然一而再地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进行冒险活动呢？这显然与胤禩集团有关。自胤禩继位无望后，十四阿哥胤禵渐渐崭露头角。尤其在康熙五十六年，清军在与准噶尔人的战争中失利，康熙决心用皇子出征，统一前线指挥，用兵西藏、新疆。他对此次任命非常重视，经过慎重选择，最后选定了胤禵，任命其为抚远大将军。为增强胤禵的威信，康熙特令“其纛用正黄旗，照依王纛式样“。当胤禵离开京城时，康熙亲自去堂子祭大旗，御太和殿，授胤禵大将军敕印。胤禵乘马出天安门，诸王贵族及二品以上大臣均到德胜门军营送行。康熙还告知西北蒙古王公：大将军王是我皇子，你们大小事务必须听他指挥，就像听我的谕旨一样。胤禵此行显然有代父出征的意味，而其仪式也是以前从所未有，于是众臣无不私议：皇帝大概要把皇位授于十四阿哥。胤禩、胤禟等人更是欢欣鼓舞。胤禵出发前，胤禟每天到胤禵府中，深夜方归，密议胤禵早立大功、早当太子之事。胤禵也确有才能，不久在西藏打了胜仗，其成为储君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了。而康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这种形势，怎能不让胤礽党羽担心？！因为他们都很清楚，如果胤禩集团得逞，他们这些人将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与其日后受死，还不如现在拼死一争。

夺权斗争因此愈演愈烈，旷日持久地激烈进行着……

纵观康熙一朝，皇子间的夺权斗争主要集中在胤礽集团与胤禩集团之间。三阿哥胤祉、四阿哥胤禛虽有夺权的企图，与胤礽、胤禩等皇子间也有纠缠与冲突，但在两大集团密集的火力下显得淡化了。故而，当康熙临终遗嘱中，突然将皇位传给四阿哥胤禛时，不啻一声霹雳，炸响在紫禁城的上空，整个王朝沸腾了。

《清实录》这样记载康熙驾崩及传达临终遗嘱的过程：

甲午（十三日）丑刻，上疾大渐。命趋召皇四子胤禛于斋所，谕令速至。南郊祀典，著派公吴尔占恭代。寅刻，召皇三子诚亲王允祉（即胤祉）、皇七子淳亲王允祐（即胤祐），皇八子贝勒允祀（即胤禩）、皇九子贝子允禟（即胤禟）、皇十子敦郡王允（即胤）、皇十二子贝子允祹（即胤祹）、皇十三子胤祥、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皇四子胤禛闻召驰至。巳刻，趋进寝宫。上告以病势日臻之故。是日，皇四子胤禛三次进见问安。戌刻，上崩于寝宫。

皇帝驾崩的消息马上传遍京城，人心恐惧。与其说人们因听到皇帝驾崩而害怕，还不如说更因为听说四阿哥胤禛即位而感到疑惧。第二天，兼任步军统领的隆科多下令关闭京城九门，诸王“非传令旨“，不准进入紫禁城。京城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了。

胤禛成为皇帝后，即是历史上有名的雍正皇帝。史书中对雍正及他的兄弟们做了如下描述：

雍正见父皇死后，自然是“哀恸号呼，实不欲生”。然而他深知此时形势凶险，必须沉着应付，以防不测。于是，他化悲痛为力量，立即定下心神，加强整体指挥及警卫工作。在他的命令下，七阿哥淳亲王允祐率兵守卫畅春园，十六阿哥允禄护卫大内宫禁，他最亲近的十三阿哥允祥则负责从畅春园到紫禁城乾清宫长达二三十里路的警卫工作。隆科多仍然负责加强卫戍京城的职责。一切部署完毕，雍正才将康熙遗体安奉在黄舆之上，亲自护送，一路小心翼翼地连夜返回紫禁城。

再看其他皇子。十七阿哥允礼当晚正在大内皇宫值班，得知父皇去世的消息，马上奔往畅春园。路经西直门时，正巧与隆科多相遇。隆科多告知他胤禛继位的消息，允礼似乎难以相信，“神色乖张，有类疯狂”，扭头奔回自己府邸，没有去宫门迎驾。八阿哥允禩听闻此事，独自在院中沉思，对派办事务不理不问。九阿哥允禟却难以遏制心头的愤怒，突然奔到胤禛面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此后，允禟在夜深时分又拉着三阿哥允祉私往庭院，低声秘语多时，商议对策……

对于雍正继位，允禩党人显然不服。与雍正同母的十四阿哥允禵更是憋了一肚子气，在回京奔丧的路上，他扬言道：“如今我之兄为皇帝，指望我叩头耶？我回京不过一觐梓宫，得见太后，我之事即毕矣。”见到雍正后，他故意“远跪不前”，表明不承认新皇帝。雍正为显示大度，上前拉他，他仍不动弹。侍卫见此情景，急忙拉他向前。

面对允禵等人的种种抵触行为，雍正下决心运用皇权，采取打拉兼用的政治措施分解他们。对待允禩，雍正采取拉拢的措施，封其为总理事务大臣，赐爵号和硕廉亲王，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对允禵、允禟、允则分别予以惩处。允禵被软禁于景陵，允禟被发配青海，允被革去郡王爵位，永远圈禁。允禩虽获殊荣，却对旁人说：“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允禟则喟叹道：“不料事情竟至如此，我辈生不如死。”在西行路上，他还致信允，言“机会已失，悔之无及”。

这几人虽受奖罚不一，但对雍正的立场依然如故。允禩集团此时仍不甘心失败，暗地寻找机会，想要东山再起。而雍正在即位之初尚不敢杀戮这些政敌。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社会上出现了种种关于雍正篡改康熙遗嘱的传言。

有人说，先帝康熙本意是将皇位传给十四阿哥允禵，但雍正与隆科多串通，将遗诏中的“十”改成“于”。所以，“传位十四阿哥”被改为“传位于四阿哥”。

又有人说，康熙大帝在病重时想召回允禵，但被隆科多暗中做了手脚，隐匿圣旨。允禵未到，康熙无法立太子，悲愤死去。雍正乘机矫诏夺位。

还有人说，先帝临终前，十四阿哥的名字是胤祯，四阿哥的名字是胤禛。四阿哥利用“胤禛”、“胤祯”音相同、形相近的特点，大做文章，从而篡位。

更有甚者，雍正成了一个阴险歹毒的杀父恶子。他在康熙生病时送上一碗参汤，里面掺了巨毒，康熙喝过以后便一命呜呼。所以，康熙的临终遗嘱完全是由雍正自己写的。

传言无奇不有，在社会上广泛传播着。允禩集团的党羽乘机活动，或散布“十月动乱，八佛被囚，军民怨新主”的言论（八佛指允禩）。或向允禵囚禁处扔“二七便为主，贵人守宗山”的传单，扬言要把雍正赶下台。

雍正对这些传言心知肚明，他一方面予以压制，另一方面等待机会，准备彻底收拾允禩集团。到雍正二年（1724年）春天，由于平定了青海罗卜藏丹津的叛乱，雍正帝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于是集中精力向允禩等人发起猛烈打压。

七月，雍正宣布亲书的《朋党论》，严禁朋党之习。

八月，雍正召见诸王大臣，谴责允禩、允禟、允禵等人“俱不知本量，结为朋党，冀遂其志”。

十一月，雍正发出谕旨：“自亲王以下闲散人以上，若有归附允禩结为朋党者，即为叛国之人，必加以重罪，决不姑贷，亦断不姑容也！”

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初五，雍正最终痛下杀手锏，宣布允禩诸多罪状，称“允禩心中已无祖宗君上矣。允禩既自绝于天，自绝于祖宗，自绝于朕，宗姓内岂容有此不忠不孝大奸大恶之人乎？”褫夺了允禩的黄带子，削除宗籍，逐出宗室。其同伙允禟、苏努等人也遭到同样处分。

此后不久，雍正将允禩、允禟分别改名为“阿其那”（猪）、“塞思黑”（狗），均为侮辱人的满语。

允禩于雍正四年九月死于狱中，允禟则于当年死于押解回京的途中，允则一直被监禁。

在收拾政敌允禩等人的同时，雍正还出人意料地惩处了在争夺皇权中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年羹尧和隆科多。于是社会上又有传言，称允禩被囚是因为他敢于揭露雍正篡改康熙遗嘱的阴谋，而年羹尧被杀，隆科多被罢黜，则是因为雍正害怕他们泄露自己的罪行。

这些传言一直在雍正王朝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尽管雍正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始终无法彻底铲除。

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文人曾静上书川陕总督岳钟琪，策动其反清。在《上岳钟琪书》中，曾静指斥清朝满族统治为“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反覆，地塌天荒。八十余年天运衰歇，天震地怒，鬼哭神号”，他期望岳飞的后裔岳钟琪能乘时而动，兴兵举事，为宋、明复仇。这本是一桩典型的汉人反清政治案件。但曾静在文中还列举了雍正十大罪状，分别为“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基于这些，雍正决定做特别处理。他一方面十分重视曾静的反清言论，而另一方面，他更注意其中所涉及他本人的种种传言。于是一边审讯曾静等人以摸出线索，一边又派出大量的情报人员花大力气追查诬谤流言之源头。后终于查获允禩集团的余党是雍正失德舆论的主要传播者。对此，雍正自然是严加惩处。但出人意料的是，雍正还抛出了被后人称之为“雍正自白书”的《大义觉迷录》。

《大义觉迷录》是将论述曾静案的上谕编辑在一起，并附上曾静的口供与书面忏悔而成的。由雍正钦编，刊行天下，并强迫全国读书人观览知悉。在书中，雍正针对康熙驾崩以来的种种流言，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辩解，说明自己如何合法继位，谣言如何不堪一击，他的政敌如何可恶等等，可谓一部奇书。

在书中，雍正首次公开回顾康熙如何宣布遗嘱、他本人如何继位的全过程：

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即康熙）之命，代祀南郊。时皇考圣躬不豫，静摄于畅春园。朕请侍奉左右，皇考以南郊大典，应于斋所虔诚斋戒，朕遵旨于斋所致斋。至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未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祐、阿其那、塞思黑、允、公允祹、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是时，惟恒亲王允祺以冬至命往孝东陵行礼，未在京师。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禑、贝子允祎俱在寝宫外等候。及朕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恸号呼，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此当日之情形，朕之诸兄弟及宫人内侍与内廷行走之大小臣工所共知共见者。

雍正可能考虑到有人会说这是一面之词，为了增强说服力，他紧接着做了反证：

夫以朕兄弟之中，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邪谋，希冀储位。当兹授受之际，伊等若非亲承皇考付朕鸿基之遗诏，安肯帖无一语，俯首臣伏于朕之前乎！而逆贼忽加朕以谋父之名，此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

雍正的这一反证应该是很有说服力的。试想，以康熙皇子间你死我活的争权斗争，如果康熙没有遗嘱让雍正继位，允禩、允禟等人不可能不当场闹事。或者，即便当时被雍正势力所制，不能翻脸，则势必在短时间内发动反击。

在书中，雍正还列举了允禩、允禟等人大量的劣行，指斥“阿其那之阴险诡谲，实为罪魁；塞思黑之狡诈奸顽，亦与相等。允禵狂悖糊涂，允卑污庸恶，皆受其笼络，遂至胶固而不解”，声称自己虽“百般教训，望其改悔前愆”，却始终未能使他们略变一二，仍然怙恶不悛、悖乱如故。雍正因此不得已将他们一一惩处，然考虑到兄弟之情，下手时尚留有余地……

此书洋洋洒洒达数千言之多，雍正之雄辩可见一斑。雍正自以为如此一来，势必天下归心，铲除对自己不利的传言。但没有想到，他的“自白书”极大地刺激了世人的好奇心，无意中对传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翻阅中国古书，我们可以发现这么一种现象，那就是涉及到宫廷秘事时，官书往往一笔带过或干脆不提，给我们留下种种疑团。真相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而且我们根本没有较为可靠的资料进行推测，那些秘事于是伴随着历史的风沙从此湮灭。这正是中国封建统治者想要达到的目的，也是他们的狡猾处（或高明处）。历史上向来没有哪个统治者大量地公布对他不利的谣言。因为他们知道，谣言无法避免，谣言只会越辩越多。对付谣言的最佳方法往往是不去理它。

那么，雍正帝何以敢冒这个险？难道他不知道这个道理？他是有名的能干皇帝，智商很高，肯定知道这个道理。或许，他真是觉得自己光明磊落，无愧于天地，既如此，有何不可言！或许，他虽做了亏心事，但他自信以自己的雄辩（外加狡辩）可以瞒过天下所有人的耳目。或许……或许还有其他原因，总之他做了，且做得轰轰烈烈，硬是让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了。

于是，康熙遗嘱之谜伴随着雍正继位之谜，不可避免地传了一代又一代，关于它的故事也越来越多，以后可能还会更多。

清末民初，天嘏先生在《清代外史》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段雍正如何篡改康熙遗嘱的故事：

六十一年冬，玄烨（康熙）将赴南苑行猎，适疾作，回驻畅春园。弥留时，手书遗诏曰：“朕十四皇子既缵承大统。”十四皇子者，允禵也，贤明英毅，尝统帅西征，甚得西北人心，故玄烨（即康熙皇帝）欲立，而卒为其兄胤祯所攫。胤祯盖侦得遗诏所在，欲私改“十”字为“第”字，遂以一人入畅春园侍疾，而尽屏诸昆季，不许入内，时玄烨已昏迷矣。有顷，忽清醒，见胤祯一人在侧，询之，知被卖，乃大怒，投枕击之，不中，胤祯即跪而请罪。未几，遂言玄烨死矣。胤祯袭位，改元“雍正”。以后凡宫中文牍，遇数目字，饬必大写，亦其挈矩之一端也。

或曰：窃诏该窜之策，年羹尧实主持之。盖胤祯之母，先私于羹尧，入宫八月，生胤祯，至是，乃窃召改篡，令为天下主，故当雍正时代，羹尧权倾朝中，而卒以罪诛，说者比之吕不韦云。

这段描述漏洞太多：四皇子名叫胤禛，而非胤祯；年羹尧仅比胤禛年长几岁，是胤禛的大舅子，而非他的父亲。至于追寻历史上是否篡改康熙遗嘱的真相，当然不能以此为据。

民国著名的通俗历史演义作者蔡东藩先生在《清史通俗演义》中则这样描述：

次日，康熙帝到畅春园，诸皇子随驾前往，隆科多本是皇亲，也随同帮护。独皇四子胤禛已去斋所，不在其中。又过了数天，康熙帝病症复重，御医复轮流诊治，服了药全然无效，反加气喘痰涌，有时或不省人事，诸皇子都着了忙，只隆科多说是不甚要紧。是夜，康熙帝召隆科多入内，命他传旨，召回皇十四子，只是舌头蹇涩，说到“十”字，停了一回，方说出“四子”二字。隆科多出来，即遣宫监去召皇四子胤禛。翌晨，胤禛至畅春园，先见了隆科多，与隆科多略谈数语，即入内请安。康熙帝见他回来，痰又上涌，格外喘急。诸皇子急忙环侍，但见康熙帝指着胤禛说道：“好！好！”只此两字，别无他嘱，竟两眼一翻，归天去了。诸皇子齐声号哭，皇四子胤禛大加悲恸，比诸皇子尤觉凄惨。隆科多向诸皇子道：“诸阿哥且暂收泪，听读遗诏！”此时诸皇子中，唯允禵远出未归，胤禔仍被拘禁，未能擅出奔丧，允祀先已释放，一同在内，听得“遗诏”二字，先嚷道：“皇父已有遗诏么？”隆科多道：“自然有遗诏。请诸位阿哥恭听！”便即开读道：“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仰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允祀、允禟齐声道：“遗诏是真么？”隆科多正色道：“谁人有几个头颅，敢捏造遗诏？”于是嗣位已定，皇四子趋至御榻前，复抚足大恸，亲为大行皇帝更衣。

这段文字，一看即为小说家言。最明显的就是，康熙在最关键的时候总是气喘，而臣子隆科多的权力被极端夸大，其他皇子的能力却被极度萎缩。文中“好！好！”故事，明显是根据宋朝赵匡胤临终前的情景编造。当然不可信了。

民国时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历史小说作家许啸天，他在《清宫十三朝演义》中也是非常详细地描述了“篡改”康熙遗嘱的细节：

却说康熙皇帝在畅春园养病，这个消息传到雍郡王胤禛耳中，他便赶先到畅春园去叩请圣安。无奈这时皇帝病势十分厉害，心中又十分烦躁，不愿见家人骨肉。胤禛请过圣安以后，只得退出房外，在隔室悄悄的打探消息。这时在皇帝跟前的，除几个亲近内监和宫女以外，只有国舅隆科多、将军鄂尔泰、大学士张廷玉三位大臣，终日陪着几位御医，料理方药。这三位大臣，原和雍王打成一片的，自不必说；便是那太监、宫女，平日也得了雍王的好处，凡是皇帝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悄悄的去报告雍王知道。内中有一宫女，原是贵佐领的女儿，进宫来已有四年，因他长得美丽，性情也十分伶俐，便把他派在畅春园里，专候临幸时伺候皇帝、皇后的。他如今见雍王相貌十分威武，知道他将来有发达之日，便觑空溜到隔房去，陪些小心，凡是茶水饮食有不周不备的地方，都是他在暗中料理。雍王这时独居寂寞，得了这个知己，自然十分欢喜，觑人不防备的时候，他两人居然结了私情。雍王答应他，倘若一朝登了皇位，便封他做贵妃，那宫女心中越发感激，从此格外忠心。这时雍王和隆科多已商量过，假造皇帝的旨意，说病中怕烦，所有家人骨肉，一概不许进园。可怜那些妃嫔、郡王、公主、亲贵，一齐都挡住在园门外，便是皇后也只得在园门口叩问圣安，一任雍王在园中弄神弄鬼。看看那皇帝病势，一天重似一天；那些御医看了，也是缩手无策，只是天天灌下人参汤去，苟延残喘。看看到十一月底，天气十分寒冷，皇帝睡在御床上，喘气十分急迫，他自己知道不中用了，忙吩咐隆科多，把十四皇子召来。那隆科多早已和雍王预定下计策，奉了皇帝命令，出来把雍王唤进屋去。看皇帝时，早已进气少，出气多。这里隆科多走出园来，见园门外挤了许多皇子、妃嫔，他便故意大声喊道：“皇上有旨，诸皇子进园，不必进内，单召四皇子见驾。”说罢，唤亲随的拉过自己的马来，嘴里说找四皇子去，快马加鞭的去了。你道他真的去找寻四皇子吗，只见他飞也似的跑进宫门，走到正大光明殿上，命心腹太监，悄悄的从匾额后面拿出那康熙皇帝的遗诏来，现成的笔墨，他便提起笔来，把诏书上写着的“传位十四皇子”一句，改做“传位于四皇子”。改好以后，依旧藏在原处，悄悄的出了宫门，又飞也似的回到畅春园去。这时康熙皇帝气厥过去几回，到傍晚时候，才慢慢的清醒过来，睁眼一看，见床前有一个人跪着，双手高高的捧着一杯参汤，口中连连唤着父皇。康熙皇帝模模糊糊，认做十四皇子，便伸手过去摸他的脸。那雍王趁此机会，爬上床去，皇帝睁着眼端详了半天，才认出并不是十四皇子，乃是四皇子胤禛，不由他心头一气，只喊得一声“你好……”一口气转不过来，便死过去了。

这段文字中，文学笔法更加多姿多彩，把传统宫廷小说中的“独居寂寞”“与宫女有私情”都搬了进来。只是基本史实的错误太多，如所谓的“雍郡王”、正大光明匾后的遗诏，都是大错而特错的。当时，胤禛早已是亲王了。而正大光明匾后藏遗诏则是雍正以后的做法。

有位胡蕴玉先生也来凑热闹，在《胤禛外传》竟将胤禛描绘成一个广交江湖奇士、自己也身怀绝技的高手，称：

胤禛，康熙第四子。少年无赖，好饮酒击剑，不见悦于康熙。出亡在外，所交多剑客力士。结兄弟十三人，其长者为一高僧，技尤玄妙，骁勇绝伦。高者能练剑为丸，藏于脑海中，用则自口吐出，夭矫若长虹，杀人于百里之外。次者能练剑如芥，藏于指甲缝，用时掷于空中，当者披靡。胤禛亦习其术……康熙晚年病笃，胤禛偕剑客数人返京。先是，康熙已草诏，收藏密室。胤禛侦知之，设法盗出。诏中云：传位十四太子。胤禛将“十”字改为“于”字，藏于身边，乃入室问疾。预布心腹于宫门外，有入宫门者辄阻之，时康熙疾已殆。先是，十四子胤禵奉命出征准部，至是拥兵西路观变。康熙宣诏大臣入宫，半晌无至者。蓦见胤禛立前，大怒，取玉念珠掷之。有顷，康熙即殁。胤禛出告百官，谓奉诏册立，并举念珠为证。百官莫辨真伪，奉之登基。

这种信天游的写法，自不必当作史实来看。

著名的历史小说作家高阳更是天花妙笔，也来一段热闹文字，在《乾隆韵事》中渲染了一段如何改诏的细节：

胤禛将 “传位十四阿哥胤祯钦此”十个字写下来，在“十”字加一横，一竖往上一钩，变成一个“于”字。

于、於通用，这一下立刻变成“传位于四阿哥”，真是巧不可偕。然而胤祯之祯有怎么办？

隆科多刚想发问，胤禛已经开口了，“‘祯’字笔画少，我这个‘禛’字笔画多。”他说，“以少改多，一点不难。”

说着，又动起笔来，将“贞”上一小画出头，最下面再加上一画，使得“贞”之下的两笔，变成一个“大”字，“祯”就变成“禛”了。

这样的写法当然也是经不起史实推敲的。清朝皇帝遗诏以满汉两种文字书写，即便将汉文改了，又如何将满文也同时改了。

以上的小说家言其实是不需要考证的。它们本身就是文学作品，讲究的是虚构色彩。但为什么还要列举这么多，实是因为这些作品广泛地渗透在近世以来的民间，成为一种影响最为广远的对康熙遗嘱的民间解读。而且，正是这些民间解读引起或者带动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才产生了史学界对一个宫廷疑案罕有的长时间的大争论。学术争论与民间演绎且达成一种互动，将康熙遗嘱之谜搞得沸沸扬扬。

与小说家言不同的是，史学界的辩论讲求科学的求证与推理，追求的不是那种虚构的玄秘，而是要得到事实的真相。所以，小说家所写的康熙遗嘱，几乎所有的细节都写成遗嘱被篡改了，这样更容易激发读者的猎奇心理。而史学界则不同，根据所引史料的不同及不同的推理方法，始终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说法。

最早对此予以关注的，当数民国史学家孟森。

孟森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清世宗入承大统实录》，以史学家严谨的治学态度，挖掘大量第一手宫廷秘档进行推理分析，得出雍正篡位夺权这样的结论。他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考察《大义觉迷录》、《东华录》，并证之以雍正所发的大量谕旨，相互对比间，找出种种矛盾及疑问，于许多不合情理的地方反证雍正阴谋夺位的事实。

例如：根据《圣祖实录》、《大义觉迷录》中的记载，康熙病故前，雍正三次进见问安，康熙与他谈话的机会甚多，而康熙却只将传位于雍正的话向隆科多等人说了，而没向雍正本人说，这样的情况岂在情理之内？

又如：根据雍正八年五月初九日的《上谕八旗》所记，雍正向世人透露了一个细节，即：“康熙病逝那天，果亲王允礼在皇宫中值班，听说畅春园出大事后，赶紧奔赴前往。在途经西直门的时候与隆科多相遇，隆科多告诉他雍正继位的消息，他一下子非常吃惊，乃至神色乖张，有类疯狂，直接奔回府邸，而未在宫中迎接雍正。”据此，孟森指出：“父死不惊，惟四阿哥嗣位则惊而欲疯也。是凶问到京，而嗣主之问犹未到也。是阿其那等并无一传讯于兄弟间，仍凭隆科多一语而始露也。是在园在京所得传位之末命，皆出于隆科多之口也。”这些反常的现象自然也证明了此中必有问题。

还有，“前言圣祖（即康熙）传位于四阿哥之遗诏，实录言崩日寅刻所发，用世宗（即雍正）谕文，已证明为戌刻圣祖崩后，始入受传者之耳，为不近情。”“《大义觉迷录》中雍正辩诉之词，云圣祖康熙如何轻允禵而重己，太后如何恶允禵而爱己，皆逝者无可对证之语。命允禵守陵，岂能自由，乃辩其拘禁在三年之后，且母后所生两子，何故自分轩轾如此，亦太不近人情。”

再如，隆科多前后截然不同的遭遇，其后来罪状中的“妄拟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以及年羹尧与雍正间的关系分析，还有其他种种情状，无不显示雍正是非法继位的。

孟森这一著作可谓学术界关于雍正篡位说的开山之作，具相当的权威性，其呼应者众多。

史学前辈王钟翰先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发表《清世宗夺嫡考实》与《胤祯西征纪实》二文，挖掘新的档案资料，进一步说明康熙本是打算传位于十四阿哥的，而雍正则是篡位夺权者。

再往后，金承艺撰《从胤禵问题看清世宗夺位》及《胤祯：一个帝梦成空的皇子》，也主张雍正篡位说。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也认为“雍正的继位存在很多疑问，可能出矫诏篡立”。杨珍先后发表《康熙晚年的秘密建储计划》、《隆科多事迹初探》等论文，又出版《清朝皇位继承制度》一书，认为康熙是要把帝位传给允禵的。康熙的第八世孙金恒源也一再撰文写书，称雍正篡改了康熙遗诏，坚持雍正篡改说。此外，陈捷先、黄培等人均持雍正篡位观。

与“雍正篡改说”截然不同的观点是“雍正合法继位说”，即认为康熙遗嘱中明确地指定了雍正为其接班人。持这一观点的重要人物是冯尔康、杨启樵、史松等知名学者。

先是吴秀良于1979年撰《通向权力之路——康熙和他的法定继承人》（中译本名称为《康熙朝储位斗争纪实》）一书，提出雍正以诚孝被康熙选中，最终合法继承了帝位。接着，冯尔康发表《康熙朝的储位之争和胤禛的胜利》、《康熙十四子胤禵改名考释》、《清世宗本叫胤禛，并未盗名》、《曾静投书案与吕留良文字狱述论》等文，并出版《雍正传》一书，其中心思想是“把雍正嗣位放在康熙后期和雍正前期的政治斗争中来考察，从康熙对雍正的一贯态度，以及与对其他皇子态度的比较中，认为取中了他，并以这个观点为准，说明年羹尧、隆科多、阿其那、塞思黑诸狱产生的原因和性质，说明曾静大狱和《大义觉迷录》是雍正在巩固政治成功之后，争取社会舆论认同的性质”（《雍正继位新探》）。冯尔康严谨的考察及纵深的研究很具说服力，深受史学界重视。后来，他又出版《雍正继位之谜》，并在2008年出版《雍正继位新探》，均成为引人注目的专著。

杨启樵先生的《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是一本质量上乘的专著，其中也有对康熙遗嘱是否属实的纵深研究。在其第三章“雍正帝篡位说平议”中，杨启樵先介绍雍正篡说，然后提出质疑，称：“主篡立说者，以为上述种种，其源有自，非徒传于中土，且已流播海外；不特民间谣传，并见诸官方公告，言之凿凿，并非齐东野语。但反对者也可驳辩：《大义觉迷录》所载上谕，乃雍正自辩，正因本人清白无辜，才毫无忌惮公诸于世。如谋父夺位属真，以雍正之精明，岂肯留话柄于世间？种种传闻，无非出于政敌允禩、允禟辈中伤。至于朝鲜史料，可能出于同一来源：来华使臣不察，传返本国。且彼邦并非尽是此等报导，说雍正得位正当的记载也有。”接着，杨启樵专开“朝鲜史料的局限性”一节，就朝鲜资料中有“雍正即位，矫康熙诏”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治明清史者，每以能利用朝鲜史料为贵。因彼邦常有使节来华，将所见所闻，返国报告。因毋须讳饰，比较可靠。但朝鲜史料颇有局限性”，由于来源受种种限制，“所以常前后矛盾。譬如对康熙的评价，或贬他贪财好货，民不聊生；或赞他节俭惜财，民皆安堵。矛盾枘凿，并见于实录而不因为怪，这也是朝鲜史料的特色”。据此，杨启樵意思已很明显：朝鲜资料可以作为证史之参考，但光以其记载断定史实之真相，则不免偏颇。此后，杨启樵又专开“孟森篡立说质疑”、“王钟翰篡立说质疑”、“金承艺篡立说质疑”、“余论”四节，通过指出孟森等学说中的漏洞来反证雍正合法继位的学说。

对孟森学说的质疑，杨启樵对孟森所持的“授受之际不明”、“《大义觉迷录》有谋父记载”、“年、隆为夺嫡帮凶”、“康熙早属意允禵”、“乾隆怪金鉷多事”等五方面论述进行反驳。认为：一、隆科多与雍正关系不深，不可能冒险与雍正一起篡改康熙遗嘱，如无康熙榻前立嗣的事实，隆科多虽属兵权，岂能胁迫诸皇子于寝宫之内？二、对《大义觉迷录》，孟先生“不采用雍正的辩语，单取一面之词的指摘，似乎有失公道。且认为‘逆书’所言必有此事实；不然，一见便可断定为曾静捏造，随意处分便行，毋须追查。这一点也难赞同”。三、年羹尧根本没有参与“夺嫡”之举，允禵不可能造反，不须要箝制。四、“西征纪功碑文”的改撰与磨削，以及废太子嘱托保举自己为大将军，这两件事均无法证明康熙属意允禵。五、金鉷的宦海浮沉纯属人事关系，认为乾隆因《大义觉迷录》之颁行事而怪罪金鉷，非常牵强。据此五点辩驳，杨启樵的观点已很明确，但他为了增强说服力，又进一步辩驳了王钟翰与金承艺的篡立说观点，从而将自己所持的“雍正合法继位说”立了起来，很具说服力。

2000年，杨启樵又著《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认为康熙瞩望雍正继位，并让允禵为其辅佐，如此则康熙同时重视雍正、允禵二人并非矛盾之举。

此外，史松、李宪庆、白新良等人也持雍正合法继位说。史松发表《康熙朝皇位继承竞争和雍正继位》一文，认为康熙派允禵出征是一步妙棋，有利于分割允禩党人的势力，不令允禵在京捣乱，从而将帝位顺利地传给雍正。林铁钧、史松主编的《清史编年·康熙朝》中，也采雍正合法继位的说法，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的记载中称：

康熙帝病危，命速召胤禛于斋所，以镇国公吴尔占代行南郊祀典。

本日寅科，帝召皇三子诚亲王胤祉、皇七子淳郡王胤祜、皇八子贝勒胤禩、皇九子贝子胤禟、皇十子敦郡王胤、皇十二子贝子胤祹、皇十三子胤祥、理藩院尚书隆科多等至榻前，谕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皇四子胤禛闻召赶到，巳刻进宫。帝告以病势日臻之故。是日胤禛三次进见问安，帝仍以为君不易之道，平治天下之要加以训诫。并解其头项所挂念珠授胤禛曰：“此乃顺治皇帝临终时赠朕之物，今我赠尔，有意存焉，尔其知之。”又曰：“废太子、皇长子性行不顺，依前拘囚，丰其衣食，以终其身。废太子第二子朕所钟爱，其特封为亲王。”朝鲜国在京使者闻知感叹曰：“康熙临终处事，可谓善矣。”

除“篡位说”与“合法继位说”之外，史学界还有雍正自立的观点，但影响不大。

另外，还想提到两个人，他们虽然不是史学界的人，但他们的观点却是不能不受重视的。第一个人就是本文开头所提的外国传教士马国贤，康熙临终前，他正住在畅春园附近，他的回忆录中还有这样的文字：

我终于听到一些步行的人说：康熙皇帝死了。我随后就被告知，御医们断定皇帝不治后，陛下指定了第四子胤禛为继承人。胤禛即可继位，人人都服从了他。新皇帝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装殓好他父亲的遗体。在当天晚上，由他自己骑着马，还有他的兄弟、孩子和皇亲国戚们随从着，更还有无数手持利剑的士兵们与他们一起，护送灵柩回到北京的宫里。次日凌晨，我和安吉洛神父及希普一起收拾行李，其目的是回北京城去，以表示我们对康熙逝世的哀悼。（《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

另一个人是清朝末代皇弟溥杰，他在自传中讲述了小时候与溥仪在宫中发现一“奇异的红纸包”的故事：

有一天，我们来到养心殿西厢佛殿内，忽然发现在佛龛的里面放着一个红纸包，只见纸包上面写道：“谁要打开看了，谁就不是我的子孙。”我们知道这是从前的乾隆皇帝祖先留下的字迹，尽管这是告诫我们不要拿出来看，但还是敌不过我们的好奇心情。我俩就一齐跪在地上向佛龛叩了三个头之后，才战战兢兢地打开了这个红纸包。原来正是乾隆皇帝的亲笔遗诏。原因是因为当初雍正皇帝在世时为了争夺帝位，曾经残杀过自己的兄弟。乾隆则是为了替雍正遮掩过去的一切，于是就写就了替父亲（雍正）忏悔的字样，并把它放在佛龛里。这是一种从心里向神佛祈祷说的话，并不希望别人知道。又谁知道在经历120年之后，却让我哥儿俩发现了这个秘密。后来我曾谈起这桩事情，于是就流传出种种画蛇添足的流言蜚语来。例如康熙曾有“传位于四子”的遗诏之类的话，实际上不过是人们对雍正登基一事有怀疑而牵强附会编造出来的谎言。说康熙原想把王位传给十四子，是四子胤禛篡改成“于四子”登了基。请想一想“传位”这样的大事怎能不用满文来写诏书呢？而把“十四子”改成“四子”一事，不问而知这是人们编造的故事。我和溥仪发现龛内的红纸包，就可以明白看出是由于乾隆怀着替父赎罪的心情才来写的，并写上了“子孙不得打开”的字样。（《溥杰自传》）

由上可见，马国贤与溥杰均为“雍正合法继位说”的支持者。

雍正是否合法继位，决定于康熙的遗嘱。如果有真正的康熙遗嘱的原件存世，是不是真相就会一目了然，就不需要再辩论了？

说实在的，康熙在世时还真有完整的遗嘱留世，而且对这一份遗嘱，任何人都没有异议。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康熙帝于乾清宫暖阁召集诸皇子、满汉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发布一道长篇谕旨，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总结，并在结尾留下“若有遗诏，无非此言”的话语，称得上他本人提前留下的遗嘱。里面涉及储君的主要内容如下：

人之有生必有死，如朱子之言，“天地循环之理，如昼如夜”；孔子云，“居易以俟命”，皆圣贤之大道，何足惧乎？近日多病，心神恍惚，身体疲惫，动转非人扶掖步履难行。当年立心以天下为己任，许死而后已之志，今朕躬抱病，怔忡健忘，故深惧颠倒是非，万几错乱。心为天下尽其血，神为四海散其形，既神不守舍，心失怡养，目不辨远近，耳不分是非，食少事多，岂能久存。况承平日久，人心懈怠，福尽祸至，泰去否来，元首丛脞而股肱惰。至于万事隳坏而后，必然招天灾人害杂然并至，虽心有余而精神不逮，悔过无及，振作不起，呻吟床榻，死不暝目，岂不痛恨于未死。昔梁武帝亦创业英雄，后至耄年为侯景所逼，遂有台城之祸。隋文帝亦开创之主，不能预知其子炀帝之恶，卒致不克令终。又如丹毒自杀，服食吞饼，宋祖之遥见烛影之类，种种所载疑案，岂非前辙？皆由辨之不早，而且无益于国计民生。汉高祖传遗命于吕后，唐太宗定储位于长孙无忌，朕每览此，深为耻之。或有小人，希图仓促之际废立可以自专，推戴一人以期后福，朕一息尚存，岂肯容此辈乎！

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八龄践祚，迄今五十七年，从不许人言祯符瑞应。如史册所载景星庆云、麟凤芝草之贺，及焚珠玉于殿前，天书降于承天，此皆虚文，朕所不敢。唯日用平常，以实心行实政而已。

今臣邻奏请立储分理，此乃虑朕有卒然之变身。死生常理，朕所不讳，唯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十年以来，朕将所行之事，所存之心，俱书写封固，仍未告竣。立储大事，朕岂忘耶？天下神器至重，倘得释此负荷，优游安适，无一事婴心，便可望加增年岁，诸臣受朕深恩，何道俾朕得此息肩之日也。

此谕已备十年，若有遗诏，无非此言，披肝露胆，罄尽五内，朕言不再。

由上所见，这份遗嘱虽然真实性毋庸置疑，而且也透露了康熙皇帝的心声，但却没有明确地指明皇位继承人。所以，此遗嘱虽可作重要参考，但却无法成为雍正合法继位的证据。

另有一份遗嘱是康熙的临终遗嘱，里面明确地指出了继承人。此满汉合璧康熙遗诏，现有两份，分别珍藏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内。其汉文内容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敬天法祖之实，在柔远迩，休养苍生，共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保邦于未危，致治于未乱，夙夜孜孜，寤寐不遑，为久远之国计庶乎近之。今朕年届七旬，在位六十一年，实赖天地宗社之默佑，非朕凉德之致也。历观史册，自黄帝甲子迄今，四千三百五十余年，共三百一帝，如朕在位之久者甚少。朕临御至二十年时，不敢逆料三十年；三十年时，不敢逆料至四十年。今已六十一年矣。

《尚书·洪范》所载：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五福以考终命列于第五者，诚以其难得故也。今朕年已登耆，富有四海，子孙百五十余人，天下安乐，朕之富亦云厚矣。即或有不虞心亦泰然。念自御极以来，虽不敢自谓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上拟三代明圣之主而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孜孜汲汲，小心敬谨，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子所能该（概）括耶。

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史论概以为酒色所致。此书生好为讥评，虽纯全尽美之君亦必抉摘瑕疵。朕今为前代帝王剖白言之，盖由天下事繁，不胜劳惫之所致也。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能如此耳。若帝王仔肩甚重，无可旁诿。岂臣下所可比拟。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政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之日。如舜虽称无为而治，然身殁于苍梧；禹乘四载，胼手胝足，终于会稽。似此皆勤劳政事，巡行周历，不遑宁处，岂可谓之崇尚无为清静自持乎？《易》遁卦六爻未尝言及人主之事，可见人主原无宴息之地可以退藏，鞠躬尽瘁，诚谓此也。

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无取天下之心，尝兵及京城，诸大臣咸云当取，太宗皇帝曰：“明与我国素非和好，今欲取之甚易，但念系中国之主，不忍取也。”后流贼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自缢，臣民相率来迎，乃剪灭闯贼，入承大统。稽查典礼，安葬崇祯。昔汉高祖系泗上亭长，明太祖一皇觉寺僧，项羽起兵攻秦而天下卒归于汉，元末陈友谅等蜂起而天下卒归明。我朝承席先烈，应天顺人，抚有区宇，以此见乱臣贼子无非为真主驱除也。凡帝王自有天命，应享寿考者不能使之不享寿考；应享太平者不能使之不享太平。朕自幼读书，于古今道理，粗能通晓，又年盛时能弯十五力弓，发十三把箭，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优为，然平生未尝妄杀一人。平定三藩，扫清漠北，皆出一心运筹，户部帑金非身分之一。昔梁武帝亦创业英雄，后至耄年为侯景所逼，遂有台城之祸。隋文帝亦开创之主，不能预知其子炀帝之恶，卒致不克令终。皆由辨之不早也。朕之子孙，百有余人，朕年已七十，诸王大臣官员军民以及蒙古人等，无不爱惜朕年迈之人，今虽以寿终，我亦愉悦至。

太祖皇帝之于礼亲王饶余之子孙，现今俱安全，朕身后，尔等若能协心保全，朕亦欣然安逝。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这份由雍正、隆科多公开的临终遗嘱，主要内容与康熙生前自己公布的内容一致，而新增内容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传位于皇四子。

按理说，有这一铁证如山的证据，雍正是否合法继位的争论应该停止了。而事实却不然，有学者马上提出异议，认为：一、无论北京还是台北所珍藏的康熙遗嘱，都是汉文部分清楚，而满文部分则有很多字迹被毁的地方，而且满文遗嘱中，都是恰恰在“传位于皇四子”的最重要部分缺少了文字，这显然不是保管不当所致，而是雍正所为，有意隐藏真相。二、雍正自己亲口说过，康熙是“仓促之际一言而定大计”的，那么，何来这一长篇遗诏，显然这一遗诏是雍正及其手下捏造的。

这些异议不能不让我们再作思考。就第一点雍正故意毁坏满文遗嘱这种说法，笔者认为，将满汉合在一起颁发，却故意毁掉满文部分的文字，这怎么可能呢？当时的人不可能颁发一个残缺的遗诏。而退一步讲，如果真是雍正作弊，那么，他既然可以篡改汉文遗诏，篡改满文遗诏又有何难？何必留这么一份容易引人怀疑的文件呢？这一怀疑显然是不必要的。

第二点异议却是有些道理的，康熙临终前不可能自己写那么长的遗诏，古代许多帝王的临终遗嘱都是由他人代写的。那么，康熙的临终遗诏理应也由他人代写，而且根据“仓促之际一言而定大计”的事实，康熙这一遗嘱不仅有隆科多、张廷玉的参与，而且可能是由雍正过目的，因为当时雍正已经当了皇帝。但即便如此，我们只能说雍正参与了康熙临终遗嘱的定稿，却还不能说雍正篡改了遗嘱。还有更大的可能性，是雍正即位时必须拿出康熙的书面遗嘱，他就必须按照康熙的意思让大臣书写一份新的遗嘱。

只是这样一来，这两份最具权威的康熙遗嘱，也有了真假的问题。虽然可以确定为雍正所颁发，却无法完全证明这一定是康熙本人的意思。

要想弄清楚康熙临终遗嘱的真正内容，特别是里面提到的传位问题，尚须纵深的研究。

迄今为止，已不知有多少学者就康熙遗嘱、雍正继位之谜发表文章，提出自己的观点。人们各持己见，争得不亦乐乎。这当然是热闹而有趣的，但有时也不免让人产生疑问，就此问题进行如此长的争论，有必要吗？

这显然不只是满足一般大众的猎奇心理，还有其他因素在内。

孟森先生是以一个史学家对历史研究的严肃态度为出发点来研究这一疑案的。他的主旨是提高学术研究的真实性和严肃性，认为：“凡作小说，劈空结撰可也，倒乱史事，殊伤道德。即或比附史事，加以色泽，或并穿插其间，世间亦自有此一体。然不应将无作有，以流言掩实事。止可以其事本属离奇，而用文笔加甚之，不可节外生枝，纯用指鹿为马方法，对历史上肆无忌惮，毁记载之信用。事关公德，不可不辨也。”（《清初三大疑案》）

王钟翰先生也曾明确地提到对雍正篡位问题研究的意义，他认为需要从清朝统治的情况与清史学科的发展说起。其一，“雍正在清朝统治中承上启下的地位，是不能为治史者所忽视的”；其二，“康熙从汉制立太子，后来再立再废，父子兄弟之间视同敌国，夺嫡之争最烈，关系爱新觉罗一家之兴衰者甚大。这一点，不能不增加人们对雍正继位一事的兴趣”；其三，“皇位承继，本为统治者一家一姓之私事，但雍正继位，又引起政局的极大变化。雍正一朝用人行政，莫不与此有关。若不对雍正继位真相揭明，则对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纷争、皇权与八旗势力的消长，皆不易理清脉络。不仅如此，满族入主中原，在清朝初年实行严酷的民族征服镇压政策，曾激起汉族人民的激烈反抗。康熙中叶以降，民族矛盾趋于缓和，但民族隔阂、对立依然存在。雍正即位后迫害宗室兄弟及朝臣，使世人对其皇位的合法性更增加怀疑，于是有曾静借此案策划反清复明的活动。曾静被捕后，雍正则欲利用其为反面教材，亲撰《大义觉迷录》一书，对不利于己的种种传闻逐条辩驳，令天下广为宣谕，于是本属宫闱隐秘的内幕从此大白于天下。又因《大义觉迷录》所云与《实录》、上谕等官方记载相戾之处甚多，使人疑窦丛生。所以，雍正非但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不利于其统治的稳固。因此，雍正继位问题又与清代的民族矛盾发生联系，雍正、乾隆两朝民族统治政策的变化也与之相关”（《清心集》）。以上三点，当然对雍正继位研究赋予更深的含义。

冯尔康先生提出自己的研究心得，他说：“写作争论纷呈的历史疑案，应有端正的、严肃的态度，忌讳先入为主的研究方法，对历史人物，忌带感情色彩，如若首先对某个角色有了好感，感情偏向于他，就寻觅、使用对他有利的材料和说法，而对于他不利的事情，就弃置一旁。似此做法，为我所鄙视，自然为我所不取，并时在惕励焉。我在研讨雍正继位问题之先，并无倾向性，只是阅览了大量文献资料和档案资料之后，采取了合法继位说。我的史学研究，是在实证史学观念影响下进行的，因之对所有的史料，不论对我的论点有利与否，均须作出说明，更不是有利者就取用，如康熙喜爱乾隆而传位雍正的材料，我虽然也作出分析，但不同意这种说法。对雍正篡改史料的行为，历来持批判态度，并不因为说他合法继位、是杰出帝王而不去揭露抨击他的过失。我想尽量避免感情色彩，但是能否完全做到，就不敢自信了。”（《雍正继位新探》）这样，就把如何更好地研究历史的方法融入到对雍正继位这一疑案当中。

以上所引，只是三个代表。其实，之所以对清初这一疑案做长期研究与争论，其意义不仅仅是增加历史知识，增强对历史文化的兴趣，而且还可以从中找到历史研究的一些门径，甚至摸索出新的研究方法，从而独立思考，增强个人的素质。

当然，对这一千古之谜的研究，不一定非得板着面孔，我们也可以用一种对游戏规则的探索方法去找寻历史答案。

就我所观，探究康熙遗嘱真相的方法不外乎以下几种：

第一种，诚如冯尔康先生所言，不是先入为主得出结论，而是通过大量资料的积累和对比，由此寻出真相。这种方法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根据掌握资料的多少、推理分析的能力，得出结论的水平也会有高下之分。

第二种，因为有很多人对此疑案发表见解，那么，可以专找几个有影响的说法，并从这些说法中找漏洞，引发自己的疑问，与此同时，自己也要查找资料，进行推理。如果别人的漏洞最终被自己所攻倒，那么你的答案也就出现了，那就是你所得到的历史真相。

第三种，你也可以先入为主。就像辩论比赛中先选取正反一方一样。选择一个方向后，你就要为自己寻找证据，并以此辩倒与你不同的观点。在辩论的时候，你自己还要当裁判，客观地审视自己的论据更有说服力还是对方更有说服力。如果你无法说服对方，你就该好好考虑自己是否可以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辩倒对方，如从心理学等新的角度，如果还是不能，你就该怀疑自己所持的观点了。

如果以上三种方法做好了，你也就掌握了大量的史料。不仅是康熙遗嘱本身的资料，还有与之相关的横向纵向的资料。你也了解到别的论述者所持的态度和所论述的角度了。或许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一种别人从未用过的新的角度来予以论述。

现在说说笔者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康熙遗嘱是真实的，雍正是合法继位的。

先就事论事，现在还没有人能拿出比北京与台北所珍藏的康熙遗嘱更权威的证据。

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假设自己就在其中。如果几个皇子在康熙生前就因为储君之位而达到你死我活的地步，那么，倘若康熙没有指定事先并不被看好的雍正当接班人，雍正会通过不流血的方式登上皇位吗？答案是不可能。

再进一步，因为康熙遗嘱是以满汉两种文字书写，那么，雍正朝所流传的将“十四子”改为“于四子”的说法无论如何也站不住脚。而即便雍正自白书与他的其他言论中有自相矛盾不统一的地方，却都不能成为雍正篡改遗嘱的直接论据。

再纵深一些，我想对雍正篡位说中的最主要的论点进行辩驳。关于康熙的接班人，无论在当时还是日后的讨论研究中，其他皇子都没有份。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四皇子与十四皇子之间。那么，如果十四皇子允禵根本就不可能成为接班人，是不是雍正就是合法继位的呢？

我来论述允禵不可能成为接班人的原因：

一、许多人认为康熙以隆重的待遇让允禵出任大将军，这便是有意让他立军功后做自己的接班人。这种观点在康熙五十七年允禵初任大将军时是可能实现的。当时允禵代父亲征，其规格之高无与伦比，所以也使他的同党允禩、允禟等人感到无比兴奋。允禟多次到允禵家，嘱其早成大功，得立为皇太子，还送银两供允禵使用。允禟甚至忘乎所以地对亲信秦道然说：“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的很重，将来这皇太子一定是他。十四爷若得立为皇太子，必然听我几分话。”由此可以透露出，允禵当时确实很有希望。但这种好的苗头到康熙六十一年已有改变，先不说别人，即便他最好的同党允禟也说：“皇父明是不要十四阿哥成功，恐怕成功后难于安顿他。”这话从允禟嘴里说出，是很有分量证明允禵无法成为接班人的。

二、八皇子允禩曾广结党羽，谋皇太子之位，康熙的激烈反应表明其对结党的极端厌恶。康熙愤怒地斥责群臣：“今马齐、佟国维与允禩为党，倡言欲立允禩为皇太子殊属可恨。朕于此不胜忿恚！况允禩为缧绁罪人，其母又系贱族。今尔诸臣乃扶同偏徇，保奏允禩为皇太子，不知何意？岂以允禩庸劣无有知识，倘得立彼，则在尔等掌握中，可以多方簸弄乎？如此，则立皇太子之事皆由于尔诸臣，不由朕也！且果立允禩，则允禔必将大肆其志，而不知作何行事矣。”这种态度表明，作为皇帝，康熙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因结党而成为皇帝的结果。因为如果那样，新皇帝就会受制于原先拥立他的党羽，从而对大清江山不利。而允禵偏偏对此毫无察觉，不仅因保护允禩而对康熙有过不敬的行为，而且在此后仍然热中于结党。他本人虽有不敬而被他的父亲原谅，但康熙绝对不可能无视他与允禩、允禟的结党行为。单凭这一点，允禵就很难成为皇权的接班人。

三、康熙在两次斥责允禩时，都曾提到允禩的身份，认为他以贝勒身份就想谋取太子之位，实为非分之想。从中可以看出，康熙对等级名分是非常重视的。允禵虽被封为大将军，暂时有大将军王的名分，但康熙并没有真正晋封其王爵。允禵仍然是一个贝勒，连郡王都不是，更比不上比郡王高一级的亲王。所以他与被封为雍亲王的胤禛还差两个级别，根本就不能与胤禛一比高低。

四、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康熙皇帝已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所以发了一道“若有遗诏，无非此言”的长篇谕旨。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有意让允禵接替自己，岂能不让其回京。皇帝及其接班人应处于总指挥官的位置，这是常人都熟知的道理，康熙岂能不知。而允禵远在边疆，康熙根本就不给他继位的机会。

如上所述，允禵无法成为康熙皇位的接班人。在这一只有两个选择项目的单项选择题中，雍正理所当然成为唯一的选项。

现在，我想从康熙、雍正两个角度来审视康熙遗嘱形成的过程。

康熙作为清朝优秀的帝王，他所考虑最多的还是整个王朝的根本利益。在传位问题上，他也一定会以此为根本原则。相信这一中心点的设想不会有人反对吧。

康熙传位的另外两项基本原则应为：一、接班人有处理好国家大事的能力；二、接班人要有成为贤君的素质，应敬天法祖，不违背本朝以仁孝为本的治国理念，也不会因参与党争而在日后受制于有恩于他的臣子。

围绕这些传位原则以及事态的发展乃至康熙心理的变化，最终形成了康熙临终遗嘱的基本因素。而这些结果的形成，又与当事人胤禛的努力密不可分。

最初的时候，康熙一心将胤礽作为皇位接班人培养，并未考虑其他皇子。但在第一次废胤礽太子位之后，康熙的心理就有所变动，开始将目光投向其他皇子。

可以说，康熙是一个好父亲，他对儿子们都进行了很好的培养，使他们均具备突出的文武之才。胤禛生母乌雅氏，生胤禛时只是一个普通的宫女，“母以子贵”，第二年被册封为德嫔，很快又晋封为德妃。胤禛出生后，按清初皇子由皇室家奴或交生母以外的妃嫔代为养育之规定，他本人并非由生母抚养长大，而是由一等公佟国维之女贵妃佟佳氏抚育。佟佳氏与康熙感情颇深，日常起居总在一起，胤禛也因此近水楼台先得月，很自然地得到康熙更多的亲近。所以，康熙自己也说，别的皇子都是别人带大的，而胤禛却是自己抚养成人的，其宠爱非比寻常。反过来，胤禛也有更多的机会熟悉康熙的心思和性情，有利于他日后的发展。不知出于何种缘故，胤禛与养母及其娘家的关系颇为亲近，与自己的生母却有点疏远。

随着胤禛年龄的增长，康熙有意识地让他经历一些事情，以便他增长阅历，提高能力。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康熙皇帝巡视畿甸，命胤禛随行。重修阙里孔庙落成，康熙命皇三子胤祉前往祭奠，胤禛同行。

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亲征噶尔丹，诸皇子从征。康熙令胤禛掌正红旗大营。同年，胤禛前往暂安奉殿行礼。

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授胤禛贝勒爵位。次年，康熙为诸皇子建府，胤禛府邸也在其中，即日后的雍和宫。

四十一年（1702年），康熙带胤礽、胤禛、胤祥去五台山拜佛。过龙泉关时，胤禛诗兴大发，作《恭谒五台过龙泉关偶题》云：

隔断红尘另一天，慈云常护此山巅。

雄关不阻骖鸾客，胜地偏多应迹贤。

兵象销时崇佛像，烽烟靖始颺炉烟。

治平功效无生力，赢得村翁自在眠。

浏览五台山胜景后，众人返京。途径正定时，视察永定河堤。此时的胤禛，对佛教已产生浓厚的兴趣。

四十二年（1702年）、四十三年（1703年），康熙带领胤礽、胤禛、胤祥两次南巡，视察地方民情。途中，康熙曾与诸大臣及皇子谈论书法。胤禛即兴书写对联，并临帖父皇康熙的字体，达到形神兼备的效果。康熙很是高兴。路经镇江时，胤禛随康熙登金山江天寺。其时正值阴天，天地昏黑，不一会还下起雨来。但康熙、胤禛游兴方浓，乃冒雨登山。在寺中，康熙特书写“动静万古”的匾额。胤禛则于夜深之际，一个人徘徊在游廊之下，触景生情，得诗一首：

夜慕金山寺，今方识化城。

雨昏春嶂合，石激晚潮鸣。

不辨江天色，惟闻钟磐声。

因知羁旅境，触景易生情。

两次南巡，视察了德州、济南、泰安、淮安、扬州、镇江、嘉兴、杭州、江宁、沛县、平州、东昌等许多地方，还特地考察了黄淮工程，使胤禛长了很多见识，也了解到一些民间疾苦。

接着，康熙又让胤禛参加了不少重要的祭祀、拜谒祖陵等活动。

在此期间，胤礽与胤禔之间的夺权斗争已越来越激烈。某些皇子如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等人也跃跃欲试，暗结党羽。胤禛尚没有觊觎储君位，也不愿意参加任何党派，只是不动声色地静观时局的变化。

然而，太子胤礽第一次被废后发生的一件事，使胤禛必须做出表态。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木兰事件”发生，康熙囚禁了胤礽，让胤禔负责监禁。等返回京城后，康熙怕胤禔暗害胤礽，于是特命胤禛与胤禔一起看守。几天后，康熙便要宣布废除太子的告天文书，宣布之前，他命胤禔将文书带到胤礽面前，让他观看，希望他有悔改之意。孰料胤礽竟赌气地说：“我的太子位是父皇给的，父皇要废就废，何必告天！”胤禔马上就此话转奏康熙。康熙一听大怒，说：“就当我没有这个儿子。以后他有什么话，都不必告我。”胤禔暗自高兴，返回后便幸灾乐祸地宣告了这项谕旨。胤礽沉默良久，对胤禔、胤禛说道：“父皇若说我别样的不是，事事都有。只弑逆的事，我实无此心，须代我奏明。”胤禔不肯答应，以不能违抗谕旨为理由，严词拒绝。

站在旁边的胤禛却开始盘算起来。笔者不妨试着解读一下他当时的心理，他可能会这样想：

“父皇刚才所下的谕旨或许是一时的气话。二阿哥毕竟当了多年的太子，曾经最受父皇的宠爱。父皇既然要废太子，为什么还特地在宣布告天文书前让他观看？而且，父皇在废太子一事上大伤脑筋，身患重病，可见伤心之至，由此也可看出父皇对二阿哥的感情很深。

“倘若二阿哥就此失势，那么，取而代之者极有可能是胤禔或者胤禩，胤禔、胤禩、胤禟这些人都是一窝子的，一人得势，其他几位也跟着上去。那时候，我的立足之地在哪里？充其量当一个小角色。

“既如此，倒不如维持胤礽当太子的原状。毕竟我跟胤礽、胤祥亲近。尤其是胤祥，既是我的好兄弟，也跟胤礽关系最近。更何况，我受父皇之命与大阿哥一起看守胤礽，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理当据实告知父皇。”

最后，胤禛决定，在这个节骨眼上，自己不能再打马虎眼了。于是对胤禔说：“此事关系重大，我们是不是应该告诉父皇？”

胤禔没想到这位平日里并不怎么起眼的四弟竟会跟他作对，横了胤禛一眼，说：“你敢不听圣旨吗？我说不奏就不奏！”

胤禛打定主意便丝毫不退让了，仍然不软不硬却十分坚定地说：“你不奏，我就奏！”

胤禔这才感受到胤禛的厉害，计较得失后，勉强答应上奏。

康熙听到这个消息，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他赞许地看看胤禛，说：“这件事你们做对了！”

过了一段时间，康熙将胤礽释放时，特地下发谕旨，当着群臣的面夸奖胤禛：“朕之诸子多令人视养。大阿哥养于内务府总管噶录处。三阿哥养于内大臣绰尔济处。惟四阿哥朕亲抚育，幼年时微觉喜怒不定，至其能体朕意，爱朕之心殷勤恳切，可谓诚孝。”

这些话自然是很受听的，但胤禛却十分谨慎，他惟恐父皇的话语中有任何不利于自己的地方，所以奏请：“顷者复降褒纶，实切感愧。至于喜怒不定一语，此十余年以来省改微诚。今年逾三十，居心行事大概已定。‘喜怒不定’四字关系臣之生平，恳将谕旨内此四字恩免记载。”康熙自然应许。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胤禛最看重的是康熙对他的看法，他在政治上也已经很老成了。

此时的胤禛，在政治上持谨慎态度。他虽然保护了胤礽，却并不想让人们把他视为太子党。胤礽释放后，康熙心病解除，病也渐渐痊愈，对胤禛的表现非常高兴，又一次命内侍梁九功等传谕诸皇子及王公大臣等：“前拘禁胤礽时，并无一人为之陈奏，惟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在朕前为胤礽保奏，似此居心行事，洵为伟人。”康熙对皇子们最高的夸奖莫过于此了，但胤禛没有丝毫得意，而是立即上奏：“儿臣只是奉父皇谕旨行事，谓臣屡为废皇太子胤礽保奏，臣实无其事，皇父褒嘉之旨，臣不敢仰承。”明确表明自己并非太子党。这一举动既获得康熙的赞许，同时又避免成为胤禩集团的对立面，可谓一举双得。

可以看出，胤禛在羽翼未丰之时，将自己深深地藏起来。偶尔一露锋芒，也是不得已为之，尔后马上收敛起来。他的心机应该说是相当深的，他对康熙的心理也是琢磨得最到位的。

胤禛是擅长抓住问题的关键所在的。他最看重与父皇的关系。第一次废太子后，康熙羞愧气愤，患上重病。诸皇子、大臣偶有问安的，也是过过形式，不敢过问皇帝的健康。惟独胤禛、胤祉二人不避嫌疑，频频问安，劝请父亲就医。胤禛跪在康熙面前，言辞恳切地说：“皇父圣容如此清减，不令医人诊视，进用药饵，徒自勉强耽延，万国何所依赖？臣等虽不知医理，愿冒死择医，令其日加调治。”面对二位皇子的殷殷亲情，康熙很受感动，欣然接受他们的建议。此后，胤禛时常随侍左右，奉汤送药，使康熙备感欣慰，夸四阿哥“爱朕之心，殷勤恳切，可谓至诚”。

在维系兄弟间的关系上，胤禛尽量不偏不倚。他既与胤礽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又与胤禩党人保持一定的联系。例如，废太子时，胤禛知道胤禵、胤禟等私藏毒药，假如胤禩遭遇不测，他们将同归于尽。胤禛也尽量低调做人。他刚被封为贝勒时，胤禟、胤祹、胤禵等被封为低一级别的贝子。胤禛主动奏请降低自己的世爵，以便使自己与诸兄弟地位相当。此举自然也会得到来自皇帝与皇子两方面的好感。当然，不能说胤禩等人对胤禛毫无防备。自胤禛维护胤礽之后，胤禩等人明显加强了戒备。于是，胤禛自然而然地被卷入复杂的斗争当中。特别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胤礽再次被废太子位之后，皇子间争夺储君的斗争更趋白热化，兄弟之间甚至呈现你死我活的状态。在这种形势下，胤禛开始下决心问鼎皇位。他表面上广与僧讷侠客交往，建造寺庙，并经常参加一些吟诗活动，将自己装扮成“天下第一闲人”，到处宣传恬淡出世的思想。而实际上，在这种与世无争的表面现象掩饰下，胤禛开始积极培植并壮大自己的队伍。他的亲信戴铎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为其筹划：

主子有尧舜之德，奴才受格外之知。当此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奴才虽一言而死，亦可少报知遇于万一也。谨具奴才之见，为我主子陈之：

皇上有天纵之资，诚为不世出之主；诸王当未定之日，各有不并立之心。论者谓：处庸众之父子易，处英明之父子难；处孤寡之手足易，处众多之手足难。何也？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此其所以为难。处众多之手足也，此有好竽，彼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此其所以为难。而不知孝以事之，诚以格之，和以结之，忍以容之，而父子兄弟之间，不相得者。我主子天性仁孝，皇上前毫无所疵，其诸王阿哥之中，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昔者东宫未事之秋，侧目者有云：“此人为君，皇族无噍类矣！”此虽草野之谚，未必不受此二语之大害也。奈何以一时之小忿而忘其终身之大害乎？

至于左右近御之人，俱求主子破格优礼也。一言之誉，未必得福之速，一言之谗，即可伏祸之根。主子敬老尊贤，声名实所久著，更求刻意留心，逢人加意。素为皇上之亲信者，不必论；即汉官宦侍之流，主子似应于见面之际，俱加温语数句，奖言数言。在主子不用金帛之赐，而彼已感激无地矣。贤声日久日盛，日盛日彰，臣民之公论谁得而逾之。

至于各部各处之闲事，似不必多于与闻也。

本门之人，受主子隆恩相待，自难报答，寻事出力者甚多。兴言及此，奴才亦觉自愧。不知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有一益必有一损，受利受益者未必以为恩，受害受损者则以为怨矣。古人云：不贪子女玉帛，天下可翻掌而定。况主子以四海为家，岂在些须之利乎！

至于本门之人，岂无一二才智之士？但玉在椟中，珠沉海底，即有微长，何由表现。顷者奉主子金谕，许令本门人借银捐纳，仰见主子提拔人才之至意。恳求主子加意作养，终始栽培，于未知者时为亲试，于已知者恩上加恩，使本门人由微而显，由小而大，俾在外者为督抚提镇，在内者为阁部九卿，仰籍天颜，愈当奋勉，虽未必人人得效，而或得二三人才，未尝非东南之半臂也。

以上数条，万祈主子采纳。奴才身受深恩，日夜焚祝。我主子宿根深重，学问渊宏，何事不知，何事不彻，岂容奴才犬马之人刍荛之见。奴才今奉差往湖广，来往似需岁月。当此紧要之时，诚不容一刻放松也！否则稍为懈怠，倘高才捷足者先主子而得之。我主子之才智德学素俱，高人万倍，人之妒念一起，毒念即生，至势难中立之秋，悔无及矣。

（《文献丛编》第三辑《戴铎奏折》）

戴铎在文末不忘告诫胤禛，他只有勇往直前地争取储位，而断不能取“中立”态度，否则难免受害。此中利害，胤禛自然深悉。所以，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争夺储位上。夺储之事涉及到方方面面，而最重要的关节莫过于处理好与康熙、诸皇子、大臣、本门属下的关系。

胤禛善于从别人的得失中汲取经验。胤礽、胤禔、胤禩等明目张胆援结朋党，受到康熙的惩罚。这一教训时刻提醒胤禛，绝不能在父皇眼中落下结党的形象。因此，有人前来投靠他，他常常拒之门外。他与诸兄弟之间也保持不远不近的关系，杜绝了结党嫌疑。这样，便在康熙心中留下了不结党的好印象。当形势的变化迫使胤禛必须增强自己的实力时，他也开始结党了，但由于十分隐秘，所以不仅瞒过了康熙，而且瞒过了诸皇子，这不能不说是胤禛的高明之处。

胤禛从胤礽、胤禔的教训中，还深深地理解了康熙以“孝”为做人根本的心理。胤礽幼年受宠，而成年后两次被废，除结党外，最大的原因就是“不孝”所致。而胤禔失败的直接原因就是居心叵测，对弟弟不仁，对父亲不孝。鉴于这些教训，胤禛时时以孝心融洽父子亲情。尤其在康熙晚年，胤禛侍恭更勤，使康熙甚感欣慰。

胤禩给胤禛的启发是，不可以太张扬。胤禩颇有才能，能得到朝廷内外最多的支持。然而，这也正是他的失算之处。他的结党之事威胁到皇权，使英明的康熙皇帝都感到有点害怕，那么，胤禩势必为康熙厌恶。到后来，父子之间竟发展到绝情绝义的份上，恐怕是胤禩从来没想到的。既有如此教训，胤禛便处处小心，竭力使自己的一切行为均处在康熙的羽翼之下，偶有不称父皇心意者，立即纠正。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胤禩患重病。康熙秋狩后返京，途中命胤禛派人探望胤禩，这其实是康熙做个样子，不愿让别人非议他父子绝情的举措，但胤禛会错了意，还以为康熙关心胤禩，所以主动要求先回京看望。康熙很不高兴，下谕：“观此关切之意，亦似党庇胤禩，胤禩医药之事，即着四阿哥料理。”把胤禛当作与胤禩一党之人。康熙快要返回畅春园时，因胤禩卧病在畅春园路傍园内，降旨将胤禩移回京城家中，并令诸皇子议奏。康熙的这一行为明显是对胤禩的寡情，诸皇子也不敢说别的，都说应当，惟独胤禟愤怒地说：“八阿哥今如此病重，若移往家，万一不测，谁即承当。”激切地阻拦。康熙得知此事，说：“八阿哥病极沉重，不省人事，若欲移回，断不可推诿朕令其回家。”让诸皇子再议。诸皇子讨论后称：“八阿哥病虽未至于十分沉重，然已甚笃，现驻之处乃皇父经由之御路，所关非细，理应移回。”最后，还是让胤禩带病移回。康熙接着命贝子苏努等人去看望胤禩病情，并同胤禛一起延医调治。胤禛此时已揣摩到康熙的真正心理，及时表明自己不结党的心念，上奏道：“臣素不谙医药，今既送胤禩到家，臣无可料理之事。”并奏明康熙前日请看胤禩始末，表明并非党庇胤禩，康熙这才释然，下旨：“所奏知悉。”

胤禛行事非常小心，但绝不等于不显示才能。五阿哥胤祺、七阿哥胤祐均心性甚善之人，康熙也十分喜爱他们，但康熙绝不会将皇位传给他们。因为康熙那圣明之主，他的接班人必须是一个有相当才干，能治理好国家的栋梁之才。

胤禛受命处理过一些事情，从中展示了他的政治主张及不凡才干。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胤禛随从康熙检查永定河工程，发现质量问题，主张严厉处理。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顺治淑惠妃薨，康熙祭奠，发现祭器、祭品粗劣，命胤禛查办。胤禛很快找出应负责任的官员，如实上报。结果，工部尚书满笃、侍郎马进泰、内阁学士兼管光禄寺卿马良、内务府总管赫奕等人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月，康熙以通仓、京仓仓米发放中弊病严重，此事关系甚大，着令胤禛带领隆科多等人清查。胤禛认真查勘后，条理清晰地汇报了查勘情况，并建议严厉出纳制度，增建仓廒，厉行奖惩制度……

有一年，康熙责备鄂伦岱等结党，鄂伦岱以国戚自居，不知悔过，胤禛便说：“此等悖逆之人，何足屡烦圣怒，乱臣贼子，自有国法，若交与臣，便可即行诛戮。”由此可见，胤禛办事严格认真，主张以国法为重。

戴铎曾将胤禩与胤禛作比较，说：“八王柔懦无为，不及我四王爷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他虽然主要想夸赞胤禛，以此拉拢重臣，但其论点基本上是正确的。胤禩虽然广结党羽，但事事囿于保守，多主张维持现状。胤禛则不同，他的主张多针对弊病，提出具有创造性的主张，锐意改革。特别是执法严格，奖罚分明，与胤禩的做法针锋相对。而对于康熙皇帝来说，他最需要的是一个能继承并发扬他的事业的皇子，胤禛恰能荣此重任。

胤禛的生活作风也取得了康熙的认同。康熙一生不尚奢华，喜爱简洁，胤禛亦如此。康熙喜好书法绘画，胤禛也深精此道，且临摹父亲书法，能达到形神兼似。胤禛从小生于皇宫长于皇宫，深知康熙喜好，所以一言一行极力迎合，讨其欢心。

可以说，胤禛正一步步向储君位靠近，但越是靠近，他便越谨慎，行事越隐秘。对待诸兄弟，胤禛在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也会做出一些亲善的举动。例如，胤禩于五十三年获谴时，胤禛为其说项求情，向其买好。胤禵虽不大理会胤禛，胤禛却能做出一些亲兄长的姿态。

对待戴铎的密信，胤禛做如下批语：“语言虽则金石，与我分中无用。我若有此心，断不如此行履也。况亦大苦之事，避之不能，尚有希图之举乎？至于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全不在此。无祸无福，至终保任，故但为我放心。凡此等居心言语，切不可动，慎之，慎之！”

对待自己的亲信，胤禛尚且半真半假，况其他人乎！

到康熙晚年，胤禛给外人的印象仍然是一个富贵闲人，常出入于寺观之内，结交喇嘛、道士等人。岂不知，结交三教九流人物，也是争夺储位不可缺少的因素。这些人大可以用其在野而不被注意的位置，以高超的武功等“小道”途径为胤禛打探消息，创造条件。

胤禛不动声色地培植党羽，营造出自己的集团。戴铎起初在福建任知府，不久升为道员，康熙末年官至四川布政使。他的兄长戴锦，也由胤禛活动，出任河南开归道。沈廷正由笔帖式任兰州府同知；魏径国官至湖广总督；年希尧以布政使衔署理广东巡抚；博尔多举人出身，任内阁中书。十三阿哥胤祥虽被囚禁，但胤禛与他诗书互答，感情莫逆。马齐曾因谋立胤禩一事被康熙惩治，但不久再次起用，康熙五十五年复授武英殿大学士，备受康熙宠信。胤禛暗中与马齐取得默契，互通信息。在胤禛集团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是隆科多与年羹尧。

隆科多是胤禛养母佟佳氏的弟弟。佟佳氏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去世，临终前，康熙特意将佟佳氏册立为皇后，而佟佳氏最不放心的就是胤禛，特地把隆科多召到宫中，将年幼的胤禛秘密托付给他。当时隆科多不过是一名一等侍卫，而11岁的胤禛也没有觊觎储君的念头，隆科多服从佟国维等人支持胤禩。事败后，隆科多改变主意，不再介入党争，获得康熙信任。康熙五十五年（1711年），隆科多取代胤礽党人托合齐职位，出任步军统领，九年后兼任理藩院尚书。他与胤禛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等胤禛有夺储之意后，隆科多开始暗中相助，成为胤禛集团的主要成员。但此事非常隐秘，即便年羹尧也不知晓。

至于年羹尧，本是胤禛的门人，后因其妹嫁给胤禛，关系更加密不可分。年羹尧很有才干，再加上胤禛的引见，深得康熙的重视。康熙四十八年时，年羹尧出任川抚，等胤禵出任大将军王时，年羹尧则被任命为四川总督，紧紧地牵制着胤禵。胤禛对年羹尧进行着严密地控制，不允许其对自己有一点不忠。

如此我们可以看出，与胤禩集团相比，胤禛集团的规模固然要小得多，且因隐秘而不被外人重视，然而，胤禛集团却处处讲一个“实用”，在朝廷内外重要关节处把握着实权。相对于胤祉、胤禵，胤禛更注重武将。戴铎曾向胤禛提及两件事：一是胤祉礼贤有才之士杨道升；二是胤禵厚待文人程万策。他认为胤祉、胤禵如此笼络人心，必有企图，希望胤禛“刻刻留心”，不可有丝毫懈怠。而胤禛对此毫不在意，批道：“杨道升早在三府已有数年，此乃人人皆知。程万策之辈，我辈岂有把屁当香闻之理！”表现出他对程辈文人的不屑。

尽管胤禛处事隐秘，但他毕竟是四阿哥，又深受皇帝宠信，所以他必然会受到胤禩等人的注意乃至敌视。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康熙一度病势加重，社会上又传起欲立太子的言论，胤禩、胤禟等蠢蠢欲动，京中形势对胤禛十分不利。戴铎闻听消息，十万火急地发来密信，称：

奴才数年来受主子高厚之恩，惟有日夜焚祀，时为默祷，静听好音，不意都门颇有传言。奴才查台湾一处，远处海洋之外，另备一方，沃野千里。台湾道一缺，兼管兵马钱粮，若将奴才调补彼处，替主子屯聚训练，亦可为将来之退计。即奴才受主子国士之知，亦誓不再事其他人也。

戴铎以为，形势已危急到必须考虑退路的地步，从侧面反映出胤禛与胤禩等人存在着相当尖锐的矛盾。而胤禛并不像戴铎那么性急，在关键时刻他能沉下心来，把住船舵。他告诉戴铎：“你在京若如此做人，我断不如此待你也。你若如此存心，不有非灾，必遭天谴。我劝你好好做你的道罢！”

官场人物多精于下棋，弈棋高手多擅长借势取巧，化不利为有利。胤禛即是如此。

当胤禩等人注意到胤禛的威胁时，胤禛并没有与他们正面交锋，而是巧借一子，卸其锋芒。此一子非他人，正是三阿哥胤祉。

胤禩等之所以注意到胤禛，是因为胤禛有成为嗣君的可能。这个可能性起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胤禛在诸皇子中排行老四，算是较为年长的皇子。康熙与众人对这一点看得很重。当年胤禔看到胤礽被废后，便产生“立嫡不成当立长”的想法，是有其基础的。其二，除已拘禁的大阿哥、二阿哥外，皇子中有亲王身份的，只有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胤祺心地善良但处事能力不强，这是有目共睹的，不足以引起胤禩等人嫉妒。如此一来，所剩者只有胤祉与胤禛了。

胤禛正是看清了上述两点，所以他宁愿缩在后面，让胤祉做他的挡箭牌。我们不妨查一查当时的大事记，会发现：每有要事，胤禛总是与胤祉在一起。即便向父皇请安，胤禛也喜欢拉上胤祉，仿佛他们已成了离不开的搭档。有时候，胤禛还要不动声色地奉承胤祉几句，胤祉便高兴得找不着北了。

胤禛表面是文人，但骨子里是一高明的政客，追求的是实际的效果。而胤祉虽然武功射击均很高超，但骨子里是个文人，喜欢玩点虚的。胤禛投胤祉所好，不吝惜口头的奉承，将胤祉玩弄于股掌之中而使其不能自知。在这样的状况下，胤禛越隐秘，胤祉就越张扬，乃至不知天高地厚地以储君自命。况且，第一次废太子时，胤祉揭发胤禔，这早已使他与胤禩集团成水火之势。胤祉活动越频繁，便越受到胤禩等人的嫉恨，而胤禛便越安全了。再加上胤礽仍有大量的支持者，胤禩集团也必须全力对付。基于上述种种因素，胤禛很快重新回到“被淡忘的角落”。在这个小角落中，胤禛还适时地抛出了他最厉害的棋子，即儿子弘历。

弘历即后来的乾隆皇帝，是胤禛最聪明的儿子。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弘历十二岁，诸皇子的争储斗争已到了冲刺阶段。在这关键时刻，胤禛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十分精心地设下一局，让已近暮年的康熙见到他的爱孙弘历。

当时胤禛正住在圆明园。在春天的一天，他见康熙心情不错，于是乘机面奏，称圆明园牡丹早开，非常艳丽，请父皇临幸观赏。康熙欣然同意，一起来到圆明园。在游兴正浓的时候，康熙随口吟了一句陆游的诗句：“吾国名花天下知，园林尽日敞朱扉。”他的话音刚落，有一童音随之响起：“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康熙十分奇怪，不知何时竟有孩童来到身边，而且胆敢随便开口，对了这么一句颇为恰当的诗句。于是，他便顺着声音往左侧一看，只见一位十二三岁的男孩正以十分欣悦的眼神看着他呢。康熙又惊又喜，扭头看看胤禛。胤禛赶紧介绍：“父皇恕罪，这正是您的孙儿弘历，少不更事，竟溜到这儿来了。弘历，还不快向爷爷请安。”弘历应声跪在地上，声音清脆地向康熙请安。康熙的儿子很多，孙儿辈更多，加上他日理万机，有些孙儿虽然见过，但单独相处的机会却是不多。这一次，弘历在这种轻松的氛围中被爷爷单独见了，祖孙间的亲情被强烈地勾发出来。康熙大喜，亲自将弘历扶起，上下打量着他，越看越觉得这个皇孙气宇不凡。接着，康熙问了弘历一些问题，弘历对答如流，谈吐安详凝重。康熙觉得比得到任何宝贝都高兴，喃喃地说：“是福过于予也。”就是认为弘历的福气比他都大。

等康熙回到畅春园后，令胤禛将弘历的生辰八字送来。胤禛喜不自胜，即刻送去。这份写着弘历生辰八字的单子现在仍保存在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内阁大库档案中，上面还附着康熙时人的批语。主要内容如下：

乾坤八字：辛卯（康熙五十年）

　丁酉（八月）

　庚午（十三日）

　丙子（子时）

批语：庚金生于仲秋，阳刃之格，金遇旺乡，重重带劫，用火为奇最美，时干透煞，乃为火炼秋金，铸作剑锋之器。格局清奇，生成富贵福禄天然。地支子、午、卯、酉，身居沐浴，最喜逢冲，又美伤官，驾煞反成大格。书云：子午酉卯成大格，文武经邦，为人聪秀，作事能为。运行乙未、甲午、癸巳身旺，泄制为奇，俱以为美。

五星日月分阶，四余独旺，身命居官，又为月上奎娄，加之妻临财地，嗣主入垣，真为七政纯粹，格局清奇。由此观之，名爵禄寿，子秀妻贤，天然分定，无不备焉。更美水辅阳光于田宅宫，又系昆主朝阳，定主椿萱具庆，雁行有序。

此命贵富天然，这是不用说。占得性情异常，聪明秀气出众，为人仁孝，学必文武精微。幼岁总见浮灾，并不妨碍。运交十六岁为之得运，该当身健，诸事遂心，志向更佳。命中看得妻星最贤最能，子息极多，寿元高厚。柱中四正成格祯祥，别的不用说。

看过弘历八字后，康熙对之更加重视。没过半个月，康熙再次临幸圆明园。返回时将弘历带回畅春园，赐居澹宁堂。夏初又将弘历带到皇宫里面，特指定贵妃佟佳氏及和妃瓜尔佳氏予以抚养。

康熙的皇子多养于外家，皇孙也是如此。弘历之前只有废太子胤礽之子弘皙养育宫中。弘皙聪明伶俐，颇受康熙喜爱。由于选择皇储是一件关系社稷的长远之事，因此康熙的注意力也会远及皇孙。故朝鲜使臣中有这样的说法：“皇长孙颇贤，难于废立云。”就是说，胤礽因为有弘皙这样的好儿子，还有可能被再次起用。可见，皇孙在争储斗争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

而今弘历入宫，立即使弘皙退居第二位。康熙常常召见弘历，祖孙二人非常投缘，使康熙顿觉人生多了许多乐趣。

夏秋两季，康熙狩猎塞外，又将弘历带上。祖孙二人几乎形影不离地在热河住了五个多月，建立了更加深厚的亲情。避暑山庄、木兰围场，因为有弘历在身边，康熙度过了晚年最快乐的时光。弘历大有祖父之风，也是文武双全。《啸亭杂录》中记载：

纯皇（指弘历）少时，天资凝重，六龄即能诵《爱莲说》。圣祖（指康熙）初见于藩邸牡丹台，喜曰：“此子福过于予。”乃命育诸禁廷，朝夕训迪，过于诸皇孙。尝扈从之木兰，圣祖枪中熊仆，命纯皇往射，欲初围即获熊之名耳。纯皇甫上马，熊复立起，圣祖复发枪殪之。归谕诸妃嫔曰：“ 此子诚有福，使伊至熊前而熊立起，更成何事体？”由是益加宠爱，而燕翼之贻谋因之而定也。

乾隆皇帝《裕陵圣德神功碑文》也记载：

（乾隆）年十二随世宗（雍正）初侍圣祖（康熙），宴于牡丹台，一见异之曰：是福过于予。厥后扈驾避暑山庄，及木兰行围，恭承恩眷，辞见圣制《纪恩堂记》，于是灼然有太王贻孙之鉴，而燕翼之志益定。

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康熙已将弘历认定为最合适的“第三代接班人”。而要使弘历成功，就无法绕开他的父亲胤禛。这样，胤禛因弘历的缘故，在康熙的心目中又加了很大的分量。

最后，我们综合一下前文中所有的信息，从康熙的角度分析一下这个继位人的历史题目。首先，胤禛继位最有利于整个王朝的长远发展。其次，胤禛最适合康熙的另外两项传位基本原则：第一，胤禛有能力接替康熙的位置。在康熙人生的最后时光中，他所指定的最重要的两项任务都是由胤禛牵头办理的。检查粮仓，关系着京城乃至整个王朝的经济基础。而代父祭天，在当时的时代，又是天命所归的象征。在康熙感觉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这两项事情的安排显然与往常不同，是有深意的。第二，在康熙眼中，胤禛是孝顺的，他与其他兄弟间并没有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起码在康熙在世时）。设若胤禩集团中的任意一人当上新皇帝，胤礽必然死无葬身之地，他的党羽也是如此。反过来，假如胤礽当上新皇帝，则胤禩集团将死得很惨。这种兄弟相残的局面是康熙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康熙深为担忧的。而如果胤禛上台，则在康熙认为，可以缓解兄弟间的矛盾，有利于王朝的平稳过渡。况且，胤禵是胤禛的亲弟弟，他们在康熙面前始终留下没有冲突的印象，按照此理，另外，胤禛若当上皇帝，胤禵应该是很好的帮手。胤禛还给康熙留下了不结党的印象，他若上台，也不会受制于臣子。将这些问题的关键处抓住了，康熙指定的继位人就必然是胤禛了，没有丝毫疑义。所以，胤禛争夺储君的行为虽然隐秘，但却是水到渠成地成为康熙心目中最合适的接班人。无论是康熙口头遗嘱还是书面遗嘱，都注定要指定胤禛为接班人。

赵尔巽主修：《清史稿》，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四辑，中华书局，1983年。林铁钧、史松主编：《清史编年·第三卷康熙朝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史松主编：《清史编年·第四卷雍正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张建安：《合棺之憾——雍正帝后妃传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